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正义回廊》，是一部非常“复合“的电影（下）

影片的第二部分，陪审团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存在。由不同阶级、性别、年龄，甚至－－暗示性的－－性取向的各人组成的陪审团，成为了香港社会的缩影，既是司法系统的一部分，也拥有广义大众舆论的代表性。双方律师对于张显宗的选择性举证，法官在其中的态度，是纯粹的司法视角与标准，而陪审团的讨论和结论，最终引导团队意见之人的身份划定，则成为了另一个侧面，共同组成了审视与评判张显宗的“外部标准”。在庭审的段落中，陪审团的记录、倾听，始终与律师一边保持着并列的剪辑关系。并且，每一次的庭审后，导演也永远不会忘记加入陪审团讨论的内容。

在庭审的初期，陪审团与律政队伍一样，都有着对暴力表象的过度关注，以及突出其凶残后的简单判断。在陪审团的讨论中，有人提出“杀死父母还用说别的吗”，也有人对犯案的了解全部来自于八卦杂志，除了年轻男女之外，尽是借助间接陈述与反感暴力后的粗糙结论。而此时被他们宣判的张显宗，则始终出现在后景中的电视画面中，分辨率模糊，表情模糊，暗示着陪审团对其全貌的忽视。而在另一边，法官则拿出了例行公事一般的态度，甚至说错了重要的证物名字。这让人想起了抓捕张显宗时叫不出死者名字的警察，共同说明了司法者对案件中人的不够重视，仿佛自己不需要关心凶手与死者其人，只需要完成抓捕和判刑的程序即可，其定性早已在“查案”与“庭审”的环节之前便已完成。他们的行为方式，正是年轻男陪审团成员，在该段所提“相信人还是制度”中的后者－－不需要挖掘太多，只要依照制度走完程序即可。

作为呼应，双方律师的辩论和举证，也都只是围绕着“暴力”的表面。作为陈述画面的一个个特写镜头，全部聚焦在凶器与罪案计划书的上面。这看上去是“客观”，实际上却过于简单，是年轻男人提出又否定的“剃刀理论”，剔除了对凶手本人的可能性假设与挖掘，只留下确定的东西。而在错综复杂、人心纠结，且涉及到关天人命的凶杀案中，这样的处理符合最简化的制度，却无疑是不够“正义”的。就像年轻男人指出的那样，认清凶手的表里全貌，才能更好地找到犯罪动机，完成谋杀的定罪，实现真正的正义审判。“错杀一个人比放过一个凶手更严重”的“无罪推论”，更是在另一个角度上的证明－－重视被告人的一切真相，才能规避冤案，因此相反的做法也就谈不上“伸张正义”，实则轻视人命。

随着年轻男人的观点提出，审判来到了一个短暂的好转阶段，对张显宗的内心动机开始重视起来，并尝试着挖掘他在家庭中的压抑痛苦。在陪审团一方，始终重视张显宗的年轻男女占据了上风，引领了其他人的态度，热烈地讨论着张显宗承受的种种压力，寻找他杀死父母的心境来源，对绝对反向存在的高阶级中年男人，形成了气势上的压制。

更重要的是，在庭审环节，以律师为代表的众人也展现出了关注点的转变。作为一大提示，我们看到了第一阶段中“黑白色的现实场景”在此处庭审的再现。如前所述，借由色彩和时空形成的二重全貌，随着张显宗的被捕而消失了。前者是张显宗压抑自我的表，说明着他的痛苦。此时，在张显宗的弟弟和律师的交流中，它则以二人主观性陈述的方式再次出现了。这已然说明了旁人关注点的变化，又有着非常具体的表现。最开始，弟弟只是在回忆张显宗发传单的样子，叙述张显宗“无感“状态下的行径，以及想要杀死自己的“凶手”一面。然而，张显宗的完整心境也体现在了此时的叙述中，先是扭曲形态的“色欲”，偷拍了表姐的露点照，随后则是积极的一面，与“痛苦”相辅相成的“亲情”，亲情的缺失才带来了痛苦，表现为是他对杀死哥哥的放弃。无感与亲情，负面与正面，就此混合了起来，呈现出张显宗的心境全貌。

