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之 | 教育部罕见回应“英语存废之争”背后, 国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自信?

编者按

9月23日，教育部官网公布了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增强文化自信增加中国文化内容教学改革和降低英语教学比重的建议”的答复。教育部在答复中表示，中小学外语课时占比低于语文等学科。此外，教育部在答复中称，重视高考考试内容改革，高考命题依据高中课程标准和高校人才选拔要求，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查的内容体系。近年来，注重通过多种形式考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引导学生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坚定理想信念。

该答复引发网络热议，部分舆论将之与近年来所倡导的文化自信关联讨论，认为应降低英语教学比重，学生应抽出更多时间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但也有部分观点认为，英语是一项基本技能，“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发展。如果年轻学生放松，甚至放弃外语学习，以后将如何做好交流互鉴”。网络争议呈现两极分化趋势，背后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对文化自信的理解，当代国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自信，是应该关注的问题。本文指出，21 世纪中国文化自信的历史平台是中国的崛起，完全不同于 19 世纪之前的虚幻性“文化自信”，这是真实意义上的文化自信。当下中国“文化自信”必须正确对待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拒绝完全西化的同时继续吸收西方文明的先进因素；二是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继续批判其消极面，以构建出能够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自信。我们特推出本文，以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教育部罕见回应“英语存废之争”背后, 

国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自信?

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节选自《文化自信：中国与世界的互动》

原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0期

原文请于《探索与争鸣》官网获取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在中国崛起、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历史平台上，拂去历史空间中的尘埃，再度提出中国的文化自信，一切都符合历史的逻辑，无可置疑。

教育部回应降低英语教学比重建议

然而，中国是中国，世界是世界，这个世界还远远没有达到天下一家的状态，由此，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概念。就在中国倡导和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世界却发生着一些事，犹如巨石坠入河中，秩序的震荡在不断放大蔓延。

在此前提下，中国的文化自信如何面对变动中的世界之多种文化与文明的差异性关系？如何积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贡献？其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深层次的大问题是：中国的文化自信何以在动荡中坚定地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展开：其一，倘全球化受阻，中国的文化自信平台还能存在吗？其二，中国有权力拒绝西方化，但中国必须面临一个选择：是全盘拒绝并批判西方价值观，还是对西方价值观进行分析、剥离，取其利于人类共同价值的精华并加以创造性改造？其三，中国也有权力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能让世界去认同这就是所有文化与文明的唯一归途吗？文化自信不等于文化征服，文化问题只能以文化的方式解决。

关于全球化受阻对中国文化自信平台的影响

美国威胁与中国“脱钩”，本质上是图谋中断“全球化”，客观上反映了疫情期间的一种世界思潮。2020年3月21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图案就是直接在象征全球化的地球上挂了块牌子，上书“结束”，表示“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

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化终结”的论调就已经有了市场。之后，由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暴露出国家经济布局的短板，如医疗防护产品生产能力受制造业萎缩的限制，以致发生抢夺医疗防护产品的不光彩行为等，让各国产生还是自己靠得住的想法，于是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助长了终结全球化思潮的蔓延。

基于此，必须科学准确地判断，全球化的终结会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如果发生了，会持续多久？这些问题事关中国文化自信历史平台的坚固程度。

历史唯物主义对此问题的分析是，全球化不是政治运作的结果。以为全球化可以因政治干预而停止，这种看法既缺乏历史知识，也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从长远来说，任何政治势力都不可能中断全球化。全球化是相对于地区化的一个概念，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即从局部地域走向广阔世界，从封闭走向开放。最初这种态势的确是以军事和宗教冲突的形式出现的，如1096—1291年的十字军东征，1217—1258年的蒙古帝国西征，客观上都使得欧亚大陆互相接近。但是，缺乏经济的互补和互惠，杀戮是不可持久的。

