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使生涯

作者：唐忠民 1965年被选调入外交部，先后在办公厅、国际问题研究所（今国研院）、纽约联合国总部秘书处、驻英国、荷兰使馆任职；担任外交信使先后达15年，走访了115个国家的146个城市。

1988至1999年，我当了11年外交信使，退休后又返聘4年，在15年的外交信使生涯中，我将“恪尽职守、忠于使命”八个字牢牢印在脑子里，做到“人在文件在”，将外交邮袋视作自己的生命！

外交邮袋

（网络图）

1988年7月，我从外交学院进修结业后，就进了信使队。作为新的外交信使，最初见习跑朝鲜、蒙古和日本三个邻国，距离很近，又没时差，觉得跑信使很舒适。接着在11月，我跟老信使田湘出差去非洲，是一条最能诠释外交信使全部内容的线路。

我国派驻非洲的使馆最多，但没有直飞航班，只能从欧洲转机。欧洲是国际航线的交通枢纽，四通八达，交通方便。而西非国家都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是信使出差最为艰辛的路线。

90年代初，俄罗斯没有开放西伯利亚领空，从北京到欧洲都要绕道卡拉奇。先往南飞行6小时到卡拉奇，停留2个多小时上下客，再继续往北飞行10小时到巴黎，连续飞行18小时。从离开家门到抵达巴黎，到使馆交完文件，到安顿住下，整整24小时高度紧张，十分疲倦，早早躺下想要足足睡一觉，可半夜就醒来，再也睡不着，这就是时差综合症，一般要经过一至两周才慢慢倒了过来，等完全适应了，又该回国了。这就是信使首先要过的“时差”关。

我们在巴黎稍休息，就先去了近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摩洛哥三国。接着乘法航南下去西非，从巴黎出发时正值严寒的冬季，穿着厚实。飞行10个小时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播报地面温度31度，降落前便收拾冬装，可为了外交信使形象，仍然西服革履。飞机落地，机舱门一开，一股热浪袭来，温度骤然升高，30多度温差让人感到很不舒服。这就是信使要过的第二道“温差”关。

弗里敦国际机场大厅设备简陋，人员混杂，喧闹脏乱，我们立即绷紧神经，提高警惕，以前曾发生过被偷抢的事。机场运行效率低，行李等半天也不见出来。大白天还有蚊子袭击，要不停地轰赶蚊子。已经汗流浃背，还得耐心等待。好不容易等到了托运行李，一班黑兄弟蜂拥而上，抢着挣点搬运费，好在使馆接送的小伙子应对能力强，快快装上车，就往渡口赶。

机场与首都弗里敦隔着海湾，要乘摆渡船过去，每小时一班，赶不上，又得等一小时。好在我们赶到码头，等了一会儿，摆渡船到了，车直接开上船。船看上去很旧，好像随时有倾翻沉没的危险。船慢悠悠驶了近一小时才靠岸。车驶离船，进入弗里敦，沿途都是低矮的房子，还有许多锈迹斑斑的铁皮房。穿过中心区，才有一些不高的楼。

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

从上午8点飞机降落，到使馆已是午时，机场到使馆才30多公里，耗费了半天时间。

使馆建在山坡上，每天来市电3-4小时，只能靠使馆发电，来保证上班用电，其他时间就没有电。天气闷热，只得摇扇子。更糟的是没有自来水，使馆专门有辆水车，每周去外面拉水2-3次。我们住在山顶，开水和洗漱用水都是馆员从山下提上来的，我们都非常节省用水。

弗里敦街景

第二天，使馆小伙子开车带我们去买水果，进入一家水果店，买了一把香蕉后，问：“吃葡萄不？” “在哪？”我问。小伙子到一摊位，用手一扇，轰走了苍蝇，才露出了葡萄，见此情景，惊讶得我直摇头。

离开塞拉利昂，又是一天的折腾。我们计划乘法航下午2点路过的航班去几内亚的科纳克里。本可9点离馆赶10点的摆渡，为稳妥还要再提前一小时。早8点便离开使馆，登上了9点的摆渡，10点半到了机场，法航还没任何信息。到12时告知法航晚点1小时，后来又推迟1小时。机场里没有空调，又闷又热，还有蚊子骚扰，我干脆跑到外面树下等着。

