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被“冤枉”的片子，你真的可以去看看

■ 本期轮值毒叔 ■

■宋方金&谭飞■

编者按

电影《你是我的春天》，上映四天以来，票房预测跟实际有不小落差。细分析，这部电影仿佛也被某种国民情绪笼罩，甚至成了发泄的渠道，遭遇了不算小的误解。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的意义存在于电影本体，如同生活的意义也在于生活本身一样。客观看，这部电影演员尽心、故事走心，是一部认真有诚意的作品。但因为涉及到特殊背景，某种程度上成为还没看就被“歧视”被“误杀”的一种类型，这对电影本身来说，会显得不大公平。

本期毒叔VS电影春天新势力，我们邀请了《你是我的春天》两位导演周楠、张驰，从剧本、拍摄、情感基调等入手，谈谈《你是我的春天》创作背后的艰辛之旅，也期望更多人看到“春天”背后的欢笑泪水和不为人知的幕后，给主创们一次与读者、观众交心的机会。

谭飞:欢迎来到《四味毒叔》，今天真有四位毒叔了，但是有两位年龄明显偏轻，叫四位毒弟吧。其实我们欢迎的是《你是我的春天》的两位导演，一个是周楠，一个是张弛来到《四味毒叔》，当然还有我们的著名的单口烁金，编剧中脱口秀最好的，说脱口秀里面写东西最好的宋方金老师。

宋方金:凡是需要介绍越多的就越没名。

谭飞:当然《你是我的春天》7月1号就在全国上映了，我们跟你们两位做一些创作的交流，首先问题问到张弛，从这部戏的身上，我们看到普通人在困境中的努力和积极应对，追求美好生活的情绪和温暖积极的基调。那么拍摄的时候还有什么故事能够跟观众分享一下？能不能讲讲？

张弛:拍摄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倒是给我印象蛮深的，因为我这个故事有点公路片的样式，一直在不停地转场，其中有一个场景是在一个小药店里面，当时拍这场戏的时候一直当时在我看就是路人的人一直在帮我们在调整器材的东西。

谭飞:相当于不是你们剧组的，也不是演员。

张弛:我不认识的，突然钻出来一个人指导我们，一直在跟我们讲这些，包括我们用的口罩、医疗用品应该是什么样子。当时我在看监视器，我注意力不在，但是我的副导演就在跟她聊，我感觉他们一直聊了很长时间。后来中午吃饭的时候，副导演过来跟我讲说有一个是武汉协和医院的护士长，她家刚好在那附近，看到我们在拍这个片子，过来问到说我们是在拍疫情电影的，于是她就主动地来帮我们看道具有没有问题了。

谭飞:这个还真是蛮感人的，主动进入了这个队伍。

张弛:对，所以这个事儿我倒是印象蛮深的，一直到我们去武汉，当时叫亚心医院，拍到医院的时候这个护士长一直陪着我们。因为当时我就说这是协和医院的护士长，就让我的制片赶紧留下她的电话，我说后面我们要拍医院里面的戏，还有很多需要她来帮忙。

宋方金:特别有意思，因为最近几年或者最近十几年来，咱们剧组的形象不太好，原来是防火防盗防记者，后来是防火防盗防剧组，我觉得咱们这个剧组为什么会得到路人或者说陌生人的帮助，其实不是因为剧组，是因为剧组做的事情是有功德、有意义的。

