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人，为国卖身

从幕府末期到日本在二战战败，是日本军国主义逐步扩张的时期。

但早在日本疯狂向东南亚扩张之前，就已经有一支被称为“黄色娘子军”的“先遣部队”来到东南亚。这些年轻的女孩被称为“南洋姐”，迫于生活困苦，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撑起家庭，并且为快速工业化的日本注入资本和活力。但是她们的家庭和国家却在踩着她们身体走向富裕之后抛弃她们。

这是一段日本崛起过程中令人唏嘘的历史。

下海

1868年，日本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明治维新，但外有美国黑船叩门，内有政府盘剥，人民生活依然困苦。在长崎和熊本等地，遍布群山，土地难以耕作，但偏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倒幕以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人口激增，导致租税暴涨。人们在家种田实在挣不了几个钱，连白米饭都是奢侈品。

1871年的东京炮兵工厂

好在长崎一直都是日本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有悠久的对外贸易和人口流动传统，大批日本妇女开始出海谋生。而男人则留在家充当顶梁柱，继续种田。

西南部的人民也有悠久的出海历史

所以西南藩镇改革也较早

离开日本的女人们发现，原来海外早已经飘满各种西方旗帜。尤其是情况不那么复杂的东南亚国家，纷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原料供应地，大量黑人和印度劳工汇聚于此充当劳动力。

大规模沦陷

但这里的劳工大多是集中劳作的青壮年男性，业余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多少个花好月圆的夜晚，他们年轻荷尔蒙作用下的躁动无处释放。

工人们焦躁，殖民地当局也焦虑。这么多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长期从事高负荷的工作，性欲又得不到满足，长此以往早晚叛乱，难以收场。就这样，在工人干柴烈火的期盼和殖民者焦头烂额的等待中，日本妇女们到来了。

女人干不好体力工作，殖民政府便给出了一条用灵魂交换金钱的出路——卖身。一时间在南洋各地，日式妓院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出现，在东南亚等地充当性工作者的日本妇女被称为“南洋姐”。

对于这样的卖春行业，无论是殖民地当局还是日本政府都持默许的态度。

殖民主义者将这些日本妓女视为社会“润滑剂”，让劳工们在极度枯燥乏味的工作之后寻花问柳，有利于殖民地长治久安。

日本政府忙于维新，根本无暇顾及妇女下海这类小事。况且当时“南洋姐”在海外的工资可以达到每月七八十美元，家庭如果有女孩下南洋，甚至可以寄钱养活全家，远高于当时日本国内的女工和东南亚当地的苦力，有助于稳定改革期间的民心。

南洋姐喜欢拍照，除了为妓院搞宣传

她们也把近照寄回家乡报平安

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下南洋”走向高潮，日本长崎的岛原和熊本的天草更是充当南洋姐下海的“桥头堡”。长崎港和口之津港等地则成为偷渡的主要港口。每天傍晚，都会有许多少女聚集在港口不远处，然后大家见面后说上一句“今天要去日光”，则可心照不宣。

等到晚上，蛇头会通过贿赂港口巡逻警察等手段，带她们登上小船出海，之后再混入运煤或者中转的外国船，驶向她们梦想中的南洋。

“先锋队”

20世纪初年，仅在新加坡一地卖春的日本妇女就突破500人，而同一时期在当地的全部日本人也不过700人而已。卖春业延伸出来的产业更是养活了成千上百人，妓院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在新加坡等地的大街边，一个个身着暴露和服的“南洋姐”在屋檐下穿梭，一个劲儿地追着路边的男士来揽客。

分布在新加坡大坡与小坡的妓院

妓院老板往往身兼皮条客和人贩子等多重角色，他们深知在离日本本国千里之外的异乡单打独斗力量有限，不仅要面对殖民地当局的骚扰，还不利于扩展生意。因此，他们充分发扬东亚人爱抱团的传统习惯，自发结成了带有工会、同乡会和商业联盟性质的组织——共济会。（令人震惊的名字）

除了代表妓院与当局交涉以外，共济会日常还负责安葬在当地逝世的日本人和向他们在日本的家人报告消息。

1888年, 妓院老板二木多贺治郎拨出七公顷建成墓地

埋葬那些年年纪轻轻死在异乡的南洋姐

随着共济会的出现，“南洋姐”这一行业不断壮大，甚至垄断东南亚不少地区的卖春业，同时也积累丰厚资本和广阔人脉。以至于之后日本企业需要参加殖民地当局举行的庆典，都需要妓院的老板们出来牵线搭桥。

