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陈毅同志二三事

作者:余湛(1921.2.17~1992.3.11),汉族,湖北省英山县石头咀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外交部副部长。建国前,长期在军队工作。1950年入外交部,历任驻波兰使馆一秘、参赞、苏欧司副司长,中国驻加拿大特命全权大使。

我第一次见到敬仰已久的陈毅同志,是在世界著名的“冒险家乐园”——上海。那是1954年的夏天,我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康矛召同志和我受外交部委派,带领一批参赞、武官和秘书到上海参观学习,没有想到身兼华东和上海党政军多种要职、日理万机的陈毅同志竟然对我们这个小团体给予那么亲切周到的关怀。

后来成为我的好友的俞沛文同志,当时是上海市的外事处长。他告诉我:“陈市长对你们来参观很重视。他嘱咐,你们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第一次回国参观,要看看上海各方面的情况,好的、坏的、进步的、落后的,都看看,让你们出国后知道如何发展我国和外国的合作关系,向人家学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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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期,陈毅(右三)、陈丕显(左二)、潘汉年(右一)、王尧山(右二)等上海市领导寻访老渔阳里2号。(资料图)

他还说:“上海是个有名的城市,帝国主义分子曾经讥笑我们,说我们能够占领上海,但管理不了上海,不久就会向他们求援。有些外国朋友对上海也会关切的。你们不妨向那些新上海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是怎样把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流氓横行霸道,而人民无尺寸权利、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丑恶现象充满大街小巷的旧上海改造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经济欣欣向荣、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新上海。”

陈毅同志还说:“我们的年轻外交官也可能想在上海买些国货,外事处应该给提供方便,不要怕麻烦。”俞沛文同志对陈毅同志交待的任务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积极完成,使我们学到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

参观的高潮是陈毅同志亲自邀请上海文艺界的名流和我们联欢座谈,让我们介绍国外文艺动态,也让上海文艺界的同志介绍新上海的情况。末尾,陈毅同志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不仅要同外国发展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科技关系,还要发展文化关系。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也要同他们进行文化交流,增进我国人民和外国人民的友谊。”

他讲到地方戏的长处时,还特意提到上海的地方戏——沪剧。他说:“地方戏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能够较快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克服困难、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改善人民生活而奋斗。”

这段话,我觉得至今还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事情很明白,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如果我们真正希望由穷变富,由落后变先进,唯一的办法就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鼓足干劲,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坚定不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决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自我泄气,离心离德,好吃懒做,幻想到富国去吃现成。

一百多年的经验和现实的生活都清楚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抱着自私的目的,收留少数移民或难民是可能的,绝不会怀着菩萨心肠,慷慨解囊,帮我们发财致富的。别看他们民主呀!自由呀!人权呀!成天叫得震天响,在这些把个人主义奉为至高无上原则的国家里,绝不会有人白白供养我们吃喝玩乐不要代价的。

退一万步说,真的有人愿意这样做,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富国甚至一批富国能够养活我们11亿人,更谈不上让我们过上富裕的生活。

这年10月7日,是波兰的西部邻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庆五周年,陈毅同志应邀前去参加庆祝活动之后,顺道访问波兰。大使馆派我陪他访问,我格外高兴,觉得夏天在上海只见到一面,这次有机会更多地接受他的教诲。

离华沙不久,我便意外地发现,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元帅,除了与主人亲切交谈外,也很乐意和我“摆龙门阵”。他说话非常风趣,有时也很严肃,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很注意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但泽、但泽走廊和东普鲁士的现状。我尽我所知,向他作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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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格但斯克

但泽就是我们要去参观的波兰最大港口格但斯克,现在那里有波兰最大的造船厂,也是波兰同我国通航的最大港口。二战后,东普鲁士北部并入苏联版图,南部划归波兰。原先住在那里的容克贵族和东普鲁士人都被迁走了,原来位于但泽和德国之间的波兰领土,即所谓但泽走廊,自然仍归属波兰。原属德国的斯德丁新港(注:波兰人称什切青)作为奥德-尼斯河边界的一部分也划归波兰了。这些地方是作为苏联划去寇松线以东二战前属于波兰领土的补偿而划归波兰的。波兰把它叫做西部领土。据波兰同志讲,西部领土在波兰建国之初就属于波兰,后被德国所占,而波兰又占了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经过调整,波兰人民是居住在自古以来就属于他们的领土上了。

陈毅同志问:“那些现在在西德叫喊要回老家的所谓难民党是不是从这些地方迁走的?”我说:“大部分是的。”陈毅同志沉默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看来解决了旧的矛盾,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果如所料,1990年德国统一后,波德边境问题就突出出来了,波兰抓紧机会和忙于兼吞东德的联邦德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再次肯定了这条边界。最近波兰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声称,在目前波苏边界谈判中,波兰不谋求改变边界。看来波兰人认为维持战后的波兰边界对波兰是最好的选择。