谭飞:而且我觉得张弛导演面相也很善，一看这个剧组一定是正规剧组，拍的是大片。我们再问问周楠，你觉得你拍的这段故事最打动你本人的是哪一点？

周楠:我觉得是一个男孩来到一个对自己来说陌生的城市，他如何在短短的也许是在故事里面的一个月中去爱上这座城市、投身于这座城市，那个东西它很当下，因为我一直最近被一件事影响着，我发现身边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想象中的理想之地不再是北上广，他们会说成都也不错、武汉也不错、长沙也不错，人们在回归更近的他乡。 所以在做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瞬间我一直在调整这个剧本，直到我把李南风调整为他最后留在了武汉。我就在问自己，我是怎么爱上这座城市的，也就回到了几个在采风过程中触动我的点。比如说我在五六年前曾经去武汉为《我的巴比伦恋人》那个项目选景，当时本来想在武汉拍，那里有一条很漂亮的小花市，都是当地的人自发的小店，不是那种被组织起来的门面都一样的地方，很有生命力。这次去堪景的时候就路过了那个地方，我记得旁边有个大超市，我说这有一个花市，下去看看，那天下着雨，我就拿着相机去了那个地方。结果我很惊讶，当年那次我们去也是春节前后，武汉人很喜欢在春节前后在家里面摆很多的花，至少我的感受是这样子。这次的花市也摆了很多的花，但全都是白色的花圈。

司机拉着我们在武汉转了好几天，我问司机说，去年的这个时候，你们害怕吗？司机沉默了很久说，不是害怕，我以为会是个更高昂的词，但他说是恐惧。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能想象吗？我们家里走了三个人，那个时候特别真切的一记重拳就捶到你的身上，你就知道你不是来拍一个娱乐向的东西。但是当我看到花市的时候，那一切就更真切的在你面前，因为我记得原来我是要在那个花市拍喜剧的，结果是那个样子的，下着雨，没有人，一地都是落了的花瓣，有一个清洁工正在打扫，我都有这些照片，回头我可以给您可以放在节目里。就有一个妈妈领着个小朋友过来买花，就问我说，你在这拍什么？应该是帮小朋友问，我说我在这拍点照片。小朋友说你为什么要拍这些花圈？我说我们可能会再过来拍个电影，她说那你一定要记得把我们武汉拍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小朋友说谢谢叔叔，我就看着他们也抱着一盆白色的花走。我不知道家里是谁不在了。

谭飞:但是方金，我觉得一个小朋友在这个时候能想到武汉整体给人的一种美好感，内心真的是有大爱的一个孩子。

宋方金:这个孩子肯定对于武汉这个城市还是有所期待的，经历了那么特殊的一个时期。刚才两位导演谈到了创作，我作为一个编剧首先向两位导演表示祝贺，因为我是一个编剧，去看这个电影之前我就在想，要怎么去写这些生活，而且这些生活是这样的，感人的地方非常多，各方各面都有，我就在想是怎么取材的，是如何平衡取舍的，看了之后我非常感动，因为还是大时代里小人物朴素的亲情、爱情故事。而且有很多让我非常感动的点，像把大海搬到了病房外头，包括其中两个人实际上是农民工、是受害者，最后反而帮助别人的故事。

