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教材失守的真相, 美剧三大变化的门道真是耐人寻味 | 文化纵横

常江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导读】近期，小学教材插画丑化事件引发公众强烈关注，文化教育、文化政治再次成为关键议题。与此同时，过去数十年流行全球的美剧，也引起越来越多的文化政治讨论。2022年3月，由杨紫琼主演的好莱坞电影《瞬息全宇宙》引起社交媒体热议。相比传统好莱坞电影，该剧风格独特，颇显非主流。而近期上映的“未来反乌托邦”题材《爱，死亡，与机器人》第三季，受众观感更是两极分化。人们发现，以往致力于传播美国主流价值理念的美剧，近来正出现全面“个人化”的趋势。如何理解这一变化？这一趋势将产生何种影响？

本文基于全球电视业技术转型的历史进程，深入剖析当下美剧文化的三个发展趋势——数字化、私人化和激进化，进而探讨从美剧透视美国社会变迁的认知路径。作者认为，数字化的播出和接受环境，削弱了美剧文化的大众性，强化了其与个体文化觉醒与文化抗争之间的关系，并使美剧价值体系与真实的宏观社会变革建立紧密联系、实现同构。由此，以付费忠实用户而非大众注意力为生存基础的美剧，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挣脱其作为文化商品的保守属性，而在审美和政治的维度上呈现出激进化的倾向。

作者指出，美剧仍以文化保守性为价值内核，这种保守性会因行业条件和大众心理的变化而动摇，但只要美剧的工业基础——科技和资本相结合的媒体公司——不发生本质变化，其维护既有利益分配体系的文化倾向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对美剧文化的解读，也有助于理解数字时代中国流行文化的生态。中国当下已出现与美国相似的、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普及而生的新文化潮流，比如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复杂互动，以及文化生产与消费中的女性主义思潮，等等。这些都有待跟踪研究和深入剖析。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6期，原题为《数字化、私人化与激进化：技术变迁视野中的美剧文化》，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数字化、私人化与激进化：技术变迁视野中的美剧文化

借助强大的电视产业和主要沿袭自经典好莱坞美学的电视艺术体系，美国电视节目，尤其是电视剧，半个多世纪以来经久不衰，不但牢牢占据着美国人的休闲生活，还在美国之外“遍地开花”，成为20世纪最具全球流通性的文化商品之一。考察美剧及其文化流变过程，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上和当下的美国文化，有着重要的经验价值。

本文关注美剧在过去十年的文化特征，并据此阐释美国社会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的演进规律。对“剧”的内涵进行辨析并非本文主题，故对“美剧”这一概念的使用主要以大众认知作为依据。本文的逻辑路线如下：美剧播放和接受的数字化（digitization）带来了美剧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形式的私人化（privatization），并最终令美剧演变为一种文化激进化（cultural radicalization）的想象性介质。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融合时代的美国社会文化的变迁规律做出探索性的阐释。

▍数字化：播出机制与类型体系的变迁

数字化进程不但重塑了全球电视行业的生态，而且几乎重新界定了“电视节目”的内涵。对美剧而言，其影响主要体现为剧集播出和接受的流媒体化，这意味着以互联网为信号传输通道，以电脑、智能手机或智能电视为接收终端的数字传播网络全面取代传统电讯网络成为剧集流通的“基础设施”。然而，数字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新的播出形式，更改写了传统电视播出的诸多“规则”。

首先，是播出机制的更迭。终端的变化提供了直接为内容付费的渠道，也培育了习惯为内容直接付费的观众群体，从而令广告在盈利模式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使得建基于传统电视广告模式的一系列剧集播出机制，如季播制（即电视剧在每年9月至次年5月的播出季中以每周一集的频率播出）、单集故事容量限定（为确保插播广告播出时长而将单集喜剧限定为22分钟左右、单集戏剧限定为45分钟左右）等，也渐渐失去效力。如早期网络剧的代表、奈飞公司（Netflix）播出的《纸牌屋》（House of Cards, 2013~2018），尽管仍然延续了“季”（season）的概念，但每一季所有“集”（episode）却是一次性上线推出的，并未采取传统的每周一集的播出频率，这使得“播出季”作为一种机制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盈利模式的不同是上述播出机制差异存在的根本原因：电视网的传统广告模式针对的是具体的“作品”，需要长期、持续地攫取受众对某部剧的注意力方可带来累计收益；而流媒体网站的内容付费（会员制）模式则针对整个“平台”，因此更倾向于通过令观众“沉溺观看”的方式使其迅速沉迷，进而维系持续付费的意愿，“一次性上线整季”“单集容量变大”的策略显然更加有利。

