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在“既要又要”的矛盾中迷失

文 | 新华门的卡夫卡

最近几天，防疫新规二十条出台后，相信很多读者都在互联网上看到了不少地方和不少阶层群体中的人在网络中出现了一些有趣的舆论变化。确实，国内互联网的各种讨论中，关于疫情也好，关于其他问题也好，很多时候同一群人面对同一个问题的各种观点，放在长时间和多维度上来看其实往往是自相矛盾的。

这种矛盾的根源一方面在于互联网舆论有极强的极化效应和茧房效应，另一方面则是涉及自身利益相关问题时，很多人往往会以“既要又要”或“精致利己“的思维模式发声，这使得互联网舆论的发展一方面极大增强了民众对政府诉求和呼声的渠道，一方面又导致互联网上经常出现打着”民意“标签的声音，经常是一部分群体通过抱团极化放大声音，通过“声音大”掩盖仍然不善于在互联网上表达声音的大多数人意见的产物。

笔者之前几篇文章谈及“一刀切”和“官僚制”的文章，最后曾提到要谈谈现代化的基层治理。要谈这个问题，首先又要谈谈当代以国内互联网舆论为主体的舆论-回应机制，而这其中对于“中产社区诉求”的舆论和政策回应又是首先要谈的。毫无疑问，当下不论中外，以互联网舆论为主体中的各种社会议题，舆论诉求，群体声量，实际上普遍是以“中产阶层”这一群体为主。今天我们先对此做一些分析。

首先，不管这样那样的诉求，必须建立在与现代化社会相容的情况才有普遍合理性。沉思录前几天文章中提到的我国边疆省分存在一些“前现代群体”拒斥防疫管理导致地方疫情工作大受冲击，这种“前现代群体”现象显然是一种长期遗留问题。那么今天要聊的作为舆论声音主流的“中产阶层”是否是一种完全的现代性社会体呢？其实也要具体分析，首先要概述下“现代化"概念的由来。

笔者早前就现代化和现代性做过专门阐述，可惜被删了，不过在这里在回顾一下。从现代西方哲学来说，现代化意味着：1.高度发达的生产力；2.所有的社会关系、体系、机制和连结全部都是顺从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的，而非是落后的、低下的生产力时期的遗留物。

在今年的大会报告中，提出的新口号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追寻现代化建设的又一里程碑。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到赶英超美，再到提出四个现代化口号，以及十八大后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到今天，终于汇集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

一些翼赞西方的朋友圈键政人士，抨击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是“旁敲侧击而不直截了当”，“给出的定义都是排他性的，不是什么、也不是什么”事实上他们的西方爹同样没有明晰准确的定义。上一段中的定义已经是笔者阅读后剪辑加工的结果了

在这里，笔者想引用李怀印老师说过的一段话：

““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个概念人人皆知。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概念，实际上西方人很少用它来描述本国的历史，很少用它来建构本国的历史叙事。严格地说，五十年代以后流行起来的现代化概念，是西方人用来忽悠非西方国家的。”

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主义者势力范围不断收缩，而以文化和经济（嗣后升级到金融）控制为特征的新殖民主义填补了老牌殖民者离开后产生的权力空白。广大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迫切需要能够指导他们的科学理论，而现代化理论就是这个时期发明出来的，目的是为依附性经济产业链和国际社会关系背书，为与苏东阵营争夺话语权和势力范围。

而在世界性的社会思潮和学术范式的竞争中，现代化理论最终站在了最高点，包括诸如进口替代、出口替代、发展型国家等相关理论全部被整合进了现代化理论相关里。

李怀印认为，随着今后几十年间中国经济持续的转型升级和城乡社会在都市化过程中不断整合，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应该在21世纪的中叶大体完成，一部以国家转型为中心内容的中国近现代史也将可以画上句号。

说这些，笔者是想说明一下，破除理论的迷思和外国学术崇拜，特别是破除对西方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的崇拜，是构建以我为主的理论体系的必由之路，我国精英阶层和社会舆论中之所以“崇洋”和“殖殇”思维久久徘徊不去，一个根源性原因也是因为后发国家长期没有能力掌握现代化定义权。

这里笔者非常认可的是林毅夫老师所主张的“本体和常无”的思维。所谓“本体”，就是坚持从“理性”出发，用统一的框架来解释各种问题，简而言之，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不要假设别人是超人或者庸人、恶人；所谓“常无”，是要抛弃已有成见，不用模型看世界，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和思考真实世界。

