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下篇）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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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太长，故分成三篇，此为下篇。上篇和中篇可点击链接查看：《苏东坡（上篇）》 《苏东坡（中篇）》）

上回说到，苏轼在湖州当知州，本来非常快活，却突然爆发了人生中最大的灾难：乌台诗案。

书接上文，继续下篇：

苏轼像/作者：苏轼好友，李公麟

12

诗案

乌台诗案的引子，其实早在六年前就已经埋下。

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还在杭州当通判，接待了由朝廷到浙江来巡察水利的一位同僚。这位同僚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著有《梦溪笔谈》，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名叫沈括。

按当时习惯，这种接待，难免互相写诗唱和。沈括就恭维苏轼的诗写得太好了，让苏轼把近期写的诗给自己抄一份，他要回去好好学习。

苏轼很高兴地给他抄了一份。没想到沈括回去后，把抄的诗逐一划线，标注，往皇帝那里一交，说苏轼“词皆讪怼”。所谓“讪”，就是讽刺；所谓“怼”，就是怨恨。所以沈括这一招，也是挺狠的。

——北宋期间的文人关系，就是这样，平时不妨互相交往，但是涉及到政见时，又互相攻击，甚至是陷害，我们很难用黑白分明的标准，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有时双方都是好人，但就是水火不容。例如王安石和司马光，人品道德都无可挑剔，互相怼起来也是非常狠的。

这个特点在后面也会一再出现。虽然我们讲述苏轼的命运，必然会说到那些给他带来巨大灾难的人，但是大家不能就此认为，那些人就是大坏蛋。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去查那些人的资料，会发现，他们在历史上的名声，似乎并不差。

沈括也是如此。他内心是偏向于变革的，所以对于苏轼这个死硬的反变革派，顺手打击一下，是当时常见的操作。不过，他的这个动作当时没起到什么作用，宋神宗直接搁置不理。

到六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当时苏轼到湖州任职，按惯例要给皇帝写一个“谢表”。本来都是谢恩的话，但是却被人挑出毛病来。出问题的两句话是：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实话讲，这两句话里面，确实是有牢骚和讽刺意味的。尤其是第一句，说“皇帝知道我愚蠢，不能适应时代，难以跟上那些‘新进’官员的步伐”，这里一是指明了皇帝不给自己升官，二是讽刺了那些新进的官员，暗示自己不屑与他们为伍。

于是，以御史李定为首的“新进”们就借此发难，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为了坐实苏轼的罪行，李定等除了指“谢表”的事以外，还找来苏轼的诗文为证，说苏轼“讪谤君上”、“指斥乘舆”，“其罪当诛”。

前面说到，苏轼在杭州期间，目睹新法的弊端和老百姓的悲苦，写了很多诗。其中有很多都是抨击新法的。

本来在以前，诗人写诗发发牢骚，也没什么，但在苏轼的时代，由于活字印刷术的流行，他的集子成为风靡天下的读物，这就给朝廷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实际上，在当时的政坛格局上，司马光虽然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代表，但他在和王安石的政争中失败后，就回老家修《资治通鉴》去了，从此往后，整整十五年，对新法不再发一言。

而苏轼，本来就已经继承欧阳修的衣钵，成为当时的文坛盟主，他写的每一首诗，每一篇文章，都是天下疯传。在这种情况下，他早已成为实实在在的言论领袖，是当时对新法影响最大的反变法派。

在六年前，变法的台前人物还是王安石，反对声浪再大，宋神宗也可以躲在后面，让王安石出来抵挡明枪暗箭，当替罪羊。但王安石罢相后，由于新任的吴充和王珪能力与声望都不够，宋神宗只能亲自主持政务。

所以元丰年间，变革就不再是“王安石变革”，而是“宋神宗变革”了。这时候还批评新政，就不是批评宰相，而是直接批评皇帝，性质就完全变了。

恰好此时，杭州的出版商又搞了一个《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其中不少诗作都涉及到新法，此书风行之下，人们每诵读一遍，就等于骂皇帝一遍。

这就是李定等人弹劾苏轼的奏折中，说他“指斥乘舆”的背景（“乘舆”代表皇帝）。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宋神宗此前再欣赏苏轼，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圣明天子的面子、权威，以及确保新法还能更好地推行，他无论如何都要打压苏轼的气焰。（注：此观点并非何加盐的发明，而是复旦大学朱刚教授在《苏轼十讲》里面的分析，加盐觉得很有道理，在此拓展用上。感谢朱刚老师的启发。也在此特别推荐大家看一看《苏轼十讲》）