其次，是传统类型体系的瓦解。传统意义上的喜剧和戏剧两大主流类型，因播出渠道的数字化和融合化而体现出“喜剧的戏剧化”的总体趋势。传统的喜剧类美剧以情景喜剧为代表性形式，主要通过对幽默语言的锤炼为观众带来陪伴式的放松。在过去十年间，越来越多的剧集，尤其是流媒体网站的自制剧，日渐倾向于在喜剧题材中融入更多的冲突性元素，并不失尖锐地揭示社会矛盾。这种容纳大量戏剧元素的新型喜剧，正成为极受欢迎的新类型。有研究者认为，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的“千禧一代”往往有着更加个人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这种需求在总体上更倾向于个性解放，且较为排斥传统的“大团圆”“合家欢”议程。这为传统美剧类型体系的瓦解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心理基础。

总之，数字化为美剧的生产、流通和接受提供了一种新的环境或生态，令支配行业发展的各种内部结构性关系发生重组，塑造了以制播主体多元化、广告商力量削弱与观众话语权提升为主要特征的新的行业结构，进而使得一种新的美剧文化，以及一种新的“美剧-美国社会”连接方式的出现成为可能。而这种新趋势在美剧的文本或美学上的体现，就是从叙事题材到文化议程的全面“私人化”。

▍私人化：小众的勃兴与个体的觉醒

播出机制的数字化和流媒体化带来接受情境的私人化。过去主要由电视网（台）所主导的剧集接受的时间（严格按照节目时间表周播）和空间（主要在家庭起居室使用固定的电视机观看）体系，目前已完全由每一个阅听人个体掌握，看电视作为“起居室战争”的传统微观权力结构已在理论上终结。在正常情况下，观众可以以个体（而非家庭成员）身份使用任意终端、在任意时间和空间环境下观看剧集。这对于几乎所有类型的电视节目的文化气质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对于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和文化惯性的美剧而言，私人化的接受方式的深度影响或需持续而深入的观察，但其当下的表层影响显而易见，即导致了主流题材的转型，其总体趋势可大致概括为“小众化”。

美剧作为一种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其题材天然地被认为“理应”是大众化的；而传统电视观看的家庭场景，也使得一些题材类型较其他类型更容易成为主流。若暂不考虑“喜剧”和“戏剧”的类型差异，则大致可认为家庭、犯罪、法政是传统美剧的三大主流题材。这固然反映了大众对“合家欢”和“冲突性”两种叙事特征的偏爱，但更重要的是，作为美国社会结构的“文本反映”和美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文本解决方案”，上述题材直接承载着普通美国人对一般性的社会生活的关切——它们如同万能的“框架”，基于“系列剧”（serial）的基本叙事模式，通过形形色色内容各异但结构相近的故事，呼应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的传统价值观，呈现种族、性别等维度的社会冲突，并尝试在“社会正义”和“法治”的名义下想象一种美国式的文化和谐。如风靡20年的警匪剧《法律与秩序》（Law & Order, 1990~2010），累计播出20季、456集，产生了大量衍生剧（spin-offs）。该剧广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大量的故事源于真实的犯罪新闻报道，而对这些犯罪问题的解决，则基本遵循着符合基督教新教伦理的正义法则。被普遍视为美国电视史上最杰出的法政剧之一的《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 1999~2006）则迎合了两党制选举体系下，美国社会对于党争和政府运作的“内部故事”的猎奇心理。这些剧集固然立足于对不同范畴的社会冲突的描摹，但其本质仍在于以讽刺和戏剧化等传统文本手段，解构上述冲突真正的严肃性，在为观众提供娱乐、疏导情绪的同时，也逃避了对更为深刻的、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的关注。对此，对美国电视文化持尖锐批判态度的Kevin Glynn有深刻的分析，他将流行的美剧题材视为当代美国“幻想民粹主义”的载体，指出其为观众带来的现实参与感是以回避真正的“现实”为前提的。

