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京海：从“嫦娥四号”说起——科学地解读中国学者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贡献

【内容提要】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经济学，也就是西方各国和国内的主要大学都在教授的新古典经济学，其核心是“一般均衡”理论。由于新古典体系的建立模仿了物理学，并且极其重视数学的应用，因此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科学领域里，最具科学性的学科。最近，围绕“嫦娥四号”成功发射的报道和科普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从物理学角度深刻理解新古典理论的比较通俗易懂的范例。

本文以林毅夫、胡鞍钢等学者为代表的有关“有为政府”的论述为例，通过与“嫦娥四号”相关的物理学思维的对比，试图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解读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学者在经济发展政策和理论方面的探索的普遍意义。为了便于国际学术交流，我们把对“华盛顿共识”的质疑，表述成了一系列的数理经济学命题加以论证，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新古典的源头虽然来自欧洲，而且也受到过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但最后主要还是在美国被发扬光大，并且被国际学术界和教育界广为接受。但由于被“冷战胜利”冲昏了头脑，结果美国人对自己开发出来的比较完备的经济学理论弃之不用，反而过分着谜于意识形态宣传，希望“天上掉馅饼”鼓励“不劳而获”。这个情况需要引起社会各界注意。

而且近年来，所谓“经济学不是科学”，以及类似说法的变种弥漫于学术界。这固然有对“华盛顿共识”和主流经济学者不做为的不以为然，但也的确和西方社科学者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符合科学规范的训练有关。因为一旦把自己的专业领域说成不是科学，或者好像与自然科学有很大不同，那么现实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和自己的专业能力无关，即便说错了也可以以“不是科学”的名义来推卸责任。其实这种学风是非常有害的。

我们认为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中国学者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以及建国七十年来，对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贡献，包括组织学术研讨会、开办暑期学校、和对有突出贡献的学者进行奖励。我们期望通过这一系列活动，逐渐纠正“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层面造成的不良影响，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积极参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研究，并且为国内外学者之间的合作研究起到桥梁作用。

文丨郑京海

清华大学访问教授，哥德堡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瑞典），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欧洲中国经济学会》常务主任

引  言

最近各主要媒体详细报道了中国发射的“嫦娥四号”飞船在月球背面成功登陆的消息。由于月球背面总是背对着地球，会造成飞船与地球之间的通讯困难。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之前先发射一颗“中继星”，这个中继星的位置既能看到月亮的背面，也能看到地球，从而协助完成地球与月球背面之间的通讯任务，因此被命名为“鹊桥”。那么“鹊桥”的位置是如何确定的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所谓“拉格朗日”点的概念。在这样的点上，卫星可以在地球和月球引力的联合作用下，与月球绕地球同步转动。

这个与“中继星”位置相关的拉格朗日点又被称为“均衡点”。据说经济学里的“均衡”概念也是这样来的。比如“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可以对应“供给”和“需求”。西方经济学里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说法，即“供应创造它自己的需求”，很像物理学中“反作用力来自于作用力”的表述。那么这个所谓“拉格朗日均衡点”是不是稳定的呢？天体物理学的研究显示，任何“二体”系统中都有五个拉格朗日点，而中继星“鹊桥”所在位置的拉格朗日点恰恰是一个不稳定的“均衡”点。

“均衡点”不稳定的意思是说，如果在这个点上的卫星受到外力干扰，就会偏离既定的运行轨道。我们知道早在2010年发射的“嫦娥二号”在完成了绕月飞行任务之后，就飞到了“拉格朗日”二号点的位置，也就是现在“鹊桥”的位置，然后据说是绕地球只飞了一圈儿，就偏离轨道飞到宇宙中去了。那么“鹊桥”作为“嫦娥四号”的中继星是如何在“拉二点”这个位置做到比较稳定地随月亮绕地球运动的呢？我们可以根据经济学上的做法判断，“鹊桥”恐怕是自带动力的。也就是说，虽然“拉二点”的均衡是不稳定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利用它的性质放置一颗“中继星”，只是当受到外力干扰时，卫星自带的动力可以进行姿态调整。这样，在卫星发动机的燃料消耗殆尽之前，“鹊桥”随月球绕地球的运动的轨道就是相对稳定的，从而就能在它的寿命期内为地球与“嫦娥四号”之间的通讯提供通道。这个中继星自带的发动机，在经济学中就被称作“政府干预”，确切讲可称之为“政府助力”。

