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巍青｜​全球流动中的微信使用：新空间与新景观

一、空间与景观

网络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虚拟空间。但是不能把“虚拟”理解为无实体的虚空或纯粹的想象。我们在电脑或手机上进入虚拟空间时，所面对的也是一种客观实体。“赛博空间”这个名称更有一种实体的意味，因为“赛博”即字节，它是一种电子形态的实体。可是赛博空间不是现实的客观环境的机械复印，它是人类的技术和意图创造出来的。这是一种人为性创造的不同于具体现实的新景观。

分析空间就要分析景观，那么在赛博空间中有什么重要的新景观呢？将范围缩小一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微信平台上有什么重要的新景观呢？在这里，微信既是指一个应用程式（APP），也是指微信所聚合的技术、使用者和应用场景。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有启发的思想资源之一是美国当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提出的“第三空间”理论。

二、第三空间认识论

索亚在其名著《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它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中，将空间区分为三类。凡是自然地理本身所形成的景观与空间，都是“真实空间”，它是“第一空间”。但是第一空间中也包含人类因素。人们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生活与生产，构造出相适应的空间形态，并叠加在自然地理条件上。这反映了人类会主动地想象和规划空间。在概念上，我们把它区分出来，称为“想象空间”；它就是“第二空间”。实际上，人们总是处于真实空间与想象空间的叠加之中。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种真实空间。但它被改造过，被布置过，被赋予了文化上的意义，因此也是想象空间。

不过，索亚谈论的想象空间要更加严格一些。他认为，现代化到达了这样一个点，想象的因素远超自然的、物质的因素。其典型表现就是城市规划。现代大都市的空间形态，已经不能用自然环境因素来解释。它们都是规划出来的，是设计密集的。设计的背后，是观念文化、生产技术、权力运作以及社会运动的混合。

索亚以地理与规划专家的身份详细讲解了“奥兰治郡及其周围若干景观”，目的是展示一种“第二空间”的高级形态。这当中总共有10种景观，贯穿其中的是两个关键词。

首先是“消亡”。它指的是新科技园区的兴盛带来了“外城”现象，它使城市与乡村、内城与外城、中心与边缘的传统区分趋于消失相伴随的，还有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的界线消失。

其次是“诡景”。这指的是大胆前卫的设计与人工景观密集。典型如欧文加州大学（UCI），设计师在原先的农田荒地上设计建造了规模巨大的一系列同心环。它引导学生建立一种校园使命感，先在心脏地带的最内环（本科教育）建立强大而充实的自我，然后扩展至外环（研究生教育），然后向外部世界扩展（走向硅谷）。除此之外，还有交通枢纽、主题公园、购物中心等等，加上基于网络的科技应用，共同使“虚构都市成为现实”。用激进的批判理论思想家鲍德里亚的话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拟像空间”。

在概念上理解和把握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是一种观念上的旅程。如果到洛杉矶实地走一遭，则是真实的旅程。然而索亚要求我们不要止步于此，要继续往前走。为什么呢？因为在索亚看来，晚期现代化与发达的资本主义科技创造了辉煌的想象空间即第二空间，但是在其中有很多华而不实的表面现象和社会剥削关系，有很多腐败、欺骗、贪婪、空虚的面具。简单说，索亚对第二空间与现实的关系，有很多反思与批判。这是他被看作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地理学家的原因。

索亚期望观念的旅程和实践的旅程都要继续，旅程的前方是“第三空间”。然而什么是第三空间？怎样把握第三空间的图景和形态？在这个方面，索亚多少有点语焉不详。他详细梳理了列斐伏尔、福柯等人在空间性方面的思想脉络，评价了他们对于第三空间概念的贡献，然后将自己对于洛杉矶内城与外城的景观分析添加到这个思想系列中。而他的最后结论是：“未完待续……”。尽管如此，索亚还是清楚表达了两点。

第一，第三空间概念是一种认识论，它要将第一空间认识论（强调客观）和第二空间认识论（强调主观）综合起来，并形成超越。这种综合与超越要克服客观与主观的二元对立，在真实空间与想象空间的多种组合中识别出第三种新的空间，并揭示其中的新的可能性。

第二，第三空间概念是一种创新召唤。用索亚的话来说，需要进入“一个激进的和富于创造性的后现代空间实践之中，辩出内外城交织中日常生活的超现实，并且通过强行推广从内部进行颠覆而最终改变我们表征的生活空间的不同形象和策略拟像，来寻求转变现实和想象的空间”。

三、理解“反地点”

沿着索亚所说的旅程，寻找真实与想象空间的结合，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很容易会想到微信。可以将微信看作是第三空间吗？我认为可以。根据在于它具有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反地点”特征。

根据索亚的介绍，福柯在其生前未出版的手稿《论其它空间》中，很强调地点与地点之间有一种关系和秩序。但是这些秩序也可能被颠覆或重构。福柯说：“可能在每一种文化里，在每一个文明里，还存在一些真实的地方——它们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在建构社会的进程中形成——它们类似于某种反地点。这是一种表现活跃的乌托邦。真实的地点，以及所有能够在其他文化中发现的真实的地点都同时在这里受到再现、争夺和颠倒。”

福柯为这种所谓“反地点”举出的一个范例是中国的“东方园林”。园林中的景观是从其他地点加以解组、移植而来的，甚至只是模拟，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不是真实的。但园林本身却是处在一个真实的地点中。这就是“反地点”。

受此启发，我们可以说，微信也同样具有这些特征。在我们当代的文化与生活中，它也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在构建社会的进程中形成。与园林相比较，微信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真实与想象之间的跳跃幅度更大，连接范围更广。它对于地点与地点之间的传统秩序与关系带来更深刻的颠覆与重构。不仅如此，微信还更为广泛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激发出真实的生产力，也带来新的可能性。这一点，是园林不能比的。

