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限如此 --《中国乒乓》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中国乒乓之绝对反击》，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从它的成片，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中国体育电影在主流商业范畴里的创作困境--作者的想法，设计，主题诠释，能达到多少的实现程度。而它的“有一些想法”与其不高的完成度，或许也正是体育电影创作较少的原因。

《中国乒乓》是一部非常微妙的作品。从出发点而言，它看上去是传统到守旧的中国主旋律体育电影。但是，比起更加“传统”的同类题材作品，它又相对地更有作者性，更能体现导演对“主旋律内容”的思考。从表现手法和具体理解而言，均是如此。

首先必须要谈及的是，这部电影对体育的理解，是“非体育之国家与民族”的延伸，将之作为民族荣誉与国家竞争的象征。这当然不是中国体育电影的限定思路，将体育作为载体，进行更丰富的意义表述，也是电影创作的必然思路，只是其意义未必是“国家民族”。但是，于很多时候的现实情况而言，体育或许终究只是体育，无法承载更厚重的意义。体育不只是体育层面的竞技比拼，而是民族对抗的非体育层面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不适配于现实里的体育，哪怕它往往被理解为“和平时期的战争”，就像在世界杯上大家都担心美国和伊朗的比赛，但球员们却只是正常地完成了比赛。

在很多时候，在从业者身上，体育其实只是体育，并不涉及到政治因素，因为运动员不是政治家。而如俄乌战争时双方－－乃至于世界－－运动员的站队表态，一方面是出于此情的极端，一方面也多少有着“政治正确”之价值观压力的影响。而这样的非体育化，也理应是被否定的“绑架独立个体”行为。至于马拉多纳之于阿根廷走出马岛海战阴影的社会促进作用，则是非常罕有的极端正向案例，是风云的际会，并不足以阐释体育意义的普遍性。

当然，上述的这些东西，并不足以作为《中国乒乓》的缺点，毕竟这也是很多－－－虽然并非全部－－－体育电影的共同思路，也是电影创作的必然。

影片开头，我们就看到了这些内容的表达。邓超在意大利的被误抓，与随后中国乒乓球员在国际赛场的红牌对应起来，构成了体育内外层面上的“西方反华”。而在“科技”层面上，我们也能看到电影由运动技术应用到广义范围科技的延伸－－从开头便提出的拍胶引进障碍，到打法技术相对于欧洲的落后，再到预算不足导致的训练设备不足。这些问题不仅是体育的问题，也是中国在科技与资源方面的问题，并在一句“外国在胶水方面对中国卡脖子”，得到了对于当代现实的映射作用。

同时，集体主义与民族荣誉的内容也有所出现。邓超接听总局电话时看着妻子与意大利邻居的遗憾告别，此前则有他被瑞典人印在纸币上的名，与五万美元年薪合同的利--舍弃小家的亲情与利益，为了民族在国际上讨回尊严的集体大家而奋斗，正是中式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并且，当这一价值观的表现凝聚在邓超的身上，作为具象化表达的时候，便引出了他在“名利与荣誉““小家与大家”之间的选择－－面对妻子“你儿子现在还不会说话”的指责，放弃了对她“当上主教练就换宿舍”的承诺，而是为了队伍而早出晚归，并一度试图让出宿舍给助教。在邓超应聘主教练的时候，导演给出了一个巧妙的镜头设计，强调了他的选择：照片里代表着意大利高薪的罗马竞技场，被替换成了应聘会场外面的环状楼梯。而当这一表达的范围扩大之后，队员们也成为了对象：因为违规而一度被开除的主力队员，以及第一次大赛中的“田忌赛马”战术，引导出了邓超的“牺牲谁都可以”，是为个体服从集体利益的价值观。

