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宇辉爆火,俞敏洪在担心什么?

像这么多人痴迷于董宇辉的场面,20年前,俞敏洪也经历过。

当年新东方没有地方讲课,俞敏洪就站在国家图书馆礼堂门口的垃圾桶上,对着1000多个学生侃侃而谈。在演讲结束后,这1000个学生心满意足地回了家。而俞敏洪,则被带进了派出所。

对当时的新东方来说,这是一场理想主义式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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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新东方是有企业气质的。罗永浩语录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很多内容都是英语以外的延伸,有些是关于价值观,有些是关于常识。

在这些故事和道理背后,促成传播的是理想主义,以及新东方自成一派的口才与演讲技能。

不止一个从新东方出来的创业者强调,在这家公司,可以训练出你的口才、演讲能力,甚至是煽动力。

有新东方老员工说:“这个职业训练看起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商业训练,可它支撑了世界上大多数产业的运作。”

早年的新东方,不论是在招生上,还是员工的招募方面,都在对外输出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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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新东方赴美上市前后,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这家公司开始迎来了一段持续数年的人才出走。包括罗永浩、成为币圈首富的李笑来、创办峰瑞资本的李丰,以及一大批进入到教培行业并登陆美股的教育机构。

罗永浩在离开新东方时大骂:原本我对新东方有很好的向往,但后来发现新东方其实就是纯粹的商业机构,商业机构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打着“百年教育报国心”来兜售情怀,就让人恶心。

新东方创办至今,接近29年。早年的人才济济,随着公司上市,以及后来考核指标的逐利化,个体的能量在这家公司逐渐失去了存在感,理想主义也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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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处于行业主导地位的新东方,似乎已经不需要和利润无关的个体魅力来吸引学生了。

它像一台“赚钱机器”,在动作变形后一路狂奔,从一枝独秀,到后来被同行反超,再到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瞬间加速了这家机构的陨落。

2022年,时势造英雄的故事发生在了新东方的内部,年轻的董宇辉让公司股价翻了六倍,新东方上演触底反弹,无比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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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台机器狂奔十多年后,终于又因为个体能量的爆发,让企业重新获得了生机。

而上一批闪着光芒的人物,已经在多年前纷纷离开新东方,当时的那批人,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新东方“黄埔军校”的美名。

但是这所“黄埔军校”,已经多年没有优秀的“毕业生”了。董宇辉,是否会成为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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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早期创业的时候,非常依赖那些优秀教师,最近几年已经很少依赖优秀教师了,全靠它商业运作的手段,也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很优秀的教师,它也能干得很好。”罗永浩说。

罗永浩形容的这种反差,确实反映出了新东方在中期的教师招聘上,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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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罗永浩为了获得面试机会,一口气写了一份万字求职信;而李笑来则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几个礼拜,撰写托福阅读讲义,准备了三次试讲,两次被拒;后来的新东方副总裁钱永强,把俞敏洪堵在车门口,霸面新东方;名师宋昊为了求职,无所不用其极,竟谎称自己是俞敏洪大学室友。

早年的新东方,颇有能人异士汇聚“梁山”的意味。当年新东方开出的条件,也确实让人难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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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浩在进入新东方之前,摆过书摊、走私过汽车、卖过期货,还在韩国卖过壮阳药,他在28岁的时候面对即将到来的而立之年,开始坐立不安。

在得知新东方高薪招聘老师时,他跑到山区奋发图强,最后终于拿到新东方的Offer。

进入新东方后,老罗的生活质量开始转变,在2001年左右就能拿到了60万的年薪,自己讲课时的录音被传到网上广为流传,这也让他跻身当时的中国十大网红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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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浩找到自己的好友李笑来,劝他也去新东方教书,他说:“如果一个民办教师年薪百万不算有前途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在入职新东方之前,当时还不是币圈首富的李笑来,因父亲重病,生活拮据。他自己开网吧、倒腾电脑配件,不但没赚到什么钱,反倒欠了债。

李笑来听了罗永浩的劝,在多轮面试后,进入新东方。他因讲课风格幽默,颇受学生喜爱,同时他又出版了多部畅销的语言学习书籍。在新东方七年,李笑来逐渐风生水起,他说“俞敏洪见我都要打招呼”“看到不爽的人可以使劲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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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时期,李笑来在新东方有一个打麻将的小圈子,里面有央视节目主持人张晓楠,后来的 Cobuild 基金创始人铁岭,后来的丰瑞基金创始人李丰,以及李笑来的好友罗永浩。