而数字时代高度私人化的接受方式，则让传统意义上的“小众题材”迎来了春天。以Netflix、Hulu和Amazon Prime为代表的流媒体平台普遍采取与HBO等付费有线电视频道相似的订阅模式，因此不再需要取悦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以及塑造和维系着“大众品位”的广告商。在这种播出模式下，一部剧的生存取决于稳定的观众群体的持续付费和深度欣赏，而非以收视率为外在数据特征的“普遍注意力”。在这样的技术和机制条件下，小众题材获得了广阔的文化空间。有两类题材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文化政治效应，一是“未来（反）乌托邦”题材，二是“女性主义”题材。前者以《西部世界》（Westworld，2016~2020)、《爱、死亡和机器人》（Love, Death & Robots, 2019~）等为代表；后者以《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The Marvelous Mrs. Maisel，2017~2019）、《致命女人》（Why Women Kill, 2019~）等为代表；而《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2017~）则融合了上述两类题材，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精品。这些作品不但社会批判力度更大，在形式和美学上也带有显著的实验色彩，不断通过制造疏离和冒犯迫使观众走出接受的舒适区，跳出固有的思维程式去反思“真正的”社会问题。流媒体网站的这种反传统题材实验受到了美国主流电视评价体系的高度认可，《使女的故事》仅播出4季便已获得8项艾美奖，其中包括“最佳剧情片”；而播出了3季的《西部世界》则累计获得过54项艾美奖提名，并最终赢得了9项。

当然，我们不能过于放大“小众题材繁荣”这一转型趋势的行业意义。上文的分析更多是象征意义上的：当传统意义上的“边缘”不再是“边缘”，而在产业和美学等维度上拥有了与“中心”等量齐观的效应，便不能不让我们感慨技术发展中孕育的革命性力量。正是新的传播技术及其塑造的媒介生态，令电视场域长期被“大众”话语遮蔽的小众审美与文化诉求得到满足，并以推动小众题材主流化的方式，使（广义上的）电视文化成为数字时代个体觉醒历程——以“AI觉醒”和“女性觉醒”为隐喻和表征——的重要推动力。

▍激进化：与社会变革的连接

在传统的产业和制播体系下，电视文化长期体现出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这是电视研究与批评学界的普遍观点；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美剧，更是被视为“美国式商业资本主义的鼓吹者”。尽管这样的观点过于绝对，但美剧的确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体现出鲜明的“消弭革命”的诉求，在掩饰性别差异、对种族秩序进行浪漫化处理、固化社会阶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美国电视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考斯比一家》（The Cosby Show, 1984~1992），是20世纪80年代最受观众欢迎的剧集，连续五季占据尼尔森收视率排名第一位，这一收视成绩迄今未被突破。这部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剧中的主要角色均为黑人，全剧也以一个黑人家庭的成长为剧情主线。然而，在巨大的收视成功背后，该剧却面临着（自由派）评论家尖锐的质疑：剧中的考斯比一家被塑造为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其日常生活方式与同阶层的白人家庭没有任何不同，而80年代美国社会中尖锐的种族冲突和黑人族裔贫困的现象，在剧中则完全没有体现。这种用经济上的成功来掩盖更为根深蒂固的种族权力结构的文化策略，被两位电视研究学者称为“开明种族主义”，并且他们认为，美国电视文化长期通过这种包装过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来掩盖“美国梦”的虚幻本质。美剧的这种文化保守性（甚至反动性）有复杂的、多维度的成因，但在本文所采用的技术分析的视角下，则主要可以解释为传统电视播出和接受机制对大众趣味及其背后的保守主义价值体系的高度依赖——既然美剧及其文化的生存取决于创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锚定大众审美的“最大公约数”，那么在对现状进行合理化的前提下展开有限的、带有犬儒色彩的“社会批评”，就成为最安全的策略。

