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宾司长到驻外大使

作者：江康 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中国前驻布隆迪、驻多哥大使。

我40年的外交生涯，从时间划分上，正好是三七开：在三个非洲国家常驻——60年代从北非的摩洛哥起步，90年代出使中非的布隆迪，最后在西非的多哥任上退休，前后共12年；在外交部礼宾司则度过了28个春秋，而且前26年是“一贯制”，从科员一直干到司长，一个地道的“土生土长”的礼宾官。本文讲的是我在最后一个10年，即从礼宾司长到驻外大使这段时间经历的几个故事。

01 / 跨越时空的访问

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被称之为“跨越时空的访问”。

中苏两国都是“大块头”，在国际舞台上是有份量的国家。两国互为邻国，有着世界上最漫长的边界。两国关系的走向如何不仅关系到两国各自的发展进程，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关系的格局。

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苏两大国的关系经历了30年的风风雨雨。在十年论战、十年对抗、十年谈判之后，戈尔巴乔夫完成时空跨越，来华与邓小平同志实现历史性的会晤，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就在戈氏访华的10天前，我接替即将出使肯尼亚的吴明廉同志，就任礼宾司第11任司长，深感肩上责任之重大。

△ 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作者（左一）按国际惯例登机迎接。图源：《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

对戈尔巴乔夫此次访华的礼宾接待，小平同志早有明确的指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短短六个字，言简而意赅。小平同志的这一指示是礼宾为政治服务的经典表述。这决不仅仅是见面礼仪的简单问题，也不只是对戈氏访华在接待安排上要讲究冷热适度，而是小平同志站在战略高度，用形象的语言准确地为中苏两国未来关系定位。这种关系，就像此后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是不结盟的、不对抗的、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的、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

礼宾司在接待国宾的工作中有个老传统，每天晚上在当天各项活动结束后都要在宾馆开一个碰头会，把第二天的活动日程像过电影一样过一遍。对一些重要事项有时在碰头会后还要开小会着重研究落实。

5月16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高级会晤是此次访问的核心，具有重大意义。他们握手见面的场面届时将向全世界现场直播（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因此对每个细节安排都马虎不得，不允许有丝毫的疏忽大意。

我作为礼宾司司长，着重抓了以下三点：

第一，因为是直播，更要掌握好时间，要准时。为此，我请负责带戈尔巴乔夫一行去人民大会堂的鲁培新副司长用步话机与我保持密切联系。我则适时请小平同志出厅门迎接，既不能早，也不能晚。

第二，钱其琛外长曾向我当面指示，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握手的画面上要突出他们两个人，不要出现其他人的镜头。钱外长很少过问礼宾工作的细节，而此次他特意作此交代，可见他对此次握手的重视。为此，要让参加陪见的其他中方领导同志在东大厅门口站队时与小平同志保持一定的距离。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把小平同志关于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的指示落在实处。虽然早些时候已同对方谈过，但戈尔巴乔夫本人是否知道，我心中没底。当然，不可能去问戈本人。为此，我请鲁副司长在带戈一行去大会堂时向苏方礼宾官员叮问一下，是否已向戈本人讲清。

△ 1989年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

16日上午，当戈氏一行的车队按预定时间离开钓鱼台国宾馆，我不时地向小平同志报告车队的行程。10时整，小平同志神采奕奕步出东大厅，正好戈尔巴乔夫迎面走来，他们的手握在一起。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例行见面礼节，而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新关系的起点。世界各大媒体聚焦在这一历史性时刻，无数的照相机、摄影机闪动记录下现代国际关系史上这一重大事件。

20多年过去，中国与俄罗斯已建立起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回忆这段往事会使我们倍加珍惜。戈尔巴乔夫作为前苏联的最后一位最高领导人，其历史功过，自有评述，但他对华访问所完成的历史使命已经在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02 / 飞往拉美

钱其琛同志在《外交十记》一书中写道，在他担任外长的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而笔者恰恰正是在那段时间，担任了两年半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从1989年6月5日至7月中，美国、日本、欧共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相继发表声明，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中止双方领导层的互访。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宣布取消或推迟原订的对华访问。刹时间，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中国外交面临严峻考验。

继1989年12月出访中东四国（埃及、科威特、阿联酋和阿曼）以后，次年5月杨尚昆主席出访墨西哥、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五国。墨西哥三任总统曾先后访华，巴西和阿根廷也各有两任总统相继访问过我国，乌拉圭总统于1988年两国建交后当年即率团访华，智利则是与我建交最早的南美国家。拉丁美洲被称之为美国的后院。此访不仅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踏上拉美土地，也是我打破西方制裁的又一重要举措，意义非同一般。