“嫦娥四号”，“拉格朗日”二号点，及“鹊桥”中继星之间的相对位置

“胡鞍钢-雷默推论”与“三体”问题

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由来已久。根据西方科学的学科划分体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核心学科，新古典则是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而一般均衡又是新古典的理论核心。可见从物理学中借鉴而来的“均衡”概念对经济学有多么重要。这是西方社科界上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比较流行的说法（印象中在改开初期也传到了国内），所以有“经济科学”之说，并且在瑞典设立了“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是社会科学领域唯一享受与自然科学诺贝尔奖同等待遇的奖项。并且北欧“民间”似乎也有类似“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一说，用以同“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相对应。当然这种说法往往是人们口口相传，并不一定有比较官方的记载。而“嫦娥四号”的成功发射，到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济学是如何借鉴物理学的一个比较通俗易懂的范例。

我们最近在回顾中国经济发展政策所走过的道路时，提到了“胡鞍钢-雷默推论”这样一个具有重要数理经济学含义的命题。这个推论具体指的是，“从莫斯科共识，到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的这样一个经济政策的发展路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推论”很是整齐划一，并且似乎很好懂，如何把它和天体物理的一些发现联系起来呢？

比如，据说根据拉格朗日点的推测，科学家在太阳与木星的系统中，发现了小行星带。“胡鞍钢-雷默推论”的出现和拉格朗日点的推算，以及后来“日木”系统中小行星带的发现有很有意思的共同之处。

在“华盛顿共识”出台的十几年里，它在南美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在东欧转型国家的实践遭到了很大的挫折。于是就像科学家寻找新的天体那样，人们开始探讨有没有新的“共识”存在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引起了美国学者雷默的注意。由于中国官方和学者的低调，雷默并没有找到一个能够证明另一个“共识”存在的官方证据（其实当时的确也没有这样的文件）。但他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和推测，提出了可能存在一个“北京共识”的猜想。

雷默的“北京共识”一书，其实就是他2004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但在国际上引起了相当的反响。而胡鞍钢认为，如果说“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这个猜测为真的话，那么在“华盛顿共识”之先，应该还有一个“莫斯科共识”。而查一下国际社会主义的发展史，计划经济思想从1928年前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到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为止，达到了其鼎盛时期，所以胡鞍钢认为可以把《莫斯科宣言》看成是“莫斯科共识”的标志性事件。同时，他也指出1949年的《共同纲领》可视为混合经济的“中国创新”，后来受“莫斯科共识”影响，中国进行了一化三改，消灭了私有经济，[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创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受胡鞍钢的启发，2004年美国雷默提出“北京共识”。胡鞍钢认为“中国之路”更好地反映中国创新，因此首创了“从中国创新到莫斯科共识，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再到中国之路”的提法。综合上述情况，我建议把“从莫斯科共识，到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这样一个经济政策的发展路径命名为“胡鞍钢-雷默推论”。

“胡-雷”推论的出现，与天体物理学家根据“拉格朗日点”的存在来推测“太阳-木星”系统中，小行星群存在的方法是很相像的。雷默提出“北京共识”的时候，应该说还是需要一点儿勇气的。如果仅仅依靠闭关书屋式的推理，恐怕是做不到的。“北京共识”一书成文过程中，雷默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访问，并且与国内主要学者包括胡鞍钢都有深入交流。相信在国内期间，他同时也亲眼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他提出“北京共识”的时候，虽然内容还不够丰富具体，但似乎是预期可以找到实证依据的。而胡鞍钢的看法是，如果存在“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话，那么在华盛顿共识之前也应该有一个“莫斯科共识”，其标志性事件应该是1957年发表的《莫斯科宣言》，之前还有《共同纲领》的中国创新。如果这个提法是有重要文献依据的，就形成了经济学中的一个“三体”问题。

另外“华盛顿共识”只让人们看到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强调竞争市场的一面，但却似乎刻意不提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干预的重要性的一面。雷默就像一个在地球上的好奇的少年，在“华盛顿共识”屡战屡败的情况下，想知道“华盛顿共识”的背面是什么样子。而胡鞍钢的“莫斯科共识”的提法，就像是在“华盛顿共识”的背面放了一颗“中继星”，使得人们看到了新古典框架也曾经有强调政府干预或者政府助力的一面。