当代的人类社会，作为一种反馈调节的自适应系统（指当代社会治理系统中是“行为——反馈——调节”这样的）非常有趣。一方面，构成这一反馈系统——“现代舆论”——的主体是中产阶级，而其鼓吹的主题是人人平等，并在很大程度上在舆论的覆盖范围内进行了深入而彻底的宣讲。

但事实上，在这一舆论系统中，底层的属性是被漠视、标签是“多少有点能力/道德低下”，顶层则带有“为富不仁”“心怀鬼胎”的特征，而中产阶级则没有这些天生的原罪。当然，这也就让一些社会中产产生了“我天生就是道德的代表”这种幻觉。

作为介于切实掌握了社会权力的官、商、学高级群体和尚无恒产的底层之间的人，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其自身特点。这需要从中产阶级本身、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建构来说起。

一方面，按照过往的社会学研究认知，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起到对高度风险化的现代社会“压舱石”的作用，而另一方面，这些压舱石本身又是现代社会在一个稳定时期内演化而衍生的，其特点和规模受到社会总体情况的深刻影响。

而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同于美国或西欧国家，其产生是迅速的、而不稳定性也同样突出。中国的中产阶级主要群体除了专业技术人才外，也同样包括相对下层的政、学、商群体，与一般国家不同，由于中国的国家建构和体制，这些群体和掌握了社会权力的人群之间没有绝对而明确的区隔。同样，下中产与底层之间也同样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塑造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内在不稳定性。

如果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新时代的所谓社会稳定器—中产阶级，实则类同于封建社会时期的自耕农，当自耕农消亡殆尽后，王朝将迎来动荡，而同样、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日趋萎缩，也正是西方国家的社会稳定日益消亡的一个注脚。

在这国际性变革的历史关头，中国中产阶级的固有特征是不清晰的，心态多少带有慕强。这可以从互联网舆论折射一斑。一般认为，信息技术加持下移动互联网世界，其舆论的产生和面向的对象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然而，中国的互联网舆论其面目是极其模糊的。不同于西方国家互联网舆论的激化、极化是折射了社会阶级矛盾和地域、地缘乃至民族矛盾，中国的互联网世界，其舆论是莫名而吊诡的。这也意味着，它多变而模糊的态度，体现出了其心态和认知的矛盾。

譬如说，在疫情控制的过程中，“核酸检测不要进入我家院子”是一个典型的、不断出现的情况。随着疫情延烧范围越来越大，核酸筛查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而与此同时某些省市却出现了小区业主拒绝非小区成员进小区做核酸的情况，以至于暂住人口、临时流动人口的核酸筛查面临诸多不便。

有评论指出，这种业主行动，可以在近年来多发的“邻避冲突”中找到解释。这种冲突起源于邻避设施的兴建，例如设立在小区门口或小区内的核酸亭，核酸筛查服务面向社会，但业主们担心感染风险，进而转化成一种不满：“为什么要在我们院子？”

有些国内研究者用“后院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后院”一词带有鲜明的西方社会色彩，相对于“公民”而言，更像是以个人取向为主导的“私域”维护“产权”的主张。在中国的语境下，“后院”是商品房小区的业主们共同购买的集体空间。在这个集体“后院”里，中产业主奉行着私有产权至上的信条，有着一定的领地意识。

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筛选作用，分散的中产阶层成员在居住空间上被聚集起来，产生了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一部分采取行动的业主们，虽然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但其行为的外部性已经产生了政治信号。

从一方面来说，中产群体产生了“自家院落”的认知，在小区范围内建构认同和团结，通过“维权”“自治”确立其正当性，实际上在一个时期内这些举措可以推动基层民主的发展；但另一个方面，则是实现社会区隔与排斥，通过建立某种居住“特权”。这导致城市公共政策的意见分化，也增加了社会资源整合的难度。

就如同疫情延烧至今所表现出的心态，邻居出现疫情坚决要求集中隔离，自己患上疾病坚决要求居家隔离，以及“既要又要还要”的社会治理目标体系，其背后的心理思潮是高度同质的。

当然，必须要提及的是，中国中产阶级的面目模糊，本身也有阶级分析方法被抛弃，阶级关系退潮的因素。中产阶级本身是一个“介稳态”“中间体”，是一种事实存在，而非逻辑秩序。

正如笔者上文所述，中国的中产阶级其实质的社会结构是复杂的，他们有的可能进化为权力上层，有可能进化为技术/专业知识上层，有可能进化为资本秩序上层，也有可能沉沦到底层；他们有的来源于城市居民谱系，有的来源于乡村农民谱系，还有的来源于郊区的居民谱系。

