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字当头还是德字为先，在复杂多变的朝政下，皇帝的选择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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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齿铜牙纪晓岚》 清官和能吏
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有这样一句评价主人公方鸿渐的话，即“你是一个好人，但全无用处”。这句话其实也可以放在许多官员身上。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历朝历代选拔人才的方式不同，但对其标准却逃不过“德”、“才”二字。能够德才兼备方为能人、强人。但俗话说清官难做，许多官员自身能力不足，但却以“清官”著称，他们或真的是没有能力，或希望通过“清官”二字为自己保驾护航。在雍正年间，雍正皇帝对人才的认知与常人不同，他大刀阔斧地提拔任用大量底层官员，这些人有大能，但在才行方面却有缺陷。而透过雍正的选官标准，也可以看出清代用人之变化。
《围城》男主方鸿渐
一、要德还是要才
对于德行与才能谁更重要的争论，在历朝历代就没有停止过，双方各执一词不分上下。但整体看来，对德行看重的一方势力要更强一些，北宋著名政治家司马光更是说过“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话，认为朝廷内有一些“无能”的清官总归要比有才的贪官好。其实这也正是自幼受儒家“仁义”观念影响的儒家知识分子的一种共识，才总是要排在德之后的。
《清平乐》 司马光
清朝雍正时期对于选官的标准与之前大不一样，他将才能放在德行之前，希望能选拔提拔能官能吏。这并不是说雍正完全放弃对官员德行的考察，他同样认为当官的立身之道就是要清正廉洁，但清名不能成为官员无所事事，甚至不敢作为的借口。雍正选人的标准中，德才兼备固然是最高要求，但他最痛恨的就是沽名钓誉而毫无作为的官员。就实际来看，像李卫、田文镜等耳熟能详的雍正能官，他们在品行上都不算什么“好人”，像田文镜都有“酷吏”之称，但这丝毫不影响雍正对他们二人的重用与信任。
影视剧中的李卫
二、如何鉴别官员才与德
雍正对官员的选拔有他自己的独特标准，这就使得他必须有一双识人善任的慧眼，否则只能造成官员既无德也无才的负面结局。雍正向来以勤劳著称，但凡在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在赴任之前都会受到雍正的接见考察，短短的几分钟内，雍正就能够判断出此人的真实水平。雍正不相信所谓的市井舆论与他人评说，认为这都是旁人的观点，而且无论是所谓的清官还是贪官，都可能是通过一定手段人为营造出的舆论。比如一些能干事的人，往往会损害当地固有势力的利益，反而招致不好的名声，如若盲目信从他人的评说，就容易处于被动状态，这样是无法真正找寻出大清朝所需要的能干实事的官员的。
雍正
雍正的选官标准，受到其父康熙皇帝的一些影响。康熙年间，有一位人称“天下第一清官”的江苏巡抚张伯行，但就是这样一位大清官，却与其顶头上司、时任两江总督的噶礼互相参奏，互称对方是贪官污吏。噶礼本人在品行上的确十分不堪，但张伯行的弹劾却少有可靠的证据作支撑。人们为噶礼被康熙免职而奔走相告，也感叹大清第一清官的品行之高尚，但就康熙本人而言，他私下里对张伯行多次“吐槽”，称其人虽清廉却没有任何能力，做事十分糊涂，身为一省巡抚，却连基本的案子都断不了，致使衙门里案牍堆积成山，政府无法正常运转下去。
康熙微服私访记 噶礼
无论是康熙还是雍正，他们均认为地方官员的首要任务是行有益于地方民生的举措，而非为自己刻意营造清廉的名声。像张伯行等清官，在康熙帝看来并不是封疆大吏的合适人选，他们根本没有处理掌控一省政务的能力。但与雍正相比，康熙性情算是比较温和，他尽管有这样的看法却很少提及，而雍正素来刚正，他对这些所谓的“清官”是很看不上的。
三、能吏是治国之良策？
雍正在位时间仅13年，但却是大清最为关键的时期，雍正时期的诸多政策不但成为日后大清朝的立国之本，而且其用人标准也成为大清后世帝王的选官标准。雍正时期的地方封疆大吏，像李卫等人，与康熙年间的封疆大吏全然不同，张伯行这样的官员在雍正朝并不吃香，相反地方督抚大多是实行“武健严酷之政”的官员。
康熙
乾隆继位后，有御史曾对雍正朝的用人方针予以严厉批评，并希望乾隆能够修正其父亲的用人政策，不要全然以“才能”作为用人标准，这样的官员在地方很有可能是贪赃枉法之辈，对国家影响甚大。实话说，乾隆初年朝堂上的这种反思是正确的，雍正晚期的用人方针的确有过犹不及之嫌，地方官员能干是真的，但他们无品行操守也是真的。这样的官员长期在一地任职，很有可能会民不聊生。但乾隆并不打算改变其父亲用人方针的整体思路，他同意要重视官员的品行操守，但纵观乾隆在位的60年时间里，他提拔的封疆大吏也大多是旗人群体中的“能吏”而非清官。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和珅，就做官本领来讲，和珅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他掌握着大清的财政收支，是一名精明的“官场商人”，而他同时也是一位巨贪，但就是这样的人却受乾隆宠信数十年，这不可谓不是雍正朝选官标准的一种体现。
和珅和乾隆
总而言之，在中国奉行千百年的才、德之争，在清朝算是有了一个总结。清历代帝王对所谓的清官都不太感冒，至雍正皇帝时，他彻底将才能视作选拔官员的首要标准，并一直持续至清朝灭亡。
文史君说
选拔官员的标准在今日看来依旧是以德才兼备最佳，但问题是这样的官员毕竟是少数，所以追求德还是才的问题，在今日看来依旧是一个关键性问题。今天我们都知道反腐败是国家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说才能再大，也大不过一个“德”字，更大不过一个“法”字。这也凸显出我们今天政府的一种魄力与决心，同时，对法的强调也是今天政府和古代最大的不同。
参考文献
郭成康：《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雍正对用人之道的别一种见解》，《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
范子烨：《说“容止”——中古时代的一个选官标准》，《文史知识》2017年第11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