经济学中的物理学思维 ——“林毅夫-温铁军悖论”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学界受所谓“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开始背离“科学”的轨道，有日益将经济学命题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其中最具广泛影响的表述，当属“华盛顿共识”，并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而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对“华盛顿共识”的科学性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质疑。

林毅夫曾经几次提到，貌似属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华盛顿共识”解释世界“头头是道”，但为什么改造世界却“苍白无力”。按说，一个理论如果可以天衣无缝地解释世界，也应该能在改造世界中起作用，这跟物理学化学没有什么区别。温铁军在他的政策实践中也注意到西方主流经济学文献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他的问题是，如果华盛顿共识是对的，那么就无法解释一些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不如中国成功。由于这个奇怪的现象十分令人费解，我们暂且称之为“林毅夫-温铁军悖论”。

陈平在一篇文章中质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时也指出，根据物理学的学术规范，一个经济学理论如果是正确的，必须在现实中能够得到验证；如果理论本身就错了，无论人们在现实中多么努力，也无法得到证实。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如果“华盛顿共识”错了，它在逻辑上恐怕也有谬误，要么是前提假设错了，要么是逻辑推理的链条有断裂。

在谈到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的“中国崩溃论”的时候，林毅夫注意到的这个奇怪现象其实是隐藏在华盛顿共识”里的“政府失灵”假设而引起的。当有人低估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的时候，当然就会预测中国经济迟早会崩溃，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总之，总有一天会崩溃。那么试想，如果这些人修正他们对中国政府的看法，他们就会放弃所谓的“中国经济崩溃论”。

其实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应该是指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具体来说是指美国博士资格考试当中的“三件套”，即《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另外还有一个“经济计量学”）。虽然“华盛顿共识”打着提倡市场经济的旗号，貌似具有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依据，但它的“政府失灵”的假设却是与新古典理论相矛盾的。

因为“政府失灵”的说法，首先就会使《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理论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失去意义；另外“政府失灵”的说法抵消了《微观经济学》中“市场失灵”概念的意义，因为政府干预本来是用来矫正“市场失灵”的，它是一个逻辑上自洽的理论体系；如果两种失灵同时存在，新古典理论也就不复存在了；而《产业组织理论》的政策含义，主要讨论的是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如何反垄断、鼓励竞争，以及如何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的正常的发展，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

这样，当我们把“政府失灵”放入新古典框架的话，就会造成整个现代经济学体系的崩溃。这是因为在新古典框架下，无论是反垄断、还是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的修正等等，都需要政府的作用。当假设“政府失灵”的时候，由谁来推行反垄断的工作，或者由谁来修正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呢？即便是“机制设计”也总得需要有人来出面组织。如果私营企业可以代替政府的角色，那么我们还需要假设私营企业的活动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社会福利，那私营企业就变成了慈善机构，与新古典关于企业是牟利的基本假设背道而驰。所以这样假设下去的话，新古典体系从逻辑上讲就会不复存在。

我们实际上可以说，这个代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所谓“政府失灵”的假设应该被称之为“华盛顿谬误”。

另外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在上面的分析推理中也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一般均衡模型的原始蓝本其实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范式。它虽然假设消费者是自私的，企业是牟利的，但在竞争市场情况下，斯密猜测其结果会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为了在数学上证明斯密的这个猜测是有意义的，数理经济学者在十分苛刻的条件下才证明了一般均衡模型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这和天体物理学中，采用数学方法来寻找拉格朗日均衡点的做法是一样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均衡点找到后，它和拉格朗日均衡点一样也有个稳定性的问题。“拉二点”的不稳定性质，使得科学家必须考虑给中继星“鹊桥”加装动力；而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解容易受到市场结构变化的影响，使得台湾当局在土改后，政府必须规定土地不许买卖（这个原理自古有之，比如汉唐时期土地就不许买卖）。因此，为了维护一般均衡系统的稳定性，“有为政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因此“林毅夫-温铁军”悖论其实又是一个物理学思维在经济学应用中的典型案例。就像“胡-雷”推论一样，“林-温悖论”的重要性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可控实验与经济学理论的“不完备性”

“政府失灵”的说法在有些发展中国家也比较流行，其中的潜台词往往是，美国政府恐怕比其他国家的政府要好些（要灵一些）。但如果我们现在用“the collapse of the united states” 作为主题词用谷歌引擎在网上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美国崩溃论甚嚣尘上。这在二三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只有中国崩溃论，哪有什么美国崩溃论。所以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可能是十分危险和有害的。它的问题的集中爆发可能也就在三五年内，波及面有可能会很广泛，世界各国都需要早做准备（而且也正在做准备）。那么作为学生和学者就需要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的衰落是不是与他们把经济学和相关社会科学理论搞错了有关？