出访第一站是墨西哥。虽然此访选用了波音747型专机，但是要跨越浩瀚的太平洋，航程超过了波音747的安全续航能力。因此，在太平洋上选择一个经停地点是必需的，地处太平洋中心位置的檀香山，无疑是较为理想的选择。为此，外交部首先通过我驻美国使馆向美方提出专机飞行申请。美方既不表示同意，也不明确否定，采取拖而不复的态度。

中方不可能坐以等待。考虑到日本在对华制裁的问题上扮演一个“不太情愿的角色”，我奉命约见日本驻华使馆公使，口头探询日方对杨主席专机拟经停日本东京的态度。显然这给日方出了一道难题，公使允报国内。日方的效率倒是很高，很快就给了答复：同意专机在东京机场作技术性停留，但请杨主席不下飞机。这就是说，专机可以在东京机场加油，但日方不给必要的礼遇。当然，这是中方不能接受的。我向主管部领导作了汇报，他让我找民航总局拟定新的飞行方案。

民航总局与当时的外交部相距不远，都在“东四”附近。乘车不如步行，我徒步走到民航大楼，与执行此次专机任务的领队、“国航”副总裁徐柏林和民航总调度室的同志一道研究新的飞行计划。他们在世界飞行航图上比比划划，提出专机改飞西线，在欧洲选择一个经停地，然后飞越欧洲、横跨大西洋，到达墨西哥的坎昆，而后再飞到墨西哥城。

他们提出了几个供选择的方案。我表示，究竟选择欧洲哪个经停地点，尚需进一步研究。因为在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制裁的情况下，经停地的选择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经反复研究考虑，初步选定芬兰的赫尔辛基为经停地。芬兰对外标榜奉行“积极的中立政策” “不介入大国间的纠纷”，应当说把赫尔辛基作为经停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时离杨主席启程不足10天时间，不允许再有任何闪失。下班回家躺在床上，辗转不眠，我在想：既然经停赫尔辛基可行，为何不选择与赫市隔海相望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呢？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正常化，选择列宁格勒政治上不仅没问题，而且其政治含义更为深远。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打电话给民航总调度室，他们表示技术上可行。经请示部领导，并即报告杨主席办公室，征得杨主席同意后，赴拉美的航线就这样定了下来。果然，苏联方面很快就对我专机飞行申请答复同意。

△ 杨尚昆主席在萨利纳斯总统陪同下同墨西哥群众见面。

5月13日下午1时，当专机降落列宁格勒机场后杨主席步下舷梯时，受到专程从莫斯科赶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和列宁格勒市市长的热烈欢迎。杨主席在列宁格勒停留过夜。抵达当日下午，苏方安排杨主席向“列宁格勒英雄保卫者纪念碑”献了花篮并参观了艾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一次技术性停留差不多变成对列宁格勒的一次顺访。我在想，这是美国人把一次尽地主之谊的机会送给了苏联人。

次日上午，专机从列宁格勒机场凌空而起，12个半小时后，透过舷窗，美丽的坎昆已经在望。杨主席的拉美五国之行从这里开始。5月30日，杨主席圆满结束对五国的访问，专机飞越浩瀚的太平洋，经停智利的复活节岛和斐济的楠迪，于6月2日到达上海。下飞机前，杨主席十分高兴，对机组和我风趣地说，孙悟空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我们比孙悟空的本事还要大，绕了地球一大圈。

这次成功的访问说明了一个道理：地球是圆的，东线不行走西线，中国的朋友遍天下，谁也挡不住中国外交的前进步伐。一年半以后，美国国务卿贝克继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英国首相梅杰和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相继访华之后，也踏上访华之旅。美国人也清楚，孤立中国未必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至此，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持续两年多的制裁终于被打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就是“不怕鬼、不信邪”，中国长城坚不可摧。

03 / 一任大使 四任总统

1991年12月我告别礼宾司，出使布隆迪。一任驻外大使经历驻在国四任总统，且其中两位死于非命，这恐怕在我驻外使节的外交生涯中，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录。

如果把非洲大陆比作一个人形，布隆迪就处在“人”的心脏位置上。“不到布隆迪，不知布隆迪之美”，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派驻布隆迪的特别代表同我这样说过。确实是不见不知道。座落在山坡上的中国大使官邸是最佳的观景台，站在官邸的平台上，首都布琼布拉市尽收眼底稍远处，坦噶尼喀湖波光闪烁；极目远眺，对面白云缭绕的扎伊尔（今民主刚果）群山与布隆迪隔湖相望。蓝天、白云、山峦、碧水组成一幅不可多得的山水画卷。