复杂的来源，嬗变的结果，构造了中产阶级话语的多样性，而产生的结果是事实上我国社会舆论总体外部效应较弱，唯一有效的是触及利益后的能动性反射——即“触碰屁股后的反应”。而这种“神经性反射”已经日益内卷，变成预判，也即现在所流行的“焦虑”。

其实，中产阶层的焦虑植根于社会整体对于社会流速减慢后自身向上流动机会变少，同时阶层坠落的不安情绪也投射其中，随后不安全感就伴生了城市中产阶层的“领地”意识增强和“后院”范围扩大。城市中产阶层采取了集体行动努力维系其并不稳固的阶层地位。

曼瑟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得利范围越大、行动需要的群体越多，集体行动的阻力就越大，这是符合我们日常观察的，符合常识的。然而，一方面互联网的出现极大的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操作成本；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性焦虑思潮对部分中产的折磨，让其产生了强大的行动动力。

当然，必须承认城市中产阶层的 “邻避”运动扩大了公众参与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狭隘性的一面。在西方他们对于某些针对特殊群体的社会服务类机构（比如服务于精神病、吸毒者治疗康复机构）和社会保障性住房（因为影响街区房价）等的接纳程度也都比较低。在中国当下的邻避运动中，由于中产阶层的抵制，原本有利于城市整体利益的公共建设项目有时会难以实施而搁浅。

相比之下，村民的抗议和诉求由于话语和动员能力都较弱则容易被社会所忽视。因而这类设施最终将会转移到更为弱势的社会群体居住地附近，从而深化了空间不平等性。同样如防控过程，近期一些城中村、县域的防控工作，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对立，但由于缺乏关注，相对乏人问津，而治理体系的“测试——操作——反馈——调节”是沿着其内部体系的逻辑进行的；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当触及能够干预舆论的人时，逻辑往往就不同了。如某些中产群体，在躺平和防控之间来回横跳，自己或者自家孩子遇到问题后马上写小作文，这不仅仅是刻意利用舆论，甚至是左右舆论牟利。

教育资源的分配是城市中产阶层的另一项热门话题，诸如从小让孩子在外国上学，无论是逻辑上还是实际操作上对中产阶级都是极为愚蠢的操作，但这样的说法仍然大行其道。其背后的逻辑值得深思。2016年高考之前，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计划让一些东部省份的大学扩大在欠发达地区的招生名额，旨在减轻长期形成的教育在地区间严重不平等的历史问题。多个城市的中产家长们担心自身权益受到损失而表达强烈不满，并以教育主管部门的妥协而告一段落。此次“反对减招”事件引发了社会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激烈讨论。

笔者这里从每年冬季11.15开始供暖，一般提前一两天供暖以供加温，今年是11.13开始加温，然而11.14下午由于热力管网爆裂从气象学标准来说，笔者这里还没有入冬，气候还没有到供暖迫不及待的情况，笔者有位朋友，身体较弱，所在小区也没有集中供暖，而她这两天也没有开暖气。在这样供暖并非迫不及待的情况下，也仍有群体以“拉横幅”的方式进行示威性“抗争”。

在这里，笔者想说的是，无论是“别在我的院子做核酸”，还是“不能减少我们XX的孩子们的招生指标”，亦或者“我就要暖气”等现象，一方面既彰显了中产阶层为维护其权益是具有能动性的，并非“完全无害的社会稳定器”，同时也表明其缺乏统一的价值理性，也不认同损害自身权益的工具理性，在处理社会矛盾上难度较大。

譬如石家庄市内的核酸检测点撤销（现已恢复），这一政策的出台就带有“策略性”。由于无论何种放松管控，都不可能采取“不检测就没有”这样的逻辑，因此撤销核酸点还同时全面放开的政策根本就不可能实施。这样的政策在出台后反而激起了社会舆论对当前防控政策的普遍支持，因而让笔者更加确认其具有“策略性”。

归根结底，中产阶层由于其自身特征，即便表现出“对抗性”，实际上也容易妥协，基层治理中不应该再出现为舆论所动摇的情况。当然，简单地完全无视舆论很容易走向反面，即粗暴治理乃至“鱼肉式治理”，这需要在治理体系里进一步关注基层，关注而不随便干预。

而对于没有或缺少舆论关注的群体，如何更好的做好基层治理，如之前我们所提到的“前现代群体”搞出大新闻，或者一些城中村打工人、不会上微博/小红书/豆瓣的群体，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调整本身的基层治理体系，才能匹配了。我们下篇再来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