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当作“毒药”撤出市场，现在又被捞回来了

　　老药新生的又一特例

　　撰文 | 方婧玉

　　来源 | “医学界”公众号

　　在现代医学中，“老药新生”的故事并不算少见。例如“明星”抗血栓药物阿司匹林，百余年来还肩负着“解热镇痛”之效。对急性白血病卓有成效的维A酸，最初是以痤疮新药的形象问世的。

　　在这些“老药新生”的故事中，医学家的研究起点基本都是一些临床经验丰富、有效性和安全性皆有可靠证据的药物。

　　这就是医学研究的惯例。对一款在临床上已被证明有害无益，甚至产生过药害事故的药物，罕有人能鼓起勇气，为其“正名”。

　　但也有“例外”。

　　2020年6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芬氟拉明（Fenfluramine）用于治疗罕见病Dravet综合征。

　　此前，芬氟拉明曾因可能诱发心脏瓣膜疾病，在1997年9月被FDA要求撤出市场。FDA这次把它“捞”回来，也标志着芬氟拉明在历经数十年坎坷后，迎来新的开始。

　　减肥市场的“无名小卒”

　　自古以来，人们对“瘦”的追求从未停止过。一方面，大多数文化的审美观都认为“瘦即是美”，另一方面，肥胖和诸多身体疾病相关联。

　　到20世纪50年代，一款减肥药的“横空出世”让人们认识到：变瘦可能并不难。

　　1947年，美国医生亨利·雷（Henry M.Ray）开始使用兴奋剂苯丙胺（amphetamine，又称“安非他命”）和右苯丙胺（Dextroamphetamine），治疗肥胖症。

　　肥胖者在配合饮食控制和运动的前提下，仅用药90天，就实现体重降低约14%。这一成果迅速轰动医学界。当时，苯丙胺还是一种可以轻易获得的处方药物。如果通过服用苯丙胺就能获得可观的体重减轻，无疑会对肥胖症治疗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

　　苯丙胺的发明者史克公司（Smith,Kline&French）嗅到商机。1947年，苯丙胺类药物获得美国医学会推荐、用于治疗肥胖。史克公司随即开始在广告中将Dexedrine（右苯丙胺）宣传为“减肥良药”。这一举措让Dexedrine在1949年的销售额达到7300万美元，较该药获批减肥前上涨了28%。

　　史克公司针对Dexedrine的广告，刊登于20世纪50年代

　　当时，苯丙胺类药物早已过了专利期，多家药企开始生产这类药物，以期在肥胖症领域获利。

　　其中，Rexar公司的Obetrol于1960年正式获得FDA的批准。该药一度以疯狂的营销手段和极高的大众知名度而闻名。在1970年的一则广告中，Rexar公司利用时下流行的滑雪运动来宣传减肥的益处，还通过提供“医生小样”等方式，吸引医生为患者开具Obetrol处方。

　　得益于宣传，在20世纪50-70年代，美国苯丙胺类药物的处方数量激增。一项调查显示，在1970年末至1971年初这段时间内，5%的美国成人曾被处方过至少一种苯丙胺类药物。

　　Rexar公司针对Obetrol的广告，1970年

　　瘦的同时，美国人付出极大代价。

　　在苯丙胺类药物盛行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人们便已认识到滥用潜力和依赖性。尤其是在多种减肥药中出现的甲基苯丙胺（methamphetamine），它的俗名是“冰毒”，其滥用更是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般认为，仅1970年，美国约有210万人滥用苯丙胺类药物，其中约32万人成瘾。这场“苯丙胺危机”给了美国政府当头棒喝。1970年，美国通过《管制物质法案》（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CSA），将苯丙胺类药物悉数列入该法案附录中进行管制。

