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华（3）阴柔 不等于傻白甜

渭河平原，是由地带断层陷落，经渭河及其支流泾河、洛河等冲积而形成的一个冲积平原。

因为处在东面潼关（函谷关）和西面大散关，以及南面的武关和西北的萧关之间，渭河平原，又被称为关中平原；或曰：八百里秦川。

陕西省的省会西安市，就北濒渭河，南依秦岭，坐落在这八百里秦川的中部。

西安古城

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国的四大古都之一，有着3100多年的建城史、1100多年的建都史。

周、秦、汉、莽、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多个朝代，都曾在这里建都。

这么彪悍的历史，其值得留连与观瞻的去处，当然会是很多的。

而灞桥，就在其中出类拔萃。

灞桥折柳

春秋时期，秦穆公称霸西戎，将滋水改为灞水，并修“灞桥”。

王莽地皇三年(22年)，灞桥水灾，王莽认为不是吉兆，便将桥名改为长存桥。

隋开皇三年(503年)，灞桥重建于早期灞桥的下游300米处，唐至宋代沿用。

明、清时代，灞桥先后几次废毁。

到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陕西巡抚毕沅重建灞桥，但已非过去规模。

直到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巡抚杨公恢，才按旧制又加建造。

桥长380米，宽7米，旁设石栏。桥下有72孔，每孔跨度为4米至7米不等，桥柱408个。

1949年后，为加固灞桥，对原桥进行了扩建，将原来的石板桥，改造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现在的桥，宽度达到10米；两旁，还各留宽1.5米的人行道；因而大大地改善了交通状况。

1994年，当地人在灞河取沙时，意外地发现隋唐时期的灞桥遗址。

遗址之桥身长约400米，桥墩有4座、残券拱3孔。

桥墩呈船形，长9.25-9.52米，宽2.4-2.53米，残高2.68米。墩距5.14-5.76米。

墩下以石条铺成长方形底座，石板长达17米，其下布满木桩构成的桥基。

桥墩两端设分水尖和吸水兽。

另外，随着灞桥遗址出土的，还有隋唐时期的土瓦、琉璃瓦。也有宋、金、元瓷片，以及北宋维修桥身时利用的唐碑等。

2004年国庆节期间，一场大水过后，又冲出隋代桥墩10座，残长约100米。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多孔石拱桥。

隋唐灞桥，现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楚汉相争前期，“刘邦军霸上”，大有阻止项羽军队入主咸阳之势。

于是，项羽大怒说：“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从而引出了一段流传千古的《鸿门宴》。

灞桥在唐朝时，设有驿站，凡送别亲人与好友东去，多在这里分手，有的还折柳相赠。

因此，此桥也曾叫做“销魂桥”，流传着“年年伤别，灞桥风雪”的词句。

“灞桥风雪”，从此成了长安胜景之一
。

然而，西安虽古，灞桥虽长，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古？为什么这么长？

它们古从何来？长从何来？

这恐怕，就不得不追溯一下，它们背后更为久远的历史与地理。

在灞桥一侧不远，西安的西面，渭水之上游，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成纪——大地湾啊。

从成纪、大地湾下来，再往中原而去，这关中平原，是一个绕不开的必由之路。

而西安、灞桥，就是这条路上的第一道驿站；是中华民族尚未成型时，向前迈出的第一步脚印。

就在如今的灞桥区半坡村，考古工作者们，就发现、并发掘出了一处典型的仰韶文化遗址，那就是著名的“半坡文化遗址”。

半坡文化遗址

该遗址距今6700-5600年，略呈南北较长、东西较窄之不规则的椭圆形，总面积5万平方米（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左右)。

遗址中的房屋和窖穴、饲养家畜的圈栏，集中分布在村落的中心，约占3万平方米。围绕着居住区，还有一条深宽各约5-6米的围沟。

遗址北部，是氏族公共墓地；东部，则是制陶窑场。

居住区和墓地、窑场明显分开。

遗址中，发现了房屋遗迹46座。

房屋的形式，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其建筑结构，有半穴居和地面木架建筑两类。

在村落中心，有一座规模很大的长方形房屋，当是氏族成员共同活动的场所。

其他较小型房屋环置周围，应是氏族成员的住处。

在居住区内，还发现200多个窖穴和房屋交错在一起，它们是用来储藏食物和用具的。

居住区北部靠近围沟的地方，还有两座饲养家畜的围栏遗迹。

根据出土的猪、狗等动物骨骼来看，半坡氏族，已有家畜饲养，至少已经能够驯养狗和猪。

半坡遗址的墓葬，共发现有250座。

成人墓，多坐落在围沟北部的氏族公共墓地；小孩，则埋在居住房屋的近旁，其中，绝大多数是瓮棺葬(用两个陶瓮扣在一起，以为葬具)。

墓葬中发现有两个年龄相仿的男子，和四个年龄相仿的女子，分别合葬在一起的墓穴。

在一个年龄只有三、四岁的女孩墓中，还发现了丰富而精美的随葬品。

这些现象，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特点。

半坡遗址中，出土的遗物有近万件。

出土文物

其中，有农业生产工具，包括石斧、石锛、石铲、石刀、碾磨器等；

渔猎工具，包括石、角制的矛头、箭头、骨鱼叉、骨鱼钩、石网坠等；

手工业工具，包括石和陶制纺轮、骨针、骨凿等。

这些工具的出土表明，农业、畜牧业，是半坡氏族的主要生产事业，同时，渔猎和手工业，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出土的遗物中，还有大量的陶器，仅完整和能够复原的陶器就有近千件。