可以看到，电影试图在“对传统价值观的强调”与“对与时俱进的进步”之间，做出一平衡的表达，前者为根本，后者为工具。在邓超身上，我们也可以略微看到一些相应的表现潜力。为了拉到投资升级设备，他让队伍进行商业表演，与民营经济的老板们应酬，展现出了与传统体制内存在完全不同的“市场化思维”，也确实被总局领导批评，形成了些许的观念对立。这也可以延伸到他对乒乓技术的观点之上，让其对欧洲打法的推崇与其他教练产生一些冲突，不那么顺利地摒弃中国曾经的成功而已然过时的经验。而这一切“工具”的目标，依然是高度传统的：被外国人以不公平竞争而打败的邓超，以集体主义的方式运营队伍，战胜外国，证明自己与中国的力量。这样的平衡，也正是当代中国在非体育范畴内的应行之道。

但是，这一切的表达潜力，都只是停留在了影片的最初期，且每一个环节都只是稍纵即逝，迅速得到了解决。首先，邓超个人面临的内心选择，在小家与大家之间的矛盾，几乎在瞬间就被他自己与妻子的态度而消除了：他的动摇只存在于开头望向妻子而迟疑的一瞬，随后便坚定无疑，而妻子也只是多抱怨了几场戏，在行为上便转向了“送徒弟去赶比赛”的支持。邓超的人物变化过程，内在张力，就此弱化了很多。

更重要的，则是对“集体主义”与“与时俱进”的表达。邓超基于集体主义的管理，与队员们的年轻稚嫩产生了冲突，让他被迫开除了偷溜出去蹦迪的爱将。如此一来，他要如何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传递给年轻一代，便可与队伍的凝聚力提高构成对应的关系，让主题变得更加有力与细化。而在“与时俱进”的方面，电影也一度给出了邓超与管理团队的摩擦，他会被教练嘲讽“油头粉面”的西化做派，也会被领导批评招商手段。这样的冲突如果能慢慢走向磨合，由邓超去说服其他“传统角色”，便可以形成对“老派”思想的革新，并完成根本价值观上的团结集体主义，朝向共同的民族目标，用冠军向外国证明中国。然而，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也迅速得到了消解，提出离队的教练几乎立刻回归，队员年轻贪玩的“个人化”也马上转成了努力训练的爱国精神，似乎根本不需要什么教育与认知的过程，甚至连被开除的队员也若无其事的自然归队，与邓超似乎从无矛盾，而质疑招商的领导也从此失去了出场机会。

如此一来，电影给出的所有“转化过程”，以及作为其表现的剧情冲突、人物交互，便都停留在了一带而过的程度上。在大多数的时间里，“中国团队”的内部基本上维持了恒定的“完成态”－－所有的行为、动机、表现，都明确地指向主题的最终结论阶段，似乎是一段段的重复点题。在叙事角度上说，这显然使得人物变得静止而单面，在主题表达上看，也同样不具备更扎实的说服力：无法让普通地看电影的人相信，而只会用结论性点题的台词与画面，去触动那些其实已然对它们深有认同的人，让他们再多一次“认同”。

电影的大部分工夫，都下在了“对外国”的部分。导演显然非常知道观众的好恶，在第一次比赛里便安排了中国对韩国的比赛，让韩国尽情地嘲讽、鄙视、欢呼，甚至直接在裁判处罚中国队的获利中将仇恨值拉满，并最终惆怅怒吼。韩国这个“民族主义”的宣泄对象，显然是无比合适的。而在“对中国”这一理应更重要的部分，则全程就像画面构建的打光一样：始终保持着高光眩晕的背景。

在电影的后半部中，导演有意地引入了更多的波折，带来了中国与外国的更丰富交互内容，也让人看到了一些具备戏剧张力的可能性。物质与地位的个人需求诱惑，面对压力与挫折时对“为国效力”信心的打压，共同组成了对集体主义精神的动摇，此外还有差异化理念与整体组织的冲突。然而，就像影片前半部的状态一样，这一切的可能性都只是稍纵即逝，整体上迅速回到了“内部坚定，对外抗争”的结论性状态之下。