对比第一阶段的黑白场景，此处的弟弟无疑更进了一步，关注到了此前被自己在叙述中忽视的，张显宗内心的另一侧面。上一个寻人段落中，张显宗便对此有所流露，但却被弟弟忽视了。回忆段落的结尾，也正是对张显宗待遇变化的画面强调：此前，站在楼梯上的二人始终以各居高下的全景与仰拍俯拍的特写出现，张显宗在影片开头受到的阶层压抑依然存在，而在最后，楼梯的全景横置了过来，让兄弟二人打破了高下之分，变成了平行的关系。而与弟弟保持交流，共同引导出这段回忆的律师，便也自然带上了同样的转变，在此后的独自陈述中反复强调了张显宗在家庭中的痛苦。转移房产所有权的黑白段落，在他的叙述中再次出现，也与弟弟的陈述部分一样，展现出此前未曾展示的“被压抑的痛苦”之真实：张显宗走到外面，愤怒地捶打了垃圾箱。

黑白现实段落以“隐秘真实被挖掘”形式的再现，意味着现实中庭审者态度的巨大变化。张显宗的内里，可以被拿到现实的外部环境中表现了。甚至，张显宗在现实中唯一的完整自白场景，与表姐的雨夜相会，也出现在了此处的庭审中。弟弟抵达时的雨伞特写，始终出现在墙壁上的雨幕影子，进行了环境的对应。随后，导演操作了光线效果，让四周处于全黑，只集中于表姐和律师的眼睛，让她们此刻的表述流露出了聚焦的意味：排除一切，只围绕张显宗的内心。作为关注对象的，只是表姐叙述中，张显宗对表姐的自白画面。逐渐缩窄的画幅，让画面中只剩下了张显宗二人，再次表现出视点的聚焦。

作为对此的表现，“非外部”、“非现实”的段落，与外部现实的部分打破了分界，产生了联系。在弟弟叙述的时候，导演穿插了张显宗接受表姐朋友问询时的画面，让他对弟弟和父母的表达与弟弟的言辞相结合，仿佛二人建立了心灵上的问答交互。“无旁人，独立电话，背景简单”而封闭的张显宗部分，由此进入了外部的众人关注之中。

此外，第一阶段中“非真实身份与幻想”的彩色段落，也开始进入了庭审空间，突破了此前的“试镜和幻想”之架空局限。这也是这一阶段的最重要手法，意味着张显宗的主动性转变。此前，他的情感依靠外人的推测而得出，自己则更多是以沉默呆坐的镜头出现，被动接受着外界集中于“残暴”的审视评判。而外部视角的转变，也促进了他自己的变化，似乎产生了一丝期望，尝试在现实中表达自己。“情色片试镜”的画面，与走上陈述席的张显宗实现了移动的同步，让其蕴含的“情欲”之痛苦真实进入了现实，“希特勒”的演讲镜头也出现了。此时，两重空间得到了合一，而扭曲一面则来自于张显宗的自我空间，而非外界的解读与叙述---他即将走上陈述席，完整表达自己的扭曲成因，解除外界对扭曲的片面理解。

然而，这样的积极变化，最终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在与张显宗的会面中，律师再次回到了曾经的状态中，不支持他的陈述决定，也再次心不在焉地讨论起薯条，不想浪费时间在这里。此前发生的庭审，仿佛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事实上，在第二次庭审中，导演已经弱化了其现实感：弟弟与表姐陈述时，环境始终是非日常的黑暗状态，而寻人段落的最后一个镜头中，二人的平等关系固然存在，终究也是以一种画面横置的非自然状态呈现。

而更重要的，则是张显宗在现实中陈述的被打破。“情色片试镜”，先是从黑白变成了彩色，意味着此前“各自独立”状态的打破：张显宗身处的环境变成了二者的结合，是为完整形态在现实中的复合呈现。而“希特勒”在转彩色的同时，也随着哥哥和表姐的演出，以及张显宗被提及的真实姓名，拥有了更强的现实要素，暗示着其“亲情缺失痛苦“的成因。然而，负向的转变随之到来。情色片的镜头回到了黑白，张显宗自己表达的“情欲”，因为出血与逃跑而被打破。在“希特勒”一边，张显宗则被打扮成部下的两位亲人怒斥，违反了“纳粹领袖”的人物设定，演出失败了。