回到大使馆后,陈毅同志同曾涌泉、杨琪良和我坐在一起,谈起参加民主德国国庆的感想。

陈毅说:

“ 

国庆节搞得很热闹,“德苏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的口号喊得很响,但我仔细想想,德苏友谊并不那么牢不可破。德意志民族自命为世界上的优秀民族,战争虽然打败了,他们这种自豪感并未丧失。

事实上,沙皇俄国本来就是个落后的帝国主义,十月革命后,苏联虽然进步很快,但时间太短,还是没有赶上战前德国的水平。但是,现在苏联东欧搞产品标准化,要民主德国的许多工业品放弃它的先进标准,采用苏联的落后标准,这种做法不仅对发展工业不利,也不能叫民主德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服气。

民主德国总共只有1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苏联在那里驻了40多万军队,平均每平方公里4个苏联兵,民主德国的人民看着就那么高兴?我看把军队驻在别的国家总不是个事。

别看会场上,游行队伍里德苏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喊得很热烈,那是表面现象,在这种美好的口号下面隐藏着社会主义国家不团结的因素,不知道哪一天要爆发出来。我不是危言耸听,只是担心有一天要出大问题,聋子放爆竹——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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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

我们都被他那坦率、激动而又带有隐忧的谈话所吸引,而静静地坐在那里倾听着,没有一个人动一动或咳嗽一声。但是我心里很不平静,觉得只有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知微见著、居安思危,发出这一番关心社会主义世界未来的肺腑之言。

陈毅同志谈罢德国问题后,突然问我们:“波兰和苏联的关系怎么样啊?你们研究了吗?”我心想,我们对波苏关系并非没有看法,只是觉得这是个敏感问题,又不和我们的工作直接相关,所以没有认真研究过,被他突然一问,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大家默然相视,没有一人作声。陈毅同志扫了我们一眼,自己拿起杯子喝茶。

我觉得对他的问题一声不响至少不太礼貌,便不痛不痒地回答了几句。我说:“最近赫鲁晓夫到波兰来了两次,在两次宴会上即席发言都说到,‘波苏关系怎么样?有人议论波苏关系,我看很好嘛,过去是好的,现在也是好的。’我感到波苏关系似乎有点什么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对我们都不愿多谈。战前波兰政府敌视苏联,吃了大亏。现在波苏友好是波兰外交政策的基础。至于有什么问题,他们不谈,我们也不便问。”

陈毅同志说:“你们不搞秘密情报工作是对的,但是你们住在这里,要研究问题,不要满足于了解表面现象,否则一旦发生问题,你们就会不知所措。”他又说:“中央和我谈了,想叫我做外交部长。我说,外交部长不好当,我怕当不了。这个问题现在还未定。我今天只是谈点个人感想,不是指示,不要向别人传达,你们三个人知道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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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与周恩来

1958年初,我从波兰调回到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工作,陈毅同志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了。从此,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十多年。慢慢地大家熟了,既不叫他副总理,也不叫外长,都亲切地叫他陈老总。

他遵守外事纪律极严,常对我们说:“外事高度集中,不可自作主张、自行其是。中央叫我当外长时,我向周总理请示注意事项,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便是‘外交授权有限,遇事要请示报告’。”我们有事请示他,他总是说:“请示我个啥子哟!我是执行者,决策的是毛主席、周总理。”

1959年9月8日,苏联临时代办约见陈外长,我陪见。代办交来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说是要征求我们的意见,但不等我们答复就发表了。

这个声明表面上表示中立,实际上偏袒印度。陈老总听完翻译后,脸色都变了,立即起身送客。苏联代办还不知趣地说,在中印边界冲突上,苏联政府将站在中立立场。陈老总沉着脸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报告中央”,并立即同他握手告别。大家不约而同地站在原地没动。苏联代办没趣地自己走出门外后,陈外长对我说:“什么话!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武装冲突,苏联竟站在中立立场上。叫我说什么好?只好报告中央。”说罢,抬起腿一阵风走了。当时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真是一个立场坚定、严守纪律的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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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率代表团前来参加庆祝活动。图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首都机场陪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检阅仪仗队。(《新中国外交五十年》图)

9月30日,赫鲁晓夫访美归来,率领苏联一个庞大的党政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十周年活动。毛泽东主席亲赴机场把他接到钓鱼台国宾馆18楼。他刚坐下,便眉飞色舞地说美国真富呀!到处是高楼大厦,满街都是汽车。毛主席和他坐在一个沙发上,侧身望着他,没有搭腔。他还是兴致勃勃地说:“我到了戴维营,见到了艾森豪威尔,他叫我my dear friends(我亲爱的朋友)。”看来话不投机,毛主席起身请他到房子里休息,说晚上还要见面。

