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在2023:已有疾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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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佘宗明

《岁月神偷》歌中唱道:

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

晴时有风,阴时有雨。

时间确实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

1个月前,舆论场中最热的话题,是疫情。对于感染高峰到来的后果,很多人争论不休。

过了个春节后,疫情似乎已淡出公众视野。尴尬的专家只能说:疫情没消失,只是低水平流行。

几个月前,很多网友还在借玩胡歌与彭于晏互Cue“他不着急,我也不着急”的梗,来为自己的单身汪身份辩解。

可现在,胡歌“我当爸爸啦”的官宣已刷屏网络,热搜上与之相映成趣的话题是:压力给到彭于晏。

感到“猝不及防”的,或许还有很多民营企业。

对照当下和之前,许多人对民企的态度也在变。

结合当前的形势,不难预见:对民营企业来说,2023年跟两年前的现实气候,必然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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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癸卯已启,云程何来?

眼下,很多地方都用“开年第一件事”里的关切,给出了答案:拼经济。

怎么拼经济?

答案离不开“信心”二字。要给企业(尤其是民企)更多信心。

于是几乎各地都在给企业吃定心丸:

换位思考“政”与“企”,企业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服务企业也是在服务大局、服务群众。

一是对待企业要一视同仁,二是兑现政策要一诺千金,三是流程再造要一顺到底。企业和企业家对营商环境的感知最敏锐,我们要以眼里揉不进沙子的态度抓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这是安徽省委书记在安徽“新春第一会”上的说法。

要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

这是福建省委书记在年后开工首日的表态。

不光是省一级,很多市县也在给民企吹暖风,如——

苏州市委书记在推进“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动员会暨作风建设大会上称:

在苏州,一年365天每天都是“企业家日”,企业每天24小时都能享受到不打烊、不打折的精心服务。

成都市1月28日召开的“12345”亲清在线启动暨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提出:

让企业的每一个声音都能够听到、每一个诉求都能够得到回应、每一条建议都能够得到关注;坚定不移让市场主体站好“C位”、当好主角,努力做到同样条件成本最低、同样成本服务最好、同样服务市场机会最多,竭尽一切所能、创造最好条件,为市场主体提供一流发展环境,“让市场主体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快捷”。

中山市市委书记在1月28日的全市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先带头向企业家致敬,之后直接公开自己手机号说:

“企业有增资扩产需求,有总部建设需求,可以直接报给我,我和市长当好你们的服务员,当好你们的后勤部长……”

山东菏泽东明县县委书记1月29日在会上郑重表态:

强调一下,企业同群众一样,必须时刻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谁跟企业过不去,县委、县政府就跟谁过不去。

都在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都在明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这些意味着什么,已用不着多说。

没必要“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

许多做法,都是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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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民营企业”,只有简单六个字,究其内涵,却从不简单。

它其实可以拆解为很多具体而微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

怎么评价BAT+TMD?

怎么看待互联网大佬们?

怎么对待民企发展中出现的那些问题?

就现实看,在当前舆论场中,很多人cos的角色是“叶公好龙”里的叶公:嘴上说要支持,身体上却很诚实地重复着“一鲸落”的句式。

他们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仅限于抽象层面,一落到具体问题上,全都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就在前不久,任泽平、司马南、吴晓波、胡锡进等大V之间,就民营经济相关问题产生了一场论战。

这场被视作开年大瓜的风波,来龙去脉并不复杂:

1月18日,向来主张提振民营经济的任泽平说,对于提振民营经济信心,目前各界呼声较高的办法,主要是把网上个别“喊打喊杀”“让民营企业离场退场”的坏人管起来。

不少网友说:直接报司马南身份证号吧。

1月22日,司马南连发微博,称要“警惕任泽平”,将任泽平的观点说成“封杀不同声音”,还将他跟恒大的那些事又点了一遍。

之后任泽平与司马南互怼了一通。

1月25日,吴晓波力挺任泽平,称与反对民营经济的观点势不两立。

当日胡锡进也发声了,沿袭了一贯的“虽然……确实存在部分……但是……最后老胡呼吁……”的胡锡进体风格,称“关键是民营自己要有不为舆论左右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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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的发声截图。

这里面的是与非,结合当事人的惯常表现,就可窥斑见豹。

顺着这类争论,可以肯定的是:

支持民营企业,就该警惕那种化着政治正确妆容的“民企=资本主义私企”论调——这本质上是新式“姓资姓社”舆论泥沼。

实质上,从世纪之交时民营企业家“原罪论”之辩,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讨论,再到近年来有关民营经济“离场论”和仇资言论的出现,都是“姓资姓社”之争延长线上的余响。

