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的崛起和自由思想

一、前言

关于西方为什么会率先现代化，而具备优势的古代中国却错失领先地位的讨论已经有很多年了。这还专门形成了一个话题——“李约瑟之问”。它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也吸引了各国的历史学家进行研究。普遍的认为是，封建专制扼杀了中国人的创新力，而自由引领了欧洲，形成了“西强东弱”的局面。由此，很多人相信一个结论：

“自由”是塑造国家发展的“金手指”，是历史进步的“炼金术”。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二、原理

我在多篇文章中说过，世界是“能量”驱动的，是“方法”驾驭的。

人类历史是一部“方法史”。甚至自然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方法史”。

自然运行是有方向的——即“效率”不断提高，“丰富性”不断扩大。这有赖于“方法”的改进。

自然运行的“方向性”表明世界是“进化的”而非“演化的”。“方向性”在根本上否定了“自由”是历史运转的本质要求与核心方法。

“能量”就像水塔里的水，你怎么连接管道，它就怎么流淌。你不连接管道，它甚至不知道自己可以流淌。

世间万事万物被能量推动运行，但任何运动始终被规则“拿捏”。自然界的运动受到物理规则的限制。人类社会的运动受到“欲望”的驱使，但是，人类从发现自己的欲望，体验自己的欲望，思考自己的欲望，直到依据欲望去行动，都是在生理和精神中的各种“方法”掌控下进行的。“方法正确”，欲望就可以实现。“方法错误”，欲望就失败消灭。

所以说，自然历史，包括人类历史，作为能量运行过程，一直是被“方法”这柄“手术刀”分割，选择，驾驭运行的。哪怕“自由”、“欲望”这类带有压力感的生理和心理体验本身，也是在有了特定“方法”，形成了特殊的物质结构——“生命体”之后，才出现并逐渐清晰和强化起来的。

因此，“自由”被无限拔高是因为人们忽略了“方法”的存在而产生的错误认识。“自由”无论作为本能、意识，还是存在状态，它从来都是“方法”的产物而不是原因。“自由”只不过是“能量”在“方法”架设的管道里流淌时的自我体验。它对“管道”有意无意地忘却，会在管道的转弯处，在阀门处，被明确无误地告知。

历史就是用接连出现的不同方法，一边疏导人类的能量，一边切割人类的欲望。符合历史要求的能量就被留在历史中，继续构成历史。不符合历史要求的能量，就被转化成别的能量形式，从人类历史中清除。

人类的所有经历都表明，历史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是一个被指定了目标的“竞赛活动”，而不是追求自由的过程。“效率”能否不断提高，“丰富性”能否旧灭新生，就是能量和欲望是否能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判断依据。它们都由“方法”控制着。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西方率先现代化是因为有“新方法”出现。它不是“自由”的产物，而是“自由”的原因。

所以，“自由引导人民”这句话本身就是误导性的，是假话、空话，甚至是阴谋。实际情况是，“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越是强调绝对的自由，就越容易被历史割除。灭亡与疯狂总是紧密连接在一起。

真正引导人民，引导历史的，只有“正确的方法”——那些可以提高效率，扩大丰富性，使二者协调平衡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聚合能量”，使更多的人投入其麾下。人类社会的所有能量在历史选择中，要么被淘汰，转化出人类社会，要么被导向“正确的方法”，聚合为“历史主流”，形成“集权效应”。

历史不会给“错误的方法”及其控制的能量留下“活路”。因此，“正确”是带有绝对的“集权”特质的。在“正确”和“集权”面前，“自由”只是一个“二等存在”。有时候是一个被“正确”操控的“工具”。任何正确的方法都可以美其名曰，为人们带来了“自由”。但是若反过来，把“自由”当成“正确的方法”，要么被骗，要么灭亡。

“真正的自由”从来没有掌管过这个世界。真正的自由没等到它实现就会分裂，解体，内斗，然后死无葬身之地，从历史中消失。谁标榜“自由”，宣称自己将带给人类真正的自由，要么他做不到，出师未捷身先死，要么他是骗子，在隐秘地实施集权，甚至霸权。

“集权”是历史发展的“底色”，是“天地不仁”的“道”，表现在“一个接一个”的正确方法中。“正确”是“集权”的“前提”。“一个接一个”是“集权”的“突出特征”。某个“正确方法”作为“集权”的载体，不会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在历史中，正确的方法会不断涌现，持续发展，多种多样。它们在带来“自由”体验的同时，不声不响地发挥着“集权”的作用。

“方法”大致可以分为“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它们追求“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丰富性”。所以，历史会表现出一些特点：

