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 | 日本再发生核泄漏，“黑天鹅”频发的现代社会我们如何重新认识风险

编者按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当地时间8月1日公布，距首次运行至今已超过40年、目前处于停运状态的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的核反应堆辅助建筑内，泄漏了约7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水。但关西电力称未对外界造成影响。关西电力公司正在调查此次泄漏是否会对该机组预定于8月10日的重启造成影响。此次事件中，部分舆论关联“福岛核事故”与“日本计划排放核废水”展开讨论，聚焦现代社会的各类突发风险的影响。本文指出，现代社会风险不同于传统社会风险，具有明显的连锁性传导特征，而其中，很多社会风险不是现实社会的风险，而是人为建构的风险，或者叫人造风险，也即贝克所指出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本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编辑部立场。

日本再发生核泄漏，“黑天鹅”频发的现代社会我们如何重新认识风险

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7期

原题《现代风险传导的连锁性》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风险社会与现代风险的复杂化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们在创造历史中不仅会与时俱进地生产物质和精神财富，同时也会生产与其所处时代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密切相关的社会风险。社会风险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影响社会正常运行、扰乱社会整合机制，并可能造成社会失序的重大风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贝克还是吉登斯，都倾向于将现代风险理解为具有现代性特征的风险社会意义上的风险。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1986年，尽管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件，但贝克以德文版发表的《风险社会》一书并没有激发学界的积极回应，直到这本著作翻译为英文版发表之后，才在欧陆和北美形成热议，并逐步基于制度主义建构起风险社会的话语影响力。2003年SARS之后，中国学界有关风险问题的研究成果渐趋增加。随后发生的禽流感等，则进一步加深了学界对风险社会的认识。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有关社会风险和风险治理的话题层出不穷，在疫情治理实践中，涉及疫情的话语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中呈井喷式增长。加之俄罗斯与乌克兰之战、去全球化、通胀与经济低迷所引发的失业压力等风险层层传导，由此及彼，愈演愈烈。这使得大众更加关注世界格局变动问题，更加关心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问题，更加焦虑转型期中国可能发生的连锁风险问题，这也正折射了现代风险对现代社会的复杂影响。

现代风险的连锁性传导特征

大体而言，现代社会风险与风险的连锁性传导体现为以下特征。

第一， 现代社会风险在生成机制和传导模式上不同于传统风险。现代社会风险会不同程度地继承传统风险的特质，但却会形成或裹挟一些新的、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不同的新风险。这些风险表现为“灰犀牛”或“黑天鹅”，如人口老龄化就是“灰犀牛”式风险，而新冠肺炎疫情则是“黑天鹅”式风险。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口增长模式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增长模式，工业社会的人口增长模式亦不同于后工业社会的增长模式。只有在后工业社会，社会才会陷于老龄化危机。这不是简单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之中占比上升的问题，而是家庭养老式微与社会养老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由此必然滋生社会保险与养老金压力问题，然后又会传导为家庭解组与整个社会层面的消费不足问题，这就是老龄化形成的连锁性风险。这种风险是一种结构性风险，是一种难以逆转的风险。伴随现代化的推进和城市规模的扩张，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所造成的全球连锁风险更为严重。

再比如传统社会的战争所形成的风险，主要是冷兵器伤害及战后的瘟疫防控所形成的社会风险，而现代战争所造成的社会风险，则是信息战和电子战风险。发生于数字社会的战争，人们已经很难区分哪里是战场，哪里不是战场。俄乌之战的风险已经传导到全世界，战争既发生于这两国之间，也发生于整个世界；战争既表现为兵员与兵器之战，也表现为外交战、经济战、网络战等。传统社会的作战规则已经完全被现代数字社会的作战实践所改写。可见，现代化与科技进步，一方面会形成“好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也会形成“坏的”现代性，即形成陷于风险的现代性。

第二，现代风险往往表现为国际性风险。在风险生成上，即使原生风险是国内风险，但在全球化影响下，这些风险也会演化为国际风险。这些国际性的风险不仅发生在局部地区，而且还会传导为国际性的全局性的风险。所以，在数字社会中，国际风险和国内风险之间很难有明确的边界。这种风险的国际性特征，在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表现得越发明显。身处地球村的人们，不可能在别国的风险波浪中独善其身。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博鳌论坛中强调：“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

第三， 在现代风险中，社会风险可能会转变为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而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等也可能传导为社会风险。现代社会不仅消除了风险之间的界限，而且还在风险的互相传导中形成风险的交织，以集合风险的方式强化风险的危害程度。现代风险的这种复合性特征，在数字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新冠肺炎疫情的波及，不仅降低了受疫情影响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在管控和被管控、防治措施的制定与制度规约对象的确定等方面造成焦虑和不安，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这些受疫情影响地区的社会矛盾。

