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年轻人不关心政治? 事实上我们比前几代都更有政治意识” | 文化纵横

William Frey | 布鲁金斯学会

Jane Coaston | 纽约时报

​谈行藏(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2022年以来备受国际关注的美国中期选举已基本尘埃落定，但对这次选举的剖析，仍是美国内部的一个重要议题。为便于国内各界了解和把握这场选举所折射的美国内政最新变化及其深层逻辑，继第1篇编译《最不意外的意外：一个让特朗普和拜登都头痛的悍将终于出现》之后，文化纵横新媒体推出第2篇编译，在本文中着重关注美国年轻一代的政治意识之变。这也是当前美国内部密切关注的一个焦点。

这次中期选举，许多分析人士所预判的共和党大胜、掀起美国“红色浪潮”的局面并未出现。对此，有调查分析，18至29岁青年一代和高学历女性对民主党的支持明显增长，成为阻挡“红色浪潮”的有力群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爬梳民调数据，发现无论什么种族，美国的Z世代和较年轻的千禧一代都更多支持民主党；而有大学学位的女性群体和没有大学学位的男性群体，分别向民主党、共和党转向对比也越发明显。这一结果对共和党来说，无疑提出一个难题：其主要支持群体，未来能否平衡那些支持民主党的力量？

当然，笼统的民调也不一定能准确反映现实。为了更具体地把握美国年轻人的政治观念，《纽约时报》对话三名青年代表，发现虽然美国青年一代的背景、种族、受教育程度各有不同，对堕胎、犯罪、枪支等当前美国社会热点的看法也存在分歧，但他们身上有很多共同点：对美国两党都不满意，都认为Z世代（一般指1995-2009年生人）比前几代人更有政治意识，但也更包容和理解，能在保留不同意见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另外他们也都有通过积极行动来改变美国社会政治的意愿。

本文综合编译布鲁金斯学会报告《Midterm exit polls show that young voters drove Democratic resistance to the 'red wave'》和纽约时报播客访谈稿《‘Maybe Gen Z are just kinder’: How America's youngest voters are shaping politics》。由于机构立场、议题设置等原因，这些内容可能也仅仅反映局部特征，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在今年中期选举的惊人结果之前，许多专家和分析人士预计，共和党将在两院获得压倒性优势，导致美国出现“红色浪潮”。但这一预期并未实现。布鲁金斯学会在选举后，研究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票差距，发现了民主党支持者的一些特征（图标中的数据是特定群体投票给民主党的百分比与投票给共和党的百分比之差）。

（一）白人和少数族裔青年都支持民主党

几十年来，美国白人总体上更倾向共和党；黑人则强烈支持民主党；拉丁裔虽然在最近的选举中大多支持民主党，但在时间和区域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亚裔的投票偏好更加复杂，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选举中偏向共和党，本世纪初又逐渐趋向民主党（2014年中期选举是例外）。2022年的民意调查显示，这种差异一直持续至今。

四组数据分别是白人、黑人、拉丁裔、亚裔

调查中更值得注意的内容，是这些群体中青年选民的投票差距。白人选民的数据尤其值得注意——与年长的白人选民相比，18至29岁的青年更支持民主党。他们在2020年总统大选和2018年中期选举中就已经表现出了对民主党的支持，在2022年的数据则更加明显。与此同时，黑人、拉丁裔青年的两党选票差距也远高于其他年龄组。

（二）白人女性大学毕业生和白人男性非大学毕业生向不同方向移动

与2020年总统大选相比，拥有大学学位的白人女性在2022年对民主党支持率有所增加；而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男性则更多转向共和党。

(四组数据分别是有学位女性、有学位男性、无学位女性、无学位男性)

许多分析认识猜测，这一差异的扩大化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这一判决有关。调查显示，47%的女性选民对判决感到愤怒，其中又有83%的女性投票支持了民主党候选人。

2022年中期选举涉及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影响因素：发生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后；美国经济条件动荡；美国现任总统的支持率较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刚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几个月；还有特朗普以及2022年1月6日的国会山事件。

尽管如此，调查揭示的模式，依然可以说明一些对未来的预期：

首先，最重要的或许是年轻人对民主党的大力支持，大多数分析师都没有预料到其支持率有这么高。出于对包括堕胎、包容度、民主和教育等问题的担忧，Z世代和千禧一代中较年轻的一波有可能成为民主党联盟的未来核心。

