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之乱谁之过？德籍阿裔女记者闯IS大本营回忆录

阿拉伯裔德国女记者Souad Mekhennet的自传性回忆录《I was told to come alone》，记载了她从2003年到2017年，出生入死采访基地组织的种种。Souad出生于1978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前夜。她的父亲是摩洛哥逊尼派，母亲是土耳其什叶派。

Souad在德国出生，自幼浸染多种语言文化。特殊的背景赋予了她消解穆斯林教派以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张力的可能。千年积淀的矛盾非但没有擦枪走火，反而让她更能切身理解两大文明。

911以来西方的介入，使本就复杂的中东混乱不堪。大量穆斯林在过去二十年逃到欧洲，对原有生产生活秩序造成破坏。而移民二代虽然出生成长在欧洲，但大多自认“二等公民”，艰难在西方和穆斯林世界寻求兼容。

原住民觉得，穆斯林移民带来的麻烦，远超其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好处。久而久之，穆斯林用“西方歧视论”，“西方痛恨伊斯兰教”，“只有caliphate能够拯救世界”回应西方社会的反感。温和的伊斯兰教开始激进，移民二代用恐怖袭击表达愤懑。伊斯兰国则是对美国和西方社会的极端回应。

“恐怖主义”在中东特殊的语境下，有了不同的定义。圣战者认为，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分子。奉行双重标准不说，还搞乱了中东原本由强人维持的政治平衡。自杀炸弹、恐怖袭击伤人害命，可比起美国搞出的几场战争来，还不是小打小闹？中东乱了，难民逃到欧洲，欧洲政府不堪其扰。可这些政府有几个没有参与美国发动的战争？

身为精通阿拉伯语，熟悉伊斯兰文化的女性，Souad拥有采访中东的一切便利。若非如此，她再勇敢，可能也无法得到某些独家专访。然而她也时常被身份所扰。有一次，如果不是机警地和男同事换了酒店房间，她就差点被当地酋长强奸。不止一次，基地组织头目向她示爱，表示想娶她为妻。可她知道，这些人不过是把她看成玩物和装饰。

作为记者，她是成功的。然而为之骄傲的经历，却成为了婚姻路上的障碍。作为穆斯林，她一直觉得自己会和一位有相同背景的男性结婚。她渴望婚姻和孩子，所以注册相亲网站，不拒绝同事做媒。可那些男性，大多数直接被她的经历吓跑。有些进行了初步沟通，表示喜欢强势、聪明、智慧女性的，在知道了她勇闯“恐怖分子头目大本营”后，也不了了之。

她自问，为什么人们只能看到她光鲜的一面，无法想象她也会做饭、打扫屋子、喜欢穿漂亮衣服去逛街。困惑之后，她全心全意的回到工作中，寻找认可和平静。

以下，分享对恐怖战争、伊斯兰国、逊尼/什叶派的冲突、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美国/西方插手中东、强迫推行民主等问题的看法。

1、关于伊拉克。911之后，有位美国的受害者家属质问作者，为什么中东国家的人这么恨我们，我们竟然一无所知？自此全世界记者频繁出入伊拉克。作者形容2003年的伊拉克，基础设施良好，完全不像发展中国家。

伊拉克是以什叶派为主的国家。作为逊尼派，萨达姆是少数统治多数，因此希望世俗化国家，政教分离，淡化宗教影响，保护少数利益。美国推翻了所谓的“暴君”，伊拉克对女性的穿着要求日益苛刻，伊斯兰化程度不减反增。

阿拉伯国家，因为宗教信仰，有较为强烈的共同体意识。美国人强销民主，在中东的接受程度至多一半。有人接受西方的核心价值说，也有不少生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皈依虔诚的伊斯兰教法，主动跑去叙利亚，参加圣战，或自愿嫁给IS士兵为妻/妾。

 2、边缘者的恐慌。如果不是富贵人家，第一代欧洲国家的中东北非移民，对从事体力劳动没意见。他们希望多挣钱、盖房子、接济乡里，证明自己“混出来了”，在融入新社会上着墨不多。在两种文化边缘成长的第二代，通常对认识自己有重大困惑。“两边不是人”使其难以回答“我到底是谁”这一人生根本命题。欧洲恐怖袭击者中，穆斯林背景移民二代的身影不足为奇。

值得注意的是，有极端思想的不一定穷。有些条件不错，能上私立学校，但同样缺乏家庭的关爱以及社会的认可。同为成长在欧洲的穆斯林二代，作者回想自己小时候，每当受到歧视时，总有好心人拉她一把。她有理解她的父母，受到了良好教育，从事了愿意穷其一生奋斗的职业。可是这些人呢？她和他们说，社会不公不是拿起武器的理由。得到的答案是，即便想自强自立做出成绩，在整体社会氛围下也难有自信，因此不相信奋斗能出头。社会对穆斯林的反感、歧视、轻蔑令人窒息。

3、《古兰经》的抗辩。作者有个朋友的外甥，从法兰克福跑到叙利亚，想去加入伊斯兰国。作者参与到营救孩子的行动中。他们找了个从事去激进化工作的人士。该人告诉他们用《可兰经》进行论辩。先跟孩子的上线说，“伊斯兰教重视家庭责任，你们在没有经过家长允许的情况下，把孩子骗走，已经是罪过。”

这招并不好使。他们接着说，你的妈妈现在病了。这句半真半假。孩子的妈妈没有真病，不过因为孩子去加入圣战，精神状况不稳定。这招也不管用。最后，他们要求安排妈妈在孩子从叙利亚转入Caliphate之前再见一面，并把见面地点选在土耳其。圣战者当然不同意这种安排。

他们说，孩子的妈妈和姑姑是两名女性。根据伊斯兰教法，两名女性不能跟着陌生男人去陌生的国家。孩子有义务最后见见母亲，而不是让母亲去找孩子。这一招奏效了。在孩子下飞机进酒店的时候，孩子的父亲联系土耳其警方守在外面。孩子平安上了飞机回到德国。一年多以后回归正常生活，不在沉迷宗教，重新交回了女朋友。

4、对“民主”的理解。没有民主传统的地区，嫁接上民主制度，能不能开花结果？作者以巴林做例子。巴林1971年独立前是英国的保护国。什叶派占多数，逊尼派掌权。阿拉伯之春时，逊尼派的领袖被赶下台，什叶派要求增大政治声量。什叶派看来，民主是“多数人的暴政”，意味着可以当家作主。这种想法不仅在一般民众之间流行，在反对派领袖身上也是一样。作者感叹这无非是借“民主”进行教派斗争。

5、叙利亚假护照。欧洲难民问题，随着中东局势恶化。意大利右翼政党上台，默克尔在这一任期后下台，与此密不可分。作者曾就难民问题赴奥地利采访，发现来自阿拉伯世界各国的难民鱼龙混杂。有些是真正的难民，更多因为经济原因，混进队伍，想到欧洲分一杯羹。还人竟然认为，到了欧洲以后，政府能提供免费的吃住，有清闲的工作，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很多难民有意销毁护照，或有效身份证明文件，佯称来自伊拉克或叙利亚。叙利亚护照在黑市成了抢手货。真正来自伊拉克或叙利亚的难民，很多也没有身份文件。有些在黎巴嫩或约旦的难民营呆了几年，有些是基地组织或类似的军事及准军事组织的成员。其相互之间的怨嫌虽然深刻，可在远离战乱的问题上诉求却是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