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和民族复兴下的台湾问题（续）

在百年未有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台湾问题既简单但又变得越发复杂，既拖不得但又急不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时间跨度上可以说是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大变之处主要在于：西方（包括资本主义的西方、白人的西方、基督教与资本主义杂交文化的西方）主导世界格局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将极有可能在本世纪乃至本世纪上半叶走向终结。大变局出现的直接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自身的偏见、傲慢和贪婪；根本原因则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全球扩散和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内外矛盾、内在缺陷。

虽然大变局直接简单地体现为西方世界的相对衰落、矛盾丛生、百病缠身、发展乏力，而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正在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及话语权持续提升，但让西方世界真正感到恐慌的却是关于西方的种种神话的破产、其统治和剥削世界的新殖民主义体系正在走向崩溃。两者相叠加，不仅西方资产阶级的直接利益会受损，曾经的罪恶历史会被清算，而且那个曾让西方恐惧了一个多世纪的幽灵极有可能会因此再次悄然回来，继而把它们统统送入历史的坟墓之中。即便结局不如此，但仅仅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也会让其逐步陷入崩溃。因为所有的神话都是建立在五百年来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掠夺和剥削的基础之上，故而即便仅仅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掠夺和剥削了，西方神话的物质基础也会逐步走向崩塌，物质基础崩塌了，神话便不可避免会消失。失去了物质基础支撑和神话笼罩，西方的真实面目便会加速全面暴露无遗。连锁反应的尽头便是坟墓。

中国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是不是一个大国和正在崛起中的强国。而中国不仅是一个领土与资源大国、人口超级大国，而且还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连绵不绝文明发展史且正在走向全面复兴的文明古国。在这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不同于其他曾经辉煌或的文明和帝国，中国是一边看着这些文明和帝国一个一个由盛转衰，分崩离析，最终走向灭亡，乃至彻底消失；一边则经历着自身的分分合合与兴衰轮回，连绵不绝，持续凤凰涅槃，不断浴火重生。而这一次不同于以往，这一次的复兴有幽灵的全面加持。它让这一次的复兴有着更加全面和颠覆性的影响，那就是一个走着与西方不同的道路、采用与苏联不同的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非白人国家、一个非基督教文明国家且主要通过和平、自力更生的方式来实现复兴，且这一复兴首先是十四亿中国人共襄的盛举、共创的辉煌并共享复兴的成果，而不是少数人的功业与少数人的狂欢。即便中国模式不能被他国所复制，但中国人的志气、精神和成绩，必然会给广大与近现代中国有着类似遭遇、境况的发展中国家以激励、鼓舞、信心、志气和指引。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把大变局带给了时代和全人类，中国因此无疑是大变局的主角，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希望。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体，甚至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身。因此，西方无论其嘴巴怎么说，可在内心深处和实际行动上都不欢迎大变局，都不欢迎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更不要说支持，而是恐惧与敌视。

在此时代背景下，台湾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变得越发复杂。这种变化使台湾问题的解决对中国来说，既拖不得，但是又急不得。

