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最后一天，纪念窃国大盗康有为

鄙视康有为，嘲笑戊戌变法是当代“标准”历史观。与其说高晓松带歪了历史，不如回头检讨教科书

一 翻案文章

虽然已经是2019，但毕竟还没过春节，眼下还是戊戌年。我们和120年前的百日维新之间还是隔着两甲子的整数，发篇文章纪念一下不算过时。

 在几十年来的历史课本上，戊戌变法是与辛亥革命，解放战争胜利相提并论的大事。但真到了戊戌年却很少见到官方组织的纪念活动，可能是觉得120年不如100年名正言顺？所以绝大多数相关历史讨论都是民间自发进行的——和戊戌百年纪念相比，2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网络信息资源向平民开放，普通人构成了历史讨论的主体。

这么多人参与讨论，话题必须从共享的一些知识背景开始。在60%年轻人都要参加高考的今天，中学教科书虽然未必是“共识”，但肯定是绝大多数人历史观的重要来源，戊戌变法也不例外。

翻开历史课本，戊戌变法被定性为一场失败运动，但对运动本身的性质，对运动关键人物，都是绝对的正面评价。变法的目的是“拯救民族危亡”，成就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只是因为顽固派的“阻挠与破坏”才失败。与之对应，领袖康有为的定性是“先进的中国人”。在一部秉承进步史观的教科书中，这是非常高的历史称号。

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的教科书形象

然而，眼下的互联网，随便搜索一下，除了官方媒体外，对戊戌变法的看法普遍是：“闹剧、笑话”。对变法领袖的评价尤其不堪，康有为的私德、能力、意图都被全面质疑，而变法的反面领袖——慈禧太后，形象倒是越来越正面。这股翻案风潮，反映的是长期以来历史教学的一大问题，即配套的阅读史料不足。

作为一部给中学学生建立历史观的概要通史，教科书的内容不可能太多。但那些对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希望更深刻的理解历史，肯定不会满足于如此简略的描述。教科书没有配套的史料，他们就会自己找。当找到的史料和教科书的单一色调有所冲突时，“被骗”的感觉会制造逆反心理，从而全面推倒教科书的历史观。

具体到戊戌变法，课本介绍了裁冗官，废八股、鼓励工商、练新军等一系列措施，但是没有说明这些政策基本未能落实。课本批评了保守派官僚，却没说几年后他们也会陆续推出类似的政策。课本上倒是介绍了双方摊牌的结果——维新派毫无抵抗之力，慈禧集团轻松地抓人杀人。两相比较，产生“变法不靠谱”，“改良最可靠”的想法不奇怪。

更重要的是教科书很少谈历史人物的私德（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也未曾详细解释为何私德并不重要，那些刚刚脱离高考的读者放下枯燥的教科书，开始阅读“生动的历史”，很容易追捧基于“道德观”评价历史事件的媒体作品。

高晓松一句话定性为“妄人”，对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一无所知

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康有为这个维新领袖的确浑身是漏洞，在他身上可以找到清朝官僚绝大多数缺点：经常说大话，吹嘘和皇帝的密切关系，修改历史文件，公私财务混乱，连续纳妾，对弟子要求无条件的忠诚，晚年还投机张勋复辟——虽然也并不比大多数晚清官僚更过分。康有自号康长素（胜过“素王”孔子），一度被称为“康圣人”，这一形象被史料打破后，网民只记得伪君子的小丑形象。

百度“康有为”第一句几乎没好话

在历史的另一侧，教科书把保守派描绘成全面的反角，反而导致“触底反弹”。网民在老官僚身上发现一点新时代的绿漆，都可以理解成鲜黄瓜的叶绿素。所以，康有为纳妾、海外置业是个人乃至维新集团的劣迹；李鸿章等高官妻妾成群、公然受外国贿赂、建立小金库，却被算作适应规则，老成谋国。最后只要替变法说几句好话，做一点微小的改良，再保守的统治者也可以是中国的命运守护者。

康有为的网络形象

不夸张地说，中学课本上为戊戌变法中两方阵营塑造的形象，几乎被网络历史讨论翻转了180度。如果按照当下百度搜索的前排结果拍一部电视剧，大结局多半是慈禧太后深谋远虑，力挽狂澜，为天下不惜自损声名，带领老臣果断斩杀疯子逆贼，给踏踏实实的改良政策开路。