这些陶器的品类很多，有钵、碗、盆、壶、杯、盘、罐、缸、釜、瓮等，其地红色，上面大多绘有丰富美丽的动物、人形和几何花纹等图案。有的陶钵口沿刻有符号，约二三十种，应为中国原始文字的起源。

半坡氏族公社，现在已经完好保存。遗址上建立了半坡博物馆，供人们参观。

半坡文化展览馆

这些融知识性、趣味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展览，受到了中外游客的广泛称赞和欢迎。

对于半坡文化遗址，作为一个考古学方面的门外汉，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老曹，并不能理解太多。但是，也有几个与一般专家、学者并不相同的观点，想在这里说一说。

第一，半坡遗址出土的鱼纹，清楚地向人们展示了半坡人的意识形态，就是“鱼崇拜”。

但是，对于这种“鱼崇拜”，该怎么理解？

我们必须把她与整个仰韶文化所展现出来的各种意识形态进行综合对比，才能够得出比较中肯的结论。

整个仰韶文化中，代表仰韶人之意识形态的文化，一共有四种，分别是：花叶纹、漩涡纹、鱼纹、蛙纹。

                          仰韶文化花纹

                                仰韶文化漩涡纹

                        仰韶文化鱼纹

                           仰韶文化蛙纹

 其中，花叶纹，显然是属于华胥氏时代的文化之遗传；漩涡纹，则是属于宓犧氏时代的文化之遗传；鱼纹，就是仰韶文化前期，也就是半坡文化时期的文化；蛙纹，就是仰韶文化中期，也就是庙底沟文化时期的文化。华胥氏崇拜花木之光华，所以，花叶纹，是属于华胥氏时代的文化之遗传，这是没有问题的。

漩涡纹，为什么是宓犧氏时代的文化之遗传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首先思考一下下面这个问题：

考古发现，有着相同的“蛇身人首”之图腾与信仰的伏羲氏和女娲氏，他们实际的生活区域，却是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关中，相隔了十万八千里，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这个“蛇身人首”的图腾与信仰，是属于伏羲氏和女娲氏还没有分道扬镳，还在大地湾成纪地区“结网罟以教佃渔”时期的、宓犧氏时代的图腾与信仰。

而蛇，本是属于食肉动物，是属于强者，并不是属于弱者；但是，蛇所表现出来的盘曲据守，后发制人的特性，又使它显示出刚柔相济、一阳一阴聚于一身的两面性。

这就引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最根本的文化——阴阳。

而在阴阳文化的视角之下，人们就会看到，自然界的一些什么现象呢？

男女、雌雄之对偶性，当然是最基本的；

花瓣、蒜瓣、果仁之内部的对称性，就是比较过渡性的；

而更高级的呢？则是人头上之，头发的漩涡；人手人脚之中，指纹的漩涡；

还有螺蛳、蜗牛、向日葵等等一些自然界动植物的漩涡状态。

雌与凶

统与独

众与一

圆与心

这些无处不在的漩涡状态，对于具有阴阳观念的宓犧氏来说，当然就是一种更高级的、甚至是至高无上的、值得崇拜的状态。

宓犧氏的漩涡意识，给了他们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行为范式，就是在互动中各自坚持，直至相互否定、相互转换、相互转化。

然而，坚持，毕竟是要有实力的。

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人们，就只好选择不坚持，只好选择皈依、选择崇拜、选择服从、选择祈祷、选择乞求神灵的恩赐。

这些，也是符合漩涡的存在状态的。

而对于一些从渔猎时代走过来的人们来说，神灵的最好的恩赐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鱼了。

鱼，不就是财富的象征吗？鱼，不就是生活美满的象征吗？

而一旦生活富足，生活美满，人们，又会相对想到一些什么呢？

这里的所谓的生活富足，生活美满，当然是相对于人们的生育能力与人们的生产能力之间的平衡而言的。

就是说，在人们的自然生育水平之下，人们能够基本上保证有吃有穿，不挨饿受冻，甚至于还能够吃得比较好，这就是生活富足、生活美满了。

一旦人们的生活水平超越了这个条件，那就是人们的生活保障能力，超出了人们的自然生育能力了；那就是社会生产力，就相对人们的自然生育能力有些相对剩余了。

那么，这时候，人们就会想到一些什么呢？

他们当然就会想到，要增加自己的生育能力，以保障部落与部族的发展壮大了。

于是，他们就开始祈祷生育，开始崇拜大肚皮的蛙神了。

所以，半坡文化遗址所表现出来的“鱼崇拜”，其实是暗示着，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是很高，相对于当时人们的自然生育水平，还是不能够具有充分的保障能力。