谭飞:你正好说到两位导演的那个片段。

宋方金:都很感人，我就在想面对那么多的素材，一个是怎么平衡取舍，另外一个我也特别想知道您二位在创作过程中跟编剧是如何合作的，想听两位导演介绍一下。

张弛:一个像您刚才讲的，当时确实有特别多的素材，在武汉疫情期间，手机上我们能看到网上、媒体上、电视上这种故事非常多。2020年3月份的时候，最早是影协张宏书记想要做这件事儿。三月中旬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约我去谈，因为我本人在影协工作，是创作部的主任，所以他就想跟我去聊一下这个事儿。那天我就到了影协，跟张书记在他办公室，整个影协还没有复工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聊起这个事情，他一提我当时也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事。因为坦率地讲说，天天看那些故事也都是眼泪汪汪的，当时确实是这么一个感受。后来这事定下来之后，陆陆续续导演也进来了、策划也进来了、编剧也进来了。在选择故事的时候，当然定下来的五个导演就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么我为什么选择我这个故事？当时主要的一个原因，心里话，是因为黄渤主席，黄渤是影协的副主席，也是咱们这个项目的监制。他当时在开策划会的时候讲了这么一个想法，全国人民都经历了疫情，等我们这部电影拍摄到上映的时候，恐怕至少是一年后了，现在看起来是两年多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之后，到底会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们到底是想让观众再去感受一遍曾经经历过的苦难呢，还是说应该让观众更多地在影院里面看到希望和温暖。当时他跟我们所有人提出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在告诉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在电影里面加入希望和温暖的调子。我当时就想到，在网上看到有这么一个故事，两个农民工本来因为工厂发不出工资来欠薪了，拿口罩去抵债，结果他们在想要卖完口罩回家过年的路上武汉疫情爆发了，口罩一下价值连城了。这个故事其实有点荒诞，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也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故事从一开始的基点实际上是有点喜剧、荒诞的，慢慢地进入到一个比较正剧的状况。最后农民工到了武汉，看到武汉医院的惨状，两个小人物决定放弃自己的利益，把口罩捐出去。到最后实际上还有一点煽情和悲剧的点，比较符合当时我们在策划的时候大家的方向，包括黄渤主席也好，张宏书记也好，包括几个导演大家在聊，比较符合那个方向。于是我就把这个故事提出来了，提出来之后当时张宏书记比较快地认可了，就说这个故事可以，张弛你就做这个，一下就把我给定在这个故事上了。后面主要故事的编剧工作最初还是由我来架构完成的，我也邀请了两个我的同学来帮忙，也是我们中戏的，一个是我的师弟，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一个叫尚城君，一个叫刘伯翰，这两位也是有比较丰富的经验。

宋方金:中戏力量在其中做了很大的贡献。

张弛:对，所以这个故事应该说编剧也好，导演也好，应该都是咱们中戏的力量。

宋方金:周楠导演您分享一下。

周楠:张弛导演几乎算是第一个接触这个项目的人，我是最后一个接触这个项目的人。我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是2021年的1月16号，但是我的片子需要在2月26号开机，所以就只有40天的准备时间。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离开了新生的孩子和月子中心，去了武汉堪景，那时候这个故事有一个方向是关于去世了的妈妈和一个女儿的故事。去到武汉之后就发生了我刚才所看到的那一幕一幕，我觉得那故事太痛。回来我就跟黄渤老师、袁媛老师，包括跟张宏书记，就问说我能改剧本吗？我能不写一个那么痛的故事吗？我们一定是在未来回望这段历史，甚至我们希望拿这个片子告别疫情，而不是把我们带回去。

谭飞:就是往前看嘛。

周楠:对，那个时候你看到武汉的人民他们是那样面对自己的生活，他让你把他们的城市拍得美一点，而不是告诉大家我们曾经经历了什么，没有那样的呼喊。我们去消费苦难是特别不好的一件事情，我想写一个温和的、有温度的故事，所以就去构想这样一个用光作为主题的故事，而在这个故事里边又有一个元素不能拿掉，我们不能说这个事情没有人离开，妈妈离开了，对吗？那我们怎么样去说爱能战胜一切，你说起来是无力的，不可以，疫情都已经战胜爱了。但我们必须要明白另外一个东西，还有什么能战胜爱能战胜疫情？所以可能到最后我的答案就是更大的爱，更广博的爱。这个男孩的成长就是从爱一个人到爱这个家，到爱这个家所在的那座城市，逐步逐步地去提升，你才能发现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代表那些逆行者、坚守者，是他们的那份爱，真的让这76天的战役取得了胜利，而且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这个胜利的红利，这就是写这个故事的原因，因此也就开始一遍一遍地改这个剧本，最后一稿是开机前的几个小时交到了大家的手里。

宋方金:您有几个编剧？

周楠:剧本基本上是我自己完成的，但是也有一个编剧朋友一直在电话的另一端帮我做一面镜子，他叫周运海，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宋方金:远程编剧，刚才两位导演提到了一点，其实电影中这几个故事里边，您二位的故事都是两种况味的调和，张弛导演也说了是荒诞和真实的调和，而且说实话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题材里边，喜剧演员来演有的时候是很危险的，控制不好他就会出现好像就直接往另一个方向走了。