然而，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在数字技术的催动下，美剧体现出了接受私人化和题材小众化的趋势，这一趋势不可避免地带来美剧在文化及价值体系上的突破：以付费忠实用户而非大众注意力为生存基础的美剧，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挣脱其作为文化商品的保守属性，而在审美和政治的维度上呈现出激进化的倾向。不难看到，在过去十年间涌现出的大量美剧作品对美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的揭示和批判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其剧情和人物的构成维度也远较以往复杂。如HBO播出的、全部7季均获得艾美奖最佳喜剧提名的《副总统》（Veep, 2012~2019），虽然在形式上大致保持着老牌法政剧的样态，但其对美国政客和两党政治虚伪性的讽刺却几乎带有颠覆性的色彩，几乎不再保有对这一体制的基本温情。Netflix的《亲爱的白人》（Dear White People, 2017~）则直面美国常春藤大学中的种族紧张关系与种族歧视现象，无情地嘲讽美国精英集团的伪善。当然，数字时代的美剧在总体上的激进化色彩并不必然以社会批判为外在形式，但即使是有着建设性意图的作品，其对家庭、政治和社会中结构性问题的挖掘也较以往更加深入。如CBS的《极品老妈》（Mom, 2013~2021），即在传统的亲情框架下广泛触及美国社会严重的酗酒和药品滥用问题，剧中的主要人物几乎全部挣扎在与贫困、成瘾、精神疾病和死亡的“战争”之中，全剧的文化气质与上世纪90年代情景喜剧的“黄金时期”形成巨大的反差。美剧在过去十年间的全面激进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技术对传统媒介文化的某种“激活”。原有的传播模式的迅速瓦解，使旧的叙事和美学难以长期依靠观众的接受和心理惯性得以维系。对于美剧行业来说，能否通过一整套新的文化政治图式来重构生产体系，令美剧的价值系统与“个体觉醒”背景下的宏大社会变革议程更加紧密地关联，也就成了一件生死攸关的事。

在具体的叙事层面，大量美剧作品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表达激进的文化政治诉求。一是“去浪漫化”，即在故事中有意识地反思、摒除传统美剧叙事以个人奋斗“想象性解决”社会矛盾的策略，而更多直白、悲悯地表现结构的强大和个体的无力。《老友记》（Friends, 1994~2004）的主人公菲比（Phoebe Buffay）从一个几乎没有读过书的流浪儿“不露声色”地成长为中产阶级独立女性的都市神话已经很难在当下的美剧中看到，我们看到的是《极品老妈》中的克里斯蒂（Christy Plunkett）为实现阶层突破所经历的痛苦挣扎和反复失败。第二种方式是“增强可见性”，即将社会现实中被种种权力结构所掩饰的身份差异和群体矛盾公开化，以打破白人中产阶级编织的自欺欺人的文化和谐图景。哪怕是《摩登家庭》（Modern Family, 2009~2020）这样在价值内核上仍相当保守的电视网剧集，对移民、同性恋、种族、劳工等社会问题的处理也十分坦诚，相较之下，在20世纪90年代以“观念开放”著称的知名情景喜剧《宋飞正传》（Seinfeld, 1989~1998），却从头至尾以十分隐晦的方式表现主人公的犹太身份以避免“刺激”社会上的反犹情绪。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时代美剧文化的激进化是通过创作上更加接近文学现实主义原则实现的——这种原则坚信“艺术不应以任何理由回避人类存在中最肮脏、最尖锐的一面”。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技术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中，“主流”和“小众”、“保守”和“激进”之间的边界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划定这一边界的标准则取决于特定技术和历史条件下社会意识与文化观念的总体“风貌”。比如前文提到过的《考斯比一家》，以及比它更早的《一家大小》（All in the Family, 1971~1979），在当时均被视为具有先锋色彩的作品，尽管有着维护美国WASP群体及福音派基督教正统的文化底色，但在叙事或符号的层面还是对固有的刻板印象体系构成了挑战，为后来者开拓了更广阔的表达空间。于是，进入新世纪后，以《老友记》、《皇后区之王》（King of Queens, 1998~2007）为代表的表现纽约大都会生活及其多元价值观的剧集尽管广受欢迎，却均因少数族裔主要角色缺失、对女性和LGBT群体的处理不当而受到批评。而在距离我们更近的作品如《摩登家庭》、《初来乍到》（Fresh Off the Boat，2015~2020）中，真正多元的、“非主流”的群体的生活方式“反客为主”，成为“政治正确”的主流，因为它们所面对的主流收视群体的文化观念已经在《一家大小》《考斯比一家》《老友记》等作品的“培育”下有了相当的变化。这实际上表明，即使美剧文化保守的“基本盘”在可预见的将来仍难以被动摇，但技术发展催生的种种激进表达策略仍在“量”的层面上缓慢改变着美剧意识形态的光谱，至少是令固有的保守主义不那么理直气壮。