而这，也就是原始的母系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得以保持的根本原因。

半坡遗址刻画符号

第二，半坡遗址出土有二三十种刻划符号，被学者们判断为中国原始文字的起源。老曹也深以为是。

然而，这种符号与我们常见的象形文字，又有很大的区别，是属于一般人看不懂的一种。

这也正好与老曹的个人想法相吻合。

老曹以为，文字的发展，经历了自我约定、社会约定、发展简化三个阶段。

自我约定阶段，文字，不是用来进行社会交流的，而是用来进行自我交流的，是用来进行这一时间的我，与下一时间的我进行交流的。也就是为了帮助自己加强记忆，防止需要牢记的信息被忘记。

由于是自我约定，所以，这种文字就不需要顾及旁人理不理解，只要自己能够理解就行了。所以，这种文字的产生，就比较随意。

然而，即便是很随意的创作，她也是跟从自己的心理习惯而来的，也是要由自己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经所历决定的。

这就导致，虽然自己没有准备让别人理解自己的创作，但是，一些与自己有着相同的生活环境、相同的生活经历、相同的心理习惯、相同的感情倾向的人，还是能够理解自己的创作。

这就像《智取威虎山》里面的土匪一样，在外人看来，他们是黑话连篇。

其实，他们自己，因为相同的处境，相同的感情，他们不需要约定，不需要谁教谁，不需要谁来从中解释，他们自己，就很容易听懂自己的同行所说的话。

​这就是自我约定。

当自我约定的文字，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有了实际的用途，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之后，它就一定会向更大的社会范围里扩展。

然而，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人们的环境状态不一样，心理习惯就不一样，大家又怎样能够以己度人，从而理解对方呢？

这就导致文字的创作者，再也不能随意创作，而必须要充分地理解社会大众的共同的生活环境，与共同的心理习惯。

于是，象形文字，就产生了。

由于象形文字写起来麻烦，所以，进一步的，她必然会在使用者越来越多，约定者越来越专业化的过程中，逐步地被简化。

这就是文字发展的规律。

当然，文字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的发展，她必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明之基础上的。

半坡文化的文字，比贾湖文化的文字晚了一千多年。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稻作生产的产量，比栗作生产的产量要高，导致稻作文明，比栗作文明发展得快。

从而导致稻作文明区的文化发展，比栗作文明区的文化发展，要相对地迅猛。

当然，也不排除由于地理气候的原因，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本身就比黄河流域的栗作文明恢复得早，

发展得早。

狗是人类的卫士

第三，半坡文化遗址围绕着居住区的一条深宽各约5-6米的围沟，是做什么用的？

一般人的想法，当然是为了防御外族的侵略。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建造这条围沟，不是为了防御外族的侵略，而是为了防止野兽的侵袭。

对于半坡人是否和其他部落发生过战争，学术界，一直是有争议。

老曹认为，半坡人已有家畜饲养，能够驯养狗和猪。有狗这种人类的忠实卫士预警，人类，还会害怕野兽的侵袭吗？

为了防止野兽的侵袭而建造这么大的壕沟，这合乎人们的生活常识吗？

半坡人是属于女娲氏部族，也许，他们性情阴柔，真的是没有和其他部族发生过战争。

但是，这不能代表他们，就不会为了防御外族的侵略，而建造壕沟。

他们虽然性情阴柔，但是，他们并不是智障，他们不可能会是天真的傻白甜。

在渔猎或者采撷与狩猎时代，部落与部落之间，会为了地盘而发生战争。

到了农业社会，不仅为了地盘会发生战争，更会为了掠夺财产甚至是奴隶而发生战争。

你不侵犯别人，你就能那么放心，人家也不会来侵犯你吗？

有这种想法的部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安然地活得很久吗？

学界把半坡人称为半坡氏族，老曹认为，这个称呼是不对的。

半坡人是一个部族，而不是一个氏族。

以他们简陋的生产工具，一个氏族，难以挖出那么大的壕沟。

类似文化的遗址，都没有这么大的壕沟，只有这半坡遗址才有。

这说明，半坡遗址，是这个部族集团的政治中心，是他们的部族首领们所居住的地方。

半坡人的基本社会单元，是部落；在部落之上，有氏族；在氏族之上，他们应该还有部族。

有部族首领统一协调，他们既能够保证内部和谐，互帮互助，也能够对外宣示力量，使外族不敢轻易地招惹他们。

（《回望中华》系列，一方面，力图通过对考古资料与史籍记载的相结合，为读者营造出一个比较深刻、比较清晰的中华民族历史之视域；二方面，也力图通过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态势与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倾向相联系，为读者打造出一个比较突出、比较鲜明的中华民族历史之焦点，从而让读者比较容易地通过对中华民族历史之视域和焦点之间的对比，来找到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和规律，也找到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规律，从而更清晰、更乐观地预见到我们民族的未来，也更清晰、更乐观地预见到人类社会的未来。——农民工写手，请多关照，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