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西游记》的认知变化，是另一种中国奇谭

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即便相信“一切阅读都是误读”，吴承恩若地下有知，也会对《西游记》几十年间被“曲解”的进程大吃一惊。

一会儿猴子和猪都谈起了恋爱（为什么白龙马和沙僧不可以？他俩看着还靠谱些）；一会儿东方的孙悟空取经问题被赋予西方个人主义的种种思辨，好一个当代“西天取经”；一会儿人们又抛下主角甚至重要配角，和“只是路过救个人/路过被打死”的甲乙丙丁们共情起来。

比如有人说，自己养猫后共情了《西游记》的神仙们。

小时候觉得他们太护短，自己坐骑下凡作妖带回家就完事了。现在想，这不相当于自己的小猫咪跑出去流浪。你接到消息终于找到它的时候，发现它在外面扑鸟、吃火腿肠，跟别的小猫咪打架。刚要责备它，低头一看它小脸花花的，毛也乱糟糟，一副可怜样，也就不忍心了。

也不知帖主的猫咪有多可爱，才让他说出这般混账糊涂话来。硬糖君很担心群众被带跑了，好在评论区还有明眼人——猫崽子可没偷孩子吃。

菩萨们的坐骑，只是打架生事倒也罢了，可它们是真吃人啊。真要这样代入《西游记》，我们有没有可能是童男童女，被村民送去给观音养的胖头鱼吃？有没有可能是比丘国的一千个小孩，被南极寿星的鹿宝宝当药引？有没有可能是新鲜食材，被文殊普贤养的狮子妖、大象精扒了皮抽了筋挂在树上？

就像最近被热议的《中国奇谭》，第一个故事就叫《小妖怪的夏天》，直接把我们从英雄史观“打回”群众史观。原来，我们不一定是孙悟空，极有可能是那只走不出浪浪山的小猪妖。

而从“俺老孙来也”到“小猪要出走”，从86版央视《西游记》到《小妖怪的夏天》，近四十年来我们对《西游记》的认知变化，也可视为另一种中国奇谭了。

小猪，社畜，浪浪山

《中国奇谭》首集《小妖怪的夏天》，主角是个默默无闻的小猪妖。片名英文叫《Nobody》,很好地点破故事主旨。不同于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这样还有名字的小妖，《中国奇谭》压根没给小猪名字，这也意味着它可以是任何人。

主线叙事很有职场内味儿。小猪见不到最大的妖怪，只能被中层妖怪吆五喝六。这就相当于，你在一个公司呀，没有面见大boss的机会，只能被中层领导拿捏。尤其是熊精传话：“干得好可以喝一碗唐僧肉的汤。”小妖怪们立刻个个精神抖擞，像极了打工人被领导画饼的样子。

在这样的环境中，小猪只能按部就班，没有任何创新或发挥的空间。也就是说，上升渠道被堵死了。

唐僧要来的倒数第四天，小猪妖被熊精指派制作一千支箭。它的同事乌鸦精说，上面让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可小猪妖非是不听，给所有箭加了羽毛，兴奋地给熊精展示性能提升。中层领导明显受了刺激：“你在教我做事。”折断小猪的成果让他们重做。

倒数第三天，熊教头又粗暴地把小猪妖当成锅刷子，当着大家狠狠摩擦。倒数第二天，无法完成一千斤柴火的小猪和乌鸦，只能去抢更底层的人类的劳动成果。这时，他们被迫变成了与熊精一样的“压迫者”。

讽刺的是，大王突然不清蒸了，要烤着吃，嫌弃普通木材糟蹋味道，狼妖把大家辛苦弄来的柴一把火烧了。这就是上层拍脑袋朝令夕改，导致下层社畜的成果毁于一旦。

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小猪上街采买调料，从说书人处听到了唐僧师徒的故事。它黯淡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光，回家对母亲说想离开浪浪山出去闯一下。没想到猪妈妈的话，和硬糖君过年回家听到的一模一样——你是咱家的骄傲哇，别想些有的没的，有个稳定的饭碗多好呀！

经历了种种，小猪的心态终于在唐僧师徒到来时发生逆转，他要改变自己、勇敢一次。他使劲奔向孙悟空等人，边跑边喊有陷阱。结果，被孙悟空凌空一棒打死了。

不少观众觉得故事停在这儿蛮好，更有残酷的况味。但也有观众表示后续情节很治愈，原来孙悟空打晕小猪只是做戏给其他妖怪看，离开时还给了小猪三根毫毛以示鼓励。

也许我们连刷锅的小猪妖都不是，只是没有台词的蛤蟆精，或者看到秘密被做掉的乌鸦精。在万柳书院少爷引发我们对财富阶层的热议未退时，《中国奇谭》的同步出现，也在冥冥中被定义为“无足轻重者的悲歌”。

在与鼠鼠文学合流后，“浪浪山”成为一种圈层壁垒的象征。翻越过一座浪浪山，还有另一座，也许普通人终其一生都走不出去。

谈恋爱的猪和猴子

上一次大规模重新诠释《西游记》，是在世纪交替。有三部作品非常典型，1995年的电影《大话西游》，2000年的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以及2001年今何在的小说《悟空传》。虽各有体系，但都没离开“谈恋爱的猪和猴子”。