在美剧的文化变迁中，技术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或许复杂而微妙，但我们仍可从总体上归纳出一个基本结论：文化产品分发渠道的分众化，为个体对文化文本的解读实践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并有助于动摇曾经一体化的、大众的，因而也就是保守的社会文化精神的观念基础。信息技术的发展令文化进入了总体性视角与碎片化视角并存的时代，在这一语境下，个体的文化身份与审美经验就算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国家和群体维度，也至少拥有了与后者共存的社会基础，这就为文化突破既有认知框架、实现某种意义上的“进化”创造了条件。

当然，如果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随着流媒体平台的日趋体制化，其文化生产也将日趋倾向于维系（支撑其稳定盈利模式的）社会现状，因此即使在今天看来相当激进的文化表达，也难以避免被商品化的命运。但本文更倾向于将这一判断视为一个“终极的”规律，它不能完全覆盖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具体的阶段和细节。在当下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语境中看，美剧通过激进化表达策略所实现的与美国社会变革的更加紧密的连接，显然有着不容忽视的政治意义，这一点不应被“终极命运”遮蔽。例如，在弗洛伊德事件及其引发的新一轮“黑命贵”（BLM）运动爆发前后，Netflix曾上线播出大量关注美国种族主义历史和与现状的剧集，包括《谁杀了马尔科姆·X？》（Who Killed Malcolm X ?, 2020~）、《家庭团聚》（Family Reunion, 2019~）等，这些作品的播出至少与BLM运动有着观念上的联系。美剧在文化政治上的重要性，因其适切的激进化策略而得到提升；这也为我们透过美剧去观察、解读美国当下的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启发。

▍结语

前文以全球电视业的技术革新为逻辑起点，系统探讨了美剧及其文化在过去10年间经历的数字化、私人化和激进化的演进趋势。在数字时代，我们透过美剧所看到的，不再仅仅是美国社会最稳固和最保守的意识形态如何借由电视工业体系实现对自身赖以生存的大众观念进行再生产，更有美国社会那些最基础的结构性矛盾如何利用“数字化”的历史契机通过新的“剧”的形态和叙事来实现更大程度的“文化可见”。这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理解媒体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经验价值。

社会变迁的过程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要求我们在分析中尽力避免简化论的思路。我们要看到，相比电影和其他视听文化形式，美剧仍然是以文化保守性为价值内核的；这种保守性会因行业条件和大众心理的“骤变”而出现动摇，但只要美剧的工业基础——科技和资本相结合的媒体公司——不发生本质的变化，其维护既有利益分配体系的文化倾向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剧”的叙事形态决定了其不可能如电影一样，在技术的“赋权”下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化”面向，因此美剧文化在当下体现出的激进化色彩必然伴随着与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大量协商与妥协。忽视传统价值观的强大力量，将美剧文化的“突破”置于历史的真空加以“光荣化”，是偏颇的，也是非辩证的。

而本文对美剧文化的解读，对于我们理解数字时代中国流行文化的生态也有启发意义。一方面，我们在中国当下的文化场域中看到了与美国相似的、由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普及而生发的新的文化潮流，比如青年亚文化与主流国家文化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化生产与消费机制中能见度的提升，等等；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截然不同的保守面向，也给本文所秉持的“技术-文化”分析路径制造了新的状况，并呼吁更具中国本土文化意识的理论和方法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对于“美剧之于美国文化”的分析，还是对于“美剧之于中国文化”“国剧之于中国文化”的分析，都是手段而非目标。如何在激越而富有流动性和多面性的技术语境下，立足全球性和普遍性的视野，“深描”式地对媒体文化与社会变迁的一般关系做出准确的解释，是需要学界共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