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理解「平庸之恶」了，它只会让文明坠入深渊

又一次，几位朋友和我说她们陷入“政治性抑郁”之中。

的确，如果一个人还有共情能力，那让他愤怒的场景在过去几个月里并不少见。而近日的事故，更是用惨烈的代价把无法估量的灾难具象化。

这些事件的责任人，或许在平日里也是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正常人，可能在工作中也尽职尽守。但为何在特定时刻，他们却要么成了作恶主体，要么放弃自主判断去执行会给他人带来巨大风险的不合理指令？

但别忘了，也正是在平日里，我们的日常语言早已充斥着对于妥协行为的包容，对反文明潮流的纵容。面对它们，总是会有大量声音出现，比如“嗨，为了吃饭吗“”这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而已““你不要这么刻薄这么情绪化，要全面辩证地看待，上面总比我们想得周到”——诸如此类“客观理性中立”，实则放弃善恶标准与自主思考的言论，蔓延在我们周围。

显然，这些言论无法构筑起守护善良，捍卫文明的防线，只会不知不觉地让恶得寸进尺，否则今日许多荒诞的悲剧就大概率不会上演。可惜，直至我们日常生活也在被那些恶所侵蚀，很多人也无法意识到这些所谓的”理性思维”，也是把我们推向深渊的帮凶。

我们深知自己文字的能量极其有限，但架不住内心里不可抑制的表达欲。所以依然想探讨为何普通人会成为作恶主体，依然想为善的防线添一块砖。我们当然知道这些愿望大概率会扑空，但做这样的事情，至少对得起自己的内心。

文｜叮叮猫

编辑｜Disco

1.为恶减负的“情境”

1971年8月14日，心理学家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的地下室内，囚禁了24名大学生，参加他设计的监狱实验。

这24名大学生，是津巴多严格筛选出的志愿者。心理测试结果显示，他们的心智稳定水平要略高于常人，且都来自于家庭关系和谐的中产家庭。

津巴多将这些大学生随机分组，一半人扮演狱卒，另一半人则扮演囚犯，制造了一个模拟监狱。规定只要不爆发肢体冲突，狱卒可以使用动用一切手段，让犯人服从自己。

一开始，志愿者们都将监狱实验看作是一场游戏。

犯人们拒绝配合狱卒让他们列队报数的指示，有的甚至躺在床上对狱卒比中指，认为只要不挨打，狱卒就无法强迫自己做任何事。

狱卒们也尚未习惯自己的身份，他们依旧认为，“囚犯”和自己一样，都是平等的大学生，当中某些人，还是他们实验开始前刚结交的朋友。

津巴多原本计划，监狱实验大概会持续两周到一个月左右。

他想知道在长期不平等的情境中，狱卒会不会打破心理防线，对囚犯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

为了“加快”实验的进度，津巴多会通过监视对讲的方式，一直给狱卒们施压，要求他们必须尽快让犯人们服从。

狱卒们没有询问过津巴多，如果做不到他的指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在津巴多不断强调“必须”、“尽快”的催促下，狱卒们很快就出现了种种过激行为。

刚开始，狱卒们只是加大了对犯人们语言羞辱的力度。但五天后，他们每小时辱骂囚犯的次数，就从第一天的0.3次迅速增加到5.7次。而且犯人每十分钟，就会被狱卒用警棍进行恐吓羞辱。

随着津巴多对狱卒们的施压越来越大，狱卒们对犯人的羞辱越来越凶狠。

他们命令两个男性囚犯模拟男同性交，还把他们关进狭小的隔间里，用警棍用力击打紧贴他们鼻尖的铁栅栏。

狱卒们突然升级的暴力行为，快速粉碎了囚犯们预期不会受到伤害的心理防线。

入狱前，狱卒们对每个囚犯都进行了裸体搜身，囚犯唯一能利用的“反抗用具”，就是用铁架床堵住监室大门，阻止狱卒进入。狱卒们的反制措施，是直接没收了囚犯们的床铺，并剥夺了他们睡眠的权力。