首先，当中国球员获得了出国打球的机会时，个人线索便拥有了多重的发展可能性。一方面，就像经纪人所说，他们可以从欧洲职业俱乐部中赚取几十倍于国内工资的金钱，这无疑是对团体向心力的动摇：对其他人而言，无法被选中去赚这笔钱，也意味着自己无法接触到欧洲先进的打法，或个人能力不被认可，必然产生不快；而对于其本人，也有着“长期留洋，而非短期公派”的诱惑，片中也确实提到了“从国家队退役后出国打球”的案例。而在片中，导演也确实展现了相应的剧情，让主力队员产生了抵触情绪，用打架的方式动摇了团队凝聚力，甚至干脆退役回家赚钱，隐约有了“个人主义对集体精神的暂时压倒”。同时，送球员出国的决定，也有违国家队传统理念，就此带来了教练团队内部的凝聚力下降，让邓超与其他教练产生了理念上的冲突，以“围坐玩耍的扑克牌被教练扔掉”构成了象征性表现。随后，当球员去到欧洲，二人身处于物质条件丰富的生活环境，也面临着能力不足带来的外国压力，分别可以延伸出“物质诱惑”与“实现困难”带来的集体主义精神打压，让他们不想、不敢再次回到国家队，以世界冠军为目标。

但是，上述种种，在成片中均没有太多展示，而是全部得到了火速的解决。前主力破坏了团队凝聚力，也为了金钱而退役，但他最后对邓超说的，却是“别让小孩子们再翻跟头了，等我赚了钱，你就拿我当垫脚石“这样的集体精神表达。邓超与教练组就是否派人留洋的冲突，甚至没有延续过一场戏便告结束，邓超干脆地表示“我不能一言堂”，其他教练也马上转为赞同，随后“扑克牌”一般的手法变成了分吃西瓜的“团结象征”。更重要的是，本应重点表现的两名留洋球员，其与欧洲的交互非常具有展开潜力，无论是从物质诱惑还是水平压力，都完全可以详细表现。但是，这一部分甚至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两名球员迅速地回到了国内，而仅存的段落也是亳无作为，所谓的“欧洲诱惑”只有年轻球员收到的欧洲女孩邀请，其也毫无反应，坚定如铁，而另一名球员则只接受到了水平问题带来的压力，一度想要放弃提高机会而回国，但这也在下一场戏后便草草结束，变成了迎着阳光的奋斗高喊。

在这样的段落中，电影最终给出的整体性倾向，依然是中国一方的内部坚定，球员们非常具有牺牲精神，也毫无动摇，对物质诱惑则完全排斥。在与欧洲产生密切交互的阶段，电影没有给出太多的高低转折，也就缺少了各种角度上的冲突张力，而是铁板一块地“针对外国，坚定必胜”，一切困难和引诱都完全不是问题。甚至在留洋打球的提议刚出现时，“对欧洲的必胜”便已经得到了暗示，仿佛生怕剧情出现负面的走向－－－教练将资料交给经纪人，镜头给到了上钩的鱼饵，象征着经纪人的“愿者上钩”，满口金钱的欧洲代表者从开始便无法从交易中获得利益，得胜的是帮助球员学习新打法与胶水的中国队。