1、“自然科学的集权”和“社会科学的集权”相交替。

2、“效率的集权”和“丰富性的集权”相交替。

3、“专制的集权”和“自由的集权（虚假自由的集权）”相交替。

三、因祸得福

知道了上面说的原理，再来看欧洲的现代化，会发现有四个因素对它的影响比较大：

1、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中世纪”结束的近千年（476年-1453年）里，取得国教地位的基督教始终没有能力把欧洲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于是，在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失败后，基督教就难以控制和维持欧洲的稳定了。欧洲大陆的破碎程度比许多亚洲地区要高。这种情况至今未变。

2、“十字军东征”和“蒙古西征”在时间上有重合。大量来自东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以及精巧实用的商品流入欧洲，开阔了西方的眼界，也打开了他们的“心智”。由此，知识分子得到培养，商人群体逐渐壮大。最后，他们合力组成了资产阶级，并“恰巧”赶上了自然科学创新的爆发期。

3、在古代，在自然科学的“幼年时期”，其对财富生产的贡献无法与“社会科学”相比。社会科学通过将更多的人力协调统一起来，对财富生产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因此，在古代，哪里的社会科学更先进，哪里的经济就更发达，政治更强大，国土更辽阔，国祚更绵长，文明也更久远。“儒家文化区”和“伊斯兰文化区”就呈现这样的特点。尤其是前者，它协助东亚文明一路前行，虽有分分合合，但始终没有消失，而是逐渐形成强盛统一的国家。这种社会学方法的正确性，不但在政治上确立了皇权的极高地位，也在文化上把社会科学，即儒家文化，推向了与皇权同等重要的意识形态高度。“皇权”是封建时代“方法正确性”的神化体现。“儒学”是其中社会学方法正确性的载体。它们俩的正确性互相加强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惯性”，使得更多资源被投入社会科学领域，而非自然科学领域。相比西方，古代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没有受到严重压制，人们不会因为“日心说”和“地心说”遭遇火刑，但是相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它因为造富能力较弱而没有得到更多的重视。可以说，社会科学的发展在东方抢到了“历史先机”。

4、在当时的文明世界里，欧洲处于欧亚大陆的最西端，离东方专制最远。东方文明，还有草原文明，都很难抵达这里并长期驻扎。东方文明也不愿意到这个偏远的欠发达地区来发展。毕竟，亚洲的面积对那时的东方人口来说已经足够辽阔了，还未完全“消化”。

于是，这四个因素遇到一起，就开启了东、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

“十字军东征”失败后，欧洲的宗教钳制力逐渐衰弱，封建皇权被“松绑”。欧洲内部的各种政治势力开始分裂斗争，谋求集权与财富。

皇权与教权之间，皇权与皇权之间，皇权与贵族之间，皇权与新阶层之间，教权与贵族之间，教权与新阶层之间，贵族与新阶层之间……斗争错综复杂。这种“大乱斗”给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犁了地，松了土”。各派之间既不能真正联合，也难以消灭对手，于是就造成了“自由的假象”。

而此时，东方正在宋朝时期。经历了东汉末年直到隋朝的大分裂、大动荡历史，以及开放的“盛唐”解体成“五代十国”的混乱，人们对历史发展的思考正在“厌恶动乱，希望安定统一”的节拍上。在这七百年间大行其道，却没有维护好统一的“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开始逐渐失去原有地位。这为儒学在宋朝的复兴打下了基础，让出了空间。儒学被不断修改，在“理学化”、“道学化”的过程中成为维护“集中统一”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远胜佛、道文化。于是，在宋末元初的混乱时期，改良后的儒学思想进入官学体系，变成官方意识形态。

而在自然科学方面，虽然宋代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形成了《梦溪笔谈》这类科学著作，并且社会上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自然科学的造富能力依然较弱，个人难以组建一个独立强大的财富生产单位去抗衡皇权和儒家文化，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无法与皇权和儒学的结合体相比，所以，那时的中国就没有出现西方定义的现代化转型。

这样一来，皇权和儒学一边发挥推动历史发展的正向作用，一边在这种急速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惯性”。到了明朝就开始出现“八股取士”，再辅以“重农抑商”，社会资源就被文人和官僚掌握。自然科学获得的资源就明显少于社会科学了。

当然，只要时间够久，中国迟早也会出现科技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并形成新的社会模式。因为，自然科学必定会发展，个人的造富能力也会不断提升，而封建国家早晚会有动乱的时候。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在中国出现。只是，这一切被欧洲捷足先登了。