这一局面的起源，技术原因是前面提到的教科书配套阅读资料不足，导致逻辑单薄，论点站不住。具体到戊戌变法本身的描述，就是没有讲清楚到底戊戌变法要做什么，做了什么。说维新派领袖是“先进的中国人”，却没有摆出19世纪背景的“进步”定义；说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读者却找不到“民族资产阶级”，当然容易被八卦段子翻案。

教科书截图

面对21世纪的历史翻案气氛，本文没有新的论点，只是围绕教科书写写历史背景，希望能给单薄的教科书提供一点补充或者说注解，顺便在戊戌年的最后一天纪念一下19世纪末历史风云。

高晓松对网民心态把握的很准确

二 康有为是谁？

1. 落魄赌徒？

在最近的很多历史“科普”中，康有为被描述为一个中年失意，冒险求出身的狂生，所以把国家和皇帝都拿来孤注一掷。考虑到康有为曾六次乡试不中，这个形象送给30岁的康有还算靠谱，拿来解释康有为在发榜前参与的“公车上书”事件也还勉强贴边。但是，1893年，康有为乡试中举，1895年，康有为中二甲进士（比公车上书事件晚几天，比戊戌变法早三年），282名进士中排名第49（会试第8），已经是毫无疑问的高级统治者预备队。按部就班当官，总有几任知府道台可做，回乡也是名士豪强。

教科书截图 没有说康有为前排中进士

从年龄看，康有为35岁中举，比清朝平均水平大4岁；37岁中进士，比清朝平均水平多3年，虽然不算少年得志，但也是绝对的人生赢家，绝非半生蹉跎，铤而走险。再用“失意文人”说事儿，实在太小看了二甲进士的地位。如果一定要说他因担心前途而变法，他担心的也是整个大清国乃至士大夫社会即将倾覆，导致新科进士、帝国中坚力量没有好下场。

不过，我注意到，至少眼下的人教版教科书，无论初中高中，在介绍戊戌变法人物时，均不提康有为变法前的进士身份和工部主事职衔，只说他受过儒学教育，发动过在京举人上书，旁边配图则是一张文字清晰的《孔子改制考》。这可能是因为后来康有为被列为钦犯，未曾被正式刻入进士题名碑，以至于进士身份一度被质疑，教科书为稳妥起见未曾提到他的科举功名。无论原因如何，客观上这给许多学生制造了“落魄书生”的错误形象。

“儒学教育”和进士之间，差了好远

至于康有为科举成功前的经历，教科书上倒是说了不少，比如拒绝给女儿缠足，开设接近现代教育模式的学堂，在南中国名望极大，以秀才（监生）身份被举人梁启超拜师等等。但是，到底康有为的水平如何，与同时代的清朝士大夫相比高明在哪里，引述的内容明显不足。以至于读者只看到康有为高喊变法，却不知他为什么急着要变，要怎么变。其实，康有为的文字已经很接近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了，如果能在选修内容中加入部分原文，维新领袖的形象可以更丰满。

下面的文字选自1898年打动光绪的《上清帝第五书》，又名《外衅危迫，分割迭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折》。从这段世界形势分析看，康有为的见识不仅远超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平均水平，而且眼光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

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故十年前吾幸无事者，泰西专以分非洲为事耳，今非洲剖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报章论议，公托义声，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擘书详明，绝无隐讳，此尚虚声，请言实践，俄、德、法何事而订密约，英、日何事而订深交。土希之役，诸国何以惜兵力而不用，战舰之数，诸国何以竞厚兵而相持。号于众曰：保欧洲太平，则其移毒于亚洲可知。

这段话里面提到了两个先进概念：

一是正在发生的列强瓜分非洲——1885年柏林会议为非洲划国界，1899年英、法基本妥协，英、德在南部非洲的对抗还在继续，即将引发布尔战争。康有为敏锐地意识到，在十余年间基本划定一个大洲的势力范围，瓜分殆尽，这在工业时代也是头一次，是帝国主义新阶段的象征。一旦非洲殖民地被消化，半独立的中国多半是下一个目标，清朝恐怕连形式上的统一都很难维持。这种从世界视角看中国未来的能力，在20世纪的中国都属罕见，何况19世纪的儒家士大夫。