在1993年团队赛的阶段，导演似乎终于想到了剧情中“转”的必要性，第一次认真地给出了欲扬先抑的“抑”，展示了中国队的输球。打压的来源依旧来自于中外的完全对抗性关系，是“外国的强大”与“中国对能力的自我怀疑”。伤病，成为了这个阶段里对能力信心动摇的表现载体。邓超的腰伤持续严重，这让他被迫退役，没有打败瑞典人，也在他手扶老腰看向瑞典人海报的镜头中，带来了对其对抗信心的动摇表现－－－从绝对正向的动力，变成了对“能力是否足够”之怀疑后的压力，随之延伸到了输球后面对球员“是否真的相信我们”时的沉默。而在球员方面，伤病也同样成为了动摇信心的引子，从主力球员的肩伤，到队友看到他不能再打后的输球。而在比赛中，对球员表情的特写，将比赛画面全部静音的死寂，瑞典主场庞大气势的慢镜头，引导出了球员在“信心动摇”下的输球结果。而在入场时，导演也将在对外时的信心动摇升级到了非体育的国力层面：解说员介绍了瑞典在工业发电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将“能力”从竞技水平变成了科技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瑞典解说员的“瑞典拥有最好的球员，中国拥有最好的教练”，铺垫出了下一阶段的主题内容：不仅要有小聪明，更要有硬实力，即在非体育层面的核心竞争力，正如片中台词点出的“大国重器”，才能避免科技的卡脖子，赢得对外的胜利。这是本片中最有价值的表达部分，它在此前一直强调了精神品质的重要性，但随着“精神准备完成”后的比赛失利，硬实力－－－即非体育层面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便被引导出来了：即使精神层面再强大，终究不能扭转客观层面的差距，成绩与国力的提升要着眼于更扎实的东西，即科研和制造业，这也是非常符合当代语境的表述。为此，电影特意安排了一个“集体主义精神极强”的球员，让他在退役享受欧洲福利的状况下依然为国效力，并在“对抗强大外敌却信心动摇”之下输了比赛，依次弱化了此前似乎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真正能够支撑球员面对强大外敌的，不能仅仅是精神，还要有硬实力，这也是这场比赛中所有球员输球所共同体现的。

事实上，在邓超竞聘主教练时，电影便做了相应的铺垫。其他教练的陈述长到了超时的程度，邓超则是用几句话表态“两年夺冠”便告结束。镜头给到了迟后响起的闹铃，对应了邓超此时的心态：我们无需太长时间，可以迅速提高到夺冠级别。结合后半部，这显然是一种乐观过度，也是对硬实力因素的轻视。而到了再次组队的时候，以前任主教练吴京的谈话为契机，邓超才接受了一切并不容易的事实，只有一批批人的努力，一点点时间的积累，方才能够达到足够夺冠的能力，而从业者要做的便是不半途而废。相较于精神，实力的提升更需要时间，也非常重要。这是对体育的表达，也同样作用于所有的行业领域。

在最终阶段，导演给出了中国队的挫折，让他们在面对外国之强的时候，产生了对自身能力的动摇，为最后的“硬实力与核心竞争力提升，最终正面击败外国”做好了起跳前的下蹲准备。但是，即使面对了如此巨大的打击，中国队内部的“精神”依旧是绝对正向的。面临失败，邓超受到了领导和媒体的思想质疑，认为他做决定不够集体主义，个人生活奢侈。这构成了认知上基于不同时代的冲突，邓超更加贴近改革开放后的九十年代中国的状态，而领导则是完全传统的，并带来了集体精神的动摇。但是，电影却用了一场戏便完成了“质疑到解决”的全过程，邓超用一碗面条就证明了自己在根本精神上的“牺牲小我为了集体”。而在球员层面，他们的信心动摇甚至摧毁，理应产生为国效力、争取冠军的决心弱化，也确实迎来了国家队解散的决定。

但是，这条线却并没有太多地延展下去，如前的“一带而过”，也体现在了最终战前后的段落中，导演依然只能对于球员能力的提升略作涉及，只是给出了完成态的结论，而缺失了提升到足以夺冠水平的细化过程。首先，象征着“压制能力”而让成员们动摇的伤病，在一瞬间便得到了解决。导致邓超无力战胜瑞典人的腰伤，在他手扶老腰目视瑞典人海报的此前段落中，成为了动摇其对球员信心的载体，在此时由手术－－几乎毫无波折地－－－顺利解决。而压制队员竞技能力，并直接打压了全队气势的肩伤，甚至只在解说员的一句交代中便完成了对痊愈的交代。同样的简化交代，还体现在了对两年间艰苦训练的过程表现环节，这也是本片于主题最终表现阶段中的最致命缺陷：兵败到夺冠之间的时间被完全略过，只留下了邓超在鼓励球员时的几句话，“我们训练得比谁都苦”。