1993年初访布的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来到这里，称赞这里视野之开阔在我驻外使馆中罕见。布隆迪不仅山清水秀，而且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故布隆迪有“非洲瑞士”之别称。但是，湖光山色也好，四季如春也罢，都没有给布隆迪带来繁荣与和平。

“不了解非洲的部族问题就不了解非洲”。布隆迪主要由占人口84%的胡图族和占人口15%的图西族组成。布隆迪的部族矛盾根深蒂固，由来己久。1962年布隆迪独立后，占人口少数的图西族长期掌控政权，尤其是军队，几乎完全掌握在图西族的手中。胡图、图西两族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布隆迪动乱乃至内战渊源于此。

△ 皮埃尔·布约亚

我到任后与之打交道的第一位总统，是我向其递交国书的图西族总统皮埃尔·布约亚少校。说起这位军人总统，我同他多少有点缘份。

早在1987年，时任军队总参谋部作战训练局长的布约亚少校曾随布隆迪外长访华，我曾有幸参与布外长一行的接待。他们回国后第三天，以布约亚少校为首的一批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他的叔父——巴加扎总统。据说，布约亚得悉巴加扎有清除他之意，所以来了个“先下手为强”。

△ 作者（左）与布隆迪公共工程部长和财长一起为中方援建的姆布公路通车剪彩。

布约亚出任总统后，1989年2月率团访华。这次访华的重要成果是中方同意从坦噶尼喀湖边的姆当巴拉修建一条通往布鲁里省首府的公路。笔者再次有幸参与了此访的接待。没有想到，此后正是由我出使布隆迪，并且在我的任上完成了这条援建公路工程。

我上任后的头一件大事就是于1992年4月接待国内派来参加公路奠基仪式的政府代表团。1993年1月，公路全面开工，而布约亚总统则在1993年6月的大选中失利下台。这条公路工程，同我一样，在布隆迪动乱条件下，历经四任总统，终于在1994年10月竣工，我代表中国政府向布方移交了公路。

△ 作者视察中方援建的鲁卡拉姆农垦区

我在任期间，另一个中方援建的重要项目——位于首都近郊占地1200余公顷的鲁卡拉姆农垦区，也在动乱中历经磨难之后，于1995年3月正式移交给布方。正式移交前，我使馆急人所难，破除移交这个框框，动用大使基金向布方赠送20吨稻种，提前在垦区部分已开垦的处女地上播种，收获了近千吨稻谷，缓解了当时布粮食危机燃眉之急，使垦区提前发挥社会经济效益。

△ 梅尔希奥·恩达达耶

第二位总统是在1993年6月大选中获胜的反对党“布隆迪民主阵线”主席、胡图族出身的梅尔希奥·恩达达耶。他就职后，我专门拜会过他。他主动谈起，他在卢旺达上大学时就曾读过毛主席的书。应他的询问，我们谈了对毛泽东主席的功过评价。此后我还特意送他一本法文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他在就职百日之际，在一场少数图西军人发动的军事政变中惨遭杀害。胡图族总统惨死的消息像一声炸雷响彻布隆迪千山万壑，引发大规模部族流血冲突，首都布琼布拉也一度成为一座死城，局势不可收拾，政变当局在国际国内一片谴责声中迅即瓦解。这场部族冲突演变为长达九年之久的内战，25万人丧生，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湖光山色的布隆迪浸泡在血泪之中。

△ 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

第三位总统是由对立党派经过艰难谈判协议产生并由国民议会推举的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胡图族）。他是“民阵”领导成员，原农牧部长。1994年3月下旬，我从国内述职休假回馆后的第二天，就提出拜会的请求，总统府答复我初步定在4月初。就在我等候接见通知时，等来的却是晴天一声霹雳：在坦桑出席地区安全会议后回国途中，他与卢旺达总统哈比利亚马纳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机场上空，同机罹难。

对布隆迪来说，这无异于“屋漏又遭连雨天”；对卢旺达来说，更是引发惨绝人寰的部族大屠杀和大规模内战。布隆迪与卢旺达山水相连，部族相同，可说是一对“孪生兄弟”。我驻卢人员从战火燃烧的卢旺达陆续撤离，我驻布使馆和专家组自然成为他们撤离的主要接待站。

△ 西尔维斯特·恩蒂班通加尼亚

第四位总统是胡图族总统西尔维斯特·恩蒂班通加尼亚。他是布隆迪原反对党“民阵”的核心成员，“民阵”赢得1993年大选后任外长，在同年10月的军事政变中被追杀，翻墙逃脱，得以幸免，逃进法国使馆避难，而其妻未及逃离被杀害。