经历过反抗失败后的严酷惩罚后，囚犯们慢慢忘记一切只是实验。后来狱卒让他们徒手去擦马桶时，囚犯们感到十分恶心，却没人再会进行质疑和反抗。

从第三天开始，实验中就有志愿者出现了精神崩溃。先是囚犯中有人用头撞墙，撕碎枕头，后来狱卒中，也有人不堪忍受压力和强烈的内疚感，出现了明显抑郁的症状。

出于人道主义实验伦理，第六天时，津巴多就提前叫停了监狱实验。

监狱实验后，津巴多对狱卒们的过激行为，做出了详细的理论研究。排除“人性本恶”这些因素外，他发现，让监狱实验中志愿者相互迫害的因素，是“情境”。

监狱里，犯人面对的情境，是他们入监后，就被抹杀了自己作为个体的差异性：他们被剥夺了名字，剥夺了隐私空间，被换上统一的制服，训练出统一的站姿坐姿...

人失去差异性后，就会渐渐迷失自我，觉得自己和集体中每个人都一样，所以集体中，别人怎么做，自己无意识就会跟着一起模仿。

同样，对于狱卒们而言，他们虽然比囚犯地位更高，但当他们统一身穿监狱制服时，也会被抹杀个人差异，进入到一种集体规训之中。

就像军队中长官会提醒新兵们，“穿上军装就是军人，而不是普通人”一样，当身穿监狱制服时，狱卒们也默认了自己不再是自己，而是合法暴力机关的正义化身。

于是，就像诸多士兵不会为杀人感到痛苦，只是认为自己在歼敌一样，狱卒用警棍恐吓犯人也不会感到内疚，因为大家都认同，法律惩罚有罪之人，本就是天经地义。

这就是情境巨大的能量，它可以从根源抹杀人的差异性和同理心。

和监狱实验的结论相似，1972年米尔格拉姆实验，再一次印证了情境可以100%的支配个体。

实验开始前，米尔格拉姆告诉参与者，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效用”的实验，将有参与者扮演老师，对另一个房间的学生进行教导，如果对方回答错误，就必须开启面前电击器的开关进行惩罚。电击器的档位分为10档，最大可以释放出超过330v足够将人致死的电压。

实验开始前，米尔拉格姆本以为只有少部分参与者，会把实验进行到最后：实验的报酬，开始前他就已经支付给了参与者，他们随时都有权中止实验。

整个过程中，米尔拉格姆唯一的行动，就是在参与者犹豫要不要加大电击时，用不可置否的口气命令对方：是的，你必须这样（继续电击）。

在一个充斥体罚、命令与敌对的情境中，大部分参与者甚至没试探过不服从指令的后果，就一步步按下了足以致命的点击按钮。

法国纪录片《死亡游戏》重做过实验，结果答案还是一样：80名自愿者中，其中只有16人在游戏中途退出。

其中一位没退出的受试者，即便她爷爷就是犹太人，曾遭受过纳粹迫害，可情境带来的压力和惯性，还是让她服从了虐待命令。

将实验情境放大，便不难解释为何当年一个个纳粹分子明知犯下了杀人罪，却依旧能心安理得屠杀犹太人。

不要觉得这种解释过于夸大。

实际上，哪怕在如今，人们自以为对纳粹思想、极端主义已经反思足够的情况下，只要以下五种因素构成的特定情境发生时，反人类惨剧都可能会随时发生。

具体是什么，让我们结合一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浪潮》来看。

2.放纵恶的“路西法效应”