　　苯丙胺类药物的好时代一去不复返。

　　“大拿”力推，胜过千言万语

　　在CSA颁布后的第3年，1973年，美国FDA批准一种新型减肥药物芬氟拉明，标称其“与饮食限制和运动相结合，用于肥胖症的治疗”。

　　与此同时，美国市场上使用更多的，是获批于1959年的芬特明（phentermine）。

　　但临床医生并非都对芬特明满意。该药虽然不良反应较小、管制等级较低，但减肥效果相比传统的苯丙胺类药物也大打折扣（治疗8周后平均减重7%）。很多病人因服用芬特明后自觉疗效不理想，转向减肥手术等其他治疗手段。因此，临床医生都在试图寻找芬特明“替代物”，或是增强芬特明减肥效果的药物。

　　芬氟拉明和芬特明具有相似结构，也属于苯丙胺类药物。两者的药理学作用都是以抑制食欲为主，作用机理、疗效和副作用也较为相似，精神兴奋作用较弱，滥用潜力较小，仅被CSA列入附录IV（而非苯丙胺类全员所在的附录II）进行管制，销售和使用限制非常少。

　　芬氟拉明最初在减肥药市场默默无闻，主要在于“它太新了”。在《基福弗-哈里斯修正案》（Kefauver Harris Amendment，美国政府应“反应停事件”而对《1938年联邦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案》做出的重要修改案）余波未尽的20世纪70年代，医生们处方新药往往小心翼 翼，以免因新药不良反应事件而“翻车”。而同期，芬特明的临床经验和市场营销都很成熟，医生们更愿意使用自己熟悉的药物。

　　1984年，因着一篇奇妙的文章，芬氟拉明开始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该文由美国医生迈克尔·温特劳布（Michael Weintraub）等人发表。文章称，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设计精良的安慰剂对照、交叉、双盲临床研究，结果证实芬氟拉明和芬特明的组合，可以有效减轻体重，并可避免减肥治疗后的体重反弹。

　　在研究发表之后，芬氟拉明和芬特明的组合以“Fen-Phen”的昵称，正式“出道”，获得全美众多医生和患者的青睐。

　　据资料统计，1992年到1997年，芬特明在美国的处方量上涨442%，芬氟拉明的处方量更是猛增6390%。仅1996年一年，“Fen-Phen”在全美的处方量高达1800万张。

　　狂潮之下，芬氟拉明这一曾默默无闻的药物，成为市场宠儿。生产芬氟拉明的罗宾公司（A.H.ROBINS）等赚得盆满钵满。

　　芬特明（Fastin,图左）和芬氟拉明（Pondimin,右）组成的Fen-Phen组合曾经横扫美国减肥药市场

　　靠一篇论文将“Fen-Phen”组合捧火的温特劳布医生，随后进入FDA工作，时任FDA药品审评中心的官员。

　　在FDA工作期间，温特劳布利用自己的权利，为好友约翰·特雷韦纳（John Trevena）所开设的减肥诊所，提供各种政策便利。温特劳布本人还授权特雷韦纳的诊所，使用其形象宣传减肥产品——当然包括“Fen-Phen”。

　　凭借着温特劳布的帮助，特雷韦纳从芬氟拉明的生产企业拿到大量推广费用和处方回扣。诊所业务十分红火，在业务高峰期有超过1000名患者接受诊所提供的减肥方案。

　　暴雷了

　　就在人们为寻找到“Fen-Phen”这款减肥神药欣喜若狂时，一场噩耗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1995年，FDA收到右芬氟拉明（dexfenfluramine，芬氟拉明的纯化化合物）制剂Redux的上市申请。相关制药公司称，相较于已上市的芬氟拉明，右芬氟拉明具有更好的疗效和更少的副作用。

　　FDA审评官员发现，右芬氟拉明在欧洲临床应用中，出现肺动脉高压的报道。作为一种致命的心血管疾病，肺动脉高压本身的发病率非常低。肥胖也并非肺动脉高压的已知危险因素。这让FDA审评官员开始怀疑，右芬氟拉明是引起肺动脉高压的独立因素。

　　但在当时的“Fen-Phen”狂潮之下，右芬氟拉明在FDA专家组审评中，以6∶5的微弱优势通过投票，并于1996年获批上市。此后，右芬氟拉明在市场上很快取代芬氟拉明，成为“Fen-Phen”中的“Fen”。