周楠导演的这个段落，我觉得其实也蛮危险的，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浪漫和悲伤都处理得特别好，因为刚才听到在创作过程其实是个纯悲伤的一个调子，周楠又加入浪漫的这一块，而且里边很多段落都很华彩，在呈现相反的这两种基调的过程中，两位导演有什么难点，包括在处理喜剧演员的喜剧色彩和真实，包括在处理浪漫和悲伤，在这个过程能不能给我们年轻导演和年轻编剧提供一些招？

张弛:我觉得第一肯定有一个尺度的问题，这是我心里面从剧本到拍一直到后期都是最忐忑不安的一件事儿，因为其实最早提出来这个想法之后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题材经得起喜剧吗？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题材过于喜剧化的时候，观众会有什么样的反馈？尤其是我们并不知道一年后或者上映的时候是什么状况，这是无法预测的。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武汉疫情结束了，也许这件事就基本结束了，现在两年过去了，我们看到这件事可能还远远没有结束，所以当时在想用这种方式来做的时候，我确实是心里很忐忑不安的，到底会怎么样？黄渤老师作为这个项目的监制，对项目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他给我明确了一个方向，他也同时用《我和我的祖国》和《我和我的家乡》这两个他经历过的项目跟我讲，这两部作品也是主旋律的题材，很重大题材了，但最后到市场上最得到观众认可的往往也是带有喜剧，带有点轻松幽默的调子的故事，我们这个故事如果全都是很压抑的、很沉的，这样到市场可能观众接受度会相对小。

谭飞:它得有一个出口，一个通道。

张弛: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考虑，我就大胆地去做了这样一个故事，当然在做的过程中也一直是小心谨慎的，坦率地说其实也没有完全放开手脚。就像刚才方金老师问到的喜剧演员的问题，小宝在大家的认知里基本上是个小品演员，大潘还好，这一两年也演过一些非喜剧，小宝基本上没有。所以应该说在拍的过程中，跟两位演员的合作的时候，其实实时我还是有这根弦的。我也说心里话，因为两位确实是好演员，他们在现场不太可能完全按照你的剧本来，这样的演员他拿到剧本之后是一定要现挂的，你说小宝老师你按我剧本来，他完成不了。

谭飞:让他重复一遍可能都不能完全跟刚才那个词一样。

张弛:如果是我单机拍摄，我就有很大的问题，每一条和每一条都会不一样，这是他作为喜剧演员表演习惯的优势也在这儿，他就是灵感乍现的，他不停地闪现这些东西，但是对于拍摄来说也确实有些问题。刚才我说方金老师您问题提得特别好，所以整个过程应该说我确实是高度紧张的，一方面在看他这种所谓的现挂，两个演员能够出来的好的东西什么我可以留，有什么东西可能咱们商量商量是不是收一收，不要留。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所呈现出来的内容是非常谨慎的，当然可能过段时间还会有更完整的一版。但我觉得，第一两个老师确实非常好，小宝和大潘合作给了我很多很多的东西，出来的故事比我的原剧本一定是要更丰富、更鲜活的。但是这里面也有另外一面，就是比较折磨人的东西，你必须高度紧张。因为可能每一条和每一条都会不一样。而且有些东西出来的时候你稍不注意，到后期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好用。

宋方金:但是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令人信服的，我觉得两位演员也非常好地完成了喜剧和正剧之间的转换。