其次，这些结果显示，女性对民主党的支持持续扩大，尤其是拥有大学学位的白人女性——最近最高法院的裁决以及其他问题显然对这种支持有所帮助。

第三，尽管部分少数族裔最近显示出了支持共和党的倾向，但本次选举的结果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黑人、拉丁裔和亚裔选民（尤其是年轻人）支持民主党。 虽然拉丁裔的表现在不同国籍和不同地区间有所差异（例如佛罗里达州的拉丁裔支持了共和党候选人），但他们在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也为民主党的胜利贡献了重要作用。

简而言之，本次中期选举揭示了民主党在新一代选民和人口群体中的优势，这些选民和人口群体的规模将继续增长，而共和党继续在老年选民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男性中表现良好。这一事实所提示的问题是：强烈支持特朗普的群体，未来能否保留足够的影响力，来抗衡这次支持民主党的群体？

本次选举中青年一代的力量已经得到了许多关注和认可。鉴于此，《纽约时报》的播客栏目“争论”邀请了一些Z世代青年，来讨论他们对当前美国政治、政党的看法，家庭、社区、身份对他们的影响，以帮助更多人更直观地理解美国的年轻一代。

简·考斯顿：首先，我想请各位做自我介绍。

扎克·克雷布斯：我今年21岁，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印第安纳州东北部的韦恩堡。我曾读过一年大学，但在新冠流行后，因为疫情和其他原因而退学。我目前在工会工作，这个工会已经成立了大概100多年。工作是我父亲介绍的，同事主要是保守派，但我不是。

艾萨克·威利尔：我是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格罗夫城市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专业是政治学。我目前在几家媒体担任记者，其中一家叫The College Fix，是关注高等教育的新闻期刊；我还为一家名为阿克顿研究所（Acton Institute）的保守派智库做评论。 

伊莎贝拉·达拉西奥：我今年22岁，来自南佛罗里达州。我在乔治梅森大学学习行政管理和国际政治。我是Team Enough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这是一个由青年领导的枪支暴力预防组织；我还是March for Our Lives的前政策助理，目前是他们两国和平峰会的联席主持人。

简·考斯顿：你们觉得自己在政治光谱中处于什么位置？ 

伊莎贝拉：如果在一个乌托邦社会，我会非常进步主义。但在当下的社会，投票时总需要放弃某些道德准则，因为没有哪个候选人能真正符合所有期待。但总体而言，我肯定是左倾的。

艾萨克：中右对我而言是最准确的描述。我不想说“保守”，因为这个词背后有一长串包袱，其中很多也不是我的。但我同意贝拉的观点，我们在投票给不完全符合价值观的候选人。我相信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

扎克：我也同意他们两个人的观点，没有候选人能真正代表我。我认为自己属于进步主义，我不想说“民主党”，但我喜欢看到他们“进步”的一面。

简·考斯顿：我很好奇你们怎么看待支持某个党的含义，以及怎么看待自己不支持的政党？

扎克：我就是勉强选择民主党吧。毕竟想要有一个第三政党出现，涉及的问题就太过复杂了。我并不喜欢只有两个选项这种情况，尤其我们那里民主党人，真的非常平庸，差理想很远。这很令人沮丧。但他们自己很满意，因为保守派，也就是目前的共和党，非常咄咄逼人。他们谈论我这类人的方式我觉得不能接受。所以我也只能在现实中找个尽可能舒适的空间。

艾萨克：我成长过程中受到很多共和党的影响。我的父母都非常保守，父亲是东正教长老会的牧师。我不是出生在美国，18个月时被父母收养，童年时身边有很多非常保守的人。所以我基本是伴随着“共和党就是要走的路”这个概念长大的。但我一直记得，8岁的时候曾问父亲：“共和党人是好人，民主党人是坏人吗？”而他说：“不要忘了，哪边都有坏人。”所以我现在是明确的中立派，我的党派身份，只是我投票给认为更有可能建树的一方而已。 我的投票取决于几点，其中之一是：党派初选中我能实现什么？哪方的初选更有趣，更能改变现状？而现在我对两党都很失望，对共和党也不满意，所以成了中立派。