园林是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中重组或展现其它“地点”；微信则是在任何一个地点上传输信息。经由文字、视像、音频的媒介，人们可以超越于地点而相互看到、听到、对文件做读写操作。就技术的前景来说，还可以闻到和触摸。目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微信至少具有以下这些应用场景：家庭成员联络、社交互动、购物与支付、任务小组的工作、内容生产与传播、个人身份认证。

所有这些场景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文化”密切相连。其中包含了我们的习惯，例如表达方式、交往方式、理解方式，乃至礼貌、趣味、习俗等等，有点类似于计算机理论讲的“湿件”。由于我们可以在超远距离的全球范围上实时进入上述场景，因此从全球网络的角度上看，微信的使用已经创造了一个巨大而全新的景观，即大量人群随身携带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文化而全球流动。在距离遥远、语言文化与风俗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地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仅仅是诗句，而成为了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也因此，从全球范围上考察微信的使用，最能揭示微信的“第三空间”性质。举凡经商、公干、留学、旅游等等，以及定居于海外的华人，甚至包括一些外国人，共同地使用微信平台连接互动，不受空间约束，这鲜明地凸显出“反地点”的特征。据一位移民美国3年的华人说，他通过微信视频与在广东老家的 83 岁的奶奶联系时，奶奶根本分不清他到底是在广州还是在洛杉矶，因为以前他在广州上班时也经常这样联系。在此现象中，有三种景观特别值得关注。

1、全球救助

在微信平台上，可以方便地建立一个“捐款人+志愿者+需求者”的连接群组来从事公益慈善活动。2020年春天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后，多个国家的留学生群体、华人群体等使用微信群，发动了大规模的全球捐赠与救助行动。特别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信息、行动、物流、分发的跨国网络，大量的善款、医疗器械以及其它抗疫物资源源不断送往武汉和其它地区。一项研究跟踪了巴西、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个国家中华人群体组织的“行动者网络”。这种网络打通了复杂的关节，紧急运送了大量物资支援中国抗疫。除此之外，还在疫情中帮助当地华人反抹黑、以及疫情中的商业危机应对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这种行动者网络中，最常使用的重要工具之一就是微信群。有趣的是，研究者也是通过微信群与海外华人联系和互动，大大便利了调查研究。

2、商业便利

微信支付的海外落地，为许多中国人在海外的商业、购物与旅游活动提供了便利。截至2022年1月，微信支付跨境业务已支持64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合规接入，发展了近1000家合作机构。新近的一个例子是，腾讯公司联合瑞士国家铁路局开发的“瑞士铁路官方微信小程序”，为游客提供便利化的购票服务。用户无须跳转其它应用，即可直接在微信小程序中通过微信支付在线购买瑞士交通门票。旅客还可以在小程序中借助瑞士公共交通时刻表更方便地规划火车或汽车行程，或是获取瑞士热门景点资讯。

3、文化社区

微信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人在海外，或相当大量的海外华人，也同样如此。一项研究发现，在多种平台并存的条件下，他们是“主动选择”使用微信的。因为微信平台在四个方面提供了“使用与满足”，分别是：保持与国内家人朋友的联系；满足华人群体内部的交往；满足对信息的需求；满足民族和文化认同需求。此外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冠疫情的爆发，促进了微信的使用。因为无法回国，又急于获取信息并保持必要联系，使用微信成为大多数人的一项选择。

四、第三空间与文化

当代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君· 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曾考察过印度移民的全球流动。他说移民的旅行使文化越过了主权领土的范围，为了考察这种流动与文化的现象，他提出了五个维度。它们也是五大景观，分别是族群景观、媒体景观、技术景观、金融景观、意识形态景观。

我们从微信平台切入，考察中国人的全球旅行与移民，以及相伴随的文化现象时，不难发现这其中同样包含了族群、媒体、技术、金融、意识形态五个维度或景观。

如果这些景观构成了索亚说的真实空间与想象空间的创新组合，即第三空间，那么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是，它对于我们的文化带来了什么影响？更具体地说，多个地点的多种信息的“反地点”式组合，会促进我们在文化上的凝聚力和民族的与国家的认同感吗？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是因为在理论上有一个对话者。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印刷资本主义促进了集体阅读，进一步促进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但今天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人们不是打开同样的报纸，阅读同一条新闻，而是在平台上分享可能很不一样的内容。安德森的观点还有效吗？

迄今为止这还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一种理论认为，算法会带来信息茧房效应，它瓦解了共同体的感觉，因此对于民族与国家的认同不利。另外一种理论则强调，信息技术创造了便利性，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能便利地接触到熟悉的语言与文化，这个事实本身极大地增强了共同体的感觉，从而有利于国家认同。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还不仅仅因为理论上有意义，更重要的是技术的实践和展开会带来很多新的可能性，需要更多的观察与总结。2021年12月31日晚上11时，为迎接2022年的第一道曙光，微信与合作伙伴联合发起了一场《追光2022》的视频直播。随着地球转动的轨道，直播持续24小时。人们在全球五大洲60多个城市和地点参与“追光”，见证新年的第一道曙光。

这是寓意美好的象征与行动。阿帕杜莱说大规模的全球流动会使特定的文化脱离原有的空间和地点，形成所谓消散或散裂。但是流动中的实践也会形成文化的重新凝聚。如果我们在去往真实与想象地方的旅程中保持创新的视野和动能，我们将能够在散裂与凝聚的张力中，引领和创造出更高维度上的共同体的文化。

（文章来源：暨南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院数创工作坊第0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