　　上市当年，右芬氟拉明便斩获120万张处方的销售业绩。有预测称，右芬氟拉明在上市首5年的市场销售额将达到10亿美元。

　　右芬氟拉明并没有挺过上市后的第一个五年。1996年8月28日，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文章，集中报道24例服用“Fen-Phen”后出现心脏瓣膜疾病的女性患者。这些患者没有心脏瓣膜疾病的危险因素。

　　1天后，NEJM再次发文指出，除芬特明外，使用包括右芬氟拉明、芬氟拉明、芬普雷司（芬氟拉明的一种类似物）在内的多种食欲抑制剂，可以使肺动脉高压的患病风险升高近30倍，且这一风险独立于患者的基础状况。

　　随后，大量文章进一步印证这一发现。这迫使FDA重新思考芬氟拉明和右芬氟拉明的安全性。

　　权衡利弊后，FDA于1997年9月15日做出决定，撤销芬氟拉明和右芬氟拉明的上市许可。

　　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单独使用芬特明与肺动脉高压或心脏瓣膜疾病有关，该药在经过FDA的进一步评审之后，得以继续保留在市场上。但风靡一时的“Fen-Phen”组合就此解散。

　　右芬氟拉明（Redux）因可导致肺动脉高压和心脏瓣膜疾病而撤市。

　　FDA决定公布后，各大在“Fen-Phen”狂潮中捞金的药企，迅速遭到反噬。大量患者团体对芬氟拉明/右芬氟拉明销售商，提起诉讼。1999年，相关制药公司支付48.3亿美元的一次性赔偿金，以解决所有关于芬氟拉明和右芬氟拉明的诉讼。

　　讽刺的是，曾经靠“Fen-Phen”大肆盈利的特雷韦纳也将制药公司告上法庭。因为他和妻子都是“Fen-Phen”的忠实使用者，也都因用药而罹患严重的心脏瓣膜疾病。

　　更糟糕的是，公司激进的营销策略导致特雷韦纳的诊所无序扩张并快速倒闭。特雷韦纳一度混到破产状态。

　　浴火重生

　　芬氟拉明引起肺动脉高压和心脏瓣膜病的情况绝非偶然。后续大量研究显示，芬氟拉明既可以激活存在于心脏瓣膜上的5-羟色胺2B型受体，从而刺激心脏瓣膜细胞无序增殖，最终导致心脏瓣膜病变的发生，也可以激活存在于肺动脉内皮细胞上的5-羟色胺2型受体，诱发肺动脉舒张功能受损，引起肺动脉高压。而由于缺乏对5-羟色胺受体的活性，芬特明不会导致这两种病理改变，因此将“Fen-Phen”组合的严重副作用归咎于芬氟拉明是有严谨科学依据的。

　　祸兮，福之所倚，芬氟拉明正是因为对神经递质5-羟色胺受体存在相互作用，也在当下迎来了一线生机——治疗癫痫。

　　作为最难治疗的癫痫综合征之一，Dravet综合征对现有抗癫痫药物耐药严重。患者要控制病情，常需服用多种抗癫痫药物，忍受药物带来的巨大副作用，对本就存在认知障碍的Dravet综合征患者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医学界对Dravet综合征的研究从未停止。在III期临床试验中，在基础治疗上添加芬氟拉明，可将癫痫发作频次降低约64%。这对于Dravet综合征患者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但如何平衡芬氟拉明的抗癫痫效果和心血管风险？这成为监管机构的一大难题。

　　美国FDA要求，芬氟拉明用于治疗Dravet综合征时，患者必须在治疗前、治疗中的每6个月及停药后3-6个月内，分别接受心脏超声检查，以明确药物是否对心脏瓣膜产生影响。所幸的是，在这一严格的监测策略下，目前还未有因芬氟拉明治疗Dravet综合征而导致心脏瓣膜疾病的情况出现。

　　从芬氟拉明的例子中不难看到，药害事故有时并非一款药物研发的终点。相反，在对药物的药理毒理机制进行严谨研究、在临床前研究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毒药”也可以变身治疗其他疾病的“良药”。

　　事是好事，但这种研究耗费资源和精力可观，真正实行起来，又有几个人敢尝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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