从16世纪开始，欧洲人开辟了大规模海洋经济活动，一位奥斯曼帝国的观察家在1625年注意到：“现在，欧洲人已开始了解整个世界；他们将船只派往各地，控制各重要港口。以前，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常常运到苏伊士，再由穆斯林发往世界各地。但现在，这些货物却被装上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运到了弗朗吉斯顿，再从那里运往世界各地。他们将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运往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以五倍的价格出售，从中牟取暴利。”这已经预示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应当内含于马克思所提之“世界历史”概念。由于工业革命提供的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是社会产品越来越多，需要扩展市场以推销，而商业的发展为资本逻辑提供了实践支持，经济效益鼓励人们最大限度地开拓市场；另一方面是蒸汽机为交通能力提供了走向世界之可能性，于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及其生活方式向全世界扩张，推动着传统农业文明走向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至今仍处于这个过程中。

在互联网的帮助下，21世纪的全球化更是规模空前而深入，人们能够通过无国界的互联网进行交互。外贸方式之简单前所未有，人们可以看准美国的商机，直接从中国生产商这边订货，发送到美国亚马逊的仓库——进货、仓储、营销、售后这些阶段几乎全可以在电脑上进行，互联网使得全球化“鲲鹏展翅九万里”。

为什么一个地域产生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一定要向世界转移，而且能为世界其他地方所接受呢？列宁发挥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应该“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所谓“自然历史过程”应该理解为由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人的吃喝穿住的欲望决定社会的发展，而不是人的主观精神去决定；生产力水平有多高，吃喝穿住欲望的解决程度就有多高。

从这个观点出发，全球化是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然后，通过全球化高水平生产力社会的人们获得了较高的收益，而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的人们也逐步获得工业化带来的好处，并提升自己的工业化水平。简单地说，全球化范围内的人们的吃喝穿住水平都在不同程度地改善。这是一个大的文明趋势，就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序言中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尽管这里可能掩盖了其中的剥削关系。承认全球化带有“自然历史过程”性质的话，就很难设想某些政治领导人能够以主观意志去切断全球化。短期内可以用“国家安全”之类的理由去阻挡本国企业向世界的扩展，但事实上，他们不可能挡住所有国家的行为。由市场、资源、利润决定的利益摆在那里，人人都看得到，长此以往，本国的工商业甚至科技部门一定会打破阻力而重新走向世界。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历史可以证明，任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挡只可能是短期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如此，中国文化自信的历史平台是不可能轻易被掀翻的。

关于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痛苦的文化自省过程，批判了传统文化中保守僵化的方面，解放思想，参与全球化，勇于向世界包括西方学习，终于拯救了国家，实际上也拯救了民族文化，走向了现代化。

事物的运行都是有惯性的。由于长期落后于西方，在一段时间里，西方文化话语对中国的文化和学术界有着较大的影响，人们的思维惯性还跟不上中国崛起的步伐。与此同时，国人需要知道的是，中国已经崛起，不必再绝对迷信西方话语。这也是中国文化自信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客观情势是，一方面中国走出自我封闭的误区，认真学习包括西方在内的外国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中国并非全盘照抄外国的经验，无论是西方还是苏联的经验。中共经历种种教训之后，从国情出发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命题，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成功。在这个新的历史平台上，再去绝对迷信西方已经失却历史理由。

如此，中国当然有权力拒绝全盘西化。但是，中国的愿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必然继续面临如何处理与西方文化关系的问题。很难想象的是，中国有了文化自信便可以完全无视西方文化与文明，以单一路径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必然面临一个选择：是全盘拒绝并批判西方价值观，还是对西方价值观进行科学分析、剥离，清理出其中有益于人类共同价值的因素。如果是前者，那就意味着将西方文化与文明排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外，这显然是一个过激而且完全不可行的选择。须知，即使在1920年代，列宁在提倡“无产阶级文化”时，也力主“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正确的选择当然只能是后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西方价值观进行分析、剥离，去其糟粕，取其有利于人类共同价值的精华，并加以创造性转化。