由此可见，张显宗自己表达的完整自我，特别是“有其痛苦成因的扭曲”，一旦被放置到现实环境中，最终还是要被破坏的，因为外界并不希望看到扭曲的可被理解。此段落的最后一幕，是对此的最佳强调：张显宗站在了陈述席上，扮相与布置带着纳粹的要素，但被其带到此间的，却只是哥哥和表姐对此的“逆反”－－－掐着他的脖子进行怒斥，毁坏了他自己而非他人带进法庭的“希特勒”，也重新将他视作了单纯的罪犯，其“打压”回到了开头的家庭关系。更进一步地，导演彻底推翻了这一切的现实基础。它们其实只是张显宗的幻想画面，他实际上只是坐在原地，并没有任何动作。身处于外界压力下的他在现实里能做的，只是随后的放弃陈述而已。

最后，导演更是剥夺了张显宗的“非现实幻想”，让表达内心欲望的后者，从完全独属于其个人而具有准确性的状态，同样变成了外界对其主观的局限认知。“被认知，而不再是表现自己”的张显宗，也正是他在此刻现实中的待遇。首先，陪审团叙述了张显宗和希特勒的关系，“希特勒”首次以本人想象之外的方式登场，张显宗与真正的希特勒交替出现，自我幻想的力量被弱化，“被外界旁人认知”的属性出现。而后，我们则看到了它与现实的关联：依照旁人叙述而行的张显宗，身边跟着自己的弟弟和表姐。这无疑是对张显宗此前未遂之事的逆反－－他试图进行陈述，幻想画面与现实移动相同步，将幻想空间带入现实，最终因放弃陈述而失败，幻想画面确实与现实拥有了同步，却已然成了陪审团和律师的叙述，不再属于他自己。张显宗的争取，引发了更彻底的毁坏，他失去了一切的自我阵地，只能在现实中接受旁人的主观评判。

与之相对应的，是陪审团对张显宗在认知上的转向，此前一度产生的“分析各种可能性后体察全貌”，变成了对各方律师观点的站队选择。这首先体现在了对张显宗的态度上：三个精神病医生的证词与陪审团各人的表态达成了平行的剪辑关系，让他们对张显宗“有无精神病，内心痛苦是否合理”的各种判断，成为了在各方医生推定下的站队结果，而并非独立思考或综合全部意见后的结果。而在整体倾向上，陪审团也出现了转向，认为张显宗“不足以共情”的观点重新占了上风，倾向于“制度即是如此”。对其原因，导演也进一步扩大了“外界”的范围，让一名陪审团成员在电车上看到了乘客手机中的案件报道，听着其中关于凶残暴力的解读，突出了她受到的影响。

如此一来，陪审团便不再具有全面把握表里的能力，只会根据自己倾向的某一局部而做出法律上的宣判。由此执行的结果，必然不是所谓的“正义”。值得注意的是，借由精神病医生与陪审团讨论的平行剪辑，导演也同样强调了律师一方与陪审团的一致局限性。律师由于负责不同当事人，自然会将事件解读方式引导向对自己有利的一边，抹除其他的部分，就像年轻男人所说，“他们找到的证人必然是有选择性的”。在对精神病医生的问询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内容：一方律师为了证明张显宗的“有意暴力”，让医生强调着疾病无法判定的结论，而另一方律师则为了当事人，强调了医生问诊时间不足的疏忽，在精神病与否的判断上完全处在两极化的定性之中。完整的真相，自然不会是如此极端的。

有趣的是，在这个阶段，唐文奇的作用被强化，成为了表现庭审“立场选择大于真相再现”的关键存在。他从张显宗的“被动”同质者出发，随后走到了比张显宗更远的“表达自我”位置，最后却又被打回到了与后者结局一样的状态。

最开始，唐文奇与张显宗一样，只是在庭审中以聆听者的镜头出现，接受着外界对自己的解读。在这里，双方律师对他解读的偏颇，构成了他与张显宗同样的“被主观性认知”状态，并引导着证人做出符合自己需求的回忆和证词。一方律师，将他定性成了“暴力的有罪者”，与张显宗的待遇一样，自不必多说。而他的辩护律师，则似乎是对“非暴力”的发掘者，试图证明其的无罪。