所以，六年前沈括上书，宋神宗可以不当一回事，现在就要慎重对待了。神宗下令：查！

当时，苏轼正在湖州优哉游哉，丝毫不知道灾难降临。

朝廷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带领两名台卒前往湖州，缉拿苏轼归案。

苏轼从未经历过这种阵仗，顿时吓得六神无主。刚开始躲在里面不敢出去，湖州通判祖无颇说：“事已至此，躲也躲不过，还是得出去”。

苏轼问：“那我该穿什么衣服呢？”他觉得自己已经是罪犯，就不能穿官服了。

祖无颇说：“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罪名，还是应该穿官服”。

苏轼于是就穿着官服出去见皇甫遵。

皇甫遵见到苏轼，一言不发，就冷冷盯着他。两名台卒面露凶恶，虎视眈眈。

苏轼惶恐地说：“我向来惹恼朝廷的地方很多，今日必是赐死，请让我和家人诀别。”

皇甫遵这才开口说，“不至如此”。

然后叫台卒抓人。

于是，两名台卒就把苏轼绑起来，带走。后来有旁观者如此描述：“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苏轼家人闻讯，赶紧前来追赶，哭声震天。

苏轼这会儿倒是定下神来，回头跟妻子王闰之说：“你就不能像杨处士的妻子那样，作首诗送我吗？”说得王闰之破涕而笑。

苏轼说的杨处士，是宋初的一位隐士，以会写诗闻名。宋真宗慕其名，叫人召他来，让他写诗。杨处士说我不会写诗。宋真宗问，那你来的时候，有人写诗给你送行吗？杨处士说，只有妻子写了一首，说“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想必苏轼以前给王闰之讲过这个故事，所以闰之闻言而笑。

苏轼一路被押到京城，只有长子苏迈随行。他有好几次想要投水自杀，但由于台卒看得紧，没有成功。到京后，被关在御史台审问。由于御史台有很多乌鸦，人称“乌台”，所以后来他的案子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审讯的主要方式，是把苏轼的诗集以及他与朋友们唱和的诗文全部找来，挑出其中可能涉及到批评朝政的，一句一句审问，看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想而知，这种审讯，必定是非常残酷的。苏轼自己没有详述都受到哪些折磨，但是当时在他隔壁牢房因另一个案子也在受审的另一位大臣，写诗描述过自己听到的苏轼牢房的动静，说是“垢辱通宵不忍闻”。

苏轼刚开始还辩解，说我的诗没有讽刺朝政之意，后来被折磨得受不了，只好一首一首地分析，这句是讽刺青苗法、那句是讽刺盐法……

主审此案的李定，有一次在群臣等待上朝的时候，感叹说：“苏轼真是奇才”。

朝臣不知他何意，都默不作声。李定见无人理会，又自言自语地补充道：“前二三十年所作诗文，引援经史，随问即答，无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

虽然感叹苏轼之才，但李定是王安石力排众议提拔起来的坚定的变法派，对苏轼这个死硬的反变法派，必诛之而后快。

苏轼也知道自己这次凶多吉少。在入狱前，他就和儿子苏迈说好，你在外面打探消息，如果平安无事，每天给我送饭时，就送肉和蔬菜；如果判了死罪，就送鱼，我好有所准备。

有一次，苏迈没钱了，出城去找亲友借钱，没法给苏轼送饭，就委托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不知道他们的约定，他看苏迈以前老送肉和蔬菜，就想给苏轼换换口味，于是就送了鱼。

苏轼一见之下，大惊失色，老泪纵横，无比悲痛，以为必死无疑。

他写下了两首绝命诗，留给弟弟苏辙。其中之一如此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加盐试译：圣明的皇帝像天一样普照大地，万物生机盎然，只有我这个卑微的臣子，因为自己愚蠢而自取灭亡。日子还没活够呢，就因为乱说话欠下了命运的债，现在要以死来偿还，可怜家里十口人无依无靠，要连累弟弟你啦。我埋在哪里都无所谓，只是想起弟弟你一个人，未来碰到下雨的夜晚，回想起我们夜雨对床的约定，该多么伤心呀。我多希望生生世世都能和你做兄弟，让我们再续今生未了的缘分。）