而今,显然不能由着这些沉渣泛起的争议困住民营企业。

别忘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必定也包括正常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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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究起来,部分人对民企的狭隘化理解与工具化认知,也算是2018年甚嚣尘上的“民营经济离场论”和后来的“新公私合营论”的变种。

在当年的中国企业家高峰论坛上,经济学家华生做过一番题为《改革开放40年 从姓社姓资看企业家与营商环境》的演讲。

在这场演讲中,华生就回应了很多人对于“民营企业造成贫富分化”的质疑:

看看财富榜上首富们的巨额财富,确实令人羡慕妒忌恨。他们的一个小目标,也常常令普通人绝望气馁。特别是市场经济中的富裕,确实并不总是靠努力、天赋或者勤奋,而在一定程度上靠机会和幸运,甚至有时也不排斥阴谋和伎俩。

但是,谁又能否认,正是这少数幸运而又不乏自己奋发努力、家庭背景与普通人一样的成功人士,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去创新创业,诱导了亿万资金流入了创新创业创造财富的洪流,从而做大了整个社会的蛋糕,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要知道,历史上所有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均贫富努力,并没有带来普遍富裕,相反却总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

这几段话,就道出了“做大蛋糕”对“分好蛋糕”的价值,也跟“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而是人的全面发展”奥义相通。

华生说:今天其实并不需要对民营企业的特殊扶持和倾斜,而是需要一个竞争中性、不贴政治和所有制标签的营商环境。

诚如此言,支持民营企业,就是要给他们稳定的善治预期——民营经济不会因为“出身”就遭到另眼相待,而是被尊重产权、遵循法治的营商环境围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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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的说法,也是对吴小平们谬论的驳斥。

那该如何更好地营造这类宜商的营商环境?

在此可援引下《光明日报》1月3日刊发的《用制度和法律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文中的观点:

在制度设计上,要从局部领域的“管”向全局系统的“统”转变。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民营经济已经扎根在经济社会各领域,民营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交织成网,因此针对民营经济的局部性政策具有十分明显的网络效应。单一领域出台的收缩性政策,将会通过由成千上万家民营企业编织而成的生产、供应、销售网络进行传递、放缩与转化,致使政策效果往往“言不由衷”“言非所意”。

鉴于此,在未来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和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时,应坚持系统观念,树立全局思维,优化制度设计方案,强化政策效果研判,形成系统性工作合力,统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全局,慎重出台有关民营经济发展的局部收缩性政策,避免个别行业正常的管制政策对市场产生超出预期的系统性影响。

文章还提到,对于民营经济,在立法原则上,要从正面清单的“立”向负面清单的“破”转变;在行政执法上,要从立足短期的“罚”向放眼长远的“保”转变。

这些本也该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正确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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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些,无非是重申常识。

那为什么当下仍要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原因之一就是,过去3年,太多民营企业过得都很难:多重因素叠加之下,它们深陷困境,不少民企都是挣扎在生死线上。

而国民经济的景气情况,又跟民营企业的命运紧密绑定。

如今,面向民企的政策面在持续回暖。

套用2023年开年来热播的三部“风系”现代剧的名字,民营企业时下的处境就是:

“向风而行”的它们想“去有风的地方”,如今“已有疾风起”。

这股“风”,该是春风,而非冷风。

这时候,那些动不动用新式“姓资姓社”之争围困民企的声音,也该消停了。

民企可以被批评,但不该动辄被上纲上线或诛心论的箭头对准。

事实上,许多视民企为仇雠的人,或许有必要了解一段往事:

1997年,华为曾被人举报到中央,说它姓“资”不姓“社”,理由是:华为是非公有制企业,又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大方向。

当时正在起草十五大报告的高尚全(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为此专门跑到深圳实地调研。

调研的结果让他很兴奋: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以2.1万元起步,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企业却给国家创造了巨大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也分享到了发展的成果。在他看来,这样的企业,应该是改革的典型才对,怎么会不姓“社”呢?

2014年11月,任正非特意找到高尚全,对此表示感激,高尚全说:我不是为你一个企业,人家说你姓“资”,我说这是姓“社”,我用不着跟你说,我也不图什么。

若是按照某些人的偏狭逻辑,他们心中的“民族之光”华为,还能活到现在吗?

民营经济在现在和将来,也该像华为在1997那样——作用被看到,价值被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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