当时这些人都在三十岁左右,在新东方赚着远超同行的高薪、在课堂上可以随便骂老板俞敏洪,不愁温饱,生活滋润。

罗永浩说,当年的老师们骂俞敏洪,一定程度上是新东方的传统,骨子里大多是善意的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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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自己也解释过,“大家说新东方的人怎么那么厉害,可以一边在新东方工作,一边骂俞敏洪,这恰恰就是从我们身上或者说是从北大承袭过来的一些特质导致的,这也恰恰是让我引以为傲的地方。”

这个理想主义的“天堂”,也是当时一些创业失败的人,选择的一个避风港。

李丰在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毕业以后,回国创业做环保项目,但最后只赚了三万块钱,他为了找容身之所,跑到新东方,一待就是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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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新东方讲GRE数学逻辑,后来又负责管理远程教育和附属产业等多个业务,闲下来的时候,就和老罗、李笑来他们一起搓麻将。

后来出来做风投,他在IDG投教育赛道,拜新东方口才训练所赐,口才和思考力成为了他的核心竞争力。

罗振宇一年一次的“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从2016~2018,连续三年把李丰的观念拿出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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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人骂李丰,说他善于包装自己,“吹的比投的好”。

“口才”成了出走新东方的那些创业者们闯荡江湖的“杀手锏”。

俞敏洪也说过,演讲能力一直是新东方老师的硬指标。

然而,在一间大多数人都善于雄辩的公司里,内部的观点交锋,成为了一种衍生产物。

当这些交锋的矛头指向利益问题时,对于新东方来说,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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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内部曾长久纠缠于利益分配的问题,俞敏洪曾经因此受到质疑,在两年的时间里被公司拒绝参加董事会。

以俞敏洪、王强、徐小平组成的新东方“三驾马车”,在公司早年创业中,利益分配问题,是贯穿他们从聚到散的一条关键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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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新东方在纽交所上市时期,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也是公司人才更替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2006年,新东方IPO当天的晚宴后,俞敏洪一个人坐在哈德逊河边,为一批老员工的即将离开而陷入惆怅。

在那个夜晚,他对未来新东方的走向,做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选择。

在新东方赴美上市的那一年,不论是前期准备,还是后期的经营提速,这段时间的总和,塑造了新东方一种气质转变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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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企业的增长、为了给投资人交代,新东方开始激进地拓展分校、拼命推销“一对一”这种高价产品,甚至打出无法兑现的广告。

企业经营的动作开始变形,收入和利润成为考核机制中的核心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

俞敏洪对当时公司的回忆是:“一切以教学质量为核心,变成了一句空话。”

在新东方逐渐转变为一架赚钱机器的过程中,它的立身之本,也就是对一个个老师,这些个体的关注,开始丧失了。

高管和名师的外逃,成为常态。

2004年出来的胡敏,之前在新东方当总裁,后来创办了新航道英语培训。他的这个案例,也开启了新东方高管离职创业并和老东家展开竞争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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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胡敏的创业故事,更多的是坎坷。公司在两年后便陷入资金链断裂、团队不稳定、市场竞争激烈等一系列困境。

那年春节,胡敏的压力巨大,无心欢庆,他把老婆孩子撵回老家,自己一个人,孤独地度过了除夕夜。

后来,一个接一个的老师高管,开始出走新东方,创建教育行业竞品。现在的一起教育创始人刘畅,在离开新东方后,抱住了过去的老领导徐小平的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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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平当时已经开始搞天使投资。他给刘畅和雷军穿针引线,让这个新东方老兵顺利拿到足够的早期投资。

刘畅的一起教育,是雷军少见的在小米生态链以外,持续投资跟进的外部项目,为了给这笔投资造势,雷军盛赞刘畅是“没有缺点”的创始人。

2020年,一起教育在纳斯达克上市。敲钟当天,雷军、徐小平、王强悉数到场,雷军拿到了4亿美金的回报,笑得合不拢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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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畅出走后不久,原新东方执行总裁陈向东也出来创立跟谁学。