这首诗，可以说是千古以来，写兄弟情最为感人的一首了。“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这两句，任谁读来，都不得不为苏轼和苏辙的这种深情而感动。

等苏迈回来，苏轼才发现闹了个乌龙，自己白伤心了一场。

虽然李定他们奏折说得狠，但御史台的审理结果，还是相对公正的，说苏轼“谤讪朝政”，依律当“剥夺二官，徙二年”，但是由于当时正遇上朝廷大赦天下，所以“会赦当原”，也就是说，徙二年的责罚可以免掉，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马上可以当庭释放。

但关键是，苏轼的命运并不是法律层面决定的，而是政治层面，就看皇帝要怎么处置他。

当时有很多人都在设法营救。弟弟苏辙自不待言，恨不得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哥哥出来。其他一向和苏轼兄弟交好的范镇、张方平等，也都向皇帝上书求情。杭州老百姓听说苏轼是因为帮他们说话而入狱，一边集体上书，一边焚香祷告，希望皇帝放了苏轼。

而变法派的宰相王珪，却还在皇帝面前煽风点火，借苏轼的一首诗，说他显然“有不臣之心”。苏轼的老友章惇直接在朝堂上就和王珪吵起来。退朝以后还气愤难平地说：“宰相你这是要灭人家族吗？”

王珪尴尬地说，“这是御史舒亶说的。”

章惇直接怼王珪说：“难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

章惇不顾自己得罪宰相，都要为朋友说话的义举，让苏轼后来一直感动不已。

更难得的是，王安石的亲家，现任左相吴充，和王安石的弟弟，时任修注官王安礼，都为苏轼说话，说如果杀了苏轼的话，神宗就会在历史上留下“不能容才”的评价。

最有分量的是退隐江陵的王安石，也上书为苏轼说情，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王安石的话对宋神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毕竟，对于志向高远，追求青史留名的宋神宗而言，他绝不愿在历史上留下自己“杀名士”这样的恶名。

但帮宋神宗最后下定决心的，是他的祖母，也就是仁宗皇帝的皇后，现在的太皇太后，她流着泪跟神宗说：当初仁宗皇帝说苏轼和苏辙是宰相之才，是留给后代子孙用的，不能乱杀。我现在已经病重，咱们不能再伤害天地的中和之气。

神宗说：“我们大赦天下，为您求福求寿。”

太皇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把苏轼放了就行了。”

在以上种种因素综合之下，神宗最终决定将苏轼流放到外地。文献记录下来的对苏轼的最终处理结果为：

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史，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其中“特责”二字，表明这是皇帝的意见，不是法律判决的结果。实际上皇帝在法律判决的基础上，加重了对苏轼的惩罚，而不是如很多书上所说的，李定等一群小人要搞死苏轼，宋神宗惜才，保护了他。

而与苏轼有诗文往来的很多朋友，也都受到了轻重不等的惩罚。其中受牵连最重的是苏轼的老朋友，年轻时在成都就认识的王巩，因为他家里有苏轼的书信，没有及时上缴，所以直接被贬到了广西宾州，比苏轼本人的处罚还重；苏辙被贬到筠州（今江西高安），当了一个市场管理员；其他的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人，也受到罚铜二十斤、三十斤不等的处罚。

对于这个世界以及后世喜欢苏轼的人来说，也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苏轼在被审判时，有关部门勒令所有苏东坡的诗文都要上缴，一群如狼似虎的隶卒，把他家人坐的船团团围住，搜捡一空，一家子老人小孩都被吓得半死。

后来，王闰之夫人气得把家中所存的苏轼作品，全都扔到火里烧掉了，一边烧一边骂：“让你喜欢写书，写了有什么鬼用，把我们吓成这样！”

等事情平定后，再来整理，发现苏轼原来所有的作品，百分之七八十都遗失了。

烧书的时候，苏轼还在牢里，对此一无所知。他总共待了四个多月，才得以重见天日。

死里逃生后，他赶紧喝杯酒压压惊，整个人如同还在梦中，不敢相信已经出来了。拿起笔来写诗，才发现，经过这一场磨难，胸中无数诗情，似要喷薄而出。苏轼情不自禁写下这样两句：

却对酒杯还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已如神”这三个字，从后来苏轼的文字中得到充分印证，并不是夸张。从此之后，苏轼的文学写作，确确实实进入到了“如神”的境界了。