第二个概念是帝国主义可以通过对殖民地的扩张来缓解内部矛盾，回避直接冲突。康有为看到了欧洲的军备竞赛，认识到进一步瓜分殖民地是列强避免世界大战的手段。反过来说，如果瓜分殖民地速度慢了，或者无可瓜分了，帝国主义自己就会打起来。康有为上书一年后的1899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还没出现，英俄就已经签约，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美国则要求“门户开放”。面对这个局面，当时最清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过是解释为欧美列强的强横，康有为却能越过眼前的殖民侵略，看到列强的妥协和矛盾，实际上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变法之前，康有为从未出国，全凭二手资料看世界，却有如此深刻的分析。六品官员上书打动皇帝，掀起全国性运动，可不是仅仅靠说大话。

2. 维新大佬是自封？

当然，康有为虽然借此文得到了光绪的召见，但第一次召见被恭亲王挡下了。而从上书到逃亡海外，康有为也只见过光绪皇帝一次。关于见面谈话内容，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各方面说法不一，但当时在场候见的还有后来的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据他比较可靠的回忆，康有为只和光绪聊了十五分钟，最多不会超过半小时。

张元济回忆录

这一点事后被许多人诟病——百日维新只见过皇帝一次，凭什么自称变法领导人？又凭什么借皇帝的名义吓唬人？要知道变法中被推荐到军机处的四个官员，如杨锐，刘光第都是正经的四品官，而康有为见光绪后只给了一个“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职务，和他原来的工部主事职衔一样，都是六品。因此，康有为被很多21世纪的文章描述为欺世盗名之徒，流亡后编造了变法主持者的身份。

康有为的确喜欢编造自己的经历，用大话吓唬人。以前面提到的光绪召见为例。康有为事后回忆的对话内容足以填满两三个小时，和张元济的记录完全不符。至于常见的那张康有为、光绪、梁启超合影，更是最早的PS诈骗——皇帝不会和臣民如此合影，康有为也从未带梁启超觐见光绪。

康有为的假照片

然而 到底“变法核心人物”是不是康有为自封，首先看还得决策者对康有为的“待遇”。

变法中期，慈禧对光绪的变法开始表现不满，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想把康有为赶出北京。后来慈禧清算变法集团，第一个要抓的也是康有为。一般来说，对立阵营的态度是最可靠的评价。

另一方面，慈禧方面开始政变后，光绪连发两道密诏，第一道给维新集团全体，第二道就是让康有为赶快以去上海办报的名义逃命，留得有用之身（光绪认为自己总比慈禧长命）。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看，康有为篡改了两道密诏的内容，以在海外华人中夸耀自己的地位，但两道诏书的存在均属事实（第二道诏书可能未落文字）。之前康有为还曾接到一篇明发上谕，内容也是要他去上海办报。专门被皇帝叮嘱逃命，足以证明康有为是变法的一号人物、总策划者。

之所以光绪如此看重康有为，除了因为康有为此前掀起的全国性变法风潮外，也因为康有为抓住了变法的核心。其他人搞变法，大多是在技术细节上改良，或是调查全国的变法意见，唯有康有为坚持要建立一个新型议政机构，或是议院，或称制度局，或称懋勤殿，总之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决策机构。而光绪也的确在康有为的支持下，反复给这个新机构寻求“身份”。从职务安排看，虽然总理衙门六品章京行走也算难得的实权职务，但光绪从未指望康有为到职办事，潜台词是在未来的决策机构里为他留一席之地，不必急于塞进现有机构当差，这才是康有为的真实安排。

此外，康有为虽然只得了六品官，但获得了“专折奏事”的权利，后面会细说这一权利的重要性。就变法期间的康有为来说，这意味着打开了和皇帝直接沟通的渠道，别人无权阻拦他和皇帝通信。所谓百日维新一共103天，康有为借此权利，给皇帝递送了20多篇奏折，为了避免骇人听闻，还有20多篇奏折以杨深秀、宋伯鲁、王照等维新派官员的名义代上，合计47篇。

虽然限于条件和时机，不是所有的奏折都得到批复或落实，但光绪并未显示出对频繁上奏的厌烦，反而对其中提出的重点问题很感兴趣。作为变法标志的《明定国是诏书》，很明显是受康有的奏折影响，就连“国是”二字也是从康有为的奏章中抄来的。所以说康有为是主导变法节奏的核心人物，谭嗣同等军机章京只是为将来落实政策而储备的执行干部。

3. 只会磕头？

在这个戊戌年的网络文章中，康有为乃至整个维新集团的另一个“黑点”是“懦弱迂腐”，只懂得抱着一个空头皇帝上奏折，丝毫不关心落实情况。慈禧集团稍有动作，康有为就扔下队友跑路，除了给中国留下一个“百日维新”的名头外，什么都没做。