总结实验中普通人面对情境的盲目服从，津巴多总结了五点因素构成的“路西法效应”：

1.情境令人盲目服从权威和纪律，渐渐使人放弃独立意识，失去决断能力。

2.当集体共同作恶时，个人就能将责任推脱给他人，或者并不具象存在的情境之中。

3.将其他人或个体去人性化，减低对其作恶的罪疚感。例：纳粹德国在政治宣传中将犹太人比喻为“老鼠、寄生虫”；卢旺达大屠杀时，胡图族人称图西族人为“蟑螂”。

4.将自己去识别化。透过匿名、变装等方式，避免为自己的恶行承担责任。如三K党戴头套匿藏身份屠杀黑人。

5.群体情绪化，互相加强彼此共同作恶的认同感，不再容易接受外来的意见，在有意无意下跨越自己的道德底线。

前两点在斯坦福监狱和米尔拉格姆实验中，都已经有所提及，接下来重点解读另外三点因素。

电影《浪潮》里，高中教师文格尔为了能让学生真正理解何谓独裁统治，设计了一套沉浸式的教学方案：

他组建了一个浪潮俱乐部，要求学生们接下来两周，必须完全服从他的指挥来进行活动。

一开始，学生们都清楚文格尔的俱乐部完全是独裁主义，内心大多不屑一顾或者干脆叛逆离场。但随着时间深入，学生们却像是着了魔一样，对浪潮俱乐部产生了极端狂热。

甚至在文格尔指出俱乐部已经有纳粹倾向，需要解散时，一名学生掏枪威胁文格尔后选择了自杀。

和前面提过的监狱、电击实验一样，《浪潮》的结尾显得同样荒诞和不可理喻。

但带入津巴多提出的另外三点路西法效应，你会发现一切不仅合理，甚至还很“必然”。

《浪潮》中，为了让本来叛逆的学生能迅速建立起集体认同感，文格尔让学生一起在教室疯狂跺脚，震动了整座教学楼，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赋予了集体力量。

紧接着，他便又规定俱乐部中每一个成员都必须穿白衬衣，而不穿白衬衣的人，就会被定义成破坏集体的害虫，或者“散漫、没有纪律意识、做不成任何大事的普通人。”

解析文格尔的手段，正好对应路西法效应3、4两点，那就是：

“将集体以外的人去人性化，将自己去识别化。”

对原本就有自由思想的人而言，无论是将自己还是他人，“去人性化”这种行为都会引发内心的抵触和痛苦。

然而对于一些社会中原本就处于边缘的人而言，去人性化，反而成为了他们唯一获得“公平”的方式。

《浪潮》里，对文格尔追随得最狂热，最终自杀的那位学生，就是一名平时十分懦弱，总被欺负的男生。但加入“浪潮”后，当大家都变得一模一样时，他终于不再需要为自己没有纹身、没有染发、看起来不够酷感到自卑了，进而有了归属感，有了捍卫组织的巨大动力，有了排除破坏组织的“异己分子”的攻击性。

从得不到尊重并被排挤的边缘人，到融入大家都一样的新集体，再到有机会成为英雄，这“三段跳”的逆袭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但在被权力支配的特定情境中，他可以加速获得这一切。

巧的是，蹦迪班一位作者，亲自见证了有着浓烈“浪潮”味道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他住的小区有一名保安，平日默默无闻，有时还会受一些业主的白眼和冷落。

但自从小区封闭，业主们只能居家不能下楼后，这位保安却当上了可以在小区里自由活动的“志愿者”，一夜之间从边缘人成了可以调配物资、传达指令、严控出入的焦点人物。他的态度很快发生了转变，遇到被他视为“不守规矩”的人时，会狠狠骂上几句颇为难听的话。

不知道被他狠狠批评的业主有没有哭，但在最后解封时，本该欢庆的时刻，这位保安却哭得像个泪人。他在小区群里连发两段视频，一句话没说，眼泪却伴随显眼的大鼻涕泡肆意流淌。

看到这一幕，我们马上明白，为何不论国内国外，总是会有一些人会怀念某些“浪潮来临”的时代，即便那个时代给无数人带来了压迫和灾难。

对这位保安和《浪潮》中那位平日挨欺负的学生来说，他们都是突然拥有权力的边缘人。就像沙漠中渴久的人突然见到水一样，这种权力很容易便会被放纵成压迫他人的特权。

3.放纵平庸之恶，是最大的非理性

降低普通人作恶负罪感的另一个主要手段，便是把恶的环节进行拆解，分散到系统的每一个环节里。这样一个人从自己的视角来看，他离恶就有了很遥远的距离，他做的“只是本职工作而已”。