过去，台湾问题虽然必然性地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涵义和影响，但却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如此突出、如此重要和如此复杂。台湾问题本身和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在意识形态上首先当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具体而言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较量；其次则关乎人种、民族、宗教、文明、思想理论、文化和软实力、国际话语权、国家信誉和国家及发展模式等泛意识形态的竞争。从李登辉上台开始，台当局无论谁在台上，也无论是当朝的还是在野的，都越来越注重打所谓的民主、自由、普世价值观牌，都实质性推进去中国化和大力贬损与矮化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其根本目的首先在于拒绝两岸统一，其次在于维护资产阶级在台湾的统治，实现资本主义在台湾永久化。而西方在认为无法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而中国又全面加速崛起，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步伐加快之后，它们不仅全面加强与台资产阶级里外勾结，而且还不断升级台湾问题在意识形态上对西方的重要性，并阴谋将之升级为是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言的，意图将台湾问题不仅由中国内部阶级矛盾升级为中国与西方的国家矛盾，而且还进一步升级为中国与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即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在意识形态上就是与整个资本主义为敌，从而保卫台湾，就是保卫整个西方乃至全球资本主义世界。而即便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根据西方的普世价值体系，两岸要统一，无论采用何种方式，也都是反动的，除非西方同意。但西方不可能同意，南联盟和俄罗斯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在核心意识形态之外，不能解决台湾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哪怕是按照西方的意志解决台湾问题或者仅仅是西方反复利用台湾问题刺激中国，不仅会对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造成冲击，而且还会对中国的文化与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等，无疑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更何况，为了讨好西方，台湾资产阶级尤其大资产阶级不仅会积极地配合西方，而且更会无所不用其极。这方面，这些年来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例证可谓数不胜数，它们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大陆，对大陆产生了极为巨大而恶劣甚至极为深远的影响。有时候，中国人影响和说服中国人，其效果远比西方亲自下场要好得多，也要隐蔽得多。而在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过程中，文化和精神发挥着灵魂作用。欲亡其国，必先乱其史；欲亡其族，必先灭其文化。反过来，国家欲强盛，民族欲复兴和兴旺发达，必先解决历史、文化、信心等泛意识形态问题。而西方不断夸大和拔高并利用台湾在其国内、西方乃至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上的地位，反过来已让其越发骑虎难下，从而形成一个死循环。就像乌克兰一样，若放任大陆统一台湾，无论以各种方式，西方在意识形态上付出的代价，已远超出其算计；但若进行干涉，而中国强硬且坚决进行反制与反击，则西方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可承受的；甚至仅仅是利用台湾问题不当，而中国政府若采取有力的反制反击措施，也会对西方产生堪称灾难性的影响。整体上，闹翻今天，已经形成了即便是两岸长期维持现状，也会在意识形态层面对西方产生越发重大且不利影响的局面。因为随着大陆不断发展，大陆便会成为台湾这个所谓的民主橱窗的一面照妖镜，但它所揭穿的就不仅仅是台湾的真实面目了。因此，鉴于在物理上已经丧失干预中国统一台湾的几乎所有选项，西方在当前和未来，也只能既一条道走到黑，越发无所不用其极，又只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至于由此在将来引发的意识形态上的恶果，也只能管他是否洪水滔天了，把自己的利益捞足即可。

台湾问题之所以拖不得，更多更主要是因为解决台湾问题在意识形态层面有着极为巨大的战略价值。因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无论是以何种方式来解决，首先是基本解决了这些年来大陆泛意识形态层面混乱、消极乃至反动的因子的最主要的直接来源。台湾不同于香港，香港资产阶级很大程度上是在大陆的庇护下发展壮大的，其地位和政治权力是大陆授予甚至可以说是赐予的；而台湾资产阶级的源头一是日本强占和殖民台湾时扶持的，一是从被从大陆赶下台赶过去，并在美国庇护下发展壮大的，这决定了它们对大陆有着天然的敌视和不切实际的妄念。从而，即便将来在台湾搞一国两制，台湾的资产阶级依然为岛内的统治阶级，可它们要自己先打自己的脸，并接受必要的改造与限制，头上要戴金箍圈，放弃此前它们所长期宣扬鼓吹的谬论，且不得对大陆进行渗透，接受大陆给的制度和紧箍咒。而少了这个所谓的民主橱窗，大陆内部那些跟着唱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的人也就少了佣金和帽子，从而即便依然不放弃幻想和妄念，可也少了经费支持、歌颂平台和积极性，从而更懂得收敛。其次则是有利于全面强化四个自信。届时，更多的大陆同胞可以自由地去台湾看风景，可以更多更全面地了解台湾。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其说服力和教育效果，远胜过宣传千百遍。并且，如果是和平统一，无疑不仅是国内、而且可以说是在世界范围内和人类发展史上，社会主义首次用和平的方式战胜资本主义，其对西方的打击就是中国自身自信的增强。它所坚定的不仅是中国对自身信心，更会给其他国家以及无产阶级带来新的希望和增强其信心。若是武装统一，则西方无论如何都会难受，都会付出代价。不干预，那自然是自己打自己的脸；若干预，付出的代价会更大甚至不可承受。而在中国全面崛起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广大亚非拉国家，无论它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整体上都是中国的同伴、伙伴，而非拦路虎。西方阵营中，也不乏可以争取和成为伙伴的国家与势力。而西方尤主要其盘踞在美英的若干大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才是中国的真正拦路虎。削弱它们的影响力，就是削弱它们所控制的霸权主义国家，就是削弱它们所操控的国家以国家意志形式推行的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力量，就是让它们首先在其国内的影响力与控制力被削弱，继而被迫对其他利益集团让出政治地位或直接统治地位。就上述而言，台湾问题拖不得。