10月1日中午,彭真和陈毅同志到宾馆陪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午餐。赫鲁晓夫又说美国如何富,高楼多,汽车多,工人工资多,不革命。他们失业津贴比我们工人工资还多,还想革命?美国没有殖民地,即使世界上所有的殖民地都独立了,美国也不会倒台……彭真和陈毅同志插不上嘴,只好听他独自说得起劲,不好插话。有时彭真同志想转个话题也转不过来。他滔滔不绝地说,陈毅同志干脆埋头吃饭。饭毕告诉他:“下午休息一下,晚上在天安门看焰火,余湛陪你去,他专门接待你,有事只管找他。”

说来也奇怪,一个不是党员的图波列夫,与苏联共产党的领袖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观感恰恰相反。图波列夫上午在天安门看到我们声势浩大、整齐严肃、斗志昂扬、五彩缤纷的游行队伍赞不绝口,拉着我到处拍电影。晚上看到星光四射、百花齐放的焰火和满场歌声起伏舞蹈翩翩的壮丽景色,更是惊叹叫绝。相机拍个不停。他说:“这才叫文明之邦。多么生机勃勃的景象啊!美国有什么?除了高楼、汽车,还是高楼、汽车。他们的悲剧是没有文化,别看他们今天富有,没有文化的社会终究是要没落的。”

10月2日,中苏两党会谈。赫鲁晓夫为了同美国的关系,作说客,劝我们释放美国间谍,强烈暗示我们暂时允许台湾独立,谴责我们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打死了印度人,等等。赫鲁晓夫的这些错误言论,理所当然地遭到我方反驳。赫鲁晓夫对陈老总特别气愤,说:“我是中将,你是元帅,说不过你,我不同你握手。”

在接待外宾的汇报会上,当我刚讲到赫鲁晓夫的名字时,陈老总厉声制止,他瞪着两眼说:“余湛!你要干什么?”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转了话题。他也不做声了。我心想,陈老总胸襟开阔,顾全大局,并不和赫鲁晓夫一般见识,果然是这样。事后,他对我说:“中苏关系,关系世界大局。虽然我们有分歧,但要把分歧保持在两党高层内部解决。毛主席告诉我们,既要坚持原则,也要坚持团结。他们不反美,我们也要反美。他们不同我们讲团结,我们也要和他们讲团结。你懂得这个道理吗?”我说:“懂了。”他说:“懂了就好。”陈老总说话干脆,从不啰嗦!

国庆十周年中苏两党争论之后,我发现陈老总常常面无笑容,独坐沉思,显然是在思考重大战略问题。他看到我,只要有空,便向我发问:“余湛,你看我们放下反美的旗帜好不好?省得和老大哥吵架啊。”我起初觉得他问得奇怪,说:“那恐怕不行吧。”他问:“为什么?你们当司长的,要多动脑筋,多想些世界大事啊!”

我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而且应该和平共处以至合作,但帝国主义总是担心社会主义终有一天会取代它,不论‘战而胜之’也好,‘不战而胜’也好,反正它不消灭社会主义总不甘心,睡不好觉。你不反它,它也要反你。甘心当它的亡国奴,人民通不过,我看没有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同意。所以,我们反对美帝也是被逼出来的,这也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吧!美国以‘世界宪兵’自居,到处反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不同情和支持它们的正义斗争而自我孤立吗?”

陈老总说:“还要加上一条,中美两国人民也应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现在老大哥不想反美,也不要我们反美。我们反,他就要反对我们。从前,斯大林时候还好办些,在反美问题上总算一致,只是要我们同他‘对表’。现在赫鲁晓夫既要叫我们同他‘对表’,还要我们放弃反美旗帜,我看今后的外交更难办。有人说,核时代一来,马列主义的时代过时了,革命千万搞不得,一点火星就能爆发毁灭诺亚方舟——地球的世界大战。”

我说:“现在世界上到处都燃起了民族解放的大火,也没有引起世界大战。”陈老总说:“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不会放过我们的,用战争的办法消灭不了我们,也要用颠覆的办法消灭我们。我们应该联合一切反帝的朋友和它斗,我看还是要把反美的旗帜举得高高的,绝不能把它放下。至于原子弹,那不过是吓人的纸老虎,还是毛主席说得对,把地球炸穿了,那边就是美国。”陈老总说罢哈哈大笑,“同志哥,看来我们还能想到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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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会见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前排左二)。(《新中国外交五十年》图)

1965年2月,柯西金访问越南和朝鲜,两次路过北京。周总理和陈老总都去机场迎接,周总理陪柯西金,陈老总陪葛罗米柯。从机场到钓鱼台的路上,两人都劝说他们不要开赫鲁晓夫通知召开的那个分裂会议,另外开个团结的会议。把客人请到房间休息后,周总理问:“陈毅同志,怎么样?”陈老总说:“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柯西金从越南回来后,要求见毛主席。我问陈毅同志,他说:“我向主席请示了,建议见一下,他不见。”

我说:“还是见一下好。”

陈老总说:“我已说过了,你去说嘛!”