他牢记了俞敏洪之前说的一句话,“谁将来占住了网络教育的市场谁就是新东方真正的对手。”

陈向东独立研发出系统,拉来了阿里中供铁军的祁秀平、百度出身的罗斌。陈向东带着一群互联网大佬,朝着占领网络教育的重点策马狂奔,并在2019年登陆纽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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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东方人纷纷出走另起炉灶的十多年里,俞敏洪的公司自身也经历了疯狂的“内卷”、利润先行、痛定思痛,最后“砸锅卖铁”另寻出路的跌宕起伏。

不再有任何人的语录从新东方传出来,在后来居上的学而思、猿辅导,以及从新东方老员工创办的跟谁学、一起教育,激烈的竞争下,新东方变得平庸甚至是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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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在经历教培行业震荡后,所有人都清醒了。俞敏洪带着团队,在抖音开始了直播带货,靠着一批年轻的小兄弟们为新东方续命。

利益的纷争、市场份额的争夺、营收的增长不再是这家“黄埔军校”的核心问题,“活下去”成了俞敏洪优先级最高的待办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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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俞敏洪出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尽管当时他以“崩溃”命名,但随后在2021年教培行业的崩溃,才是真的崩溃。

他可能万万没有想过,他真正走在崩溃边缘的时候,拉他一把的,是公司里一个90后小伙。

在“董宇辉现象”持续发酵的两个星期里,已经有机构向这个年轻人伸出了橄榄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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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对此事的回应是:给这些直播老师们应有的待遇,保证他们的利益。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成长机会,不是在他们跑之前,牢牢抓住、狠狠利用,大捞一笔。他们离开新东方,我会很开心,因为他们是从新东方走出去的。

俞敏洪的公开讲话,是一定带有公关属性的。因为粉丝现在不允许说董宇辉的坏话。

在董宇辉爆火后,东方甄选的CEO孙东旭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称,现在不敢随便调侃董宇辉了,“他的粉丝惹不起”。

在俞敏洪探班东方甄选直播间的时候,就因调侃董宇辉而遭到弹幕指责。

两人的同框带货,在直播间的粉丝声援中,隐约地划出一道带有阵营色彩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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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俞敏洪当天的表现贴上“傲慢”的标签,像一份罪状,被放在了公共话语场。

在大众看来,当下俞敏洪的“成分”,更多的是俞老板,不再是当年理想主义的俞老师。

在俞老板的创业认知中,有一个被常常拿出来说的例子,叫“大厨效应”:

一个不会做菜的老板经营餐厅,他雇了一个大厨。大厨水平很高,餐厅经营火爆,这时大厨意识到,客人其实是奔着他的厨艺来的。所以他就跟老板要更多的收入分成。老板不同意,两人一拍两散,大厨自己开了餐厅,但不会经营;而原来的老板失去了大厨,也开始经营不善。

俞老板觉得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很多创业公司中的常见情况。不过,此中得失,大众并不关心。

俞老板不应该化身俞老师,试图让“同学们”站在俞老板立场理解自己。

相对而言,大家更愿意理解那个从小镇走出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的董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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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东方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一个全校唯一的数学逻辑老师,找俞敏洪提涨薪,他提出自己授课的班级收入要三一分成。两人直接谈崩。

俞敏洪开始设计出专治“造反”的策略,新东方再没有出现过只有一个老师负责一门学科的情况,每门课,至少要配备2~3名老师。

而在东方甄选的抖音号里,公司在拉平每个主播的曝光量,这既是对员工的公平对待,也是某种意义上对个体的制衡。

在俞敏洪“天高任鸟飞”的公关辞令背后,专治“大厨效应”的原则,依然在正常工作。

“制衡”就像一个齿轮,俞敏洪已经把他嵌进这家公司20多年,他塑造了新东方脱离理想主义后的运作程式。圈不住的能人异士,早已随着当年的离职大潮自立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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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在其传记中曾自豪地说,从新东方出去创业的人,至今超过200多人。

他巧妙地将这些创业者描述为“他们希望成为下一个俞敏洪”

如今,经过彻底洗礼的新东方,也正在经历一个“二次创业”的时期。那么,对俞敏洪来说,他是不是也应该重回20多年前,那个站在垃圾桶上真实的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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