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提高最低工资,却带来更多的失业者

根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目前韩国文在寅政权正在推进的提升最低工资的政策,导致了韩国的人工费用急速上涨,反而使得占韩国总体就业人数20%之多的自营业者们陷入窘迫的境地。现在在韩国,动员年龄较大的人群重新出来工作,或者是不雇别人一个人经营店铺,成为了自营业者们自卫的唯二法则。但是,文在寅的政策并没有因为这种现状而改变。

在首尔的中心部、钟路地区,有条诞生于1968年的、名叫世运的电子商业街。这里卖着电灯零件、半导体、音响机器等物件,这里流传着“去世运的话战车都能给你做出来”这样的一句话。据说这里的1万家商店几乎全是被叫做“小商工人”的自营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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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春玉

以这些业主为营业对象的食堂名叫“One Bowl”。今年89岁的崔春玉正一丝不苟地将土豆皮削去。她是现在的店老板、现年54岁的李根在的母亲。每天早上6点开始到中午2点左右午餐结束后,崔春玉都在会和三名中年女性从业人员一起工作。

以前是工作到中午就结束了,但从去年开始由于解雇了一名雇工,崔春玉的负担陡增。“上了年纪手也不灵活了。早上工作很辛苦。”她说。

雇工减少,正是因为“最低工资上涨,承受不了”这回事。由于文在寅政权的政策,时薪最低工资从2017年的6270韩元(约为37人民币)上涨到了8350韩元(约为49人民币)。

人工费的上涨使得进货成本也跟着上涨。去年春天开始,泡菜之类的商品价格上涨到了每个500韩元(约为3人民币),没有利益可赚。

距离One Bowl食堂10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家啤酒酒吧。这家店里有14张4人桌,但是全由45岁的老板娘一人上菜。1年半前这家店转让时曾雇佣了一个人,但由于人工费无法负担,仅过了一个月老板娘就不得不辞退这名雇工。现在她一个人搬运生啤、煎鸡蛋烧,看不下去的客人有时也会帮忙。

老板娘每天从下午6点左右到深夜零点持续工作,每日毛利润在夏天时可以超过50万韩元(约3970人民币),但到了冬天就有时只能赚20万韩元(约1188人民币)。“电费都快付不起了。”她说。

根据韩国统计厅计算,2017年自营业者在韩国大约有568万人,占总体就业人数的21.3%。在韩国,除了福利很好的公务员,在退休前投资少、退休后没什么钱的人大多会转向饮食业进行自营。因为这种情况,行业竞争非常激烈。

无法改变现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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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谈会上的文在寅

“我也是零售业者的孩子。”2月14日在中小零售业者大约160人齐聚一堂的恳谈会上,把他们叫到这里来的文在寅这样说道。

文在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韩国小商业工人们的不满日益高涨,而他自己却自称自己是“工作者的大总统”。

“笼罩着阴霾的工作成绩表”(《东亚日报》)、“雇佣人数增加不及2万”(《中央日报》)。同一天,韩国各家新闻的日报,把韩国1月份的雇佣统计结果以这样的方式放在了头版头条。

1月的失业率相比去年同期上涨了0.8个百分点,达到4.5%。同样看1月份的数据,2008年的次贷危机影响下韩国的失业率于2010年达到5%,那么今年韩国失业率可以紧随其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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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至今韩国经济成长率

文政权为了脱离经济低迷的状态,开始提倡“收入主导成长”的政策,顾名思义就是要把工资升上去,其中最低工资提升是这个政策的重要一环。但是,这个政策反而导致了失业率的进一步上升。去年7月开始的法定劳动时间上限从每周68个小时限制到52个小时,这个举措也没有使得市民的消费欲望上升。

文在寅在14日的恳谈会上这么说:“提高最低工资之举会时而显眼时而无法看见其成效。”但是,他却没有撤回这项政策。反而他这么说:“我们政府第一次新设了自营业秘书官室。”意在强调自己十分重视小商工人群体。

文在寅之前对保守系的前总统李明博和朴槿惠的经济政策,即偏重大企业和财阀的政策进行过批判,其支持基础偏向公会,因此政策的修正变得十分小心谨慎。1月的记者见面会上,他说“人们对政府的经济政策的信赖正在下降”,但仍然坚持“政策基调并没有错。”

结果,反而无法得到零售业者们的理解。

韩国全国便利店加盟协会的桂祥赫会长称,2018年春天支持最低工资上涨的团体诞生,同时马上就被之前提到的新设秘书官室作为干部采用。反而去年被总统府招待参加恳谈会的桂祥赫,今年却没有被招待。“因为我批判了政府的政策。”他说。

桂祥赫自己在首尔近郊地区经营一个24小时的便利店,雇佣了3名打工者轮流工作,然而收到最低工资上涨的影响,桂祥赫自己不得不每天工作7小时以抑制“日益上涨恶化的人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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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阀汇聚一堂

或许是因为对经济发展方向感到危机,文在寅这次把原本应当作为自己批判对象的财阀老大们也招待来了恳谈会。但是,财阀们自己的干部却透露:“不管哪个企业,都在与文在寅政权试图保持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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