“因祸得福”是欧洲率先现代化的鲜明特色。

首先，“东方专制”离得很远，无法兼并欧洲。中国已经把中原地区周围的大片区域统一了，就连云贵大山和青藏高原都没落下。欧洲因为偏远而躲过了东方专制。

其次，“蒙古马”、“中国船”，还有“取经的传教士”把东方科技传到了欧洲。

第三，基督教作为古代的一种社会科学，能力比较差。在有罗马帝国做基础的情况下，它都没有统一欧洲。相比东方，西方始终比较“稀碎”。在“十字军东征”失败后，欧陆进一步破碎。不仅有宗教统治的破碎，还有封建国家的破碎，以及国家内部各种势力之间的破碎。然而，这种“稀碎”的局面却使西方“因祸得福”，变得适宜自然科学生长了。

同样的科学技术，在东方的知识分子和商人那里，无法挑战“板结”的儒学权威和专制皇权。但是在西方知识分子和商人集团那里，虽然他们生产的财富也不多，却足以抗衡“稀碎”的教权和皇权。

从“文艺复兴”到“大航海时代”，从殖民地的开拓到商人阶层的崛起，从“中世纪”结束到“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地展开，最后直至资产阶级革命，人们能够看到一条清晰的博弈线索。先是“教权”和“皇权”互搏，都想利用商人势力来攻击对方。再是商人势力利用宗教和皇权的“裂缝”成长，反过来把他们俩双双击溃，变成强大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能在与宗教势力、封建势力的“三国杀”中崛起，与自然科学恰到好处的“创新”分不开。

这个“创新”不是在西方所谓的自由环境中萌发的，而是在“东方专制”的大规模生产和长期积累中逐渐形成的。当它传播到欧洲后，首先被商人及其信任的知识分子掌握，支撑起了宗教和封建之外的“第三股势力”。这股势力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就要打破宗教特权和封建特权，建立自己的特权。于是，它屏蔽了东方专制思想，然后从可疑的所谓古籍里制造出了“自由思想”。

“自由”要是真的好用，古希腊也不会消失，古代西方也不会落后。为了在博弈中获胜，解除“宗教神权”和“封建神权”对老百姓的“捆绑”，资产阶级不惜用弥天大谎来欺骗群众。它们一边搞奴隶贸易，在殖民地大杀四方，一边把自己树立成“自由、人权”的代表。结果，有得也有失。

得到的就是，宗教和皇权对社会的控制力被解除。“自由引导人民”占领了意识形态阵地。

失去的就是，被“自由思想”唤醒的民众变成了暴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大开杀戒，施行恐怖统治，把资产阶级吓得半死，以致于喊出了“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至理名言。

于是，资产阶级开始退而求其次，让皇权复辟，但是“立宪”进行管理。或者把“自由”也神化，塑造成女神形象，然后采取“共和”体制。在这种体制里，“自由”被资产阶级偷梁换柱，巧妙地施以“易容术”。“自由”被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联系起来，被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这为资产阶级剥削得来的财富挖了一条又深又宽的“护城河”，让自由的大旗高高飘扬，却与绝大多数人无缘。“自由”成了可以远观，但是永远无法抵达的城堡。

于是，在东方“自然科学”的支撑下，在“自由思想”的催化下，宗教势力和封建势力终究没有能够再次统一欧洲。商人及其知识分子苦苦支撑到了自然科学出现近代化转型的时期。然后，自然科学开始在欧洲，也在整个文明世界里逐渐获得“集权力量”，开始取代社会科学的集权地位。自然科学的载体就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就是私有制市场经济模式。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正确的方法”一定是集权的。近代化的自然科学必定在粉碎宗教神权和封建特权之后，对劳动者和各种资源同样实施专制。这样才能实现高效地生产。所以，“自由思想”此时就成了资产阶级发财的最大障碍。或者说，先进的自然科学根本不允许劳动者和资源是自由的。这是历史发展追求“效率”目标的必然结果。于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了掩盖自己的“集权”面目，对“自由”做了变通和伪装。

他们一面死死抓住先进科技不放手，一面用“私有制市场经济”给劳动者洗脑。结果，劳动者就在互相竞争中不能联合，从而被科技，被科技执掌劳动后生产的财富，被这些财富转化成的资本，被这些资本的联合体，彻底控制了。“资本运动”越来越走向财富垄断，科技垄断，权利垄断，而劳动者却始终在市场经济中被分化，被瓦解，不能联合，无力与资本力量斗争，无力获得公平的财富分配。