张弛:对，他们有很多的灵感，包括现在叫什么六舅和外甥，原剧本实际上是表兄弟。因为那时候考虑说，他们俩年龄感都没有这么大。我们正常思路是农村的两个表兄弟到城里打工，俩人一到剧组，第一天早上临开机前，都已经到现场了，把我叫上车，一本正经黑着脸跟我聊，说我们要改剧本。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说你们要怎么改？我这都准备好了，要改什么呀？别改到最后我把握不住了。最后他就跟我讲说一定要把人物关系改成叫六舅，东北有辈大的。这样一来反而从喜剧上更有点，两人年龄感差不多，但是一个是外甥，一个是舅，更有意思，我一听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后来就变成这么一个人物关系了。

宋方金:那周楠导演在浪漫和悲伤之间，有张弛导演这样悬着一颗心的纠结吗？

周楠:是悬着一把刀，针对方金老师刚才的问题，我记得上次跟谭飞老师一块聊另外的故事的时候，我找到一句话，我说又通俗又高尚的东西是我一直想做的。这次接到的这个故事走向通俗，其实我一开始的标尺就是浪漫，因为我相信爱情故事还是一个很好的与年轻观众拉近距离的方式。

但是浪漫主义这事儿，我们知道，最早的缘起是个人表达，甚至是一种指向自己的表达，是一种自私感，是个人主义的。所以我故事最早的结局是李南风和小雨在妈妈离开之后，疫情过去以后，一起去了海边结婚，去了远方，去了上海，去了更大的城市，他们自由了。但是那把刀就在我的脑袋顶上晃，我觉得这故事不对，总让我觉得这故事不是关于更广大的爱的，而是变成自己的事儿。

妈妈离开，留下的难道是个自由吗？难道换来的就是这个吗？直到剧本最后改的那一稿，就是开机的前一天，我们去找最后开篇的场景，火车进站。我们去到了武汉火车站，通道里面很空，早上9点多，没有人。就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那种出站通道，忽然之间火车就来了。有成千上万的人，从甬道里面出现了，扑面而来。我其实也对别人讲过这个故事，通道的尽头有一个温感摄像头，你可以看到那些人每个人的脸旁边标着一个温度，36.5、36.1，热血青年们。他们来干嘛？我一问，今天是2021年元宵节的第二天，他们来复工了，他们来建设武汉了。那一瞬间，那些所有人的脸虽然都戴着口罩，但却凝结成了这个故事的答案，凝结成了咱们那个公共的结，它不再是一个私人的东西。我想对，李南风应该来这待着，他走干嘛？怎么世界上就只有一个上海，只有一个远方了？他能不能把这变成新的远方？他能不能在这儿去贡献他的青年才俊的力量？所以这故事变了，变成了一个留在武汉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一旦变成那个之后，我就清楚，所谓的通俗不是仅靠浪漫而已，是当下，是我们所说的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的价值、吸引力和更近的远方。而作为高尚，我找到了那一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能不能用更广博的爱去面对这个世界，而不是回归到自己小家庭里面的二人世界，说我们走、我们离开、我们搞定了，不是这个样子。

谭飞:刚才其实周楠也聊到这个剧本，我觉得我对这个戏感受最深的是一些细节，刚才说的大海的图是一个细节，还有一个就是尹昉对医生说，我答应她妈妈照顾她，因为我觉得一般男人没结婚前，跟别人说我答应她妈妈照顾她，其实是需要勇气的。当然还有一幕是周冬雨坐在病床上，你没有展示她正面，而是用她后背的耸动来展现她的一种状态。当时这个镜头设计是怎么考虑的？

周楠:对于所有的悲伤，甚至包括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天然的逃避心理。所以我相信李南风也好，小雨也好，面对所有的事的时候，不愿直面是他们的心态。反过头来说，我们拍摄的过程中有眼罩、有口罩，有一切的东西把他们隔在后边，所以我们最后索性就把那些障碍变成了一种体验。我们尽量地不去呈现他们正面那种扑面而来的悲痛感，而是把这个戏劲儿给演出来。