但这样，这个人就可以逃脱审判了吗？

答案对TA来说很遗憾，在捍卫文明的诸多著名历史事件中，TA并不能以这个借口脱罪。

比如1962年5月31日夜，认为自己“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纳粹官僚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平庸之恶》里，作者汉娜·阿伦特提到，纳粹分子大部分都觉得自己冤。

他们觉得自己只做了0.001%的恶，却被当作了100%的恶棍来审判。

可纳粹邪恶的秘密，恰恰是因为它把邪恶分成了一小份一小份，小到每一份实施者都不觉得自己在做恶，只不过是在恪尽职守而已。

眼下，我们也不妨思考一下，荒谬荒诞的入户消毒，打死猫狗，地震时也封死楼门，高危时间执行命令这些一系列不合理且违背人性的行为，在被曝光前，为何执行的人，从未有过任何质疑？到底是不懂如何质疑，还是不敢质疑？

还是他们也和当年那些人一样，有个足以说服自己的理由——

“我只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

特别是当某些任务被赋予光环时，一种容易放纵恶的情境便形成了。

但，接受批评质疑，不要贬低他人，不要贬低自己，不要盲目服从情境，不要随意推卸责任，保持清醒的头脑与良知，做到这五点抵御“路西法效应”，并非不可能，且一直有人在做到。

别忘了，在米尔拉格姆实验中，即便六成人选择盲目服从，可依旧有四成人最终坚定拒绝了虐待他人的命令。

可以说，善是一种选择，更文明的状态则是群体里大多数选择了善之后的结果。

反之，如果侵蚀善的观念在一个群体里与日俱增地扩散，那这个群体必然会面临文明秩序失守的结果。

“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我也只是执行上面的指示”

“我能有什么办法？换你你也一样”

的确，这些都是很现实的“理由”，或者说“借口”。

但如果一个群体习惯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环境，推给“上面的人”，那请问在他们的判断标准里，人和执行固定程序的机器，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身而为人的主体责任又在哪里？

这本该是历史学科中相当重要的一课，但它很遗憾地缺失了，即便我们曾经历过深重的灾难，却被“向前看”一笔带过。缺失的一大后果是，群体里那些投机者，从来不会有被追责的恐惧，可以更无负担地在浪潮中兴风作浪，如鱼得水。

说到底，我们处于一个和平年代，不妥协固然牺牲一些利益，但相比战争年代的那些风险，却远远谈不上沉重。没有什么恶，经得起“你真的没有办法吗”“你真的没有选择吗”“你不妥协真的死路一条”这些追问。

何况，如果连只是一时的物质利益都不愿意付出，那这个群体又能拿出什么去捍卫他们的文明和尊严？他们又凭什么得到有尊严有光明的结局？

可惜，如今的环境中，我们有大量的语言在为这些妥协、顺从乃至放纵、合谋寻求合理的解释，带来可笑的、卑微的自我和解和自我感动。

这进一步消解了这个群体的文明程度。

比如，调侃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言论被说成是“通透”，对他人灾难的冷漠被说成是“理性”，见风使舵从中渔利被说成是“活明白了”，理解权力对人性的压制被说成是“辩证”。

而那些可贵的，可以捍卫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价值观，比如独立，勇气，包容，与此同时被污名，被消解。

没有什么，比这样的自欺欺人、颠倒标准更违背理性了：

很明显，它正把我们一步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那些维系我们过往生活的价值观念，被一步步围剿、压榨，直至人的尊严彻底成为奢侈品，而不再是必需品。

身处浪潮时，如果连我们自己，都选择随波流向恶的一方，哪怕内心最起码的抵触都荡然无存，那么假设有一天被浪潮反噬，也请不要感到委屈和痛苦——

这不过是你自己的选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