西方政治家所言之西方政治模式与西方现代文明价值观之间，当然有一致性，但也有区别。就其基本面来说，无非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或人道这些价值项。这些价值项，为不同的价值观所吸纳，但是其优先顺序，在不同的价值观中各不相同。西方政治家自以为自己的制度是最能体现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项的，于是要求别的国家去实行之。可是，当此一逻辑面对如下事实时，就在很大程度上自我解构了。

这个事实是，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相当一些按照西方模式改造的国家都陷入困境。美国《民主季刊》2015年第1期发表了因“历史的终结”论而名噪一时的福山的文章，题为《为何民主表现得如此差劲》，描述了2006年以来全球西方式“民主”模式的尴尬。“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埃及出现新的独裁统治，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呈无政府状态，还出现了更为糟糕的激进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国”组织。反对专制政权的民主运动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突尼斯和埃及等国兴起，但是这些运动从未成功领导并建立起稳定、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福山承认，“创建一个可行的民主政权还需要两大阶段。第一个必需的阶段是将社会组织动员起来，建立起有参与权和竞争性的政党。缺乏建立政党的能力，解释了为什么在诸如俄罗斯、乌克兰、埃及等转型国家，自由派常常在选举中败北。第二个必需的阶段则关乎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一旦民主政府当权，它必须处理政务——也就是说，它必须发挥合法的权威，向民众提供基础服务”。“推行民主的团体如果不具备出色管理的能力，新的民主政府会辜负追随者的期望，从而推翻自己的合法性。”

在西方民主模式式微的背景下，中国当然有更充分的理由拒绝全盘西化，高扬文化自信的旗帜。然而，即使如此，对于面向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而言，高扬文化自信并不意味着全然拒绝西方制度的合理因素，更不意味着将批判指向自由、民主、人权或人道这些价值项。必须承认，这些价值项具有一定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属性，就其历史来源来说，资产阶级革命曾经推动了这些价值项向世界的普及。

最经典的论断莫过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析，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这是统治阶级为自己编造出的幻想，但人们“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在这一论证中，马克思的确揭示出，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自由、平等，但实际上资产阶级并不准备和无产阶级去共同实现这些价值观念，它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这就是西方政治模式和价值理念的虚幻性一面。

资产阶级使用诸如自由、平等之类的价值项，就其代表资产阶级自己的利益而言反映出价值观的个别性；为了得到社会全体成员的支持，资产阶级赋予自己的价值观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这意味着社会全体成员基本能够接受自由、平等之类的价值项。

中国的文化自信可以拒绝西方政治模式，但不会否认也不能排除一些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肯定并认可一些共同的价值项，同时作出自己的阐释，这样既可以保持自己在文化上的独立性，同时也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不仅如此，中国还会向世界大声地说出来并践行之，从而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及其世界定位

在中国崛起的平台上，当中国能够证明自己的发展模式并非全盘西化之结果时，中国文化自信必然会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由此产生的新问题是，当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极限在哪儿？单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引领世界并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吗？或者说，中华传统文化可以在坚守自我的前提下让别的文化、文明向往吗？可以幻想再度出现18世纪的“中学西渐”吗？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弄清楚的前提事实是，不仅今天的中国文化自信置于一个全新的历史平台，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以来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即批判继承、创新发展的变化。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面对中国衰败之文化缘由，以及西方文化的强大之势，如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为什么要对“灿烂的古代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呢？这并不取决于谁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使然。前文已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中西方冲突中连连失败，有识之士才逐渐意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之间的差距，严复所称“旧学之必不足恃”，就揭示了原有中国文化之局限，这一局限是在世界不同文明的竞争中显露出来的。在自我封闭的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会不断拷贝出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但是，一旦传统社会自身难以为继，传统文化原封不动的拷贝过程就会受到质疑，就要寻求新的突破。这就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文化嬗变之原因。