谭飞:别使劲。

周楠:对，我把空间留给演员，我相信你在护目镜后面是真实的痛苦、真实的悲伤，你们能传达给观众。所以我们离得远了一步，隔着一层，就像他们彼此之间的心也隔着那些东西一样，但是那些真切的东西建立在心与心之间，所以这是在视听上有意做了一点点选择和克制。

宋方金:我接下来这个问题想问张弛老师，因为其实我看到张弛老师执导了这样一部好作品，一方面是祝贺，一方面我也是很悲痛，悲痛在哪呢？因为最近几年我眼睁睁看着一个又一个编剧成为了导演，真的太多了，什么董润年、袁媛，包括薛晓路，现在又有张弛。因为如果你们留在编剧行业，我觉得对我们编剧行业很重要。而且我知道这是一条单向道，一个编剧在成为了导演之后，基本上不会再回来了，我问过好多人，我说你们还回来写剧本吗？他们都回答我当然了，有好的题材还是要写剧本，但没有一个实现诺言，而且张弛老师您还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谭飞:《东京审判》确实编得很好。

宋方金:那么作为一个优秀的编剧去做导演，一个是你觉得有什么挑战，或者说有什么难点？另外一个你觉得这种身份对你意味着什么？也想问一个问题，以后你会怎么平衡编剧和导演这两项工作？

张弛:首先我是中戏导演系毕业的，严格地说其实我毕业之后做导演是很正常的，这不是扶贫。但导演系毕业之后想做导演是很难的，一个二十二三岁本科毕业之后的人没这个机会。

谭飞:上升渠道很窄，导演更窄。

张弛:对，没有投资人愿意哪怕给你几百万拍个电影，这种可能性都很少。所以当时说心里话，能够有机会做剧本是能够成为导演的很重要的一个通道。所以那个时候我实话实说，毕业之后没有机会自己导戏，有机会参与一些剧本的创作已经是很好的机会，你还能留在这个行业里面生存，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取得一些成绩，也恰恰是因为这个成绩才使得我后面有机会做导演。这是心里话，但是我也坦率地讲，我一直觉得剧本是最重要的，所以到今天为止还是，我在影协工作，我们搞文学委员会，搞剧本的这些评奖、论坛这些工作，我一直都在讲，说什么都是扯，最重要的是剧本。你说技术也好，没问题，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设备，我们的这些东西其实不亚于美国，不亚于好莱坞，不亚于欧洲，钱我们现在也不少了，我们的电影为什么总还是让人觉得会有一点不如人意呢？我觉得还是剧本、剧作的问题，所以第一我回答方金老师的问题，我绝对从来没有叛逃过。

宋方金:你只是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当中。

张弛:而且在拍的同时其实我也没放弃写剧本，因为其实我做导演的一些作品，基本上也都是我自己在写剧本或者叫一起写的剧本参与的编剧。那么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如果后面有好的项目，如果仅仅是让我做编剧，我也非常喜欢，我也非常愿意。

宋方金:咱们录下来，以这一段为主。

张弛:对，关键方金老师如果你做导演，我就可以给你做编剧。

谭飞:怎么觉得你们编剧也都喜欢忽悠别人做导演。导演说了你去做导演，我来做编剧。

宋方金:现在尤其是电影行业，编剧流失率非常高，电视剧行业其实还好，编剧还能留在这，就是电影行业，我觉得流失很高，当然我觉得因为今天我们之前我还跟谭飞老师在聊，其实原来拍电影是一种权力性的东西，包括胶片、摄影机，它不是一个普通人，或者不是一个更多人可以去拍的东西。那么现在我觉得电影像一支钢笔，可以变成一种书写，包括咱们这种数码的成本大大降低了，所以我接下来想听周楠导演聊一聊，您在这个作品导演风格的融入和考虑，也给我们年轻的这些导演在影响表达上再支支招。

