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2016年出版过一本书《人口创新力》，后来又多次发文或演讲，宣传他的关于人口与创新的关系的观点。他的主要观点是：“人口，才是决定创新能够获得成功的根本因素。”这个观点过分强调了人口的作用。[1]

　　一。创新与人口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创新可以用一个简单公式表达：　　　　创新 = 人口 x 创新密度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这个公式。我们定义一个国家某年的专利申请密度为该国当年的每万人申请专利数量。就是说这个国家当年

　　　　申请专利数量 = 人口（单位：万）x 专利申请密度

　　中国的专利申请密度从2007年的1.1584增长到2016年的8.7146。[2]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计算得出，从2007到2016的9年中，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增长了687.26%。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专利申请密度增长了652.29%。在此期间，人口仅增长了4.65%，对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换句话说，如果专利申请密度自2007年起不变，单纯靠人口增加来达到2016年的专利申请数量，中国需要增加90亿人口。

　　进一步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使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增加一倍，是使申请密度增加8.7容易，还是使人口数量增加14亿容易？作为参考，日本2016年的专利申请密度是20.49。[2] 中国的专利申请密度即使增加8.7达到17.4，仍低于日本。显然，增加专利申请密度比增加14亿人口容易。所以，梁建章把人口说成是科技进步的最重要因素是错误的。

　　顺便提一句，2016年，印度人口为13.2亿，专利申请密度仅为0.1。这也证明，人口并非国家创新能力的根本因素。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科技，必须着眼于提高创新密度，而不是靠努力增加人口。

　　二。创新与年龄的关系

　　梁建章认为“一国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对推动创新非常重要”[3]。事实并非如此。现代科学越来越复杂，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工作实践才能掌握创新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

　　判断一个国家的人口的是否年轻的最好的指标是中位年龄，即国家的一半人口大于这个年龄，另一半小于这个年龄。 我们把世界所有的国家按中位年龄分组[4]，然后计算每组的人均GDP。

　　从上表可以看出，国家的中位年龄和人均GDP正相关。就是说越富的国家越老，越老的国家越富。而创新力强的国家大多数是富国。所以事实表明，人口年轻的国家反而创新少。国家中位年龄和创新能力是负相关。例如尼日利亚，中位年龄为18.4岁，极端年轻。2016年，尼日利亚的人口为1.86亿，但专利申请数量为零。

　　梁建章为什么会出错？原因是他在证明年轻化有利于创新时犯了一个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他在人文经济讲座第十期的演讲中中说：“到底什么叫创业？…… 我的定义是通过不确定性的创新，取得不确定的比较高比例的额外的收益就是创业。”[5]

　　创业这个概念已经具有约定俗成的通用定义，就是自己注册企业。梁建章引用的人口和创业的数据来自“全球创业监测”（Global Entrepreneur Monitor）组织。这些数据根据的创业定义是“自己拥有并管理一个企业，企业成立不到42个月并发放工资”（ entrepreneurship is defined as “manages and owns a business that is up to 42 months old and pays wages. ）。[6] 这个定义非常严格，没有什么“通过不确定性的创新”之类的奇奇怪怪的东西。

　　梁建章造出一个新的概念就应该给它起一个新的名词，例如“梁氏创业”，而不能重复使用已有的“创业”。这就像家里第二个孩子不能再用第一个孩子的名字，否则很容易搞混的。

　　梁建章先把从国外数据中得到的年轻有利于“创业”的结论偷换成年轻有利于“梁氏创业”，然后再把年轻有利于“梁氏创业”偷换成年轻有利于创新。他通过两次偷换概念完成了他的证明。

　　下面是梁建章文章中使用的图：

　　其实，创新和创业是很不同的概念。某人开一个小餐馆，这是创业，但不是创新。某制药公司开发出一种新药，这是创新，但不是创业。某个教授发表一篇论文，这是创新，但不是创业。梁建章极力混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例如他说“从创新角度来讲的话，30岁是最好的创业年龄”[5]。这很奇怪。一篇讨论创新的文章，为什么不直接分析最好的创新年龄，而要去分析创业年龄？实际上，一个科学家常常一生搞科研，从30岁到去世都在不停地创新出成果。屠呦呦80多岁了，仍在研究青蒿素对红斑狼疮的疗效。一个科技公司的创新常常是成千上万人合作的成果，例如华为有8万研发人员，各种年龄的都有。所以不存在特定的最佳创新年龄。

　　三。人口政策　　梁建章说：“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肯定是美国，中国人口还是美国的四倍。但这个事并不一定这么乐观。第一美国的生育率是比较高的，平均一个家庭生两个左右，而我们只有1.3到1.5，过两代人就会有一倍的差距，过四代人的，也就是差不多一百年以后就是差不多的水平。”

　　这种国家间人口比较没有意义，因为各国的资源不同。例如，美国的可耕地是165万平方公里，中国的可耕地只有108万平方公里。美国的季风从西海岸横穿大陆到东海岸，水资源远超中国。所以没有必要追求中美的人口比例保持恒定。更没有必要追求中国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保持恒定。

　　梁建章还说：“我们还有可能为世界做出贡献，占有一席之地，而这个前提，就是需要先解决人口问题，有人口才有未来。”

　　这种提法很荒谬。制定中国人口政策居然还要考虑“为世界做出贡献”的问题。如果某人向一对夫妻说：“请多生孩子，为世界做出贡献。”，恐怕会立刻被赶出门。

　　研究中国人口问题首先要确定最佳人口的长远目标。单向讲人口越多越好或越少越好都是错误的。以人口为横坐标，经济发展速度为纵坐标，则一定人口数量对应的发展速度构成一条抛物线。人口太多或太少都会使经济发展缓慢，而中间有一个最佳点。

　　人口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本国资源。中国东北土壤因为腐殖质氧化造成肥力下降，黑土变成灰土，灰土变成黄土。华北因为农业用水造成地下水位下降，整个华北平原地下水形成漏斗状，甚至导致地面下沉。南方耕地因经济发展而大幅减少。西部的坡地造成水土流失，而且很难实行机械化。中国现在大量进口能源和粮食，说明中国人口超过本国资源承受能力，应当减少。当然不能减得太快。

　　我的建议是本世纪末人口目标为12亿，即每年出生1500万，人均寿命80岁。

　　梁建章当年的博士论文定义清晰、论证严谨。在携程干了几年后，逻辑明显退步了。

[1] 《梁建章：少子化杀死创新力》 2018-04-28 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LiangJianZhang/2018_04_28_455180_s.shtml[2] 《Statistical Country Profiles》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http://www.wipo.int/ipstats/en/statistics/country_profile/#C[3] 《梁建章：人口结构年轻化有助于推动创新》 2018-04-27 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804/27/t20180427_28972543.shtml[4] 《世界中位年龄排行榜》 2018-02-03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950af5280102yfip.html[5] 《梁建章：人口与创新》2016-05-03 搜狐网http://business.sohu.com/20160503/n447342029.shtml[6] 《Demographics and Entrepreneurship》 2014-09 梁建章 斯坦福大学http://www.nber.org/papers/w20506.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