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次“know how”式改革

中央纪委副书记肖培近日在接受专访时提到，这次宪法修改，在国家机构一章中专门增写监察委员会一节，是对我国政治体制、政治权力、政治关系的重大调整。实际上，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全局来看，又何尝不是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和权力关系的调整。

这次改革不同于以往历次机构改革，最核心的特点在于两点：一是这次改革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推动，是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权为统领的一次改革。二是改革的范围覆盖党政军群，横穿纵贯，要形成一个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大大突破了过去就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层面讨论问题、推动改革的逻辑。

如何给这次深刻的变革一个相对简单透彻的理由，是推动理解和认同的前提。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不能把任何动机的揣测作为解释事物发展的理由，我们只能从行动者所出的结构和任务的变化来解释改革行动和变革路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但是这个制度体系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关键要看这个变化是否体现了“时”与“世”的新要求，最终落脚到新时代的新任务。

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鲜有的伟大战略和政治工程，它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也充分释放了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党政分开、政社分开、政企分开，曾在相当一个历史阶段内成为各领域充分发挥积极自主性的关键制度保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释放了巨大能量。

但是囿于观念限制，也让我们陷入一种窠臼：市场和社会的相对独立和自主规定了一些领域甚至一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行政、司法手段或社会自治来加以治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的、组织的和思想的领导权，而长期以来党的职能机构总是站在背后，或躲在各种修饰词后。事实上，这在客观上也造成这个制度体系事实上的分立运行，带来了极高的制度成本。

制度体系是碎片化的，党政军群的权力运行是相互分立的甚至分裂的，但是问题从来都不是掰开了、揉碎了来让各个独立的板块来解决。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衍生出大量问题和挑战，为适应这个需要，我们始终把改革限定在行政框架内，例如著名的“七个大盖帽管不住一头猪”，长期以来我们就是在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这个层面上反复调整，但是始终不能十分有效地解决问题，造成不断“翻烧饼”。

在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经验更是提醒我们，改革始终不能适应发展需要的重要原因就是始终停留在行政边界范围内，本质是没有能够突破一个的理论上和观念上的窠臼，没有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最基本点上、在最广泛的制度体系供给的意义上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也没有真正考虑这个理念背后繁重的制度成本。实际上，从深层次反映了改革中的某种制度不自信。

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社会正在发生更为深刻的变革，各种风险和矛盾交织，治国理政的任务更加艰巨。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一些重大问题和挑战难以说清楚到底是社会的、行政的抑或政治的，而许多问题既是行政的，又是政治的，例如金融监管，是个行政问题，但又关乎政治安全。有些问题，属于行政领域的管辖范畴，但是要加以解决必须广泛调动党政军群甚至社会、市场的所有力量。

因此，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所遵循的第二大原则就是要“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本质指向就是要建立一个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是包含了党政军群制度资源在内的最为广泛的制度体系。

简单来说，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只要有利于解决问题，一切制度资源都要用上，而不是受到旧有观念的束缚；为了让这些制度更好衔接起来，就要改变党政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权责脱节的问题，从而建立一个更加协同高效的运行机制；为了形成制度合力，就需要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核心；为了让这个核心真正发挥作用，就要通过完善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真正形成一个纵览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同时要让这个体制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就要强调依宪执政和依法治国。

在上述意义上，这是一次真正称得上制度自信的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供给必须是一个相对有机的高度运行体系，本质上是由任务和形势决定的，同政治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西方三权分立国家，在处理重大治理任务的过程中，基本改革原则也是在宏观政治体制内部形成一个相对协同配合的权力运行体系。就这一点而言，这次改革的精神更类似于英文的‘know how’的理念，是一次旨在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生产率从而能够更好适应生存下去的改革。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政治压制了行政和技术，而是技术问题压过了政治考量，为提高制度效力势必突破权力和利益的藩篱。

当然，这次改革强调党和国家的制度体系，并不意味着要全面遏制市场和社会功能。系统完备、高效协同的治理体系，既包含了党和国家的系统，又包含了社会和市场的积极性和广泛机制。但相比来说，党和国家的制度系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更为基础和关键的保障作用。只有在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的前提下，才可能进一步形成国家、市场与社会的更为广泛的高效协同，从而适应新时代、新任务，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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