周楠:这个话题我想想怎么开始说，的确我觉得首先拍摄一段影像的成本和门槛一定是越来越低的，但是在低的过程中就会进入一种好像谁都可以的状态。

宋方金:我插一句，因为当时网络出来之后，莫言、刘震云这些作家觉得完了，因为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了，后来发现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的时代，并没有人人成为作家，我觉得这一点刚才周楠导演聊得非常好。

周楠:因为我自己也真的是从拿着一个小DV在大学里面拍戏开始的，那时候还上的不是导演专业，我本科学的是电子信息工程，研究生才是学的导演。

宋方金:你是叛逃了。

周楠:对，我是叛逃了，有很多理工界的人也叛逃了。我研究生进了电影学院读了导演系，所以我是真实的跟很多的网友朋友们一样，从一根钢笔、一根铅笔开始干。其实随着摄制组越来越大，到了现在上百人的摄制组，会有两种感觉。第一是节奏变慢，自由度降低了，或者说需要你有更多的经验才能操控得起这么大的一艘巨舰，而不是像当年我把这DV机摆在哪就能拍。我不懂光，我不懂视听，我不懂剪辑，我很自在，也很流畅，但现在不是，现在需要考量更多。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说面对如今这个人人都可以是影像记录者的时代，可能随着我们能够调动的资源越多，唯一要在意的就是我们有越多的责任。因为一旦你调动资源多了，就意味着回报这个资源的人也需要越来越多，那么你有没有给他们一种适当的表达，让他们也能够创造适当的价值，让你的表达创作适当的价值，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或者即便是现在回过头来，比如说今天我就剩一个DV，我拍个纪录片了，但是我觉得那个初心是不会变的。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我们记录的东西就越来越从个人化走向一种集体化的表达，所以我觉得它和自媒体很像。当我写的是日记的时候，我只需要打动一个姑娘，但是当我写的是一部小说的时候，我可能要安抚这世界上所有的姑娘。

谭飞:周楠的视角很独特，关键是这个“姑娘”不同了，所以我觉得周楠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不是门槛下降了，但是你的基本的价值观、你对世界的认知、你对人群的认知，可能还有一些恒定的标准，特别是人文标准。除了技术上的就是人文，你怎么看待世界、看待爱情、看待疫情，这是特别重要的。我想问周楠，你也刚拍了一个爱情片，这又是一个爱情的片段，你是怎么样去区隔它们两个的？因为才拍完一个又拍，难免可能让人觉得你是不是把原来一些东西用进来。

周楠:我觉得自己忽然就被归到了爱情片创作者的行列中了，每一次去说服担心你能不能拍爱情片的人，我都跟他说，我的生活还是挺幸福的，我觉得我还算是懂一点点爱情，把剩下的那些幺蛾子可以放进这些故事里边。

谭飞:剩余的荷尔蒙？

周楠:荷尔蒙，我觉得这两个片子其实还挺不一样。因为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男孩为一个女孩疗伤的故事，或者说彼此疗伤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不是的，这个故事真的仅仅是坚守，仅仅是一个非常小的关键词，就是你放心，我在这里，这就对了。不管他对这个女孩说，对妈妈说，还是对这个城市说，这就是每一个男孩成为男人的时候的中流砥柱的力量，我是不动的原点，只有这一点，我相信他总能获得那份爱，他也总能给出更大的爱。所以这一点，我原来那个故事写的是个小男人，这个故事我在写一个小男人如何变成一个大男人。

宋方金: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咱们电影现在已经在影院上映了，因为这么好的故事，这么好的主题，而且确确实实应该说这部电影是对咱们当代生活很严肃的一个回答，也希望更多的观众能看到这个电影。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来了，两位用简短的几句话，向观众，也向我们《四味毒叔》的读者，说说我们为什么要来看这个电影，或者说几句让大家能够快速了解这个电影的话。

谭飞:除了疫情之外，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元素就是珍惜身边人，人往往容易忽略身边你爱的人，因为他如果在的话，你一直记不起他，如果哪一天他突然因为天灾消失了，你后悔莫及，可能这个电影其实讲的是这样一种感情，两位也聊聊这个方面的感受，咱做个结尾。