一百三十多天的牢狱之灾，几次濒临死亡的恐惧，对苏轼毫无疑问是极其悲惨的噩梦。但是换来“试拈诗笔已如神”，却不知道，乌台诗案，究竟是祸耶，福耶？

13

黄州

黄州（现湖北黄冈）是一座极小的小城，在宋朝乃是偏无人知的小地方。罪臣的贬谪之所嘛，能是什么好地方呢。

元丰三年（1080年）大年初一的早上，天寒地冻，43岁（按当时算法已经45岁）的苏轼，带着死里逃生的庆幸，带着前途未卜的迷茫，从开封南下，前往千里之外的黄州。

这一路的辛苦，自不待言。苏轼只能自我开解：“人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人就是寄居在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法选择去哪儿，只要有鱼吃，有稻谷填饱肚子，就已经足够生活了。

行到离黄州城差不多还有百里的岐亭镇时，苏轼得到一个巨大的惊喜：他偶遇一位故人，十九年前在凤翔认识的，知州陈希亮的儿子陈慥。

在苏轼的印象中，陈慥家世殷实，他自己也是一位潇洒的公子爷，喜欢过浪荡游侠的生涯，视钱财如粪土，但此时，却在山里结庐隐居，和妻儿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

苏轼大为震撼，和陈慥把酒言欢，在陈慥家住了五天，才继续前往黄州。

与陈慥的相遇，让苏轼心中大为安慰。有好友于此，在黄州，他就不会寂寞了。此后几年，他和陈慥互相往来，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超过一百多天。

到黄州后，由于没地方住，先寓居在一座名叫定慧院的庙里面。

刚开始，苏轼每天昏天暗地地睡觉，正应了他来黄州之前给弟弟写的诗：“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

这里面说的“蛇”，可不仅仅是蛇，还有比蛇更毒的人心呢。苏轼被人整怕了，害怕跟人交往，所以到了晚上才出来走走。他安慰自己说：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从这首《初到黄州》诗看来，他已经在尽力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不要悲叹命运不济，而是把注意力放到美好的事物上来。

但心态的调整，也不是易事，一定会经过多次的反复。苏轼同一时期的诗文，常常会出现这种矛盾。例如也是到黄州不久后写的另一首词，就表现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心态：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孤独、寂寞、悔恨、幽怨、高傲……，此时还都盘绕在苏轼的心头。

但以苏轼的性格，他又岂会长时间甘于寂寞和幽怨呢？过不多久，他就受不了夜里独来往的生活了，而是到处走，不管是碰到僧舍，还是别人的宅院，就跑过去敲门，和人聊天，参观别人的园子。有一次，他竟然在某个园子里发现一株罕见的海棠花。

当时，海棠是苏轼的家乡西蜀的产物，在湖北很少见。苏轼猜想，或许是某只鸿雁把它的种子从故乡带过来的，结果如此雍容华贵的花朵，却长一个无人问津的山坡之上，开在一片杂花乱草之中，当地人也不知道其贵重。

苏轼感慨之下，便写了一首名为《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的诗，其中有句云“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这显然就是在说他自己。

后来，苏轼经常来这里看这株海棠花，无数次醉倒在花下。别人来找他求写字，他也常常写这首诗相送。

在黄州待了三个月后，其他家人也都过来和他会合了，一家人在寺庙里住不下，好在有当官的朋友帮他斡旋，而黄州知州徐大受也很尊敬苏轼，不把他当被贬谪的罪臣看待，于是就让苏轼和家人住进了一个叫“临皋亭回车院”的官方住所。

有了地方住，家里人也都聚齐，苏轼在黄州就有家的感觉了。原来在牢里的那些恐惧也已经渐渐淡去，对黄州逐渐熟悉，也有了很多来往的朋友，便开始觉出黄州的好来。

临皋亭就在长江边上，风景绝佳，苏轼作为“不得签书公事”的贬官，每天除了睡大觉，聊大天，喝大酒，竟然啥事都没有。只要心态一变，这就是神仙般的日子啊。

他给朋友写信说：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此语一出，大家便知道，苏轼已经走出了阴霾，开始享受自然，享受人生了。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一句千古名言，向我们明明白白地昭告：那个年轻时意气风发的苏轼，那个初入仕途时忙忙碌碌的苏轼，那个被陷害时凄凄惨惨的苏轼，已经离我们远去；而那个洒脱自在，热爱生活的苏轼，向我们走来了。