台湾问题之所以急不得，一是因为中国依然尚未准备充分，且当前还是中国的战略机遇窗口期；二是国际形势和相关条件尚未成熟。从根本上讲，台湾问题自然是中国内政。但这个内政又很特殊，因为人民解放战争的首要政治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直接涉及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如此一来，它就又不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了，而是中国与西方资产阶级尤其若干大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阶级斗争。而因为这些利益集团寄生在几个西方强国内，控制着这些国家的政治，以阶级意志和国家形态来巩固、发展、扩张自己的利益。故而，这场斗争直接体现为中国与美国等少数几个西方国家的较量。同时，中国无论是在台湾问题上高度克制还是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中国国家利益即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大化。在大国间爆发直接的大规模冲突乃至全面战争的几率非常小的今天，国家间的较量更主要体现为并取决于以经济、科技等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当前，一方面是中国有效控制了疫情，并不断将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降到最小，而西方整体上不仅远未走出疫情，而且还叠加通胀、俄乌冲突消耗等的因素，很大程度上不仅是手忙脚乱，甚至已是自顾不暇。而另一方面，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处于依然还需要通过不断积累和创新才能最终化茧为蝶的前夜，谁最先成功化茧为蝶，谁就在至少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全球发展利益的分配权，落后者则后果难料，甚至被甩出人类发展的轨道也不是没有可能。对中国这么一个在近现代饱受屈辱、险些亡国灭种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不能再落后了，也不敢再落后了，至少得有一席之地。而对西方来说更是如此，否则，有朝一日，难保其他国家不会用它们曾用在其他国家身上的方式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它们有多深的罪孽、欠下了多少血债，它们非常清楚。如今，在赛道上，不再像过去那样，都是它们自己人或近亲在一起竞争。中国这个三非（非资本主义、非基督教文明、非白人）国家不仅在赛道上，而且排位还比较靠前且速度快、爆发力与耐力俱佳、独立性强、人气还挺旺。尽管它们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但是适得其反。而这又让它们更加无所不用其极。假如中国是一个男人，则台湾就是这个男人的睾丸。它们如今和今后必定千方百计玩弄乃至拿捏这个男人的睾丸，以刺激他，羞辱他，让他动怒，让他疼痛，让他把分散精力，让他陷入孤立的境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只有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爆发后才算准备充分，事实上，就目前而言，动用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并不难，中国既不担心解决台湾问题后的改造与消化问题，更不担心由此会引发西方军事干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问题只在于，是暂时维持现状还是立即解决台湾问题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最为有利。这个有利，不仅在于以最小的代价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领土主权的实质性完整统一；更在于既然西方尤其美国是中国全面崛起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最主要的拦路虎，那么解决台湾问题，就应当以能通过最小的代价来削弱乃至搬开这个拦路虎作为解决台湾问题是否对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主要的标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实际上又越来越以意识形态利益为主要的直接利益。这意味着它在台湾问题上投入的意识形态利益越多，台湾问题无论以何种方式解决，它所付出的战略代价就越大。也正因如此，它才不得不越来越以近乎疯狂的方式进行不断加码。首先，尽管非常荒唐乃至极为荒谬，但台湾问题已越来越关乎美国自身的政治品格和国家信誉。一旦台湾问题被中国解决，美国的政客们在国内已不太好交差了，美国也不好对西方和其盟友们交待。毕竟，政客们在国内不断打中国牌，不断拔高和夸大台湾对美国的意义，不断怂恿乃至胁迫盟友们学美国，堵上自己国家的利益。可在造成不能放弃的同时又不能干预，或者是不敢干预。碰巧，中国又被政客们无所不用其极地不断妖魔化。如此，对对手的任何妥协都不能容忍，基于客观现实和真正的国家利益作出的明智选择又会被视为软弱乃至于无能。而其次，中国并不是阿富汗，甚至也不是伊朗、朝鲜乃至俄罗斯。台湾问题的解决，即便不会造成西方尤其美国全球国家信誉与霸权体系的崩溃，但却会立即改变东北亚乃至西太的战略态势，并必然在亚太乃至势力范围内大幅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加速形成对中国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和发展条件。仅基于这两点，就决定了台湾问题的解决一点都急不得。虽然中国依然要坚持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策略，但同时，更要将整体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首先是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民利益至上，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当前依然有利的战略机遇，抓紧时间补齐短板、补强弱项、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现代治理体系建设和共同富裕，解决自身存在的亟待解决和须重点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自己身板硬，没有明显软肋，可持续发展水平高，则其他都不是问题。其次是强化国防军事安全改革建设发展，篱笆牢、拳头硬，讲道理才有人听，发怒才有资格，最后才能不怒自威和不战而屈人之兵。解决台湾问题不在于能否打赢，而在于能否毕其功于一役乃至仅通过大兵压境的态势就足以首先迫使台军放弃抵抗，并反戈一击。而一旦台军反正乃至仅仅是放弃抵抗，则不仅割据与分裂势力完全不足为虑，而且解放及随后改造台湾的行动将会变得非常顺利。再次是要搞好内外的宣传与统战工作。其核心与重点已不在于讲清楚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而在于讲清楚美国等插手中国内政的动机和因此给其自身、其盟友、地区乃至世界带来的危害与风险。因而也是要讲清楚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能力、决心和意志。因为，既然是内政问题，就不必跟谁解释为什么以及怎么干；而既然是人民解放战争问题，那自然是正义和光明正大的，就不必和谁先商量，或取得台湾同胞的同意；既然是消灭割据分裂的地方叛乱与叛国活动，那就要理直气壮、雷霆万钧，该怎么干就怎么干。美西方既然要将台湾问题不断上纲上线地意识形态化，那么中国也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不过中国的角度是反霸权、反新殖民主义体系，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自己的独立自主、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等相关核心利益，要让中国被赋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希望与领路者的角色。最后，要实质性迫使美国及其铁杆盟友不断加大在台湾问题上的砝码，让它们自己成为自己和地区乃至全球的背信弃义者、矛盾与麻烦制造者、安全风险强加者和实际承受者、自身霸权体系崩溃和终结的掘墓人，要努力让台湾问题变成引发雪崩的那一声枪响和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