看上去，女律师并不停留在表面的暴力罪行之上，甚至似乎成为了唐文奇的同伴－－－她强调了证人对唐文奇的鄙视和敌意，特别是警察的严刑逼供，这正是唐文奇在犯案前的悲惨遭遇。在警察拷打唐文奇时，镜头给到了怜悯不忍的年轻警察，让二人成为了积极的关系，而为其出头的女律师，仿佛也是他们的伙伴。然而，她其实也只是“为了完成辩护工作”而已。与唐文奇初会时对浪费时间的不耐烦，让她与对张显宗做出同样反应的男律师一样，都并非真正关注犯人与事件全貌的存在，只是站在各自立场与倾向之上，进行着主观性选择去判断而已－－－庭审中，断定张显宗是暴力者的男律师，对一切证人均表示“没有问题”，几乎放弃抵抗，而另一边的女律师，则只是强调唐文奇的痛苦，彻底否定了他的犯罪。两名律师在无视完整真相上的一致性，在休庭段落也有所呈现：一边，男律师解释着自己对张显宗的判断，而在他描述下出现的女律师则背向镜头，出庭扮相被严重弱化，暗示了其并非“法庭正义维护者”的实质。

在律师的主观性认知下，唐文奇无法获得完整的再现，便引导出了下一阶段的行为。他无法忍受证人们对他的片面说法，与此前的张显宗一样，决定自行陈述，甚至更加坚决，没有半途放弃。此时，属于纯粹自我表达的空间，又一次出现在了现实中。张显宗自白罪行的大雨，如前一般地降临在了法庭上。而唐文奇的表述，也如同张显宗试图陈述时一样，伴随着个人空间的现实性增强过程－－－先是回忆画面与庭审画面的并列，随后对他问话的女律师进入了回忆空间，最后则是他的动作与言语在两个空间中的完全同步，逐渐地完成了主观回忆与客观现实的合一。特别是，在回忆到警察逼供的部分时，唐文奇复述下的段落变得更加完整，与此前警察作证时的片段形成了对比，前者从“被解读”到“自我表达”的转变，事件局部到全貌的转变，由此完成。

然而，唐文奇看似来到了比张显宗更远的自我表达程度，却迅速如后者一样地遇到了“证伪”的结果。在他的前女友作证时，导演已经有所暗示，给出了“他的记忆力不好”的信息。这就让唐文奇的回忆有了不真实感，不应该如此完整而详实。这可能是他掩盖罪恶的手段，从而破坏了其完整真实性，并引导出外界对其判断的主观性局限结果。同时，这也可能是女律师暗中指导他的结果，便不再属于他的自我表达。作为其延伸表达，此前进入现实的个人空间，也产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在最后一个“二人吃饭”的空间中，男律师一边说话，一边走到了唐文奇和张显宗的身边。这看似是对此处现实感的加强，但却与此前的唐文奇回忆有所不同，不再是由唐文奇的大段叙述而形成，话语权反而交给了男律师，从而成为了后者对唐文奇回忆的外来解读，原本可能存在的自我表达之完整性，就此变成了他人的主观认知结果。如张显宗时一样地，唐文奇的个人空间被拿到现实中，最终也失去了原有的自我属性，说明了他在现实中必然沦为他者主观判定对象的命运。

对唐文奇身处各方不同立场之主观认知的状态，导演有着比张显宗更加细致的表现设计。如前所述，女律师与男律师，基于各自需求，对唐文奇有着两极化的有无罪观点，这也体现在了看似独立的唐文奇回忆中。首先，是“吃饭”要素的两极化。在最开始的叙述中，“吃饭”是唐文奇被张显宗引导与逼迫的象征。张显宗先在西餐厅中教他吃牛排，似乎再现了初次见面时帮其面试时的平等关系，带他一起改变底层地位，且符合了其姐说的“请他吃饭就能让他听话”，是张显宗对他的引导手段。随后，在凶杀现场，唐文奇回忆了自己在案发后方才抵达的无罪，而后便遇到了“吃饭”的变化－－张显宗让他处理尸体，切成腊肉状，强行递给他腊肉饭，他则无法下咽。“吃饭”成为了张显宗对他的强制，并且高度对等于犯案，暗合着强迫他承认罪行，并逼他吃咖啡饭的警察。张显宗的引导进一步变成了逼迫，他则成为了被逼迫着进入“有罪”状态，但无论怎样，都是被动的无辜者。