唯一令人不爽的，就是没钱。

作为贬官，苏轼无法享受正常的俸禄，只有少量的“折支”（宋朝给官员俸禄的一种，以实物的方式给付，官员可以拿去卖钱），由于数量很少，只能说聊胜于无。

前面也说过，苏轼做官二十多年，没有留下积蓄。到黄州后，计算历年所积，按照每天花钱一百五十文计算，大概只能维持家里一年的生活。

在给好友秦观的信里，他写了他和老婆过日子的方法：每个月月初从积蓄里取出四千五百钱，分作三十份，挂在房梁上。早上起床用叉子挑下一份，便把叉子藏起来。这每天一百五十钱，就是当天的用度，用完也不许再拿。如果没用完，就把剩余的钱放在一个大竹筒里，用于接待宾客。

他说，这些钱用一年没问题，至于用完了怎么办，到时再说，没必要提前焦虑。因此，心里没有一件事需要牵挂的。

虽然嘴里说“胸中都无一事”，但实际上日常生活中，也有愁人的地方。例如，他很想陈慥过来看他，但是家里又没有地方住。在信里他说：临皋亭虽然还有一间空房，但是夏天西晒太厉害了，闷热无比；要不然就到附近的承天寺去借宿；或者是江边有一条船，晚上睡船里也行。反正你先来，等你来了再说。

由于没钱，苏轼和家人只好节俭过日子。他自己研究出了很多做菜的办法，并写出《猪肉颂》《东坡羹颂》，以至后世还流传着“东坡肉”、“东坡羹”的做法。

又由于买不起酒，只能自己酿，还写了一首《蜜酒歌》以记之，这里面说道：

先生年来穷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

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意思是我穷到饭都吃不上了，讨饭都讨不到，还好有蜜蜂造蜜，让我可以酿酒，蜜蜂可比小里小气不肯给庄子借粟的监河侯好多了。

不过这酒大概不好喝，据说喝了一次，搞得上吐下泻，就没再酿了。

但不管怎么节省，一家人的生活还是要过。钱这么少，总有用完的时候，到时候怎么生活呢？

好在有一个多年老朋友，名叫马正卿，想办法给苏轼弄了一块地。

这块地大概有五十来亩，已经荒废很久，全都是荆棘、瓦砾（不是这样的地，苏轼也拿不到啊）。苏轼带领家人，自己拿着锄头耙子，把地垦荒出来，累得筋疲力尽。作为读书人，估计苏轼前半辈子也从没干过这活。

他写诗叹道：“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焉释耒叹，我廪何时高……”

古来文人写诗，都是要表示我不在乎钱，只有苏轼，直接在诗里嚷嚷“我的工资啥时候能高一点啊”，倒显得格外可爱。

从那以后，苏东坡就开始了做农民的生涯。他老婆倒没什么抱怨，本来以前也就是农村女孩出身。甚至牛发病了，兽医都不知道什么病，王闰之都知道，并且给治好了。

除了开荒种地之外，为了缓解没有地方住的问题，苏轼倾尽全部家财，在黄州当地朋友们的帮助之下，盖起了一个有五间房的屋子。由于屋子落成的时候，正好在下雪，于是苏轼就将房子命名为“雪堂”，并画了很多雪景图，挂满了整间堂屋。

雪堂后来成了苏轼接待宾客的地方。不仅宴饮在这里，客人也住宿在这里。陈慥再来，就不用住临皋亭那间西晒的小房子了。

而从杭州、从四川、从不知道哪里来的人，也纷纷不远千里来找苏轼玩，有的甚至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好几年。住得最久的是一个和尚、一个道士，还有一个乞丐——也不知道这些人给不给房租和伙食费。

有了田地，有了房子，黄州就真正成了苏轼的家了，孩子们说话都染上了黄州土语的口音。而他也确确实实爱上了这里，甚至起了终老于此地的心思。

由于这块田地位于黄州城出东门的山坡上，苏轼便名之曰“东坡”，而他自己也给自己起了个名，叫做“东坡居士”，从那以后，世人便开始以“苏东坡”这个名字称呼苏轼。

吃的，住的都解决了，朋友也常常往来。苏东坡终于可以真正放下心来，从容享受生活了。偶尔他依然还会悲叹自己的命运悲惨，但越来越多的时间里，他更加容易感受到的一种闲适、满足的心境。

