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亮起，郎酒、习酒和国台们的上市路更难了？

文：向善财经 作者：刘能

近日，一则关于“证监会对核准制下的主板申报进行行业限制，明确‘红灯行业’（包括白酒、食品、防疫、学科培训等）不能申报，而‘黄灯行业’（包括家装、电器等）头部企业才可申报”的传闻成了白酒圈里热议的话题。

有业内人士表示，沪深主板确实存在有针对白酒等“红灯行业”的相关限制，但此前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证监会也确实经常会有非普遍下发文件类的细化导向意见，这则传闻内容与行业已有监管导向没有太大变化。

如此看来，虽然传闻尚未得到证实，但对于早已被贴上了“红灯行业”标签的白酒来说似乎只是再一次证明了“白酒上市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现状。毕竟除了2016年金徽酒成功IPO上市和2019年岩石股份通过资产并购转型为酱香酒企业外，近年来便再无白酒企业通过递表、借壳或资产重组等方式成功进入资本市场，

或许正因如此，现有的白酒上市公司意外地成为了投资市场的稀缺“爆炒”对象，整个板块迎来一波全线上涨，涨幅达1.95%。

但彼之蜜糖，我之砒霜。对于那些想要积极推动IPO上市的酒企如郎酒、国台和习酒们来说，此次的红灯传闻无疑为其未来的上市之路增添了几分不确定性……

白酒亮起“红灯”？

关于白酒被列为红灯行业，一方面是外因，即白酒作为生产过剩的传统行业代表本就与主板、创业板、科创板和北交所们更青睐的以“创新、科技”为发展核心的高新产业需求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则是从投资市场的内因看，红灯行业的设立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为了将资金向科技、创造等更优质的产业领域引导的宏观优化手段，但即便如此，近年来白酒板块却依然持续升温，吸引来了不少的资金火力。

如此一来，从主观上，监管层无疑更加不想让现有的白酒股扩容；而在客观上，过度发热的金融资本化实际上也为整个白酒产业投资埋下了不小的风险隐患，需要监管层规范和理性地释放市场压力。

因为从现在的市场投资风向来看，白酒似乎被当作是金融投资产品在玩，成为了接替房地产之后的第二个投机风口。最直接的佐证就是和此前的房地产一样，现在白酒市场和渠道“囤酒不喝酒”的趋势怪圈越来越严重。

比如从2022年前三季度数据来看，在白酒上市公司中，只有顺鑫农业和伊力特等极少数白酒酒企出现了营收、净利同比发生下滑的情况，而以贵州茅台、五粮液为首的多数品牌酒企营收增幅均实现了双位数增长，甚至洋河股份、泸州老窖们的营收和扣非净利润同比增幅还超过了20%，业绩表现极为亮眼。

但要知道，近80%的白酒消费都发生在聚会及应酬场景。而受疫情影响，2022年1-9月全国多地限制堂食，婚丧嫁娶等大摆酒席的消费场景基本消失。许多公司部门被迫居家办公，商务接待场景严重受限，甚至就连“春糖”和“秋糖”两场白酒订货盛会也被疫情一拖再拖，最终成了一场颇为冷清的“冬糖”。

很明显，惨淡的消费市场环境与普遍亮眼火热的白酒业绩并许有所出入。那么如此多的白酒究竟流向了哪里？

答案是渠道和经销商。

比如据天眼查APP数据显示，五粮液曾在2022年半年报中提到，“受国内疫情呈多点反复态势影响，其通过降低预收款中现金收取比例、优化订单管理等措施，减少经销商资金压力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五粮液放宽了对经销商的预收账款约束，几乎相当于提前“赊账”卖出去了部分白酒和业绩。

反映到数据层面便是五粮液的两大关键指标——合同负债罕见地出现了连续三个报告期内的同比增速大幅下滑27.66%、70.35%和36.83%；而应收票据却实现了同期增速的连续大幅上升52.78%、38.47%和47.60%。

众所周知，合同负债具体表现为先款后货，即“经销商先打款，厂商后发货”，而应收票据则与之相反。如今，虽然五粮液的合同负债大幅锐减，可能确实与其预收款的“打折”有关，但反过来说，五粮液能选择主动给经销商松绑预收款项，甚至愿意暂时放弃品牌对渠道的主导地位，大幅提升“先货后款”的指标，似乎同样印证了今年经销商们的去库存压力极大、终端需求萎靡和市场动销不佳。

事实上，据中酒展发布的《2022年度酒商现状及发展报告》显示，2022年1月-6月，80%的白酒经销商库存严重；其中，约39.7%的酒商库存在5个月以上，33.6%的酒商库存在3-5个月。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经销商们选择渠道囤货可能是源于品牌方的压力，不过据向善财经观察，更多可能还是来自经销商自身对白酒未来投资涨价预期的盲目看好。

一是往远了说，白酒的保质期很长，而民间也较为推崇越陈越香的“老酒概念”，所以茅台、五粮液等高端年份白酒本就具有很高的投资收藏价值；二是往近了看，中国知名白酒在刚刚过去的2016至2021年经历了一轮涨价潮，五年间的价格增幅大约为30%-50%。也就是说，即便不长时间收藏，在当前白酒品牌冲击高端化的涨价逻辑下，同一瓶名酒明年能比今年卖的更高，等于是旱涝保收。

