读《通鉴》记109：你的眼前并不是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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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谓荀彧曰：“关西诸将，外服内贰，张晟寇乱殽、渑，南通刘表，固等因之，将为深害。当今河东，天下之要地也，君为我举贤才以镇之。”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操乃以畿为河东太守。——《资治通鉴•卷六十四•汉纪五十六》

《资治通鉴》第六十四、六十五两卷，一共记载了建安六年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1年-208年）共八年间事。在这几年中，曹操先后平定了河北诸州及荆州刘琮，收罗了一大批人才。

对于仅仅熟悉《三国演义》的人来说，会感觉这些人都很陌生。因为《三国演义》毕竟以军事谋略为主，对于精于政事，或者长于治理的人才，是介绍比较少的。

因此，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其中的几个在此期间出场的人物，并借此来聊一聊军事征服和有效治理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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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河东太守杜畿。

此人在《三国演义》中并未出场，但在真实历史中却颇受曹操、曹丕的信赖。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河东当太守，实在是当得太好了。

我们在前文曾经说过，袁绍在身前将子侄们都派往了各州任刺史。在袁绍死后，袁尚占据了冀州，袁谭占据了青州，两兄弟打得不可开交。而袁绍的外甥、并州刺史高幹，则暂时投靠了曹操——对于这种投靠，曹操和高幹谁都没有当真。无非是两方都不想开战，所以找了一个和平相处的理由而已。

但是河东却不太平，这让曹操很头疼。

所谓河东，大约就是现在的山西南部。其在政治区划上属司隶校尉部，但在实际的地理位置中却有些尴尬，因为它和司隶的其他郡国隔着一条黄河，反倒是与并州刺史部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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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箭头所指处即为河东（图片来源于网络）

删图中箭头所指处即为河东（图片来源于网

曹操不想放弃这个地方。

一来是因为河东郡在黄河北岸，如果能控制住河东郡，曹军进出河北就会方便自如得多；二来是因为河东位于黄河之东，而过了黄河即是关中。如果河东郡在手，那么对关中的军阀将不失为一种震慑。

只是想法虽好，实现起来却有难度。河东的地方势力太大，而且暗中还和高幹勾结，随时都有脱离的危险。若在太平年间，曹操大可以派一支大军进驻，镇压叛乱。但此时曹操正在河北用兵，实在抽不出这么一支军队。

于是曹操便想派个人去解决河东的麻烦。看到这里，一定有人会说：小case，曹操手下不是人才辈出嘛？文有荀彧、荀攸、郭嘉、贾诩、程昱，等等等等；武有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张辽、徐晃、于禁，等等等等，难道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来了？

还真找不到。这些人各有各的活干，没有一个是闲着的。从他们当中抽调一个派过去，能力是否适应另说，现在手头的活儿又怎么办？

因此，曹操的意思并不是要从现有的人当中调一个过去，而是要找一个目前还没有担什么重任，但同时能力又强的人去。

这个事情难度就很大了。能力强不强，是要通过实践检验的，可实践检验了能力强的人，又都已经被委以重任了，这时候，上哪里去找这么一颗“遗珠”呢？

领导碰到难题怎么办，找二把手呗。曹操于是便把想法跟荀彧说了。而荀彧作为一位称职的二把手，也立马给出了人选：杜畿。

荀彧对杜畿的评价是：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此人有碰到困难不退缩的勇气，也有随机应变的智慧。这个评价言简意赅，而且关键是能看得出，荀彧准确领会了曹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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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畿于是走马上任，但走到了黄河边上，却过不了河——他空有一张委任状，却还没有得到地方豪强的认可。

曹操只好暂时派出几千军队，准备先把杜畿送过去。但部队还没到，在黄河边住了几天的杜畿就决定自己先过去了。

他的考虑是：带着军队赴任虽然能暂时压制住反对力量，但脓包总是要揭的，晚揭不如早揭，还不如趁着现在一个人，趁其不备，先下手为强。

到了河东以后，杜畿一方面安抚地方大族，将军政大事完全交给豪强，自己万事不理；另一方面，又撇开主要豪强，不动声色的结交其他势力。后来，等到豪强反叛时，杜畿联络军队，并召集他人，一举便平定了叛乱。由此，杜畿在河东获得了巨大的威望。