西贡（胡志明市）的唐行小姐 照片左上

法属印度支那的邮票盖有西贡的邮戳

东南亚卖春业所带来的资本对日本而言也是久旱逢甘露。当时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急需大量资本。“南洋姐”们则用自己的肉体换来丰厚的报酬，并且寄给日本的家人，间接为日本崛起注入资金。

到1902年日本的获得现钞超过一千多亿日元，“南洋姐”带来的外汇成为日本第五大外汇来源。这些血肉之躯换来的资本，甚至被认为是日本通向工业化开辟道路。

马来街,角落头坐着南洋姐，c.1910

除了让外国资本“走进来”，“南洋姐”也在积极帮助日本企业“走出去”。

“南洋姐”们需要用日本的布料和棉花等生活用品，其需求帮助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站稳了脚跟。依托卖春业的消费能力，日本人的杂货店、照相馆和医院相继开张，日本企业的用户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到欧洲人和土著居民。

“南洋姐”所到之处，则是小工商业主所到之处，继而领事馆和大商社相继建立。日本的东南亚商业网络开始舒张开来。

二十世纪初期，随着日本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日本军国主义野心不断膨胀。日本势力染指朝鲜和中国之后，也对西方列强虎口里的东南亚垂涎三尺。而“南洋姐”聚居区鱼龙混杂的人口环境有利于更多谍报人员的混入。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南亚的地形地貌和风土人情等情报逐渐了然于胸。

日本妓女的墓碑与日军元师寺内寿一及一万多部下

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似乎在有意无意间把历史逻辑化

做皮肉生意的“南洋姐”在日本的帝国时代，成为了“娘子军”。

家国之耻

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国力崛起，并拥有了不逊色于西方的工业体系，日本人开始以“一流国家”自居。但是外国人却纷纷调侃：“贵国的一流国货是不是就是这些美女啊？”日本精英们骄傲的脸瞬间挂不住，这个事情后来被记在日本海军军医石神亨的日记中。

1910年，世界各国在巴黎通过了取缔卖春行业的国际条约，并在其后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废除卖淫行业的浪潮。

日本政府开始承担着国内女权组织的舆论压力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到了1914年英国殖民地当局甚至宣布要驱逐几十个日本皮条客，并且要逐步取缔卖淫业。南洋姐的生存空间开始被压缩，但是由于卖春业带来的巨大外汇，日本政府依然选择容忍。

同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纷纷陷入战争泥潭，无暇东顾，对南洋的经济控制有所放松。特别是战争结束之后，各国经济遭到纷纷破坏，西方列强对遥远的东南亚的控制力显得力不从心。近水楼台的日本人迅速瞄准了这个时机，在1918年一呼而上，掀起南洋热，在金融和贸易领域疯狂捡漏。

马来街日本商店，c.1920

当这些“正业”逐渐成为日本海外资本来源，卖春这样的行业存在就变得可有可无，卸磨杀驴的时候也到了。

1919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废娼”。东南亚的大妓院老板们马上闻风而动，主动关闭妓院转成实业主，有的人贩子甚至摇身一变成了海外开疆拓土的功臣，获颁发勋章。但是那些靠出卖自己身体生存的“南洋姐”却流浪街头。

过去依附于皮条客和政府庇护而生存的弱女子们，没有栖身之地，也没有一技之长，命运犹如风中的蒲苇一般脆弱。卖身所带来的各种疾病让她们病死的病死，幸存下来的妓女则选择回到她们心目中最后的庇护地——日本。

但是，日本社会已经不再是当初她们离开时候的那样。

近代化让西方的价值观逐渐渗透进入日本社会，卖淫被认为是违反价值观的。同时，日本精英阶层和主流媒体为了维护“帝国的脸面”，开始将海外卖淫业斥为“丑业”，划清界限。曾经人人羡慕的“南洋姐”，成了过街的老鼠，乡人唾弃。

那些靠“南洋姐”汇来的钱财购置田宅的亲人们，也将“南洋姐”狠狠赶出家门。她们年轻时候曾经被迫碾碎自己的生命换来金钱，供养她们的家庭和国家，最后却在那些用她们肉体筑起来的高楼中，没有尺寸安身之地，在绝望中走完人生。

《望乡》的剧照

20世纪70年代，“南洋姐”的故事在质疑和压力中被拍成电影《望乡》，并在数年之后引进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引起全社会的轰动。

片中善良的阿崎婆年少时因家境贫穷被卖去南洋，等到她回到日本之后，被同乡鄙视，连一直靠她的血汗钱供养的哥哥和她的亲生儿子也将她赶出家门，最终在贫困潦倒中死去。而那些在病死在东南亚的“南洋姐”们，她们的墓碑也不约而同地选择背对祖国，逐渐被人遗弃。

仰光的日本人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