我们知道，国民党1949年退居台湾后，才有机会实行了土改，从而为后来的工业化和经济起飞，提供了一部分原始资本积累。据说，国民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在大陆时就懂得需要实行土改，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实行，结果在对解放区发动的内战中遭到惨败。这就是一个正确的理论其实是可以指导正确的实践的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大陆改革开放之前，单一的计划经济体系的确有不少优点，但它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各种原因，大陆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一些干部和学者虽然知道需要搞市场经济，但一直没有办法改变当时的经济政策。后来的改革开放，其实也是有理论根据的，当时的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如饥似渴地在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事实证明，现代经济学理论关于混合经济的提法是正确的，而且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的。

第三个例子就是前苏联的解体，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实践，几乎是完全按照计划经济理论的教科书来实行的，最后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前苏联又根据错误的“休克疗法”来进行改革开放，结果进一步陷入了泥潭。这三个例子里面既有正确的理论导致正确的实践的例子，也有错误的理论导致错误的实践的例子，说明经济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容忽视。那么这次美国似乎也没能例外，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已经日益把美国经济引向了崩溃的边缘（其实08年已经崩溃了一次了）。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上面的这些例子里，其实隐含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数理经济学命题，即如果经济学理论是前人经验的总结，那么理论总是不完备的，因为理论无法总结没有经验过的事情。类似土改这类事情，中国历史上早就经历过无数次，中国古人有相当成熟的关于土地过分集中危害性的认识，而且台湾土改后土地不准买卖也是有先例的，比如汉唐时期都规定过土地不许买卖。而计划经济在当时的前苏联，属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计划经济理论不完善也不是完全不可以预料的。而冷战时期，美国以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为核心的混合经济理论，在总结了东西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方面的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前苏联计划经济理论的相对优势。因此，按照新古典混合经济理论实践的美国经济，较好地处理好了国家安全需要与民生之间的矛盾，在冷战中胜出应该不是偶然的。

而美国冷战后，似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把它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开始背离混合经济的道路，甚至背离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任凭金融寡头垄断资本做大，最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从理论上说，这些年被美国有关方面热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是对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混合经济概念的倒退，它错误地总结了冷战经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的实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天到晚炒作中国崩溃论，拒绝将中国实践纳入理论中去，走到今天这个尴尬的境地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可以说，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学者所采用的混合经济理论（即新古典）已经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构成了“代差”。中国学者能够清楚地知道美国经济会发生什么，而美国学者几乎无法理解中国在发生什么，并且也无法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经济学理论正在把美国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

崔之元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陈锦华的回忆录中说，“撒切尔夫人当面和邓小平和江泽民都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是不成立的，只有资本主义才可能有市场经济。江泽民连夜打电话给陈锦华，说一定要给撒切尔夫人解释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锦华连夜召集体改委理论局的江春泽等人开会，有人提出，西方经济学的市场效率概念是意大利思想家帕累托发明的，而帕累托还写了三卷本欧洲社会主义史，这说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词搁在一起，肯定不会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否则帕累托为何同时写这两个主题呢。”

如果撒切尔夫人还活着的话，当人们告诉她，其实根据西方现代经济学（新古典）对市场经济概念的正确定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的时候，不知道她会怎么想。而且谁会想得到，一个简单的概念错误，可以与危及全球经济的美国金融危机有关。

上面这个例子充分说明，由于经济学无法像物理学那样进行可控实验，它在理论上的不完备性问题往往比物理学要严重许多，因此科学的思辨能力和对经济思想史的了解极为重要。不是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都有这方面的能力的。不管是美国人说的还是英国人说的，只有采取科学的态度，才不会犯原则性错误。在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应该不过分地说是“国际公认”的。但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没有“人云亦云”，而是根据自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结果若干年之后，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是符合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这样一个对中国制度选择的科学的认识，不夸张地说，奠定了改革开放得以成功的理论基础。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经济学