我笑了笑,说:“我不好直接请毛主席见我,你要不愿再提,就说我请求你转达我的建议好吗?”

陈老总说:“你说说你的道理。”

我说:“一是送佛送上西天,把好事做到底嘛。柯西金路过北京,对我们有三个要求,一是接待他,二是和周总理会谈,三是见毛主席。前两件事我们都做了,他无话可说。最后一件事再做了,他就完全无话可说,两党谈不拢,责任不在我们。二是要考虑苏联人民的反应,不论怎样,柯西金还是苏联总理,他到了北京,要求见毛主席,毛主席不见,苏联人民不好理解。毛主席最重视人民的意见,我觉得这一条毛主席肯定会考虑的。”陈老总听了默不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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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会见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前排左六)。前排右六为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新中国外交五十年》图)

第二天上午,毛主席终于和柯西金进行了一次长谈,但是苏联主意已定,谁说也没有用。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会见苏联领导人。可惜的是,毛主席别的话苏联不听还可以,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苏联人没有听,这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结果出了珍宝岛事件,核武器也在我们头上飞舞,这就不能不影响世界大局了。不过陈老总为了中苏团结还是尽了他的努力了。

到了晚年,陈老总和几位元帅奉毛主席的指示研究国际形势。他们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看来,后来中美关系的打开和他们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建议是有关的。

陈老总对我们教育最多的,要算教育我们努力学习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形势,解决外交问题。陈老总和周总理一样,衷心尊敬毛主席,崇拜毛主席,但是崇拜不是“迷信”。

陈老总说:“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认识了毛主席的,而是后来实践证明还是他比我们高明,我们才逐渐佩服他的。现在不兴叫崇拜,其实这就是崇拜,是革命斗争的需要,‘迷信’就不好了。如果我们号召中国人民都不信任、不拥护中国共产党,能把革命斗争搞胜利吗?还在井冈山时代,毛主席就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而不是从书本出发。现在大家知道这条道理很重要,可是那个时候不是都知道。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毛主席也要研究研究,看看是否合乎实际。合乎实际的就传达贯彻,不合的就给我们几个负责同志看看,然后放在抽屉里,不传达,不执行。毛主席说,上级来了指示,不管合不合乎实际就盲目执行,那是懒汉的办法,没有不坏事的。”

陈老总说:“我曾问他,我们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的指示不执行成吗?他说,‘共产国际给我们有个总的指示,这就是要我们把革命搞胜利。如果它的指示符合实际,能把革命搞胜利,我们就执行,否则就不执行。’所以,现在我们向外国朋友介绍经验,总要向他打个招呼,说这是中国的经验,不一定符合他们的实际,只能供他们参考。”

陈老总说,毛主席的思想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许多经验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写的,我们好好学习,凡是能在外交上应用的都应该用。这样的经验很多,比如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处理友好国家的关系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坚持团结的原则;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经过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斗争时要防左、联合时要防右的原则;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从最坏的情况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的原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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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9月,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表达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决心,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新中国外交五十年》图)

陈老总个别谈话、大会讲话,不止一次号召大家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思想原则和实践经验,号召大家补充。可惜我不是个好学生,除了陈老总每次提的那些外,我一条也没有补充上来,记的这些也不知是否都记得准确,至今还感到惭愧。

有人称陈老总是“元帅外交家”,我看他是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外交家。

有人曾经对陈老总百般污蔑,妄图把他打倒。然而,公道自在人心。“九十一人大字报”不是陈楚、韩叙、赵政一和我四个人写出来的,而是外交部绝大部分领导干部在毛主席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共同研究的结果。要求在上边签名的也不止九十一人,还有外交部的许多干部,以及我国驻外大使馆的武官和商务参赞等等。最后一位签名的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说:“‘九十一人大字报’有什么不好,我看写得很好嘛!我就是欢喜九十一,我就站在他们一边。”

还有人假冒陈老总腔调,造谣说陈老总伪造毛主席的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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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出席陈毅的追悼会

在举行陈老总追悼大会的那一天,毛主席自己决定前去参加追悼会,当着陈老总的夫人张茜同志、西哈努克亲王和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面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事后,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毛主席硬是为陈老总补了这样一条语录——“陈毅是个好同志”。

陈毅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铭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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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作者 | 余湛  供稿 | 余敬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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