这种矛盾体现苏东坡的文字中，让我们见识到一个时而苦闷，时而开心的苏东坡。

元丰五年（1082年）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有幸的一年，中文里最美的文字，有好多篇，都是产生于这一年，产生于心境变化之中的苏东坡之手。

这年三月，天寒多雨，苏东坡听说他喜欢的那株海棠花，被凄风苦雨摧残，美丽的花朵上都沾满了污泥。三月三日寒食节，他想起这已经是自己来黄州第三年，人生好像没什么指望了，就像那朵海棠花一样，陷落在污泥里，不禁悲从中来，写下两首《寒食雨》诗。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这两首诗主要是表达一种郁闷、凄苦、绝望的心情。在东坡所有文学作品中，并非上乘，因此诗句本身不是很有名。

但当苏东坡酒后将这种心情诉诸笔端，形成书法作品时，便成为了中国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寒食帖》。

绝望之后，就是新生。仅仅几天过后的三月七日，苏东坡听说黄州城三十里外的沙湖，有一块田在找买主，已经以黄州为家的苏东坡，便在朋友的陪同下，也去看了一看。

跑了那么远的路，田没有相中，回城路上还突然下雨，苏东坡等人身边又没有雨具，被淋成落汤鸡，过了好一会儿天才又放晴。别人都狼狈不堪，东坡则兴致盎然，于是便有了这一首千古绝唱《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从这里可以看出，苏东坡已经战胜了寒食时那种悲苦的心境，转为随遇而安了。这从这个月所写的另一首《浣溪沙》中，也表现得很明显。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里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与月初的“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意境了。

这年七月，苏东坡和朋友们泛舟长江，去游览传说中的赤壁古战场，写下了《前赤壁赋》。这也是历代所有赋文里，最受人喜爱的一篇。

文章主要表达了苏东坡此时的心境。当时和他同游的道士杨世昌感叹世间虽风月长存，可惜人生易逝。而苏东坡则认为：

没必要悲伤人生的有限，也没必要羡慕长江的无穷。世间万物的变和不变，都是相对而言的。关键在于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天地之间，很多东西不属于我们，那么何必去在意他们呢？只有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朵听见了就是美妙的音乐，眼睛看见了就是动人的风景，它们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给我们的无尽宝藏，我们可以尽情地欣赏。

最后他说：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个“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场景，是苏东坡的画龙点睛之笔。化用了前人“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的意境，表达了一种“人生如同一条小船，在命运的河里行走，何必管它把你飘向哪儿，你就安安心心地睡大觉就是了”的感觉。

但人的灵魂的安放，又岂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呢？在同一个月写的另一首词里，苏东坡又再次表现出矛盾的心态。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在这首词里，苏东坡想起古代英雄豪杰的功绩，依然会心驰神往。说明他内心深处，还是有建功立业的想法，只不过是时运不济，没办法实现这些理想，眼看着自己也快老了，只好自嘲道“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最后还是得回归到“人生如梦，不如喝酒”的自我安慰。

而到了九月份，苏东坡或许又遇到了什么烦心事，那种人被命运所羁绊、所捉弄而不得自由的感觉，又涌上心头。于是就又有了这一首《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里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表明在这一时刻，东坡先生毕竟还是心中有所“营营”，因而未免有“恨”。

到十月十五日，苏东坡再一次夜游赤壁，写下了《后赤壁赋》。这篇没有《前赤壁赋》那么有名，大概是因为苏东坡只是描述了一幅奇幻的画面，而并没有说自己的感悟的原因。但这篇赋的开头部分，却也是极其经典的场景：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

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

这里写得如此充满了生活气息，平凡人的烟火气扑面而来。普普通通的小日子，也可以过得这样兴趣盎然，这样温情脉脉。这岂非正是东坡和其他所有文人不同，而最拨动我们心弦的地方吗？

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也因为其中的“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这一句，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形象。

王闰之这年还做了另一件事情，对苏东坡的一生也有巨大的影响。

前面说过，苏东坡在杭州当通判时，家里也买了几个歌姬。其中有一个才十二岁的小姑娘，这些年一直跟在苏东坡一家身边。从杭州到黄州，经过八年的时光，她已经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