唐文奇回忆失去自我性与完整度的高潮，则出现在了张显宗和唐文奇吃面条的回忆中。首先，借助钟表的两次特写，导演让同一时空下的场景，先后以两名律师的陈述方式，出现了两次，这种重复便直接打破了其真实感。而在画面内容上，两次也给出了完全相反的内容。女律师的陈述中，提出杀人的是张显宗，唐文奇则是倾听者，并停止了吃面条的动作，暗示着“不吃饭”对应的“被引导与逼迫下的被动犯罪”。而在男律师的一边，唐文奇才是提出者，而他的动作也变成了主动的爽快吃面，不再有张显宗指导或逼迫下的被动性。并且，当两名律师出现时，各自滔滔不绝，而本应是回忆陈述者的唐文奇则不发一言，内容的主导与定义者就此转变了。

这一幕，完美地表现出了二人基于各自立场而对唐文奇的主观片面判断。最后，男女律师分处于白和红的两侧对峙，后者与代表暴力凶残之犯案的红色对立，凸显了对唐文奇有无罪行的两极化判断。特别是，女律师手里的奶茶，以“食物”做出了暗示，说明她对于唐文奇“吃饭就会听话”之无罪化的极端主张。然而，完整的真相，却可能是更加复杂的。如前所述，由于唐文奇的说辞可能是对自己有罪的掩盖，他与张显宗的关系很可能并非如此。在回忆中，唐文奇参与凶杀前后的各个段落，始终以黑白和彩色的状态交替出现，而在电影的第一阶段，二者则分别是“被动地压抑自我（不想杀人而参与）”与“自我的爆发（主动参与）”的代表。这样的交替，完全弱化了唐文奇回忆的完整真实性，让它变成了两名律师各自引导下动荡摇摆的存在。

由此可见，无论是哪一个律师，其陈述都必然不会是完整的表里全貌，真相几乎不可能呈现在庭审之中。而律师与陪审团，却正是案件的决定者。在两名律师对峙的唐文奇回忆中，陪审团也出现在了后景中。他们如此前的庭审时一样，始终拿着笔记并进行倾听，但此时接收的却不是唐文奇真正的独立完整自述，而是两个旁人的主观局限性叙述，这也正是对他们在整个庭审中接收内容的定性。至于真相，则在唐文奇和张显宗回头看向镜头的时刻，得到了凸显---依然是开头时张显宗的表情，眼神模糊，表情漠然，让人无法窥探到任何东西。经历了漫长的庭审，甚至所谓的“回忆”，我们依然无法真正了解他们二人，这也正是作为辩论旁观者的陪审团的状态。而正义，便也必然无法被如此之人成功伸张。

在最终的审判阶段，导演短暂地重建了制度的权威性，又迅速地推翻了它。在律师一边，电影彻底展示了他们对案件的态度。一方面，是庭审进行中双方律师看向对方的镜头，突出了他们基于各自辩护立场下的敌对关系，这必然让他们对事件的陈述变得极端而局限。另一方面，当庭审结束，三个律师却又一起约饭，回到了和谐的关系，特别是对唐文奇的无罪表现出强烈伸张的女律师，她的攻击显然只是出于工作需要，而非真的坚信自己的解读。于是，纯工作态度下的极端解读，便形成了对事实再现的双重弱化，让其完整呈现的可能性彻底消失于法庭之上。

而在陪审团一边，导演似乎在最终讨论投票时，给出了积极的暗示：被收走的手机特写，意味着对外部舆论的屏蔽，保持独立的思考，而众人的态度也从开始的参差不一－有人感情用事，有人阶级鄙视，有人只看“凶残”，有人只赶时间－－最终归拢到了一致的端正态度，听从了中年女人的“对得起良心”，带来了年轻人主张的胜利。由此，最终的结果，看上去成为了综合社会各方存在遵循各种可能性考量后的存在，具备了权威性，也突显了“社会”与“司法系统”的正义伸张能力。

