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的饺子和醋

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面对一些特殊的历史人物，张艺谋向来选择不杀。

21年前的《英雄》，刺客们没有杀秦始皇，因为心怀“天下”。21年后的《满江红》，主角团也没有杀秦桧，因为要留着他被骂。

前者的处理，当年被批犬儒主义。无名的一句“秦王不可杀”，是对侠义精神的背叛、对强者史观的投降；后者的结局，却被一部分观众认为正是其封神高妙之处——一首《满江红》流传后世，可杀千千万万的秦桧。

而两部电影的共同点，都是为了一碟醋包了一桌饺子。英雄们为了刺杀秦王忙忙碌碌，爱国者为了接近秦桧以肉身铺路，最后透给观众的道理却十足简单，甚至有一点形式与内核的倒悬。

卡尔·波普尔曾提出：“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目前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权力做出自己的解释。”理解这种新历史主义的核心概念，我们可以清楚地将《满江红》以及《英雄》都归为典型的新历史主义电影。

正如张艺谋在首映时所说：“一切不是为了杀戮，是为了艺术。”作为第五代导演里为数不多还活跃在影坛的人物，他依旧渴望对“历史”和“真实”以及“当下世界”做出精炼的回应。

如果说召唤爱国情怀，能够对当下观众的现实焦虑产生一种想象性的激励，那么《满江红》比今年春晚所有的小品还成功。但如果回归到电影表达，《满江红》只是老谋子的行活儿。那一小碟醋，显然是不够蘸这么多饺子。

春晚绝招，《满江红》整明白了

《满江红》的故事发生在风波亭后四年，宰相秦桧（雷佳音饰）为了隐瞒通敌的证据，限时手下们一个时辰内找到杀死金国使者的凶手。随着调查深入，亲兵营副统领孙均（易烊千玺饰）被卷入巨大的阴谋之中，成为岳家军张大（沈腾饰）布局里最重要的棋子。

电影的前半段，是一种残酷灰色的幽默。易烊千玺演个兵痞，动不动就拿刀划拉嫌疑人的脖子。求生的沈腾，则展现出让人捧腹不已的底层智慧：抽中最短的一根草，悄摸换上一根长的，结果四字说今天从最长的开始杀。于是乎，一群男的争先恐后说自己最短，那场面和人均18厘米的互联网形成鲜明对比。

另一个笑点担当是岳云鹏饰演的宰相府副总管武义淳，小岳岳搭档“孙均”比搭孙越好笑多了。最爆的金句，可能是“我没有背景，我都是靠我的努力得来的”。这么一个或许和武贵妃有亲戚关系，还手持御赐金牌探听宰相府消息的“钦差”，脸上始终闪烁着清澈的愚蠢。

岳云鹏和宰相府总管何立（张译饰）以及沈腾围着桌子喝茶时，硬糖君一度担心他从底下捞出烧鸡。喜剧效果最炸的一段，应该是岳云鹏、易烊千玺、沈腾为了歌姬瑶琴的密信而避嫌时。只要有一人在审问，另外两人就把耳朵堵着假装“听不见”。要命的东西，谁敢瞎听？

应该说，把《满江红》当成喜剧电影看（毕竟它如今几乎是作为一部喜剧电影被宣发、被选择的），最大的短板是——表演比笑点好笑，氛围又比表演好笑。包袱都泡在剧情里，脱离整个故事和情节就失去了幽默效果。

《满江红》的笑点，大概就像《红楼梦》的诗。是水中的水草，放在水中好看，取出水就嫌粗糙。就像硬糖君现在看看自己刚写下的笑点，都觉得这好笑吗？它不像周星驰的人物笑点或开心麻花的语言包袱，可以用图文二次传达。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电影是按喜剧宣发的、观众也觉得算搞笑，却没有什么包袱出圈。

硬糖君愿将《满江红》定义为“新型春晚电影”，因为它将春晚小品“喜头悲尾”的黄金法则运用到了极致。前面贪生怕死的沈腾，原来是精忠报国的前岳家军，所做一切皆为了接近秦桧，迫其公布岳飞遗言。风骚够劲的瑶琴，不是犹唱后庭花的商女，而是敢于舍生取义的巾帼英雄。残忍乖戾的孙均，最后被内侄沈腾“不做走狗”的一言之劝打动，完成了终极任务。

瑶琴和沈腾临别前的谈话，是全片感情线的重头戏。姑且不讨论《一剪梅·舟过吴江》时限提早这种无伤大雅的问题，她作为父权结构的牺牲品，其符号化的程度甚至比《金陵十三钗》还严重。

我们看到的是承担着历史重任的被牺牲了的女性，是作为钩沉爱国热情所交付出去的献祭羔羊。作为与男子不同的血肉之躯，电影模糊了她的主体位置与特殊经验，只有被意识形态询唤时，她才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椅子。

精修《三枪》，悬疑管够了吗?