这就是资产阶级将“自由”与“私有制（私心和私产）”、“市场经济（竞争和剥削）”绑定后，一边控制生产，大量剥削财富，操纵经济、社会与思想，一边却还能保留“自由卫士”光环的原因。当“自由”不能触及“私有制”，不能触及“被资本控制的科技创新”时，它就是一张“白条”，是“拉大旗作虎皮”。

久而久之，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白条无法兑现，虎皮也被扯掉后，劳动者们开始逐渐认清其中的阴谋，于是顺着自由思想继续发挥，展开了进一步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目的就是把“自由”与“私有制”解绑，与“市场经济”解绑。

这下把资产阶级吓坏了。他们大惊失色，坐立不安，异常恐慌。因为，无产阶级对自由的追求，正在扒掉资产阶级给它添加的伪装。“自由”作为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本来也就是想“用完即弃”的。结果被人民揪住不放，现在伪装也难以维持，要被扯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图穷匕见，针锋相对了。

斗争的结果是双方各有胜负。两种政权都有，但是资产阶级政权拥有优势。无产阶级不断揭批资产阶级“自由卫士”的谎言。而资产阶级则不断指责无产阶级获得“自由”后，低下的生产效率和贫穷的生活状况。相比之下，资产阶级的策略比较聪明，而无产阶级的策略比较笨拙。

无产阶级是批判资本压迫，打着解放人类，扩大自由的旗帜出现的。实际却吃了“自由”的亏。破坏了“科技集权”后，“自由的生产”严重降低了效率。这与资产阶级的“科技集权”是无法相比的。于是，无产阶级开始搞“计划经济”，也把生产置于科技的管理之下。但是，“方法创新”是灵感爆发的结果，而灵感是无法计划的，所以，计划经济在科技创新较快的时期，就变得迂腐和迟钝，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而资产阶级则比较“阴毒”。它十分重视科技创新，但是它把科技创新用于生产后，将得到的财富变成了“资本”，然后将“资本”作为财富分配的优先条件。这样一来，不但劳动者成为“奴仆”，“科技创新者”也成为“奴仆”。“创新者”和“劳动者”本来是财富的主要生产者，一个贡献“方法”，一个贡献“劳动”，现在却是资本家掌握财富分配的主动权。这就让财富分配难以公平，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

借助科技创新，商人和科学家收获了财富，打破了宗教特权和封建特权，推动了财富的公平分配，这是进步的。但是，当商人和科学家把财富变为“资本”，把自己变成“资产阶级”后，财富分配再一次被引向错误的道路。资产阶级不但在科技创新活跃时得到较多财富，在科技创新缓慢时，在分配应该向劳动者倾斜时，他也依据资本权利保持原有分配规则，这就导致分配的不公平被扩大，以致到了破坏经济运行的程度。为了维护这种不公平的制度，维护这种错误的制度，消除经济危机激发社会主义革命的风险，资产阶级又采取了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抓住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不自由的特点，再次使用“自由武器”来攻击社会主义政权，声讨它的“集权”和“不民主”。

另一个办法是，继续伪装自己，搞“自由的集权”。通过采取内外有别的方法，把资产阶级的集权统治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去——即死死攥住高科技不放手，但是不惜一切代价把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注入第三世界国家。结果就使得西方可以凭借高科技获得“分配优势”，同时凭借“市场经济的竞争关系”分化瓦解 “制造业国家”和“劳动人群”的联合，让资产阶级可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分配优势。如果第三世界国家想联合起来摆脱西方的控制，维护自己的自由，要求多分财富，那么，西方就会用“（民主）自由”的武器来扼杀自由，干净利落地向所有人类展示“自由从来都是自由的劲敌”。这样一来，大量财富被剥削进入西方国家，为西方劳动者提供了极高的福利。社会问题减少了，阶级矛盾缓和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制就可以继续伪装成“自由”，接着掩盖真相了。 

西方得了便宜还卖乖。它一边痛骂第三世界是“粪坑国家”，痛骂社会主义国家是集权专制，一边又标榜自己是自由人权的卫士，是道德的典范，要把资产阶级的“宗教伦理”传播给其他文明。如果第三世界敢反抗，西方的资产阶级就会挑起本国劳动者和第三世界劳动者的利益冲突，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来把劳动者变成炮灰，去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统治和秩序，自己“渔翁得利”。

只是，自然科学的创新终究有停滞的时期。只要这个时期足够长，资本主义经济就一定会因为不公平的财富分配而崩溃。所谓“自由创造了现代西方”的谎言将被戳穿，露出“一种集权”代替“另一种集权”的真相。只不过资产阶级的集权更加隐蔽，它更喜欢大声地叫喊“自由”罢了。