元丰五年，这位姑娘成为苏东坡的侍妾。她的名字，就是王朝云。

在古代，男子虽然可以纳妾，但必须得正妻同意，甚至很多时候，都是正妻出面张罗。所以王朝云成为苏东坡的侍妾，与王闰之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苏东坡在写给朋友王巩的诗里，有这么两句：“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意思是，在儿子不争气方面，我可以说和陶渊明差不多（陶渊明写过一首《责子诗》，哀叹自己五个儿子都不长进），但妻子却很贤惠，这点我就胜过冯敬通了（东汉冯敬通妻子善妒，不让丈夫纳妾）。

第二年九月，王朝云生下苏东坡的第四个儿子，东坡非常高兴，为之起名“苏遁”，并写了一首《洗儿》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总体而言，苏东坡在黄州，尽管生活艰苦，但是开心的事情也非常多，加上心态逐渐转变，日子越过越幸福。

在苏遁出生的第二个月，苏轼写下了一篇美到极致的小品文，《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仍然是《前赤壁赋》心境的延续，但是更加闲适，更有生活气息，也更能击中人心。

加盐至今仍记得大学时读到此文时，心头的悸动感，似乎有一股热流，从心里面留过，文章的八十五个字，字字都说到了心坎里。此后若干年，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同一时期，苏东坡还写了另一篇小文《书临皋亭》，把这种感觉描写得更加直白：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这是什么神仙境界啊！如果一辈子能就这样终老，人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可惜，命运就是不让苏东坡过这样的神仙日子。

写完上面两篇小短文没过多久，宋神宗突然给苏东坡写了一封手札，诏曰：

（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改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这封手札的公文形式是“量移”，也就是说，皇帝解除了对苏东坡贬居黄州的惩罚，允许他移到离京城较近的地方去住了。量移虽然不是升官，但量移的官员身份已经不再是罪人。一般而言，“量移”就是“起复”的前奏。

也就是说，皇帝赦免了苏东坡此前的“罪过”，准备重新启用他了。

14

求田

苏东坡能够被赦罪北移，跟一则流言有关。

早先，宋神宗之所以让苏轼贬官，主要是他老唱反调，反对新法，让皇帝很没面子，所以必须予以阻止和惩罚。

贬到黄州之后，苏轼变成了苏东坡，一门心思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再也不提新法的事。他的诗文经常传到皇宫，宋神宗每次读他的文章，连饭都忘了吃。他又觉得，苏东坡真是人才，不用太可惜了。所以这几年间，他也屡次和王珪等大臣商议，要把苏轼调回朝里使用，但都被王珪想办法推掉了。

到了元丰六年，有次不知怎么民间传出谣言，说苏东坡死了，被玉皇大帝召到天上去写文章了。宋神宗也听到了消息，还很关心，特地派人查明是真是假。后来知道是谣言，但这件事情必定对皇帝有很大触动：与其让苏东坡去给玉皇大帝写文章，还不如给我写呢。

所以很快，宋神宗就让苏东坡“量移”了。

但对于苏东坡而言，这就是一个巨大考验了。他在黄州已经生活了四年，日子已经很安定；现在要重新被起用，眼看要当大官了。他必须得做一个抉择，是继续在黄州当农民，还是到朝中去当大官。

历来人们都认为，乌台诗案以及苏东坡的两次被贬，是他生命中的大考验。但何加盐认为，从黄州量移，才是他生命中真正面临的最大一个考验。它让苏东坡拷问自己的内心：

我究竟是要去建功立业，致君尧舜，还是就当过普通人，吟诗作赋，过好自己的日子？

如果世界上真有穿越这回事，我一定会穿回元丰七年春天的黄州，死死地拉住苏东坡，让他一辈子就住在黄州算了，不要再回官场了。临皋亭的神仙日子不好吗？何必要回官场受罪呢？

可惜的是，苏东坡此时毕竟还是凡人，没有成为坡仙，他终究还是选择了回朝，做官。

元丰七年（1085年）四月，苏轼离开黄州，去往汝州。走之前，他写了一首词与黄州告别。其中说到：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翦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这意思是，我也不想走，可是人生来往如梭，没办法呀。我此去，说不定什么时候还回来呢，你们要等着我呀。

但他此去，终究没有再回来。黄州，从此只在梦里。

从黄州出发后，由于这次不是贬谪，没有限期到达，所以走得比较从容。

苏轼先去了一趟向往已久的庐山。不过不知为何，他觉得和庐山“不相亲”，所以也没怎么歌咏庐山。但尽管如此，他在庐山西林寺墙壁上留的一首诗，依然成为写庐山的诗里，知名度仅次于李白《望庐山瀑布》的千秋佳作：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从庐山下来，苏轼特地绕道筠州（今江西高安），去看望在那里当市场管理员的弟弟苏辙，再把长子苏迈送到饶州（今江西上饶）德兴县去当县尉，顺便写了一篇后世中学语文课文《石钟山记》，再到金陵（今江苏南京）去拜访王安石。