“悬疑管够，笑到最后”，是《满江红》没能完全兑现的承诺。结构上，它因为追求精巧而显得粗糙。内核上，又由于太过直给而陷入刻奇。全军复诵《满江红》时，观众一时间很难区分：让人热泪盈眶的，究竟是电影《满江红》，还是岳飞和诗词《满江红》？

从开篇的俯视长镜头起，这个局就在张艺谋的操刀下细细铺陈开来。逼仄的空间，阴惨惨的光线，四面八方都是围墙，开门关门都是戏。一旦推理到比较乏累的阶段，EMO立刻给你整一段豫剧BGM提神。《五世请缨》《穆桂英挂帅》《探阴山》《下陈州》，每个曲目都意有所指，与蒙太奇的过场剪辑相得益彰。

有段时间，国师的片子在硬糖君眼里约等于【请您欣赏】四个大字，就算故事不咋样，但画面总是赏心悦目的。也许现在返璞归真了，他要用绝对地硬技术教教后生仔什么是剪辑、什么是运镜。但159分钟的时间里，超过95%的剧情没有走出过宅子，还是让人感觉太像话剧或剧本杀，甚至是一期阵容强大的《明星大侦探》。

电影的结构饱满，有点像陈佩斯的话剧《阳台》。虽然观众可以提前预估不少反转，但那种不死不休的紧张感还是会让人沉浸。《满江红》真正让人无法细想的，是赶鸭子上架的细节和逻辑链条：

既然密信很重要，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剖开瑶琴的肚子？如果张大团伙的目的是让秦桧背岳飞遗言，那瑶琴直接面刺秦桧，不小心把人杀了咋整？整个计划看似精密却经不起推敲，策反武义淳靠的是沈腾晓以利害，策反易烊千玺是因为相信他有良心。

孙均假意剥皮张大之后，张大的后背竟然没出血，如此怎么骗过老谋深算的总管何立？这帮士兵原来连密信的前八个字都传不明白，证明文化水平很差，为何后面突然听一遍就能全员默背了？

还有一些预设的问题，张大他们是如何知道岳飞写在墙上的一定是微言大义？有没有可能是《射雕》里的《武穆遗书》，万一是家长里短，告诉儿子银行卡密码，安排媳妇儿再嫁呢。

过于追求反转，让整个计划如同脱缰野马，拉着局中人一路狂奔。每当出现一次错误，系统纠偏的方式就是制造巧合。要想得到最终假秦桧吐露岳飞遗言的结果，必须满足如下三个巧合：第一巧合，秦桧给自己弄了替身。第二巧合，去风波亭的是替身不是秦桧本人。第三巧合，孙均最后威胁的还是替身。

《三枪拍案惊奇》当然没做到的紧凑叙事，被《满江红》补足了。不过后者所最得意的剧作结构和反转，恰恰是它作为一个内容产品最脆弱的部分。如果你不过分追究剧情而是享受观影过程，那么它还是不错的消闲选择。

父与子，第五代导演的主体困境

《满江红》的真假秦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影》提出的“身子”和“影子”的问题。境州从小就被都督子虞秘密训练，为成为替身做准备。这种“拉康式”的身份认同是其走向迷失的第一步。

由于他获得的名字、地位甚至经历都是子虞的，所以无法通过自己的经验进行内在性认同。“我不过是个下人，只是他的影子罢了。”他深知自己的卑微，却无法阻挡内心追问“我从何而来”的冲动。

假秦桧也是身份迷失的意指。他还觉得自己是逆向求和曲线救国，是真的被冤枉了。某种程度上，他是真秦桧的“文人之皮”，帮助本体遮挡的“奸佞之骨”。

电影中孙均完成任务后的撤离，看似为父正名，但也只是符号性的胜利。秦桧所代表的权力只是暂时做出了让步，将英雄放逐之后，现有的结构仍会卷土重来，这又回到了张艺谋曾经痴迷的“循环史观”。

风波亭一案，孙均亲身经历了理想的破灭。起初他努力融入现实的权力秩序，即便被骂走狗也要艰难攀爬。随着计划推进，他感受到了棋子的无力感，侥幸苟活也难逃秦桧清算。于是通过为“父一代”（岳飞）的昭雪，他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主体身份。

这是第五代导演始终探寻的母题：如何在父权的影响下找到自己的主体位置，区分真身和影子。张艺谋的前期作品中，大都表现了作为革命之子在丧失理想信念和被现实秩序排斥后的自我放逐。无论是《红高粱》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象征着文化之根的父亲角色，多是贪婪无能甚至被子一代所抹杀的。

世纪之交的张艺谋开始转向，“爸爸”回来了。《我的父亲母亲》中，他一反常态地塑造了全新的父亲形象。旧文化代表的父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教书育人、忠于爱情的普通知识分子。而到了《英雄》，历史中的暴君被塑造为心系天下却不被子民所理解的父亲。

再往后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影》《一秒钟》，尽管父亲不是永远的正面形象，但至少深深影响了下一代的行为和价值观，并建立了不可撼动的父权秩序。《满江红》的孙均就经历了从对父一代的不信任，到精神皈依父一代的转变。电影中的“父一代”岳飞从未出现，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子一代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虽然看似在革命，但主角的抗争性的确是消失了。早年脱离父权甚至弑父的主题在张艺谋的镜头中退场，转而是更加保守的“以父之名，对父皈依”。中国电影或许已经丧失了宏大叙事的权利和诉求，电影人要表达想法，让电影还能够成为电影，就只能在细节上工于心计。

虽然细节是必不可少的，但遗憾的是也只能在细节上煞费苦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