这些年美国人通过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把新古典体系搞得一团乱麻。新古典框架实际是重视政府干预和反垄断的，比如《产业组织理论》作为新古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博士资格考“三件套”之一，就是这个道理。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给人的印象却是，新古典只强调市场作用（有“一般均衡”模型为证），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而且“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冷战时期西方教科书中，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相提并论的历史误会。因此我们不妨把这个误会称之为“华盛顿第一谬误”，而把“政府失灵”的说法称为“华盛顿第二谬误”。由于这些荒谬的说法无法自圆其说，导致学生听不懂主流经济学的课程。本来“一般均衡”概念从大学本科，甚至高中就应该给学生通俗地讲解的，结果学生其实到了大学高年级或者研究生才真正有机会接触，但这时这部分内容已经被高度的数学化了，而且往往老师也搞不懂所教内容的经济直观含义。像结合“嫦娥四号”这种机会，来解释“一般均衡”概念，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将主要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教学大纲中剔除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课程，结果导致新古典教学一方面与现实脱节，另一方面割断了理论与历史的联系。这样的教学大纲，似乎忘记了理论是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对经济学理论来说，因此给学生学习和理解现代经济学造成了极大的困扰。随着“新自由主义”说教和“华盛顿共识”在实践中一次一次地失败，包括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股“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说法也流行了起来。那么对于习惯了美国人的这些说法的人，即使一些中国学者提出的不同于美国人的理论和政策是对的，也很难被接受。

美国的学科划分中有所谓基础学科，它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三大分支。有它们构成综合性大学中的三大学科支柱的说法。简单地说，自然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自然界的学问，而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的学问。它们其实都属于广义的科学的范畴。特别是经济学，它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一定要具有科学性，所以它模仿物理学和采用数学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人似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可以不顾经济规律地胡来。结果造成了今天在财政上四处乞讨，这样一个尴尬局面。

经济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遵循客观规律的，这其实也是新古典采用物理学方法的一个正当理由，所以有人也批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是机械论模型。但这同时又是它的一个优点。“嫦娥四号”以及“中继星”的例子为什么和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概念吻合得这么好，就是因为新古典采用的是数学和物理方法，把经济体看成了一个物理系统。虽然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但我们知道经济运行中有许多要考虑的因素都是物质的，比如基础设施，消费品的生产，运输等。

所以经济学以及相关社科学科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当我们面对社科问题当中的科学性这一面时，我们当然会倾向于尽量采用与自然科学相同或者接近的方法。因此，即便在社科领域，真理也往往是在少数人手里。而且有可能更为甚之，因为这些年可能是由于西方学术界的影响，社科领域也有不相信科学的风气。

那么把社会科学说成不是科学对美国人有什么好处呢？其实，长远来讲是有害的。但短期内，他们有他们的考虑。比如，如果我们说社会科学也具有很强的科学性的话，那么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人都要尊重科学，而不是美国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更何况，由于自然科学源于西方，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往往把美国当作科学的化身。所以总体上说，冷战以后，美国人的确不太在意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因为他们说什么总是有人会听的，不管科学还是不科学，不管有道理还是没道理。

那么我们再看看国内外那些研究自然科学和做工程的中国老师们是怎么做的。首先他们一般不会认为美国说的就是对的，而且他们有自己的实验手段和证明方法来判断是非。据说国内研究暗物质的老师在《自然》杂志上发一篇文章的话，需要向国家申请发一颗卫星。就是说，要发一颗专门为这篇文章而发射的卫星。所以可想而知，搞自然科学研究的中国老师们根本用不着听美国的，而是要通过自己的科学手段来判断对错。

相信“社会科学不是科学”的老师和同学也是对自己的专业不够认真。比如，社会科学有没有标准？如果没有标准的话，谁说了算呢？这样学者们就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中国老师之间如果达不成共识，就只好听美国人的，因为他们控制着所谓顶级学术期刊。还可以听哈佛的，耶鲁的等等，因为他们是名校。那搞社会科学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不就失去了独立性了吗？

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有一个优点，这个优点就是，如果掌握了其中的数学物理方法，任何一个同学或者老师都可以独立地判断一个数理经济学命题的对错。再加上掌握了一定的可信的数据，综合理论和经验，也会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当然，由于这类方法比较难掌握，所以有这种能力的同学和老师也不是大多数。因此在经济学领域，“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也很可能是一个事实。

美国这些年政治、经济、社会的衰落其实也是科学精神的衰落。一方面，中小学教育对数理化的教学极其忽视，基本上是一种愚民式的意识形态宣传。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以及研究生教育领域，对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专业感兴趣的西方本地学生也越来越少（当然这与制造业的移出不无关系）。有个笑话说，美国有个名牌大学的物理系，不但老师是中国人，而且学生绝大部分也是中国学生或者华裔，所以上课时老师其实可以讲中文。