等了6个小时，下午4:30飞机到了，我们终于登上了飞机。起飞平稳后，刚喝完一杯水，播报飞机准备下降，20分钟后就到了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为了这20分钟的飞行，整整折腾了一天。

与塞拉利昂一样，几内亚也是西非最贫穷、疟疾横行的国家。全馆包括大使，都打过摆子。蚊子都非常疯狂，薄的长衣裤都挡不住蚊子叮咬。我们都格外小心，躲在蚊帐里看书打发日子。使馆就在海边，信使房就建在海岸的岩石上，涨潮时海水就在窗下，晚上听着《军港之夜》“头枕着波涛，海风轻轻地吹，海浪轻轻地摇”的歌声进入梦乡。

外交信使看上去西服革履，非常风光。但外交信使确实是高风险职业，整天被“时差、温差、饭差”困扰，还受飞行事故、疾病、恐怖和战乱的威胁。何谓“饭差”，就是不能按正常点吃上饭。加之，神经经常处于紧张状态，胃病是外交信使的职业病。尤其在长途飞行的夜间，疲惫、嗜睡时刻袭来，却不得有半点松弛。几次我刚刚迷糊一会儿，梦见文件被抢，立刻惊醒，直冒冷汗，摸摸邮袋还在，心里才踏实，但再也不敢入睡了。就是同伴让我睡一会儿，我也不敢放心去睡，怕就怕同伴也盯不住，瞌睡了。

“出国如散步”，体现了外交信使的特点。一次出差走10多个国家，绕地球两圈，对外交信使而言是家常便饭，一年出差200来天，这其中多数都在路途、飞机上度过，即使春节还有信使在出差的飞机上。我曾有三次在异国他乡过春节的经历，与使馆同志一起吃年夜饭、放鞭炮，也有另一番感受。

常常出门在外，最让家人牵挂，虽他们嘴上不说，但只要出差，平常不看电视新闻的老伴就关注电视新闻。有次电视报道了一次飞机失事，老伴就非常着急，让女儿给我发邮件，问我在哪。

当今的航空事业，无论飞机性能、飞行技术、安全指数、速度与舒适都已今非昔比。然而，飞行事故，甚至空难偶有发生。既然选择当外交信使，就要具有献身的精神。五六十年代就有三班6位信使因飞机失事而牺牲。几十年来，每年信使都遇到过大大小小的险情，好在都是有惊无险。

1998年，我加班去斯里兰卡，快要降落时，机上广播要系好安全带。然而，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未见机场。最终降落时颠簸非常厉害，机体要散架似的，看到跑道两侧停了数辆闪着红灯的消防车、救护车。事后才知，起落架发生故障，飞机带着故障降落的。

有一次，从南美回纽约，飞行在加勒比上空，我正在吃饭，飞机突然剧烈颠簸起来，把人抛起，餐桌上的餐具饭菜洒落一地。乘飞机无论何时，都要系好安全带，这是我们的经验之谈。

人吃五谷杂粮，也有不适的时候，特别在出差途中，遇上闹病也是件棘手的事。还得尽量个人克服，不到不得已，不更改行程和行期。

老信使周广隆突犯心肌梗塞，幸亏在巴黎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同样在巴黎，另一位信使却不幸离世。1989年，我们组来了一位新同事，叫崔建华，还是一名数学硕士。第一趟出差，刚到巴黎就发烧、胃不舒服。开始以为是感冒，服退烧药2天不起作用，周六送巴黎一家医院住院，赶上周末，验血要到第二天才出结果，也不让使馆派人陪护。到夜里，他胃痛得越来越厉害。他觉得第一次出差，怕影响不好，就强忍着，结果半夜就死在医院，后查明是急性腹膜炎致死，若在国内这就是小儿科，绝对不会丢命。事后医院承认过失，做了赔偿，他夫人去法国捧回了骨灰。

我自己也在出差途中曾有三次因吃了不净的食物而中招。

1990年2月，我与黄永跃出差，离开伊拉克使馆前吃了午餐，到机场就开始胃痛、拉肚子，勉强上了飞机，好在飞约旦时间不长，飞机降落时，乘务员看我的情况，给予特别关照，没要求我将椅背升起。