他在法国使馆避难期间，我曾应邀参加过他在法国使馆召集的对驻布使节的情况通报会。在此次会上，我谈到，我路桥公司驻布经理处与在外省承包公路工程的工作组失去联系，他允协助查询。

走出法国使馆后，他接替在政变中遇害的议长改任议长，率“民阵”代表团与对立党派经多轮谈判达成协议，拥立“民阵”的原农牧部长恩塔里亚米拉任总统。恩与卢总统同机遇难后，他作为议长，依据宪法，任代总统。后来又经艰难谈判，他被议会推选为总统。

在其妻丧满一年多以后，他与布一位女记者结为连理。我有幸参加了他们的婚宴，并给新婚夫妇送了一套中国茶具和一套贴花台布。

在布几年中，一个葬礼接一个葬礼，我尽忙着丧礼外交，总统的婚礼可算是枪炮声中罕见的喜事。总统官邸与中国大使馆是紧邻，仅“一墙之隔”，更确切地说，是“一篱之隔”（因为没有墙，只有篱笆）。恩蒂班通加尼亚就任总统后，成为中国大使馆的新邻居。总统夫妇曾应邀到我官邸作客。总统说，他从来不出席外国大使的宴会的，因为我们是邻居，所以就破了这个例。

1995年8月，我告别苦难深重的布隆迪，离任回国。重返礼宾司后，在一次接待国宾场合，我见到江泽民主席。江主席一见到我就念了一句杜甫《春望》中的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的这个千古流传的名句确是当年我驻布人员在动乱中的工作和生活写照。

原驻布隆迪使馆的同志每年春节都要聚会一次，回顾当年在布隆迪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共同祈盼布隆迪获得和平与安宁，重现湖光山色的丰姿。当得知，在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大力斡旋下，布隆迪主要反政府武装“保卫民主力量”领导人皮埃尔·恩库伦齐扎于2003年11月与过渡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内战，我们为之高兴。恩库伦齐扎继而在2005年的大选中当选总统。

△ 2006年10月26日，作者在首都机场欢迎仪式（室内方案）演练现场。

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召开。恩库伦齐扎总统来华与会。我有幸以论坛礼仪大使身份在首都机场迎接他的到来。虽然我们不曾见过面，他一下飞机，听说我在布隆迪最艰难的年代担任过驻布大使，便情不自禁地拉起我的手。我们仿佛是久别重逢的亲人，一直手牵着手，从廊桥穿过候机大楼走了二三百米，直到贵宾休息室坐下，他才把手松开……

大使馆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任大使短则两三年，长则四五年。中国驻布大使，无论我的前任还是后任，始终不渝地执行不干涉布隆迪内政、不介入布部族冲突的政策，尊重布人民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为推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努力。我想，这正是中国外交的生命力所在。

我欣喜地获悉，经过长期动乱的布隆迪，在恩库伦齐扎总统领导下，中布友好合作关系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04 / 多哥情结

从布隆迪任上回国后，我重返礼宾司。在接待来访的卢森堡首相时，李鹏总理见到我，说我是“重操旧业”。不过我已不是再当礼宾司长的年龄，而是以大使身份对外。

1997年初秋一天，吉佩定副外长为即将奉调回国的多哥驻华大使阿博饯行。送走客人以后，吉副部长对我说：“在多哥有这样一位朋友也不错。”我马上意识到，多哥将是我外交生涯的最后一站。

不久，我即以中国驻多哥候任大使的身份应邀出席多哥新任驻华大使为庆祝多中建交25周年的招待会。走进使馆的大厅，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幅毛泽东主席与多哥总统埃亚德马亲切握手的巨幅照片。这幅照片清楚地告诉人们，埃亚德马总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任期间，他曾五次访华，结识了新中国三代领导人。

△ 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向作者授勋

1997年10月我到多哥履新。行前，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唐家璇同志勉励我：“站好最后一班岗，为外交生涯划一个园满的句号。”

上任之初，我从南到北走了一遍，亲眼目睹了中多友好合作硕果累累。在首都洛美，一支由山西太原和大同派来的医疗队在洛美医院救死扶伤，受到多哥人民的广泛好评。一次我去拜会当时的外长科菲戈，他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他的母亲当年患病，在别的医院拒医的情况下被我医疗队收治，在针刺麻醉下成功施行手术，延长其母生命，成为中多友好的一段佳话。