在这种情况下，白酒几乎成了最优质的金融投资理财产品，渠道经销商们愿意提前买入囤积，坐等酒企涨价升值；投资者们也愿意为品牌酒企们的高估价而买单。最终白酒板块吸引来了大批的市场资金，而经销商和收藏者手里却囤积了大量的白酒社会库存，没有被市场实际开瓶消化掉。

但不难发现，在这一投资逻辑链条中，一旦白酒品牌发生提价不畅、经销商涨价预期下滑或者出现2012年的白酒塑化剂、三公消费禁令出台之类的黑天鹅事件打击，曾经渠道经销商们投机囤积的大量白酒库存就很容易被低价抛售给消费市场，以尽可能地减少自身损失。而这实际上也正是2013-2015年白酒市场崩盘的关键原因。

或许正因如此，2021年8月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了《白酒市场秩序监管座谈会》，会上，部分香型白酒发展过热、资本涌入白酒行业造成过度竞争和风险加大、部分白酒品牌提价涨价过于频繁等问题成为讨论重点。

如果再结合此前高层：“做好白酒市场和白酒资本行为的监管”定调，那么和现在的“房住不炒”一样，未来的“酒喝不过度炒”会不会成为白酒资本市场新的主旋律？

争夺酱酒第二股，郎酒、国台和习酒们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对于白酒的红灯行业限制，也有业内资深人士认为，这里的限制并不是指“不能上市”，而是要求企业在所有条件都做到无可挑剔的情况下，才能有上市的可能。毕竟在此次传闻中，食品连锁餐饮类的企业理论上也是“红灯”企业，但去年紫燕食品却顺利登陆了A股市场，这意味着监管层面可能并没有完全一棒子打死红灯行业，白酒A股上市也并非不可能。

不过遗憾的是，以酱酒第二股的争夺战为例，最具冲击这一市场宝座的几大实力派玩家郎酒、国台酒和习酒们自身似乎都存在着不小的上市难题。

比如从2007年开始到现在三度折戟IPO的郎酒，在2021年6月再次开启上市进程后，就迅速被证监会53连问堵在门外。

无独有偶，在2020年5月，国台酒业递交了招股书，拟登陆上交所主板上市。但在同年11月，证监会在反馈意见中提出的47问也直接终结了国台酒业的IPO之路，其中包括要求公司就收购怀酒酒业有关事项、实控人关联企业同业竞争问题、经销商持股问题、“国台”系列商标所有权问题等作进一步说明。

至于习酒，2019年10月，时任习酒董事长钟方达在一次公开活动表示，根据证监会相关规定，由于涉及同业竞争，习酒上市计划终止。尽管在2022年7月，习酒公司先是升格为“贵州习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由前掌门“张德芹”重任习酒集团董事长。随后茅台集团又公告称，拟将所持习酒公司82%股权无偿划转贵州省国资委持有，由贵州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

至此，习酒“脱茅”单飞完成，IPO路上的最大绊脚石——同业竞争被挪开。

但由于IPO规则规定，要求发行人最近3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所以如果习酒选择独立上市，最快也是3年时间。

很明显，相比郎酒、国台酒，习酒的上市之路似乎要更加直接清晰。不过有意思的是，据向善财经观察，相比习酒，郎酒和国台酒却似乎要对“酱酒第二股”或者上市的需求更加迫切。

一方面郎酒一直以来对标的都是茅台，甚至在营销层面也早已将自己定位在了“中国两大酱香白酒之一”。所以在资本市场和投资者们眼中，郎酒最具投资想象力的卖点恐怕也就是这个“酱酒第二”的品牌地位。

而一旦失去了这个，不仅郎酒的资本评价会大打折扣，市场消费者也可能会对其产生认知混乱，甚至造成品牌形象的降级。尽管为了应对这一潜在风险，郎酒在营销层面选择了提前转变品牌定位，即从“青花郎，中国两大酱香白酒之一”，变成了现在的“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但相比于前者的脍炙人口，后者庄园酱酒的宣传定位恐怕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消费者们的品牌印象。

另一方面国台酒业则是因为用资本绑定经销商的玩法，导致其内部存在很多经销商直接或间接持股的现象。早在2017年“国台上市暨股权合作签约会”上，就有102名经销商及投资人加入到国台股权激励计划中。据招股书显示，公司前五大客户中，广东粤强持有国台酒业1.19%股权，卡特维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国台酒业1.24%股权。

因为白酒厂商首先面对的是经销商，而不是消费者。只要经销商加大囤货力度，酒厂的销售自然就上去了。而在上市预期的推动下，这些持股经销商可以通过股权大赚，有充足的动力下单囤货，帮国台冲业绩。IPO上市成了维系国台和经销商之间关系最重要的纽带。

所以如果上市不成功，双方关系恶化甚至被反噬就成为了必然。据悉，国台酒业在开完2022年经销商大会不久，多家经销商就要对国台酒业进行起诉。起诉背后，多家媒体猜测是国台酒业向经销商压货。但由于网上并未搜到国台酒业的回应，对此，我们暂时不置可否。

不过在这种前有狼后有虎的上市环境下，借壳上市或者转战港股对郎酒和国台酒业们来说似乎未尝不是个好的选择。那么郎酒们究竟会作何选择，这一切恐怕将由时间来见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