这一文化嬗变，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而言，即如毛泽东所总结出来的“批判地继承”。在这一过程中，守旧者主张“全面继承、吸收”传统文化，文化怪杰辜鸿铭提出过“半章《论语》振兴中国”的奇想。在辜氏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缠足、纳妾、八股文都是其捍卫的对象，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全面继承、吸收”的主张，终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所卷走。

今天的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那个保守、落后的形象离我们远去，中国已经是一个崛起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了。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激发国人对民族复兴的热情，为了抵制“全盘西化”的文化心态，大力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都无可厚非。但当我们使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词时，应明白“批判地继承”之精神实质并没有过时，还是要有鉴别地继承，而不是所谓“全面继承”。

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在重提中国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全面继承”的思潮又蠢蠢欲动。那么，“批判地继承”真正过时了吗？当我们观察到当下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如社会思潮中的“儒家思想国家意识形态化”主张、某些文艺作品对专制皇权思想的迷恋张扬、官本位和封建等级制的深层次存在、宗法观念的复活、重男轻女的生育观、风水八卦与看相算命的盛行，等等，无一不提示着“批判地继承”的历史任务并没有结束，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必须与这些糟粕切割。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性的东西的批判，中国的文化自信便难以为世界所认同。

“全面继承”思潮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道路的否定，是在幻想中实现历史的倒退，并无现实的基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思想统治是适应宗法制社会要求的，“宗”即以血缘联系为纽带的宗族关系，“法”即制度或者规矩。在中国，自古以来，宗法制既是家族关系的基本形式，也是国家制度的基本形式——国家统治权是世袭的，也就是家国同构。在宗法制社会，每个人对家庭的忠诚和对国家的忠诚是相一致的，从而达到忠与孝之结合。

儒家思想的源头就是周朝的礼乐宗法制度，其核心理念是孝、悌、忠、信，即“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忠孝合一的理念需要保障机制，那就是类似于宗教场所的祠堂。在周朝时，贵族才有设置宗庙祠堂的权力。宋以后，设置宗庙祠堂的权力下放，普及至乡间。在祠堂内，族长能够对族人实行宗法管教，从偷盗、斗殴、男女私情到财产争夺，均有权处置，而其合法性思想理念，就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因此，族权、政权、教权合并为一，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专制统治的基本形式。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的宗法制社会基础处于分崩离析之中。1944年，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家庭问题，他认为，不能脱离历史进程来提“巩固家庭”的口号，他说：“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 (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只要有一个大的时局变动，例如打下北平之类，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在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家庭人口，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 (旧日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 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揭示出，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革命过程中，旧的宗法制社会必然解体，旧式的家庭关系也将得到改造，由此可见，试图恢复旧秩序的想法是违背时代潮流的。在宗法制社会溃败之后，怎么可能回到儒家思想统治整个社会的格局呢？

在一个全球化的现代化世界，全球面临环境污染、核战争和新型流行病毒的普遍威胁，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对人性改造之不可预测，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必然的选择，人类共同价值观也是必然的选择。在共同价值观的体系中，每个国家的文化、文明都要进行参与性定位，而不是排除性定位。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讨论世界的前景时告诉人们，“想治疗人类的愚蠢，办法之一可能就是加点儿谦逊。人一旦认为自己的国家、宗教和文化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就会认为自身利益比任何人甚至全人类还重要，于是让各个国家、宗教和文化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为此，应该让所有国家、宗教和文化看清现实，让它们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真实地位。他认为需要破除的错误是，“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文化是人类历史的关键”，恰如希腊人相信历史始于荷马、索福克勒斯和柏拉图，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历史是从黄帝和夏商开始的，而印度本土主义者相信就连飞机和核弹都是由印度先贤发明的。

中国已经进入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由此，中国才有资格去以文化自信向世界提供现代化发展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倘若幻想恢复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必定会对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形成阻碍。对于这种倾向，必须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