伊莎贝拉：我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但这不是很愿意的选择。根据我在两个枪支暴力预防组织中了解到的，这个问题已经紧迫——枪支是当前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我认为问题必须立刻想办法解决。但民主党对这一问题却缺乏紧迫感，这让我非常失望。而对共和党，我认为我们国家已经严重两极分化，提到“共和党”会让人们想到“法·西·斯主义”。现实是，在大学里与Z世代共和党人互动时，我并不认为他们是法·西·斯主义者。所以我们的政治光谱肯定有漏洞和缺失。我们需要一个第三党派。 

简·考斯顿：看来大家对两党的评价都不高。贝拉，你一直在跟 March for Our Lives合作，也即将加入一家非营利性政策组织，是什么吸引了你从事政策工作？

伊莎贝拉：在佛罗里达长大或许就是根源。我父母都是共和党，从小就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想，怎么做。“美国是会给予你一切自由。”“遵守规则，追逐美国梦。”我只是一直坚持这么做。我认为这些都是客实现的。我的祖父母做到了，所以我今天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站在这里；我的父母也做到了。 

但是在我高中时，我确实面临过很多困难，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些事情是不正常的。比如我从小就没有医保，我妈妈是单身母亲。所以求医对于我们而言，首先需要先问：真的紧急吗？能等等吗？我们在家里是不是也可以解决问题？这导致我现在经常需要提醒自己：“去看医生。”我们还有过一段流离失所的日子，心理健康受到很大影响。 

我高中时，我们住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身边发生了枪击案。我有朋友就在出事的大楼里，发了视频给我。那天改变了我整个人生。我们整个学生会都出动了，一开始根本没什么计划，就是冲了过去，走出了大门，而后才意识到，我们正在街上，周围还有新闻媒体的直升机。通过这件事，我认为这政治冷漠的年轻人群体其实很有力量，不可忽视。所以就想，如果我能让某些官僚下台，那或许也可以说服一些立法者支持防范枪支暴力的法案。

这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治愈心理创伤的过程。以前我认为政治是年长的白人男性的事，他们有很大的权力。但现在我觉得政治无处不在，它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我积极参与政治的原因。

简·考斯顿：艾萨克，你对自己开始关心政治的时间有记忆吗？

艾萨克：有的，我是在2016年大选后开始有了政治意识。对很多我的同龄人来说，这应该也是大家共同的第一次政治记忆。而我也注意到，第一次政治记忆会从根本上塑造一个人的政治观。2016年我14岁，特朗普当选，包括右翼人士在内，几乎没人预料到这个结果。所有人都非常愤怒，到今天依然在愤怒。我们对国家两极分化的认知也是这样，并不是说它以前不存在，只是在这个时间点注意到了。

扎克：我对政治的概念也是从特朗普开始的，但更多是跟他的竞选活动有关。那时候我是所在环境中唯一一个进步的声音，其他人都对共和党的变化非常热衷。我当时不断地跟各种人交谈，对他的当选感到非常不安。而后他制定的一系列政策，都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超强的政治化。

简·考斯顿：所以大家的重要政治记忆主要都来自过去六年。下面我们做几个快问快答，看看诸位对当前热门议题的态度。第一个，气候变化，政府做得够吗？

伊莎贝拉：绝对不够。

扎克：不够。

艾萨克：我不确定。

简·考斯顿：你对经济有多担心？1-10分，10是最强。特别担心的点在哪？

伊莎贝拉：10，最担心住房负担能力。

扎克：6，就我个人而言，经济不是目前最紧迫的问题。

艾萨克：9，最担心通货膨胀和全球贸易。

简·考斯顿：枪支管制，政策应该更严吗？

伊莎贝拉：应该。

扎克：应该。

艾萨克：不需要更严。

简·考斯顿：对推翻罗伊案有什么看法？ 

伊莎贝拉：作为女性，我觉得太可怕了。这是一个大问题。 

扎克：它对我和我周围的每个人都是毁灭性的。 

艾萨克：罗伊案原本的判决很糟糕。作为有色人种，我很高兴美国的堕胎案例会减少。 

简·考斯顿：担心犯罪吗？主要担心哪类犯罪？ 

伊莎贝拉：不太担心。我更担心国家在犯罪预防上投入更多资源。

扎克：我个人不太担心。

艾萨克：担心，美国的犯罪问题很严重，我们需要找到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简·考斯顿：对于平权运动，支持还是反对？尤其是在大学、职场里？

伊莎贝拉：平权很重要，但当前政策肯定有缺陷。

扎克：我同意平权，但具体政策肯定需要做些调整。 

艾萨克：作为亚洲人，我真的不喜欢平权法案。我们需要废除其中大部分，然后找到方法，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体系。 