△ 2006年12月17日，在位于多哥首都洛美附近的阿尼耶联合制糖厂，榨糖车间里的技术员正在观察糖液的变化。

从洛美驱车向北约180公里，就会看到一望无际的甘蔗田簇拥着一座现代化工厂，那就是中国援建的阿尼耶糖厂。这里生产的糖不仅进入多哥千家万户，而且出口到周边国家。这座糖厂建成后一直由中方一家公司（“中多公司”）承包经营，成绩卓著，成为中多互利合作的典范。

△ “联盟之家”

从糖厂再北行约200公里，就来到北方重镇——卡拉，这里是埃亚德马总统的家乡。一座中国援建的小型人民大会堂——“联盟之家”屹立在卡拉的大门口。“联盟之家”庄严雄伟，是中多友谊的象征，也是多哥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2004年，埃亚德马总统曾在这里举行隆重盛大的仪式，欢迎来访的曾庆红副主席。

在卡拉还有一所中方援建的医院，这是多哥北方最大的一所综合性医院。来自山西省的一支中国医疗队与他们的多哥同行在这里并肩战斗。在洛美市场上，中国制造的纺织品、运动鞋、小五金、家用电器以及在当地组装的摩托车随处可见。在洛美还有近十家中餐馆，如“秀丽苑” “金冠” “上海酒家”等等，没想到在这个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家乡菜肴。

△ 洛美体育场

我在赴任前，特意往见经贸部何晓伟部长助理。他向我展示了一张在建的洛美体育场的效果图。何部助告诉我，它是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的复制品，都是三万人座。它虽不是中国援外体育场中最大的，却是最漂亮的。

好事多磨。1998年春节过后，多哥经历严重干旱，负责向洛美供电的加纳阿科松博水电站因水库缺水和设备检修不能正常供电。缺水断电情况越演越烈，洛美几乎处于无法工作的状态，也给体育场工程和日常生活带来严重困难。工地自备的发电机功率太小，不敷应用。工程组在当地急购一台较大功率的二手发电机组，供电才得以基本解决。在洛美缺水断电最严重的日子里，体育场工程从未停止过。

多哥地处热带，气候炎热。我工程技术人员，顶烈日，战酷暑，发扬连续战斗的精神，一年365天只在春节休息两天，他们决心把缺水断电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工程组包组长告诉我，工人们在太阳下冒着40多度的高温，汗流浃背，汗水顺着身体流进胶皮靴里，下班时脱下来可倒满一茶杯。没有水洗澡，只能用碗舀点水冲一冲。这种忘我劳动的精神赢得多哥政府和人民的钦佩与尊敬。

我在多哥任职时的司机是当地人，名叫赛义杜。他告诉我，在多哥形容一个人很勤劳、不怕苦和累，就会说他“像中国人那样干活”，这在当地已成为一个成语。

每年国庆前夕，多政府习惯要搞一个工程项目的竣工典礼。多哥方面几次向我和工程组提出，希望在建的体育场工程提前三个月于2000年初多哥国庆节前竣工，作为向国庆的献礼。

就中方而言，提前完工不是不可能的。但多哥面临财政困难，工程协议中应由多方承担的配套工程（如配电供水等），因资金不到位而无法进行，拖了整个工程的后腿。我急人所难，积极向国内反映多方实情。国内主管部门迅速回应，决定增补贷款，先办事后签约，从而保证了体育场工程在多国庆节前夕完工。随着体育场工程的进展，我的任期也接近尾声。当我到体育场同工程组话别，望着即将竣工的体育场光彩照人，甚感欣慰。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多友好合作是中非友好合作的一个缩影。历史己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人民是非洲人民真诚的朋友和兄弟。退休后，我曾应邀参加一次促进中非友好合作的活动，情绪所致，即兴赋小诗一首，抄录于后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中非合作礼赞

从万里长城到古老的金字塔下，

从滚滚长江到滔滔的刚果河边，

我们，新中国的儿女

踏上这广袤大地，

延伸着先人郑和的足迹。

不为掠夺，为共赢，

不为贩奴，为友谊。

共同的历史遭遇，

把我们连在一起，

我亲爱的非洲兄弟！

乞力马扎罗放声歌唱，

撒哈拉把土风舞跳起。

从马格里布到好望角，

从老人到儿童，无论男和女，

同说一句中国话“你好”！

一座座体育场馆拔地起，

幢幢会议大厦传来欢声笑语。

铁路翻山越岭、穿越荒原，

公路桥梁遍布非洲大地。

历史是见证，丰碑是友谊！

“中非合作论坛”把新平台搭起，

放开歌喉，唱响最动听的歌；

挥舞画笔，描绘最美丽的画。

新前景，新世纪，

中非合作，明天更绚丽！

-End-

文字 | 《共和国外交往事》 

作者 | 江康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