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研究氢弹的于敏们，才有今天中国人自由开拓AI、5G……

于敏与氢弹系列终于来到了最后一集！

首先，关于上一集留下的疑问，大家答对了吗？好吧，答案真的就是袁老师也不知道……

不过就像袁老师所说的，比较两种构型的优劣，并没有那么重要；执着于这种比较，反而容易忽略于敏对于中国核武器研究的意义究竟有多大：于敏在非常有限的条件下，为中国的氢弹研究找到了“最佳路径”，高效地突破了氢弹等一系列核武器的技术难关；并且通过非凡的战略眼光，帮助中国在美国牵头大规模禁止核试验之前完成了我们的核武器的成熟发展。他为十几亿中国人民赢得了最宝贵的东西：安全。

但是更让人唏嘘的，是于敏这样一位“天才”，如果不是把大量时间精力放在核武器领域，他能在基础物理做出怎样的贡献？这时候我们又会觉得遗憾，因为当时的中国太弱，科技基础也太浅，对顶尖人才的使用远不如欧美国家那么宽裕，也让于敏这一辈伟大的中国科学家做出了太多的牺牲。

然而，袁老师最后的话提醒我们，也不用为于敏感到遗憾。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位中国人，于敏的一生“壮志已酬”：他为今天的中国人争取来了研究量子、航天、计算机、AI等各种新科技的空间，他更为今天的中国人创造了去自由学习、生活的空间，未来，当中国的研究创造越来越多服务全人类时，上面都会有于敏们的一份功劳！

暮夜星晨：

核武器最大威慑力不至于它的爆炸力，而在于安然的躺在发射架，让列强们不敢靠近。再次感谢先辈们的无私奉献！

liuyunwangxi：

最后那一段话确实没有多少人能想到。。。科学家研究科学，谁都想研究前沿理论，把人类的科学水平提高到新台阶，但是于敏们却甘当垫脚石。如果中国的科学家哪一天摘取了人类科学的桂冠，请大家不要忘记他们也是站在了于敏们的肩膀上。

专业治疗杠癌：

核武器带来的不只是和平，还有公平。这种公平是，你可以讨厌我，排挤我，厌弃我，恐惧我，抹黑我，但你不能无视我。我说话，你就要听。这个世界话语的分量是由掌握的武器威力级别决定的。这是属于拥核国家的公平。为了让后世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一群人选择与辐射做伴，背负死亡前行。

在上一期中，我们介绍了何祚庥和于敏等人的氢弹预研工作（于敏与氢弹（三）何祚庥谈于敏如何研究氢弹 | 袁岚峰）。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也就是本系列文章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世界上是不是存在两种氢弹构型，即泰勒-乌拉姆构型和于敏构型，而且于敏构型优于泰勒-乌拉姆构型？

合理的回答是：不知道。

何祚庥的文章说明了一点，于敏是对中国突破氢弹原理功劳最大的人，因此把中国的氢弹构型称为于敏构型是合理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说世界上存在泰勒-乌拉姆构型和于敏构型。不过，于敏构型与泰勒-乌拉姆构型有没有区别呢？有没有可能两者根本就是一回事？

从前面提到的所有信息中，——再次强调一下，这些全都是公开信息，不见得真实，——可以感觉到两种构型的基本思路似乎差不多。那么，两者有没有真正意义的区别呢？

网上不少文章说有区别，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但实际上，这些全都是无稽之谈，因为这两种构型的细节都是顶级机密！对我们这些吃瓜群众而言，知道一个都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知道两个？还去比较它们的区别？所以，真正合理的回答只能是：不知道。

实际上，对于于敏构型是否优于泰勒-乌拉姆构型的整个讨论，意义都很有限。如果纠缠于这个问题，就把重点带偏了，好像如果于敏构型不优于泰勒-乌拉姆构型，价值就降低了似的。但真正重要的，其实就是中国成功掌握了氢弹！

至于是以什么方式掌握的，跟别人的有没有区别，那完全是枝节问题。我们需要强调一下，两弹一星的价值主要是在国家安全方面，而不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别的国家最关心的是中国有没有核威慑，而不是中国的核威慑有多少创新。

在研发出氢弹之后，于敏还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例如领导突破了第二代核武器，即提高核装置的当量质量比以及小型化，又领导突破了中子弹。此外，于敏还开拓指导了我国对惯性约束聚变与X光激光的研究。不过相关文章中对于这些研究过程的介绍远没有像何祚庥那样详细，因此我们就不多谈了。

但是，于敏有一个战略决策方面的事迹，绝对值得介绍一下。

八十年代中期，邓稼先和于敏审时度势，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做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国的发展，很可能会加快禁止核试验的谈判进程，遏制我国核武器的发展。

而那个时候中国正处于突破第二代核武器优化设计的关键时刻，如果必须做的热试验还没有做完，该拿的数据还没拿到，核武器事业很可能“功亏一篑”。1986年，邓稼先和于敏向中央递交建议书，要求加快核试验步伐，尽早完成必须要做的核试验。中央很快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1987年，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会谈

1992年，美国在完成了最后6次核试验后，果然开始积极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

正是邓稼先和于敏的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促使中央作出果断决策，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 年热核试验时间，做完了必须做的热试验。该建议为提升我国核武器的水平，保障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推动核武器装备部队并形成战斗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前瞻性作用。

中国只做了45次核试验，仅为美国的4%，经费投入也少得多，但在核武器物理设计方面，经过原子弹、氢弹、小型化、中子弹、安全型初级五个台阶，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这是由于我国采用了正确的核武器发展方针，在目标的选择和技术途径的抉择中采取了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使得在实际发展中几乎没有走什么弯路。在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核武器成功发展道路上，于敏是当之无愧的重要引领者与设计师。

关于于敏的生平，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他没有出国留过学，完全是在国内受的教育。著名物理学教育家、2016年国际物理教育奖章（ICPE-Medal）获得者赵凯华教授写过一篇长文《中国物理教育从无到有并达到国际水平的历程》（中国物理教育从无到有并达到国际水平的历程 | 赵凯华），最后一节是“40年代本土科学家的成长”。

赵凯华领取2016年国际物理教育奖章

赵凯华举的例子包括：冯端、王业宁、吴全德、黄祖洽、叶铭汉、李德平、于敏、马祖光、周光召。最后，赵凯华指出：

“能培养出国际水平的本土科学家，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教育已达到国际水平。从1905年清廷废科举兴学堂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末，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从科盲状态达到现在的水平，是很不容易的。前辈科学教育家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功莫大焉。”

我们崇敬于敏，主要是因为他对核武器研究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于敏这样做的代价是远离了他喜爱的基础研究。

美国氢弹之父泰勒和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在基础研究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成果。例如泰勒提出了姜-泰勒效应（Jahn-Teller effect），这是一个在化学和物理中十分著名的效应，导致分子的对称性自发降低。

姜-泰勒效应

萨哈罗夫发明了托卡马克，这是一种重要的核聚变装置，例如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EAST就是一台托卡马克。

苏联1987年邮票上的托卡马克

以于敏的天才，他原本可以做出大得多的基础研究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于敏来研发氢弹，其实是一种大材小用，是一种牺牲。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有一段名言：“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儿子们才能自由地学习数学和哲学。我的儿子们应该学习地理、自然历史、造船、航海、商业和农业，以便让他们的孩子有权利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挂毯和瓷器。”

约翰·亚当斯

于敏正是为中国人民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地研究各种科学，研习各种艺术，追求各种乐趣，都离不开于敏和他的同事们提供的保护，无声而强大的保护。

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于敏的一生，就是：壮志已酬。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于敏的一生，就是：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