然而，导演却在其间暗示了对其的否定。即使在最后的讨论中，陪审团成员的观点依然是从各自的生活状态出发的，而在此前的庭审环节，镜头始终给到倾听的他们，强调了他们对于庭审内容的接收，特别是对唐文奇，受到了女律师引导下其姐展现出的巨大亲情感召力，让感动哭泣的陪审团出现了非理性的极端倾向，这就削弱了视角的客观性。甚至，其姐要求“记住我说的话”与女律师微笑的两个镜头，与唐文奇的点头画面形成了同步的正反打，更是暗示了他当庭陈述由女律师安排的可能性，进一步弱化了其对唐文奇真实自我的完整再现能力。而当他们以场景再现的方式进入犯案场景时，唐文奇的动作也继续以黑白、彩色的切换方式出现，显示出他们对其行为解读的全然混乱。

而在最后一刻，导演更是给出了非常出彩的瞬间：陪审团们齐心协力的“权威高潮”时刻，当他们即将投出貌似神圣的一票时，身处的罪案空间再次回滚到了开头，之前本以在他们的复盘中死亡的二老重新进入了房间，让他们此前似乎已然明确的复盘产生了动摇。这样的犯案场景回滚，此前被用在两名律师基于各自立场的叙述中，是对于“不完整事实”的表现。于是，这一瞬间便成为了对陪审团投票之“权威”的再次推翻。

在这里，司法系统对正义的无法执行，成为了一种让人无奈的必然－－－即使陪审团成员已经如此认真，如此排除了外界影响，但他们的局限性与立场性却并不能消除，因为其在外部社会的生活状态，以及在司法环境的“律师基于各自立场而辩护”之运转方式，都是无法规避的主观性影响因素。在投票的复盘段落中，导演保持着成员们在现实与罪案场景中的高度同步，将宣判对象带到了现实中。而由其结果来看，被放置在现实审视下的事件，最终也只能是非完整真相的状态，并非由人力可以扭转。

这样的表达，也在张显宗和唐文奇被宣判后的部分，得到了更加明示的强化。首先，两名律师各自表达了真正的态度，女律师表示“我只是为当事人辩护”，而男律师则说出了“为犯人的犯罪理由说话。。有时候说点真话也挺好的”，一方是不在乎自己看法的工作态度，一方则是基于个人认知而对“预先有罪推论”的主张，截然相反，却都是主观性的存在。而在陪审团一边，他们和谐地说话，似乎实现了自己的使命。但最先强调“对的起良心”的两名女子的镜头中，二人却在随着游船而上下浮动。并且，外部舆论的因素也在此时加入，此前始终以新闻和杂志方式进行“猎奇解读”的媒体记者，争先恐后地涌上，说明了其对宣判的间接引导作用，随后被凝聚成了中年女记者的表现：对唐文奇继续追踪采访，试图挖掘出猎奇爆点。而这一切相对地，则是与张显宗建立起真实联系的年轻女记者。她与张显宗借由旁人（中年女记者）听不到的电话，于封闭环境中交流，也获得了张显宗在庭审阶段中仅有的自主表达内容，更在庭审中与张显宗达成了唯一的光线连接关系。在此刻，也只有她，在张显宗被判有罪的情况下，了解到结局的局限性，深感外部视角的误导影响，留在了出租车上。

当然，导演也正面给出了庭审结果的局限性。律师完成了辩护，舆论进行报道，陪审团则遥望着押送张显宗的囚车，一起对他执行了宣判。然而，由各人解读而明确给出的事件内容，却随之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性。被审判严格划分以“突出凶残的有罪”与“可被同情的无罪”的张、唐二人，对应着最初“扭曲内心之彩色”与“被迫压抑之黑白”的区分，最终却各自展露出了反向的另一面---前者并非没有被迫的痛苦，后者也不是全然被动的所为，实际上均是“二色空间的对等并立与交互影响”。

始终沉默的张显宗，听到唐文奇的无罪时怒骂出声。同时，只在第一阶段中存在的“完全个人空间“”，也再次出现，并具备了对“黑白之现实”与“彩色之个人”的结合属性：它是只发生在张显宗意识中的回忆，与外界无关，是当时确定发生的事实，且在“自我压抑的黑白”中带来了真情的爆发。这样的操作，是对于此前张显宗“现实中爆发”的犯案与试图自我陈述时的手法再现，也成为了两重空间结合后“完整真相”的存在－－－二人站在最初的面试场所中，张显宗与唐文奇一起，对着公司职员发出了同样的爆发，显然在情绪和行为上并没有强迫的因素。这也让人想到了此段落在电影开头时的设计，二人在同一镜头中先后同位出现，早已暗示了其一致性。