或许，这是由于导演的创作力局限，他在此前的大赛周期中已经正面拍摄了能想到的全部训练内容，又不想再一次重复类似的东西。但是，这就弱化了能力提升的说服力：两年前的大赛，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精神”，却由于对能力的信心动摇而失败，那么我们究竟获得了如何的能力精进，方才在两年后逆转成功呢？导演想到了“伤病”解除的象征性使用，但它终究不能作为细化描写的主力内容，何况其自身也是缺乏细节的。

值得注意的是，导演尽己所能地做出了一些设计，试图在比赛段落中给出能力提升的存在感，并借此引导了主题的最终升级，完成向非体育层面主旨的辐射。首先，两年前并未出场的削球手成为了秘密武器，用瑞典人从未见过的全新打法拿下了第一局，这便是对两年前“人员使用的扭转。彼时的邓超对球员的信心不足，不敢让球员正面对抗了解他的对手，而是做出了“针对性换人”，试图用临时入队选手与老队员让位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与之对应的－－－在策略上牺牲球员个体的出场与胜负，获得别样优势－－－“中国教练的策略聪明”，来战胜对手。而彼时的失败，则强化了能力本身的重要：削球手球员要更加强大，而所有人也需要对本方的能力抱有绝对信心，坚持“以我为主”，用过硬的能力优势去获胜。到了最终战，削球手的身上便体现了这样的特征，他的打法是领先世界的，预示着中国在“硬实力与核心竞争力”上的反超外国，正面战胜了自以为了解他的对手。

并且，在最后一局中，导演也在王牌选手的表现中给到了同样的表达，且是这一段的重中之重。导演先是让球员输掉了第一局，强化了其依然存在的问题：面对着瑞典人在既往印象中的实力强大，对于自身水平的信心不足，长期以瑞典人为战胜目标的动力便成为了压力。而球员的转折，则源于邓超对“训练比谁都苦”的能力进步的强调，随之带来了一个微妙的设计：在球员身侧角度的摄像机拍摄之下，球员隐约看向了邓超，而邓超也做了暗示战术一样地小动作，似乎在又一次进行“教练的小聪明”，但球员早在邓超做动作之前便将头转回，推翻了上述的猜测－－－他充分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击败对手，无需任何的其他帮助。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思想精神在最终战中的体现，其与能力提升进行了高度的互促结合。在削球手的部分，解说员强调了他作为“很多陪练球员共同帮助培养”之成品的身份，“是集体的胜利”。与此同时，镜头也适时地切换到了在老家的退役球员身上，让曾经陪他对练，却又因为能力问题而被队伍淘汰的“被牺牲者”，做出了集体至上的情绪表达。

显然，导演试图强调，硬实力与精神的结合，核心竞争力与体制形态的结合，由此产生体育与非体育层面的国家胜利。甚至，最终阶段的内容还包括了对“民族自信”这一当代化表述的指引，体现在了对瑞典队这一具体对手的对立性的淡化之上。首先，当然是邓超口中的“对手是谁不重要”，随之出现了影片的结尾：瑞典人作为奋斗目标的画像落下，取代以中国球员的画像。并且，随着瑞典王牌对中国球员表示出“我们的比赛可以留在历史里”，瑞典队作为反派的属性也产生了弱化。一方面，这是电影对于前文所述的“体育精神”的回归，也是体育电影中理应给出的信息，仿佛是导演对本片此前基调过于“敌对”的回调。另一方面，这也吻合了主题的最终落脚点：民族的自信－－当硬实力与核心竞争力足够强大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去以任何对象为目标，不需要再去费心进行力量的比较，更不需要用实力以外的方法去针对某一对象。