正因为大众经历的是现代风险，是科学难以预知的风险，所以风险的社会性、风险治理的行政性、风险治理结果的群体感受性之间，经常会形成张力。尤其是在常态化治理与应急性治理的互相转化中，因为涉及群体的差异性，社会风险往往与群体冲突、利益集团、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等交织在一起，互相传导，形成复杂影响。因此，当前学界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阻断社会风险向其他风险转化的体制机制的建设上。

第四，现代社会，虽然社会风险会无差别地降临到每一位社会成员身上，但社会风险的均等化分布与社会风险的非均等化规避能力之间的矛盾也愈发显著。在传统社会，瘟疫的传播既会给不同阶层造成相对均等的染病率影响，也会给不同阶层造成相对均等的死亡率影响——在不能以科学方法治理恶性传染病的时代，不管是富人阶层还是穷人阶层，都会在染病过程中形成相对均等的死亡率。而在现代社会，虽然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并不能完全规避风险的降临，但各个社会阶层对科学技术最新发现的购买能力却存在显著区别，这使得不同社会阶层可以形成不同的规避社会风险的能力。

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过程中，美国富裕阶层的死亡率远远低于中产阶层和普通工人阶层，美国白人的死亡率也远远低于有色人种。那种认为现代风险将在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政见人口之间形成均等损害的观点，需要继续观察。而我们在现实中经常观察到的现象是：在某种风险最初发生的时候，因为缺少治理手段，可能会显示出风险的均等分配性。但现代科技的加速发展，以及科技创新所形成的有差别的风险治理表现，却放大了有效治理手段的稀缺性而带来的阶层防控差距，也包括风险治理的地区防控差距——风险演化的时间越长，地区差距与阶层差距越明显。因此，从风险演化的长时段看，更应该关注社会风险规避能力的不平衡性。

第五， 现代社会风险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现代风险既具有风险预判的不可预测性，也具有风险治理效果的不确定性，还具有演化趋势的不可把控性。这使得前期经验只能作为风险治理的知识储备，而很难完全借助其形成现代风险治理的有效格局。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大数据生产的后真相特征、数字生产的增速与数字处理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强化了风险管控难度。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为人类源源不断地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可能形成新的风险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而数字化社会的风险，将更为明确地显示出风险感知的不确定性、风险治理的不可控性和风险变化趋势的不可预测性，这些因素合成在一起，会造成严重的市场失灵、社会失灵和政府失灵。

在城镇化与城市改造力度不断强化的过程中，社区作为熟人社会的存在实体逐渐受到陌生人社会的挑战，基于农村社区、工业社区或商业社区而形成的社会团结与社会支持，在陌生人社会的演化中难以维系。现代社会是流动性社会，现代生活方式也借助流动性而建构，一旦阻断了流动性，现代人就无所适从。尤其是那些在数字社会缺少工作能力和生活能力的人——老龄人口或者生活于老旧破小区的、没有建立起现代物业管理体系的，或者生活于缺少现代社区治理能力的小区的人口，一旦因为现代治理手段缺失或过度介入而形成社会断裂，就很难在社会断裂中建构新的生活秩序。

在基层治理中，街道和乡镇党政机关经常将行政村村委会和社区居委会建构为实际的“下级行政组织”，但其理论上应该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的收入由政府财政负担，也决定了其主要依靠政府而非居民、村民。在一般的社区行政化、体制化、编制化过程中，常态化秩序易于维持，居委会主要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居民则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满足日常生活，基本不会产生什么大的矛盾。但在应急时期，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很难有能力及时组织与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就容易引发社会失序，形成次生危机；而居民因为管制的介入，也容易将矛盾对准政府和他人。

第六，数字社会的后真相特征越来越突出，社会风险凸显建构性特征。其突出表现在，很多社会风险不是现实社会的风险，而是人为建构的风险，或者叫人造风险。比如海啸引发的福岛核泄露事件，就逐渐演化为国际性次生风险，甚至蔓延到我国一些沿海地区，造成恐慌性食盐抢购现象。这种人造风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贝克所说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为了市场私利或为了推卸责任，相关企业和相关组织机构甚至会购买某些专家的话语权，对风险的生产与再生产进行“引导性”“权威解读”，或者掩盖风险的真实来源、危害程度，或者建构风险的可能趋势，诱导大众形成对风险演化的偏误认知。

还有些人造风险，会以人类对风险的暂时不可科学认知而建构风险解读的“模糊地带”，并将风险的社会治理导入私利的获取渠道，从而大发“风险财”，有组织地制造“不负责任”的现象。基于此，贝克告诫说，面对现代风险，组织机构和所谓的权威专家不可能给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给予规避风险的正确建议。风险治理参与主体的范围不能仅由专家单独确定，而必须根据一定规则保障风险治理权限的开放性。风险治理需要形成与社会大众的互动机制，建立公开对话渠道，使社会大众了解风险治理的真实性。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的交织中，面对现代社会风险的连锁性特征，我们的挑战前所未有。也因此，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将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摆在突出位置，是我们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