然而，就像电影此前所做的那样，上述的完整真相，只能截止到犯案之前的部分。并且，导演也给出了宣判之后的复杂真相。张显宗与弟弟会面，弟弟先交代了父母对张显宗房产的部分保留，二人也一度达成了和谐的交流，淡化了地位高低导致的家庭问题，又在最后恢复了“对哥哥的压制”：回忆中的张显宗戴上了手铐，弟弟则旁观着他被带走，背后取景说明了他对此的毫无感情波动。而在张显宗身上，我们也再次看到了内心的复杂性－－既有对罪行狂笑的“无感”，也有对“游戏有两关始终过不去”而“无法达到家庭水准”的动机表述。这样的复杂性，才是完整的真相，但却必然无法由现今的社会与司法系统所再现，也只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弟弟最终还是打破了对张显宗的情感联系，挂断电话而去，没能了解到张显宗的完整动机，更谈不上或多或少的理解共情，而只是将他单纯地当成了凶残的罪犯。

张显宗的痛哭，二人对话时“实体与镜中面孔并列”的构图，侧面全景中隔开二人的黑墙，都是对司法对张显宗造成结果的展示。最后一个镜头中，德国女人拍摄着张显宗，意味着由痛苦而产生的“暴君希特勒“在现实里的又一次出现，对应着张显宗此时展示的复杂形象。而其结局也与庭审时出现的“希特勒”一样，迅速被打破，且是更加极致的“自杀”方式。张显宗的真实，就此彻底消亡了。甚至，与张显宗存在密切联系的年轻女记者，最后也在自己的庭审中无言叹气，同样成为了司法系统的“受害者”。

而在唐文奇一边，导演也拿出了“判决后”的真相提示，就此削弱了司法系统的权威性。年轻警察再次看到了犯案现场的数学笔记，意识到此必是会计出身的唐文奇所为，他绝非表面上那般，绝不只有被张显宗逼迫与引导下的非自我一面。由此，“外界视角”对唐文奇的现行解读，便也被极大地否定了－－－他出现在记者的镜头中，以此前由司法视角下被判定的“无罪的傻子”姿态出现，依然与姐姐保持着打动陪审团的亲情关系，但这由各方外部视角诠释的形态，却并非完整的唐文奇，反而更接近于此前同样在记者采访镜头下的张显宗，带有一定的真实情感---撒谎与杀死父母的动摇，姐姐的亲情---却也掩盖着自己的犯罪事实。最后，被唐文奇称为“做了那件事后就会发噩梦“的主角蜘蛛，也爬上了唐文奇的身体，甚至让整个犯案房间都布满了蜘蛛网，提示了他的深度参与，并未因无罪推论与案件结束而获得解脱，成为了另一极端的“张显宗”，同样承受了审判局限性带来的负面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的“披露真相”阶段，我们能看到的只是案件前与审判后的部分。对于宣判关键对象的案件环节，我们却依然是难窥全貌，只能做出一些可能性的猜测。这呼应了此前“黑白与彩色空间从并立到融合的完整呈现”，结束在犯案前瞬间－－被害人走入案件现场－－－的操作，正是对司法局限性的再次强化。唐文奇无罪后的天空晴朗，似乎代表着罪恶的洗清与正义的伸张，但随后出现的，却是于镜头下的“非真相”之人。

综上所述，电影并未给出对案件相关的世界各层面---犯罪，人性，司法，舆论，阶级--的正邪判断，包括对似乎打压犯人的弟弟，也流露出过亲情的一面。就像年轻人说的“掌握全貌也是为了定罪”，电影并非只看到同情一面而开脱，而是呈现其复杂，说明了主观性简单评判的“世界”的不权威局限性。特别是对司法体系，实际上也没有批判否定，也有人观察到了内里，但同样不全面。

它只是表现了一种复杂性，带来了对“正义”这一简单存在的执行，在这个世界里的难以实现。无论是人性，事件，还是社会管理系统，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