2009年6月，我与沈云出差，到达乌干达住在一家国内人开的“南京酒店”。吃了晚餐后，夜里我就拉肚子、发烧。办公室主任陈玉祥也没办法，没有药，医疗队离得远。我只得自救，一杯接一杯，强行往肚里灌淡盐水，整整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才慢慢好起来。第三天该走了，全部邮件由同伴沈云提着，我摇摇晃晃跟着。离开乌干达，到内罗毕后，原信使队的罗辉给我点药，才慢慢好起来。

第三次在津巴布韦，也是因为食品，拉肚子、发烧了三天。

两伊战争期间，信使穿着防弹衣去海湾国家执行任务。我的经历虽不能与他们相比，但有一次出差也让我终生难忘。

1997年1月，我和王云峰出差阿尔及利亚。当时因选举，政府与伊斯兰拯救阵线党发生冲突，引发内战，造成了十万多人死伤。反叛组织扬言每天杀一个外国人，来要挟政府接受他们的条件。我们到达前，已经杀了一名法国人，气氛极为紧张。使馆不敢出去采购食品，一切都通过当地人采购。必须出去办事的，都冒着极大的危险，使馆和家属都提心吊胆，若晚回来一会儿，他们都心急如焚。

1月10日，我们乘法航抵达阿尔及尔，使馆来了4个小伙子，面包车车头插着一面鲜艳的中国国旗。我们安全抵馆，参赞早就在馆门口等候。安排我们住在与使馆一墙之隔的使馆公寓。平常出公寓门就能进使馆大门，现在只要出使馆门就有危险。于是就在与使馆相隔的围墙上搭梯子，从梯子上快速翻过围墙，进了使馆院内都不敢停留，猫着腰快速进入办公楼。曾经有一颗流弹击穿大使办公室窗户玻璃，进入办公室内，幸亏未伤及人。我们就这么战战兢兢，一天翻墙三次，完成任务就离开了，可使馆的同志们就这样每日工作生活在惶恐之中。

卡拉奇武装保卫信使

我前后当外交信使15年，去了115个国家的146个城市，最北的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最南的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最东的是斐济，最西是与斐济相邻的萨摩亚（隔着国际日期变更线），一共出差2259天，平均每年150天。

作者的外交信使护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信使责任重大、异常辛劳，但风险伴随着机遇。能有机会领略异国风光，感受南北异域风情。

我也曾踏足过中学地理课本上学的纬度和经度，见证了厄瓜多尔、肯尼亚和乌干达的赤道线上的标志物，在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0度经线上，脚踏东西两半球。

厄瓜多尔赤道塔

肯尼亚赤道牌

乌干达的赤道圈

赤道是地理学术语，南北半球的分界线，看不见、摸不着。乌干达赤道线上的一个漏斗旋涡演示，可以让人从感性上认识赤道。给表演者几个钱，他先在赤道线以北5米处，往一小桶里灌满水，水面飘着一朵小花，拔掉塞子，小桶里的水立刻下泄，形成小旋涡，小花随着旋涡按顺时针方向旋转。然后到赤道线南5米处，做同样演示，小花朵则按反时针方向旋转，而在赤道线上，没有旋涡，花随水直接流下去，就这么神奇。

另一地理奇特景观是死海，去的路途中有一石碑，标志海平面0度，再往前就慢慢低于海平面。死海位于以色列与约旦之间，是世界上最低的湖泊，湖面低于海平面430米，湖水含有高浓度的盐分，若不小心一滴水溅到眼里，如同针刺般痛。

与之相反的是玻利维亚，1994年我和王冰去玻利维亚使馆执行任务，体验了最高海拔的高原反应。玻利维亚以高原地形为主，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是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国家。首都拉巴斯海拔高度3627米（与拉萨一般高），是世界上位置最高的首都，号称“外交官的坟墓”。