徐峥和陶虹的《春光灿烂猪八戒》，过去看觉得是歌颂爱情美好，现在看就是鼓吹恋爱脑。猪八戒屁本事没有，还当着小龙女的面当嫦娥的舔狗。而小龙女总是默默付出不求回报。为猪八戒忍受金丹的热气，为猪八戒去求雨，为猪八戒和父亲翻脸……

最恐怖的地方还不在这里，而是小龙女幼年的恩人朱逢春，在剧集一开始就死了。后面她再见到的朱逢春，是夺舍了朱逢春肉身的猪八戒。也就是说，这场轰轰烈烈的付出从一开始就错付了。以为对方是果子狸，其实是只胖大橘。

让人三观崩裂的，当属“天崩地裂爱死你”（第11-21集）这个单元。小龙女爱着猪八戒，猪八戒和吴刚爱着嫦娥，嫦娥爱着后羿，后羿转世是个憨憨。这种层层套娃的结构，和《中国奇谭》第二集的《鹅鹅鹅》有异曲同工之妙。狐狸爱着兔子，兔子爱着猪，猪爱着鹅，人人都有心上人，但他们的心上人的心上人偏偏不是自己。

相比较起来，《大话西游》的爱情确实可玩味、可参透的角度要丰富得多。虽然这部电影在1995年的香港遭遇票房惨败，但在随后五年中，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而在内地口碑翻盘。

1996年，《大话西游》的拷贝传到北京电影学院，一到学校放映立刻博得满堂彩。1997年，网友开始在“水木清华”BBS上连载《大话西游》的台词。经过三四年的发酵和解读，这部作品终于在网络时代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

不同于央视《西游记》的移植式改编，忤逆不羁的人物，复杂纷繁的循环式逻辑链条，傻傻爱的牺牲式爱情，让《大话西游》被一代青年人奉为爱情圣经。当年的学生，谁不能全文背诵“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呢。

《大话西游》的核心命题是爱情与真理的抉择。至尊宝有双重身份，一个是保护唐僧西行的孙悟空，一个是普通的强盗首领。选择前者意味着追求梦想和真理，选择后者做一个普通人则能拥有爱情。取经与爱情的矛盾，被电影艺术化地推到极致，从而引起观者长久的反思。

如果《大话西游》讲述的是爱情之死，那么《悟空传》则着眼于爱情重生与反抗精神。小说中，孙悟空被抹去了反抗的记忆，只好不断追寻昔日的自我。虽然死于如来的诡计，但终于记起了与紫霞的恋情，双双殉情于天火。这种对佛法和天庭的否定批判，揭示了被压迫者在既定秩序下反抗失败的无奈与悲壮，实际是“上帝死了”“人也死了”的后现代主义。

敢问路在何方？

当年，86版《西游记》的导演杨洁找到闫肃，希望他来创作主题曲。闫肃答应后，前面几段写得水银泻地极为流畅。“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

可是到了这里，却怎么也憋不出下一句。闫肃在家里来回踱步，写作业的儿子吐槽：“烦不烦呐，地上走出一条道来了都。”正是这句话提醒了闫肃，他想起了鲁迅说的世上本没有路。什么算头啊，取经回来算头吗？封了斗战胜佛算完吗？都没完呐，人生还得继续呀，走哪儿算完。路在哪儿，路在脚下。接着，神来之笔问世——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需要注意，80年代的中国并非是一种纯粹的乐观主义。尽管当时的理想主义者普遍洋溢着昂扬向上的精神，但这种激情又不可避免的遭遇现实挫折。尤其是80年代初期，经历了国民经济的长期停滞，真实的方针依然是“重调整，缓改革”，改革开放之路是非常难走的。

因此，“行路难”成为了86版《西游记》的主题。某种意义上，唐僧等人的取经之路，就是中国的改开之路。而途中的九九八十一难，又在某种程度上隐喻了改革遭遇的各种艰难险阻。孙悟空体现的不仅是坚定前行的恒心，还要有“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勇气。

此时的孙悟空，已经不再是上美厂动画《大闹天宫》（1961年）里的激进反抗者，而是转型为稳步解决一个个难题的探索者形象。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的金句“路在脚下”，或许可以看成时代的定音之锤。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注重踏实前行和不断积累，总能走出康庄大道。

应该说，明代以前的文艺作品中孙悟空猴性有余而人性不足，吴承恩在《西游记》中丰满了孙悟空的社会性。晚清时期，活跃在“翻新小说”中的孙悟空，更是作为前现代人物开启了中国人观看西方文明的视角。戏曲舞台上的孙悟空，则从猴妖变成了反封建的斗士形象。

40年代万氏兄弟的《铁扇公主》里，面对沦亡危机，孙悟空又变成了抵御外族入侵的英雄。可见，《西游记》的多义化解读之所以总能召唤民众的认同感，正因为其丰富的文本结构可以随时契合人们当时的情感结构。

80年代需要英雄主义，《西游记》就成了“刚擒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的前行战歌。当下我们关注那些默默无闻的个体，《西游记》就有了比“五指山”更让人泪目的“浪浪山”。

改变的不是《西游记》，而是解构它的视角和心态。反正坐骑下凡吃人，回到菩萨怀里亲亲抱抱举高高这种事，还挺膈应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