新形势下如何改善新古典教学

新古典经济学基于消费者、企业，以及政府的行为假设，推导出了一些与人们经验相符的有意思的结论，并且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虽然新古典体系本身也存在不少局限性，但也是迄今为止相对来说最有效的理论体系。

尽管如此，由于强调数理上的严谨，如果在现实中机械地应用新古典框架，往往会造成误会。比如“华盛顿共识”就机械地把含有私有企业的新古典理论当作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其实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更加贴切的名称应该叫“新古典社会主义经济学”，因为它的一个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研究如何通过市场经济的办法以及适当的政府干预，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也就是国内有学者常讲的，是一种“经世济民”的学问。英文的“经济学”一词，翻译成瑞典语叫做“国民经济”，很有些“经世济民”的意思。

在教学中，正如文一曾提醒过的，需要注意新古典是一个十分机械的框架，它把很多东西都抽象了，简化了，把有生命的东西看成是无生命的东西，可以与实际相去很远。但同时它也便于统一概念的定义，然后进行按部就班的学术讨论。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有些时候，如果情况容许的话，应用新古典框架可以有效地得出有意思的结论。国内外大多数学校里教的新古典都有误解。尽管教授的技术细节大同小异（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但基本上很少有老师能够讲明白一般均衡理论，或者老师自己也并不理解一般均衡到底如何与实际相结合。

钱颖一在谈到如何理解现代经济学时指出，新古典框架提供了多个“参照系”或“基准点”：“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

因此，新古典在很多情况下的作用并不是直接被应用到具体的研究对象上。比如新古典框架可以有三方面的应用，基本上都属于间接的工具：一是可以准确简单地定义概念；二是用于效率度量的参照；三是作为验证次级理论逻辑一致性的工具。

比如从效率度量来说，新古典采用边际定价模型的目的不是去指点企业家如何在市场上出价，而是作为政府管理人员对市场运行效率的评估工具。就是说公共管理人员可以事先根据新古典模型计算出理论上可以达到的效率值，然后再去收集数据，算出实际的效率值，看看实际和理论差多远。模型好用的话，就继续用下去，不好用的话，想办法改进模型，实在改进不了了还可以根据应用失败的经验开发新模型。

再比如，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可以被看作是新古典的一个次级“理论”，因为它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的确来自于新古典，比如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企业私有化、宏观稳定性等。但有意思的是，它在里面加入了“政府失灵”的假设。那么当我们把“政府失灵”的假设再代回到新古典框架里去的时候，发现它会使得整个新古典系统崩溃。这样我们就知道，“政府失灵”的假设是荒谬的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华盛顿共识”解释世界好像很管用，而改造世界却苍白无力。因此在新古典框架下，“政府失灵”的说法原本就是个“伪命题”。

另外，经济学中，基准点的说法也同天体物理中“拉格朗日”均衡点的概念有相似之处。其实尽管“鹊桥”加装了动力，但它实际上只能围绕着均衡点按照某种轨迹运动，而不是静止不动。比如我们可以将竞争市场作为一个均衡点，但实际上一个经济体总是有偏离竞争市场，而转向垄断市场的趋势。就像中国古代历史上，比如汉唐总是以耕者有其田开始，并且规定土地不许买卖。但当中央政府的监管失控时，大规模土地兼并就会发生，导致贫富分化，阶级矛盾加剧，引发农民革命，最后导致改朝换代。所以新古典框架给“有为政府”的理念留有充分的发挥空间。它知道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政府的角色，但并不总是知道政府具体来说该如何发挥作用，而是容许各国依照自己的国情形成自己的模式包括“中国模式”，“美国模式”，以及“印度模式”。

再就是新古典教学需要强化有关“一般均衡”概念的讲解，有条件的话，应该从高中的经济学入门课做起。一般均衡的意思是，在一个经济体内，只有各个市场达到竞争均衡才算均衡。只有一个市场达到竞争均衡，叫局部均衡。那么经济系统如果无法达到一般均衡，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像“拉二点”的“嫦娥二号”那样飞到宇宙中去。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框架是需要在一个经济体中，把竞争市场和非竞争市场分开的。那么即便假设竞争市场都达到均衡了，非竞争市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仍然会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来讲，这种不均衡状态也会影响到竞争市场的均衡，最后导致经济系统的崩溃（这在许多国家都发生过，包括2008年的美国）。所以经济系统和天体物理系统在这一点上也有相似之处，经济失衡的时候，需要额外的力量做调整（政府干预）。而且经济系统某个看上去不重要的小的局部失衡，可能导致大的全局失衡，也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或者说是陈平研究的“经济混沌”现象。