拉巴斯机场海拔4061米，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机场。刚下飞机的时候，我们犹如踩在棉花上，走路软绵绵、轻飘飘。使馆接我们的同事说，身体里还有一定存量的氧，不会马上有高原反应。车上备有氧气袋和救心丸，实在难受就吸氧。但要坚持，慢慢适应，尽量不要吸氧。到了使馆，有个3-4级台阶，我不以为然，一溜跑上去，结果就像爬了百米的高山，气喘吁吁，马上就要晕倒的感觉，不得不立即躺床上吸氧。气压低，水烧不开，煮饭烧水都用压力锅。晚上睡觉时，缺氧症状加重，头痛厉害，无法入眠，只得靠吸氧，一夜似乎没睡着。

的的喀喀湖

玻利维亚有号称“高原明珠”、世界上海拔最高、最大淡水湖——的的喀喀湖。一眼望去，广阔的湖面更接近太阳，湖水比天空更湛蓝，天际翻滚着白云，风景十分秀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玻利维亚是内陆国家，却拥有海军，军舰就驻扎在的的喀喀湖。

泛舟湖上，还可以看到许多居住着三五户人家的“浮动小岛”。这些漂来漂去的“小岛”是用当地出产的香蒲草捆扎而成的。登上湖中最大的太阳岛，上面有印加时代的神庙遗址。爬到近4000米的山顶，感觉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每迈一步，气喘吁吁，付出的不仅是巨大体力，更是坚强的毅力和意志。

蝗灾肆虐非洲的新闻时而蹦出，蝗虫过境只能用“惨烈”二字形容，极大地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存。1997年，我出差毛里塔尼亚，就亲眼见过这场面，铺天盖地的蝗虫如同一大片乌云，遮天蔽日，所到之处，绿色全无，瞬间一棵绿树变成光秃秃的。遍地都像深秋落下的黄叶，铺满了蝗虫，汽车驶过，碾压出两条蝗虫车辙。

在我去过的地方当中，数内罗毕环境最好，四季如春，常年气温在24度。有一次，我对馆员说：“你们多幸福啊，不冷不热，四季如春。”这位馆员的回答让我十分吃惊：“好什么，该冷不冷，该热不热。没有严寒和酷暑的锻炼，感受不到季节的变化，时间过得稀里糊涂，人的抵抗力也下降了。”确实，他的话充满了哲理。

令我难忘的是信使火车班，乘坐火车6天6夜，体验横跨亚欧的铁路大动脉，从东到西游览整个苏联，观赏沿途风景。

在苏联解体的前夕，1991年8至9月，我和田岭乘国际列车出差莫斯科，单程6天6夜。我们两人乘坐一个整套的包厢，一人一个小包厢，中间是共用的洗漱、卫生间。

长达一周的路程，吃饭是最大的问题。列车在苏联境内运行4天多，且不说价钱，俄罗斯的餐食肯定吃不习惯。根据前些班的经验，出发前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信使与列车员关系一直处得不错，列车员能在茶炉里做饭，我们就跟列车员搭伙。

我们在北京站登上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第二天中午到达乌兰巴托，晚上就进入苏联西伯利亚。第三天早晨醒来，列车行驶在广袤无边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中，车窗外全是密密麻麻、透不过气的白桦树林，光线暗沉，偶尔才见到一线阳光射进密林，地面是层层落叶，数千年积淀成厚厚的“地毯”，说不定地下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这里人迹罕至，瘴气弥漫，大自然的神功着实令人敬畏。

第四天，列车沿着著名的贝加尔湖行走4个多小时，这是中国人熟知的西汉苏武牧羊的北海。我们尽情地观赏着沿途油画般的风光，列车左边是青绿挺拔的白桦树。右边则是一望无际的湖水，水天相连，犹如平静的大海。在阳光照拂下，湖面闪烁着粼粼波光，反射着深邃的天空，温润而迷人，清澈透明，充满神秘感，犹如行驶在童话世界里。

离开贝加尔湖后，列车行进在西伯利亚大森林中，窗外除了树林还是树林，偶尔见到几座小木屋。慢慢有些视觉疲乏，就躺在床上看书打发寂寞。

终于在第六天列车抵达莫斯科，结束了这漫长的旅行。下了车，双腿发软，列车的咣当声一直在耳边萦绕。

2012年，我和张大成出完最后一趟差，就告别了信使生涯，回家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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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唐忠民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