叛乱平定以后，杜畿在河东兴学校，劝农桑，轻徭薄赋，为政宽惠。其先后任职河东太守十六年，为曹操提供军粮无数，真正形成了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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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梁習，这也是一个不见于《三国演义》的人物。

在曹操平定高幹以后，梁習被任命为并州刺史。

在这里，我们要再解释一下刺史这个职位是干什么的：-和平年代，刺史的职掌大概有这么几条：选拔官吏，考察官员，缉凶捕盗。本来，这只是一个监察官的活。但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古代军警不分，捕盗的警察于是逐渐充实成了正规军，刺史慢慢的也就成了手握大军的一镇诸侯。

曹操任命梁習为并州刺史，当然不是让他去割据的，而是要实现朝廷对并州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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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从东汉中期以来，匈奴南迁的目的地就是并州。因此，并州逐渐成为了胡汉杂居之地。自董卓乱政开始，天下大乱，并州因地近边疆，更是失去管控，地方守吏纷纷弃官。此消彼长之下，胡人势力逐渐开始膨胀。

请允许我把这张图再放一遍。图上绿色部分即为并州，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山西除了南部以外的区域（即河东郡不算在内），以及陕西北部和内蒙一部。（图片来源于网络）

对付胡人聚居，最好的办法，无非就是削弱、分化、笼络、融合这些手段。对此，梁習做得相当顺手。他拉一个打一个，听话的就封官赏爵，不听话的就斩草除根。没过几年，并州的各种胡人就都乖乖服软了，对朝廷不仅出粮出钱，还把人质送到朝廷里。

梁習本人，在《三国志》里是有传的。原因就是其在并州二十多年，“政治常为天下最”。当地耆老甚至声称，活了这么久，都没有听说过有像梁習这样好的刺史（“长老称咏，以为自所闻识，刺史未有如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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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以权谋机变为主，因此撇开武将不论，我们看到的文臣也大多是出奇谋划奇计的谋士，很少有长于政事的官吏登场。

这当中，张昭可以算是一个例外；陈群因《军师联盟》的播出，也开始被大众所知，但至于“蜀中四相”中的蒋琬、费祎、董允等，大概就知者寥寥了。（费祎和董允因为在“熟读并背诵全文”的《出师表》里出了个场，可能勉为其难有那么一丢丢知名度......）

但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些人才是一个政权所真正应仰仗的柱石。

攻下一片土地，靠的是军事实力；但若没有形成有效治理，那么这甚至都不能算是自己的地盘——因为可能只要打一次败仗，一夜之间，就“城头变幻大王旗”了，地方官转身就去投靠了别人。打仗百战百胜，并不意味着你就天下无敌了。项羽每战必胜，不也是无可阻挡地败亡了么？

马上得天下，却不能以马上治天下。

我们在很久以前的文章中，曾举过一个例子：民国年间，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几经沉浮而不倒，不管是袁世凯、黎元洪、直系、奉系，还是国民党，甚至于日本人来了都不要紧。日本人前脚走，阎锡山后脚就能回来继续做他的“山西王”。靠的，就是阎锡山在山西形成了自己的有效统治。

但奉系就不一样了。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曾出关占据华北，然而一旦吃了败仗，就只能退回关外。但其实，他们在关外的统治也不稳固，“九一八”以后，东北军移师西北，从此便和东北大地再无关联。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可以区分征服者和统治者之间的差别了。

如果一个集团内部，只有战功卓著、能打胜仗的人出头，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军事集团。而如果集团里既有百战百胜的勇将，也有能安抚地方的行政长才，那这就是典型的统治者的套路了。

朱元璋和李自成都出身不高，对比一下，你能就知道李自成失败的原因何在了。

在真实的历史中，正是因为有着像杜畿和梁習这样的行政人才不断提供粮饷和兵源，才支撑了曹操的统一天下之路。他们不像猛将名士一般能名垂后世，但当我们回头看曹操的成功之路时，不应该只将视野局限在作战谋略之上，还应该将视野下沉，关注其内部的治理能力，分析它们为曹操的战略资源所做的内部支撑。

一样的道理，新中国的建立固然离不开前方战士的浴血厮杀，但也少不了解放区的后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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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好的企业一般都很重视中层干部，到这里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就是因为中层干部才是企业战略的真正实施者。再天才、再伟大的创意和想法，也都需要被落实才算数。而这些落实的人，就是中层干部。