张弛:我觉得刚才谭飞老师说得特别准确，除了疫情之外，实际上这个电影里面还装入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有亲情、爱情、友情、家庭。我之前也说过，可能每一个观众走进影院都能从这部电影里面看到自己想要得到的那部分情感。刚才谭飞老师讲到要珍惜身边人，我自己也有非常深处的感受，因为我曾经一度跟我父亲的关系不是那么的融洽，父子之间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他不太看得惯我，我可能也不太那么崇拜或者说那么依附。不去说具体的事情了，有一年他突然有了一个身体上的问题，当时因为我不太了解那个病，我就觉得突然感觉可能一个在你身边，让你习以为常的，每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一切都很正常的人，突然就要失去他了，或者说你从来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的会来，当然这件事情当时是虚惊了一场。但是从那件事情以后，我觉得我跟我父亲之间的关系就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一方面当然来源于我的变化，一方面可能我觉得我父亲也有所感觉，所以父子之间的感觉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到现在其实又过了很多年了，恰恰就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情，我发现所谓身边人真的是要格外地去珍惜的，只有这些人才是真正对你最好、最亲的，最没有所诉求地对你好，真的是这样。所以这部电影刚才谭飞老师讲的，我觉得这个点也非常的重要，希望所有的观众从我们电影里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主题。

谭飞:珍惜眼前人，珍惜身边人。

张弛:对，能够感受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除了疫情之外，我们还能给到一些更广大的情感。

宋方金:周楠来聊聊身边人这个主题，自己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感受。因为我觉得身边人很宽泛，因为邻居也算是。像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让我觉得有一些特别惊愕的感受，比如说像音乐人沈庆，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我觉得他就是我的身边人，唱着他的《青春》，唱着他的《岁月》，突然就走了，比如说任鸣导演还有蓝天野先生，其实这些好像我们跟他也没有那么熟悉，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身边人，但是他们是精神上的身边人，我觉得这个主题其实是很宽泛的，周楠您来聊聊主题。

周楠:关于珍惜身边人，其实我们拍这个电影的时候真的有一种错觉，觉得好像这部电影是用来跟疫情告别的。在我说我看到那么多人复工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快过去了，咱们这事拍完了之后，回头忘了，别忘了那些每一个平凡的英雄。但是其实到今天电影要上映的时候，我们还在漩涡里，可能站得靠边了一点。

但是我确实在两年半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身边人变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疫情快过去，过去的之后我就会去远方，我就会开始努力，我就会开始去爱，我就会开始拥抱这个世界，只要等到那一天，大家都在等，然后你戴着口罩，你看不见你变老了，看不见你的笑容消失了或者僵硬了，太可惜了。因为这不是上班销假，不是说你摸完了鱼，几年以后上帝会把这个时间还给你。但是怎么办？什么时候开始算是个开始？我们故事描写的是疫情刚开始的那个时候，它就像是一个左括号，我特别希望我们故事的上映是那个右括号，它不是一个句子的完结，但是它是一段注释的完结。行了，到这了，春天，一年之计在于春，是个新的开始，咱们真的把2022年的下半年的第一天，当做是我们余生的第一天。我们从这开始，就别等了。

谭飞:就赶紧的。

周楠:那些人为我们已经做了那么多，我和张弛导演的片子很轻松，董越导演的片子是很严肃的，他让你真的有一种内部视角纪录片的真实感，告诉你在那个时候，在漩涡的最深处、最底层，有些人是那样活过来的，为了我们今天的样子，我们没有什么抱怨的时间了，从现在开始，我觉得这就是我想对身边人说的话，关于珍惜，关于明天。

谭飞:好，我们也谢谢两位老师。谢谢两位导演。也希望这个电影大家去电影院看一看，珍惜身边人，珍惜眼前，珍惜当下，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