随着经济的崩溃，自称是“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互相倾轧，以大欺小，不惜派出特种兵炸毁对方的基础设施，如天然气管道，强令别国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产业转移，直到逮捕对方的商务人员、科技人员，或者干脆借助驻军的便利条件，动用军事手段干涉他国内政。 

被资产阶级膜拜的“自由”，无论像处女一样纯洁，还是像女神一样圣洁，当她被置于“私有制”和“市场竞争”的基础上时，就意味着它只是资产阶级“垂帘听政”的那个帘子。只要经济形势下滑，处女也好，女神也罢，都要躺平，接受资本权利的任意蹂躏。

四、福兮祸所依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得出这样一些认识：

自由，不过是一种集权向另一种集权过渡的表象。

正确的方法一定是“集权的”。正确的方法也一定不是“单一的”。

集权之间的“夹缝”或“接缝”很容易被误读成“自由”。继而，“自由”成了一顶高帽子，十分沉重，处处掣肘“正确的方法”，成为发展的障碍。 

人们常常将历史中的很多错误归结为“集权”。实际上，错误的不是“集权”，而是“集权”使用的“错误方法”。如果方法是正确的，则“集权”又会事半功倍。所以，历史与其说是自由和集权的斗争，不如说是僵化死板与 “实事求是”、“灵活包容”的斗争。 

一个集权取代另一个集权。新方法、好方法取代旧方法。历史是一部“方法史”，是方法大浪淘沙的过程。人类不能确定“好方法”会在哪里出现，所以，广开言路，接受监督，允许试验，然后把专业问题交给专业人士去解决，就成了社会良好运行的必要条件。

不要迷信“自由”，也不要错误理解“集权”。人类不需要自由，需要的是“正确方法”，是正确的方法不被自由所干扰和掣肘。而正确的方法只有在“实事求是”和“灵活包容”中才能获得。 

总体来看，古代历史主要受到社会科学的集权管理。近代以来则是受自然科学的集权管理。

当自然科学创新乏力后，社会科学的集权又会逐渐上升，取代自然科学的原有地位。 

“效率”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是集权的重要体现。但是，当“效率”难以提高后，“丰富性”就会接棒获得“集权”。它会冲击旧方法的集权，使能量分散出来，把人力和财力输送到其他方向，去寻找新的方法提高效率，并在找到之前做好各种力量的“高效平衡”。 

于是，“专制的集权”和“自由的集权”就此交替。或者，“专制的集权”和“自由的集权”在不同的领域里各自发生，形成共生。 

社会运行的这种规律要求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必须具有“灵活性”，能够实事求是进行变革。否则，一切僵化的，散漫的力量都会逐渐被历史“割除”。 

“福兮祸所依”。西方崛起是“因祸得福”。东方衰落是“因福得祸”。现在，又是百年变局之际，突出表现不仅是全球经济困难，国际秩序动荡，更重要的是“僵化死板”和“灵活包容”的斗争又开始浮上台面。谁拒绝改变，谁不够灵活，谁就会在博弈中失败，福祸相互转化。 

想在“比烂”中等待对手垮掉，然后靠分食腐肉苟活，将不会给历史发展带来任何进步，也不会有预想中的胜利。实际上，当社会主义诞生，“公有制”第二次出现时，历史就很难回到私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回到私有制互相博弈的历史了。

由于科技创新总是被少数人先行掌握，所以自然科学从弱到强的变化，在社会科学上表现为从“公有”到“私有”的变化，从重视“集体”向重视“个人”的变化。这在历史上形成了东方和西方的差别。

但是，当科技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有了一定历史长度，特别是经历了多次周期性危机后，就会出现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不会是对远古公有制社会的重复，也不会再继续私有制的极限状态——“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它将是一个比以往各种制度都更加实事求是，灵活包容的制度，是一个能在“公有与私有”，“计划与市场”，“集体与个人”， “长期与短期”之间进行有智慧的，动态平衡与转化的制度。

或者说，历史不是越来越自由了，而是越来越实事求是，灵活包容了。

参考文章：

《资本主义是怎么毁掉经济的——兼论市场经济的局限性》

https://zhuanlan.zhihu.com/p/507282724

《从底层逻辑历史世界及其趋势》

https://zhuanlan.zhihu.com/p/410671386

《“公私之争”是人类历史的最大悲剧》

https://zhuanlan.zhihu.com/p/492035815

《说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大舆论战役”》

​https://zhuanlan.zhihu.com/p/462492418

《揭秘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失败的主要原因》

 https://zhuanlan.zhihu.com/p/577926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