说清楚这一点，对于个人的借鉴意义是什么呢？那就是：能帮你理清职业生涯三级跳——从基层到中层再到高层——每一跳之间的关系。

不少人历史读多了，涨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见识：“每自比管仲、乐毅”，感觉自己是诸葛亮第二，有各种指点天下的意气风发和过度自信，恨不得明天就身居高位，然后从此公司就能够华丽转身，自己也一举成名。

这种人并在少数，他们往往入职后没几天就开始对公司的各种不合理不满意提出意见，一会觉得体制不畅，一会觉得领导无能。骂了一圈以后，绕回到自己，只觉得自己满腹才情却无所施展，被困在了眼前的苟且里，恨得那叫一个痛心疾首，垂影自怜。

这种心态在工作中，委实要不得——并不是说你的看法不对，而是你开始想问题的出发点就错了。

就算你说的这些全对，但是，这些并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你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从基层员工升职为中层干部。

看完了本文的上述论述，你就应该知道，高层对中层的首要要求，确实是政策的落实。如果你想升职为中层，就应该站在这个角度考虑问题。但是，你作为基层职员应该关心的，是怎样把中层干部交给你的工作保质保量的完成好。

高层如何“愚昧昏聩”，这个问题你可以思考，但很抱歉，这不是你在这一阶段的工作中，在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时所应秉持的出发点。这些事情，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更不是你可以愤世嫉俗消极怠工的借口。

只有当你已经成为了中层，还想往高层再跃一跃的时候，再考虑公司的战略和组织才顺利成章。这个时候，你既能做好手头的工作，又能提出富有洞见的想法，你的高层领导这时才会觉得你这个年轻同志有想法，又实在；分析问题全面周到，做起事来踏实可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可造之材。

从中层到高层，要多看看诗和远方；但从基层到中层，还是多关注于眼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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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杜畿能被荀彧赏识，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当时，杜畿刚到许都，去拜访了侍中耿纪。杜畿才识过人，和耿纪聊了整整一夜。而荀彧当时就住在耿纪的隔壁，他听到了两人的聊天。

第二天，他就去找耿纪，说你有贤士却不推荐给国家，这不是尸位素餐么？耿纪于是便向荀彧推荐了杜畿。

两个人聊了一次，然后荀彧就把杜畿推荐给了曹操，而职位便是“护羌校尉，领西平太守”——做西平郡的太守，兼管羌族事宜。

（史料记载如此，荀彧这个听墙根的功夫，真是连八婆们都自愧弗如......）

护羌校尉，实际上就是朝廷对羌族地区事务的决策者。外族风气与中原地区不同，因此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一定不能因循守旧，惟上是从。这个人必须要像杜畿一样，有勇有谋，又能随机应变。如果派陈群、崔琰一样的守正君子去，他们就干不好这个差事——他们根本看不惯异族风俗（历史上，陈群就曾指责郭嘉品行不端）。

通过对杜畿的任命，我们可以非常充分的看出荀彧的知人善任（后来对梁習的任命，也是一样的套路）。

那么，陈群和崔琰这样的人，又要怎么用呢？刚正不阿的人，适合于组织、纪检监察工作。他们搞人事工作，绝对是兢兢业业，坚守防线，不容一丝差错的。在《资治通鉴》卷六十五中，就有这样的纪录：

“（崔）琰、（毛）玠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拔敦实，斥华伪，进冲逊，抑阿党。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操闻之，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

贰

关于并州逐渐成为胡人聚居之地，还有一些未尽的话。

如文中所述，汉人对待胡人，无非是削弱、分化、笼络、融合这些手段，虽然看上去是不入流的小道，但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只是，这种功和利，并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那种一劳永逸，而是要几代人经过上百年的孜孜不倦，才能竞全功。

梁習在并州政绩卓然，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也只能是降服，不至于生变。

虽然终曹操之世，胡人从来没有成为问题。甚至于终曹魏之世，胡人也没有成为问题；更甚至于在统一年代，胡人也不可能成为问题。但问题终归是问题。

西晋在短短的统一了二十多年以后，发生了内乱，也就是著名的“八王之乱”，极大的打击了中央朝廷的威信和军事压制能力。在并州一带沉寂了近一个世纪的胡人终于获得机会，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是为五胡乱华。-

- Re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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