路上，一件极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此时六七月份，正值一年中最热的天气，长江中游就如一个火炉一样，日日于江水中行船，暑气蒸腾之下，人的难受可想而知。大人还能忍受，小孩就没办法了，朝云去年生下的孩子苏遁，于七月份不幸夭折。

这孩子长得特别像苏轼，苏轼也尤其喜爱他。去年九月还高兴地写诗，希望孩儿“无灾无难到公卿”。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孩子连话都没学会说，就死掉了。

此时苏轼已经48岁，突然丧此幼子，悲痛可想而知。他自己抱着死去的孩子上岸去埋葬。回来的时候看着怀抱空空，不禁泪下如雨。而回船上听朝云哀哭着说自己也不想活了，看到床头架子上的小孩衣服，更是心痛如绞，于是躺在床上默默流泪，一整天动都不动，觉得人生怎么这么难。

但是，人生再难，日子也得照样过。长江的水滚滚向东，不因人的悲痛而停止，时间的流逝，同样也如此。

苏轼一家的坐船，沿着长江，一路走到了金陵。在这里，苏轼有一个重要议程，就是拜访王安石。

王安石在变法后期，已经发现自己的很多理想在现实中处处碰壁，难以按照原来设想的路线推行，于是渐渐心灰意冷，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退休。

尽管宋神宗多次要求他继续出来主持变法大局，但是对一个心已经灰冷的老人来说，无论怎么强求，都是白费力气。最后也只好允许他在金陵闲居，不问世事。

当抛开了政治上的纷争，王安石对苏轼才华的欣赏就凸显出来。每次黄州有人来金陵，他总要问，苏子瞻又有什么新妙语呀？

而苏轼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历练与沧桑，对新法也有了不同的理解。他认为，新法里面的有很多措施，还是非常好的，也是当时的情况下必须要做的。对于王安石冒着得罪天下士大夫的风险，忍受着巨大的骂名，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推行新法，而且产生了这么大的功效，也感到由衷的敬佩。

所以两人此前的恩怨，至此全部都一笔勾销，相互之间只有欣赏和亲近。

王安石骑着毛驴到码头去迎接苏轼，苏轼听到王安石亲自来了，连正装都来不及穿，帽子都来不及戴，赶紧下船相揖，并抱歉地说：“我今天穿着野服来见大丞相了”。

王安石一笑，说：“礼岂是为我辈所设”。

苏轼在金陵逗留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和王安石相见。他们谈了很多很多。作为读书人，也作为体制内人员，他们难免会谈到究竟是建功立业，还是退休隐居的问题，尤其是苏轼现在要面临着继续入朝做官，还是干脆直接在山野终老的抉择。

王安石给苏轼讲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刘备曾经批评许汜，说他只会求田问舍，而没有忧国忘家。但我认为，忧国忘家，最终只会‘可怜身世两徒劳’，还是‘问舍求田意最高’”。

他劝苏轼就在金陵这里住下算了，大家当个邻居。

这代表着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在经历过奋斗，经历过辉煌，经历过磨难，经历过挣扎之后，以血泪教训得来的人生感悟：与其追求建功立业，还不如平平淡淡过一生。这对苏轼的触动很大——何况他本来心中就隐藏着一个归田园的梦。

于是，苏轼开始在金陵及周边“问舍求田”，看了很多地方，最后经朋友蒋之奇的帮助，在常州宜兴买了一块田。

买好田以后，苏轼上了一封奏折，乞求宋神宗同意自己在常州居住。但由于一直没得到回音，只好继续北上，同时再次上表乞求。走到南都（今河南商丘），终于得到宋神宗的回复：官职不变，允许常州居住。

这下，苏轼终于摆脱了“来往如梭”的状态，可以放心地安家终老了。

谁知，没过一个月，神宗皇帝驾崩，他的儿子宋哲宗继位。

北宋朝廷一个新的时代，又到来了。这将是一个更为动荡的时代。

苏轼再一次被时代的潮流裹挟，走向了更加身不由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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