简·考斯顿：刚才谈到的问题中，哪一个让你感觉最复杂的感受？你们对这些话题有什么疑问吗？

艾萨克：我好像是这里唯一的反堕胎者，对这个问题有些疑问。你们是支持完全的堕胎权吗？还是支持加上某些限制？

扎克：我觉得这不是我能做判断的事。我总体上认为允许在15周内堕胎，比完全禁止堕胎要好得多。我对怀孕的生物学知识掌握有限，不过在胎儿离开母体可以独立存活之前都允许堕胎，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这可以让很多人避免因生育而陷入困顿。

伊莎贝拉：我不认为人堕胎的目的是谋杀一个孩子，其中肯定有医学的或者其他的原因，比如他们不能照顾孩子并为孩子提供好的生活。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有选择权。而且推翻罗伊诉韦德案一事本身，关系到的不止是堕胎。作为女性，我觉得许多生育健康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堕胎跟节育等问题都紧密相关，但有些女性对避孕措施没有足够的了解，还有很多女性要忍受卵巢囊肿等问题带来的疼痛。所以重要的事情不仅仅是堕胎，还有与其相关的所有其他医疗保健问题。

简·考斯顿：艾萨克，你怎么看？ 

艾萨克：我认为对于反对堕胎政策的人来说，应该明白支持堕胎的人都是好意，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也不觉得支持堕胎的人都认为通过手术杀死一个婴儿是没问题的。但我确实认为胎儿就是一个孩子，与堕胎有关的道德讨论涉及某些严肃问题，比如“生命何时开始”，“生命所在的环境是否能决定其价值”等等。所以，深入堕胎问题的道德根源很重要。

简·考斯顿：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你们这次中期选举都投了票，所以我想跟你们聊聊投票的事。贝拉，你在古巴裔家庭长大。这次关于佛罗里达州拉丁裔投票的讨论很多，多到了烦人的地步，但我很好奇你们的家人、朋友是如何讨论政治的。

伊莎贝拉：很多古巴裔是共和党人。但我认为古巴裔与其他很多拉丁裔有根本区别。他们有点被误导了，共和党把信息引导向他们的创伤，用某些术语和流行语来吸引他们的投票。我父母并不跟我讨论政治，他们基本只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新一代古巴裔跟父母一代的看法有差异。我们也思考父母思考的问题，但思考方式肯定有所不同。

简·考斯顿：许多民意调查专家、学者、新闻工作者，当然也包括我，都想理解Z世代。你们认为其他人对Z世代有什么误解吗？你们又希望从政治中获得什么？

扎克：很多人觉得我们不关心政治，但其实我们比前几代人更有政治意识。我家里从来没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但我的同龄人对很多事都有看法，不管在政治光谱的哪边，都会进行讨论。我也更喜欢Z世代的这一点。在政治上，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自己的空间。很多时候政府会试图制定我生活中不需要的规则。我们只是想做自己，也需要空间来做实现一点。

艾萨克：我也强烈同意。我们只想自己待着，这点上是比较典型的自由意志主义。政治经常让我们感觉筋疲力尽。 

伊莎贝拉：我认为人们对Z世代的认知错误在于他们认为我们享受了特权，比如互联网，外卖等等这些便利，还只关心自己，而且“有宣言就必须得说出来”。但其实，我们只是想把对话推进一步，比如接受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些事，对它们进行消化。我祖父母和父母都不得不融入这个国家，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尝试把它变成真正的家园，获得一些控制权。我还认为对问题保持敏锐很重要，敏锐并且包容。

我也不认为我说的这些，必然是真的或者好的。Z世代或许只是更友善，或许我们只是更懂得如何更好地认识到文化差异，如何理解他人的舒适区，如何让彼此更舒适，感到更被接受。这是我们所有人真正共同重视的东西，它不应该被认为是软弱或者敏感；它是包容，是爱。Z世代有更多更本质的爱，这是很美好的。我们想生活在充满爱的社会中，为彼此而不是为权力服务。 

扎克：我很愿意同意贝拉的话。本质的爱，这一点完全说出了我的心声。

艾萨克：贝拉的观点很有趣，但我认为其中理想的部分过于乌托邦了。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所有的保守派应该都是。但我想这个国家总会好起来的，这是我继续努力前行的动力。这也许是盲目的信仰，也许是错误的信念，但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尽我所能，努力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即使最终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