不久前在北大的“中国百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论坛”，有的分论坛的院长们提到目前国内经济学院的教学中，新古典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被划分成互不相干的理论体系，没有交集，比较令人困惑。所以我想也许可以以“胡鞍钢-雷默推论”为总框架，以一般均衡概念为切入点，组织编写一部经济学简明补充教材（大学本科），把新古典和计划经济思想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讲清楚。这样就解决了目前两个理论体系被人为地割裂的问题。比如在讨论“莫斯科共识”时，可以通过兰格模型把计划经济思想，一方面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与新古典联系起来。而在讨论“华盛顿共识”时，可以引入“林毅夫-温铁军悖论”，把新古典和“北京共识”以及“中国之路”联系起来。

如果将“胡鞍钢-雷默推论”的逻辑链条扩展，向后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斯密，然后再后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古代商务思想，比如范蠡总结的价格趋于均衡点的规律，我们不妨称之为“范蠡法则”。当然还可以把一般均衡概念和“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以及“小康社会”联系起来。中国古人的这些提法应该从渊源上都早于西方十八世纪发展出来的一般均衡概念。我想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以“一般均衡”框架为核心的经济哲学思想发展轨迹，对学生学习和理解传统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两套体系会有很大的帮助。

西方经济学本科教科书通常是不大提一般均衡概念的。这实际上为学生后来进一步学习和理解整个新古典体系造成很大困扰。国内如果从经济学本科一年级就按照“胡-雷推论”的框架来介绍一般均衡及其相关概念，并联系中国古人的经济哲学思想以及商务思想，同时明确新古典其实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这样国内的同学从起跑线上就可以接受领先国外的同类经济学教学。而且这样的教材，除了提到西方人的名字，还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名字和贡献，从而逐渐改变现代经济学教才以西方为中心的局面。这对增强青年学生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会有所帮助。

另外与一般均衡概念相联系的“经济民主”概念是与“天下为公”和“耕者有其田”的理念极其一致的。它们同时又可以与传统政治经学中的“国体”概念相关，对学生深入理解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以及合理性会有帮助。

结  语

只有比较正确地理解了新古典，我们才能比较深入地了解林毅夫、胡鞍钢等中国学者对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贡献在哪里，以及他们工作的重要意义。还有一种简单的说法也比较通俗易懂，就是新古典可以理解为“古典经济学思想的数学化”版本。比如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范式，经过第一轮数学化，产生了兰格的新古典（一般均衡）计划经济模型；经过第二轮数学化，阿罗和德布鲁发展了新古典一般均衡（市场经济）模型。而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胡鞍钢的“中国之路”理念、以及陈平的代谢增长理论，乃至复杂系统科学思维，可能会为新古典框架带来第三轮数学化。

经济学的数学化是从公理化开始的，就是说，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基本假设基础上的，这很像物理学的做法，其目的是使得经济学看上去更具“科学性”，这也是所谓的“经济科学”诺贝尔纪念奖的由来。国内的“孙冶方奖”也被称作中国的“经济科学”奖。

另外，经济学模仿物理学的地方是希望定义的每一个概念要尽量能在实际中找到对应物，找不到直接的对应物，也需要能根据数学推导与实际数据相联系。这就导致有些比较基本的经济学假设会尽量与人的直观相近，如果不能百分之百接近的话。当然，经济学与物理学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是无法像物理学那样进行可控实验，用以证明假设在现实中的存在。所以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史很重要。幸运的是，这次“嫦娥四号”的成功发射，以及相关的报道和科普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从物理学角度，深刻理解新古典理论的难得机会。

另外，有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假设看上去也比较极端。而这类“乌托邦”假设一方面数学上比较好处理，另一方面也往往能够得出经济学家想要的结果。比如阿罗-德布鲁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为了得到均衡解，需要做一系列的“乌托邦”假设，比如纯粹的竞争市场，人人都有一个小企业，进出完全自由，没有信息不对称等等。那么最终得到的，当然会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结果，即“社会福利最大”。需要注意的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为我们提供的只是“参照系”和“基准点”，它要求较高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才能把新古典的潜力发挥出来。如果在现实中机械地应用新古典框架，往往会造成误会。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荒谬，就可以看成是一个片面地生搬硬套新古典框架中，某些结论的典型案例。它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结构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垄断性，如果没有政府的监管，一般均衡模型中的竞争市场就会不复存在。所以即便是搞市场经济，适当的政府干预也是必要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或者是不可缺少的。

