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以安倍之死为喜是大义，有人悲伤是小礼

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对此事中国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态度是大众的，认为是值得庆贺的好事。另一种态度，以澎湃新闻驻日记者曾颖为代表，在报道此事时，她极度悲伤，如丧考妣。那么哪种一种态度是合理的、正确的？

答案是：应该从“小礼”和“大义”两个层面看，悲伤的态度是“小礼”，庆贺的态度是“大义”。

中国是义理文化，更通俗地说，是讲理的文化，义理、理是中国文化、文明的核心。“义理”、“理”是什么？就是共识，不是小共识，而是大共识。何为大共识，就是所有时间所有人的共识。

所以，义理、理也是“公”，与之相对的就是“私”、“私见”，私见、自私就是违背义理的、违背公的。

何为“大义”，就是真正的“公”？何为“小礼”，就是“公”的程度要低，包含着私。或者只知形式化、教条化的礼义，而不懂这些礼义背后的义理，知其形而不知其实。中国重大义和轻小礼，而鄙视“知小礼而无大义”的人和社会。

日本作为一个文明和国家，尽管长期受中国义理文化的影响，但是却只学到了一个皮毛，只知“礼”的形式，而不知支撑礼的“义理”，即知礼而不知理，“知小礼而无大义”。所以从本质上看，日本还是缺失义理的，不知理，属于蛮夷的范畴。

所以，在19世纪中国和日本同样遭遇西方的侵略，但是对西方的认知却截然相反。中国将技术和文化制度分开，认为西方技术先进，但在文化制度上却是蛮夷的，是不知义理而只知利益的，因此依然将西方归为蛮夷，并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

日本却陷入实力决定论、技术决定论，认为西方之所以技术先进，就是因为文化先进。中国之所以技术落后，就是因为文化落后。所以，主张不仅技术上要西化，在文化和制度上也要西化的全盘西化，这就是所谓的“脱亚入欧”。

在对西方的认知上，中国之所以一开始能够将技术和文化分开，认为技术先进、文化蛮夷，根源在于，中国所秉持的是义理思维，也是义利之辨的思维，所以很容易能够不被表面的技术、经济发达所迷惑，看到其缺失义理的本质。而日本自身本来就缺失义理，不知义理为何物，更不可能有义理思维，不可能义利之辨的思维，所以，只能看到西方技术发达的一面，而看不到其缺失义理的一面，于是就认为，西方不仅技术发达，文化也发达。

基于这种认知，日本开始执行”脱亚入欧“、全盘西化，在技术上实现发达的同时，文化上也变得象西方一样坏，甚至比西方还坏。他们陷入了极端的侵略主义，即军国化的法西斯主义。并且选择中国作为其主要侵略对象。

二战后，日本战败，作为成功“脱亚入欧”的国家，它选择做美国的忠犬。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对抗加剧，日本也像美国的看家狗一样对中国呲牙狂吠，安倍晋三的言论就很好地体现这一点。

总而言之，日本是一个知小礼而无大义的蛮夷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以义理为内核的义理国家。日本是义理的破坏者，而中国则坚韧不拔地做义理的践行和捍卫者。

因此，不仅安培晋三之死，日本日本发生任何的不好的事，都是合乎大义的，都是值得庆贺的好事。悲伤的，只是小礼。

所以，中国大众的对安倍晋三之死的喜悦合乎大义，而澎湃新闻曾颖之流的悲伤只是“知小礼而无大义”的小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