从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出发，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意义不应局限于以最小的代价解决问题本身，而在于以最小的代价解决导致这一问题产生和长期持续的内外部根源，而在于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实现战略目标，完成战略任务。时代决定了中国在实现全面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要继续扛起社会主义得旗帜前进，为全人类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最主要的内外部敌人分别是本国残余的旧资产阶级尤其大资产阶级和西方若干大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及其所构建与维持的全球霸权和新殖民主义体系。而中国的朋友、可以且应当同行的伙伴、可以且应当团结的对象是旧式中小资产阶级、广大发展中国家，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西方阵营中的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美国等国内人民以及若干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等。因为它们与中国一样，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西方那些处于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及其豢养的官僚、买办等的操控、胁迫、压制以及剥削等。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就是要在解决内部根源的同时，打击、削弱乃至瓦解旧体系。就当前世界格局而言，可以预见，俄罗斯已无退路，短期内没有其他选择，而西方国家骑虎难下，乌克兰问题因此在短期内无法解决。同时，世界短期内也无法解决病毒肆虐、疫情全球大流行问题，甚至可以说，只要疫情不加重就是万幸的了。两者叠加，使得通胀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有效的解决甚至有效的控制，全球经济形式更加严峻，由此必然导致或加剧的矛盾激化、民粹主义、政治极化、社会动荡、国家冲突等挑战。尽管这对中国来说同样是巨大的挑战，但相对而言，中国自身的情况要好得多，处境更为有利，且中国更善于化危为机，变不利为有利。只要充分抓住和利用好那怕是未来两三年的窗口期。届时，不仅中国自身情况将会大为改善，而且地区乃至世界将会是另一番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