“他强由他强”的民族自信，建立在硬实力的质化提升之上，便是影片颇具当代主流语境的主题落脚点，在片中也化为了冠军奖杯的认证。而在“对外”方面，电影也展现了相应的变化：当球员在场上充分展现了能力后，外国裁判自然也更加认可其胜果，不再对中国队进行处罚。当硬实力提升后，国家地位的提高便是水到渠成的了。

在最终阶段，导演给出了一定的设计，也将主题做出了升级，与当代主流语境相结合，这让这部作品并非毫无看点。但是，如上所述，在更加细化的部分，最终阶段依然缺少了很多展开，说服力有所缺陷。除了上述的能力提升部分之外，集体主义的凝聚也同样缺少了理应经历的过程。国家队解散，能力不足，球员和教练们似乎应该陷入一些低谷。但是，当画面一转，球员们直接投票信任教练组，回到了国家队，而教练也为了邓超而出手打架，同时表现出了这一集体毫无弱化的始终坚固。甚至，当教练打人事件出现后，总局领导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处罚行为，在自身所在的层级上同样展示了几乎无视纪律的团结性。

最后，是邓超于“小家与大家”之上的矛盾解除。这一点贯穿于电影中，是邓超在竞技之外实际存在的又一条线索，却始终保持在“略做提及，随后解决”的阶段。这样的低完成度，也延续到了最后的结局中。此前的妻子似乎在支持邓超，但此时方才说出“其实我一直希望你输”的真相，并迅速地表达了真诚期盼获胜的态度。这句话本身其实是有趣的，但由于妻子此前的内心真实情绪几乎缺席，我们无法从她的实际表现中得到相应的佐证和铺垫，这句话也就只沦为了“为了在这里解决邓超的小我问题”而给出的前置。就像邓超和儿子浮光掠影一般的疏远与亲近一样，小我与大我的矛盾解决了，却没有任何过程，只有两个极端状态的生硬连接。

可以料想的是，这样的成片状态，应该受到了客观要求的一些限制。在一部较为主旋律，特别是以中外对抗为主导的作品中，中国内部的形象需要有更强的正面属性，以此形成对外国的“符号式对比”，强化孰优孰劣的判定。然而，这样的思路与主题，让戏剧冲突变得弱化，而对体育，体育人，乃至于非体育层面的世界，更是是有些老套的。

尤其可惜的一点是，本片选取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节点，又试图用体育对非体育进行映射，本有可能展现中国在新旧时代交替下，所取得的巨大腾飞。但是，它却给出了一个十足“传统”的表达内核，反而更靠近本片时点之前的年代。这样的结果，让它试图达到的“时代性意义”基本丧失了，只是成为了一部略有设计，可见诚意，却难免老套落伍的流水线式主旋律电影。

站在当下，中国的情况已经大为变化，当代电影人对体育或社会的观点不应再如此“传统到落伍”，陈可辛的《夺冠》正是如此。同样非常“主旋律”地没有停留在体育层面本身，但其展现了两个时代下女排精神基于社会具体情况而有所变化，从“为了国家”到“为了自己”的切换，由此辐射到了整个中国的环境变化，从封闭与集体主义意识为先变成了开放后“重视自我价值”。它让体育成为了社会变迁的缩影，也更为真实落地，不再是空中楼阁且理应商榷的“用牺牲小我来实现大我”，而变成了实现个体价值的众人拾柴，将每个人的目标集合起来而形成对集体荣誉的合力作用。

《中国乒乓》，或许是大陆体育电影在如今客观环境之下所能触及的表达上限。它当然以主流价值观的输出为核心，作者也在其中给出了自己偏向于作者性的表达设计与个人理解。但是，从成片水平来看，它的展开显然是无比受限的。事实上，即使是《夺冠》，陈可辛也并没有做到完全的想法还原，同样有着各种各样的“被劈砍痕迹”。因此，它的存在，或许更像是一种偏反面信息的展示：目前的主流体育电影，能做到的事情还是太少了。

当然，这样的反面意义，与《中国乒乓》本身的关联，或许并不是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