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经济学者错误地把新古典的一些结论，忽略其成立的前提假设，拿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而林毅夫、胡鞍钢等则认为要两条腿走路，既要让市场发挥作用，也要鼓励政府在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有所作为”。所以这两种观点谁对谁错应该是很清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古典本身并没有错，错的其实是“新自由主义”思维。而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本身就是建立在新古典基础之上的，综合应用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模型，以及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垄断市场模型的结论。胡鞍钢的研究所用数据很大一部分属于新古典数据，但他又对数据中存在的问题也比较注意，主张根据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洋”。

因此，科学的思维乃至物理学思维，在经济学研究中是很重要的。新古典不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它是国际的。但新古典框架距离实际情况往往还有相当的距离，它只是给出了“一个参照系”或者一些“基准点”，这是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应用性强的理论。就像高铁技术是普适的，但中国的高铁可以有自己的模式。

目前“反智主义”，“学术虚无主义”，以及“不可知论”已经成了社会上乃至社科界普遍的风气，所以美国的衰落恐怕是无法挽回的。这样的国家如果继续充当世界的领导，其实是很危险的。这就像是一个不合格的机长，会危及飞机上全体乘客的安全。“华盛顿共识”为害世界二十多年，美国主流学术界基本上没有到位的反思。这部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另外也和业务水平有关。由于科学训练不足，美国不少社科学者，基本上只会重复政治口号，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所以他们也没有能力识别像“华盛顿共识”那样的隐藏的比较深的谬误。这里面有两条教训需要吸取，一是经济学者普遍缺乏学懂微观经济学所要求的数理基础和社会实践，二是本科低年级教学忽视一般均衡概念的学习，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经济学（新古典）模仿物理学的精髓之处。前苏联的解体与实行单一计划体制不无关系，理论根据就是官方的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模型。那么美国的衰落，如果寻找经济理论上的原因的话，应该可以被归咎于对新古典理论缺乏科学的理解。其实不光是美国人，冷战结束后，恐怕世界上多数经济学者最初也没有想到，违背经济学一般规律，那怕是美国人也会导致如此的恶果。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中国学者对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贡献，包括组织学术研讨会、开办暑期学校、和对有突出贡献的学者进行奖励。本文把中国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和“华盛顿共识”的质疑，表述成了一系列的数理经济学命题，以便国际学术交流，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这些命题一开始不一定百分之百地准确，但需要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并且不怕引起争论。而且引起争论的话，反而是好事，这也许能够激起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研究的兴趣。这样也可以使中国学者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上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得到彰显。

随着国际上对中国发展道路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我们要不失时机地向国际社会介绍这些中国学者的重要贡献，为在学术界进一步探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发新的经济发展理论，起一个带头作用。而且国庆七十周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

“华盛顿共识”荒谬地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错误地滥用“政府失灵”的假设，给学界和广大的青年学生正确应用和理解现代经济学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许多西方学者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这些谬误却浑然不知，这是需要大家深刻反省的。

为了引起进一步的讨论，我们还希望能够以适当的方式鼓励学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做一些有关“胡鞍钢-雷默推论”、“林毅夫-温铁军悖论”、“华盛顿第一谬误”、“华盛顿第二谬误”，“政府失灵不可能定理”，“经济学理论的不完备性证明”等方面的经济学研究和数理经济学研究。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对最近二十年来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从纯学术的角度进行“清算”。而且在这方面，我们也许还可以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另外我们还计划以《欧洲中国经济学会》的名义，起草一份《欧洲中国经济研究院》教学大纲。这个研究院最初会以《欧洲中国经济学会》暑期学校的形式，会同国内和欧洲的有关院校定期不定期地举办研究生短训班。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借这样一个平台，向国际学术界，重点介绍中国学者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以及建国七十年来对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所做的贡献。我们期望通过这一系列活动，逐渐改变“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层面造成的不良影响，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积极参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研究，并且为国内外学者之间的合作研究起到桥梁作用。

[①]详细分析参见胡鞍钢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