仅从政策的直接效果来说，的确没有多少政策被基层落实。但是，以此证明康有为无能并不合适，因为维新集团很清楚皇帝实权不大，也知道各地实权人物大多等着看笑话。但正因为局面如此，他们的关注点并不是光绪那些空头上谕能否立刻落实，而是想方设法扩大自己对时局的影响力，同时让皇帝真正变成一个可以影响政局的筹码。为此，康有为等人做出了不少积极大胆的行动。现代人喜欢说康有为“无能”，实际上首先默认了康有为和光绪皇帝是亲密无间的政治集团，认定康有为的目标只是给皇帝当变法参谋，当忠臣，而忽视了维新集团的独立政治意图。

在1898年的清朝，广义上的变法并非是皇帝一人的打算，很多高级统治者都意识到了改良的必要性。被认定为变法集团核心人物的“军机四卿”，杨锐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林旭和后来支持慈禧的荣禄关系密切，甚至慈禧自己也对光绪提出的“变法”持乐观其成的态度。但康有为意识到，要想深入变法，迟早要和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为此必须把皇帝变成自己的政治砝码，为此不惜挑动乃至制造“帝后矛盾”，自己却不肯老老实实地当“帝党”。

比如说，翁同龢作为儒家“帝师”，看不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向光绪皇帝举报。康有为的应对方案是果断修改书稿，删掉激进内容，塞进“尊圣”的序言，从而获得了光绪的认同，离间了部分保守派官僚和皇帝的关系。这显然是大胆的“欺君”行为。

不过，虽然康有为不在乎引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但在具体执行方面，他并不是激进派。康有为反复劝说光绪，不要急着罢免官员，不要急着裁减冗员，要给他们高官厚禄和名誉，减少变法阻力。一定要惩戒高官，也不要打击面过大，不要直接撤职，撤职也要过一段时间复职。倒是光绪皇帝自己急于推行政策，借王照上书案，一次撤掉礼部六堂官（满汉两尚书和四位侍郎），导致慈禧重新开始关注政局。

当然，以康有为刻意激励光绪“圣君”意识，加深帝后矛盾的操作手法，慈禧迟早会重新插手政局。但光绪的操作显然加速了这一进程，康有为不得不立刻应对变法即将中止的新局面。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把政变描述为慈禧集团的单方面行为——慈禧有意废掉光绪的帝位，迫使光绪向维新派求救，康有为谭嗣同联络袁世凯反被告密，最终导致慈禧抓捕所有维新派，囚禁光绪。很显然，这一叙述把所有责任归于慈禧和袁世凯，而维新派只是基于忠君思想奉命救主。所以产生了康有为“无能”的形象。

但从近年的研究看，虽然慈禧有意拿下维新派、袁世凯投靠慈禧集团均为实情，但维新派也不是完全的被动应付，而是主动出击，把人事争执快速升级为你死我活的对抗。在此过程中，慈禧预先并没有有废帝的想法，光绪也不知道康有为的冒险计划，更不知道自己的诏书被篡改。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光绪皇帝已经变成了康有为集团牌桌上的筹码，无论输赢都没有太好的下场。

具体来说，在光绪罢免礼部高官后，慈禧对光绪未曾知会自己就做重大决策表示不满，考虑收回部分权力。而伊藤博文访华引发的谣言（中日联合，借日本兵入京）令慈禧更加惊慌，准备全面走向执政前台，并打算抓捕康有为。此时光绪手足无措，让杨锐给维新集团带密诏，要求集体商议一个不触怒慈禧的执政方案。

【密诏原文】

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

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

不料，密诏被康有为篡改为“勤王诏”，编造了慈禧将借天津阅兵废皇帝的谣言，以拉拢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多名高级军官，命令他们包围颐和园，把太后和军政机关隔绝。同时，康有为命令谭嗣同发动早有准备的江湖好汉，准备进入颐和园杀死慈禧，彻底掌握政权。

【被篡改密诏】

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大臣而进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极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可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这一计划的全貌，应该只有康有为、谭嗣同等两三个人掌握，其他参与者（包括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都只能看到局部行动。比如杨深秀只知道康有为打算在颐和园周围有所行动；袁世凯（可能还有聂士成等其他军官）被告知太后要废皇帝，要求他们服从诏书带兵进京；湖南好汉毕永年（可能也包括大刀王五等北京武士）则负责入园杀人。而无论事情成败，每一环节的执行者都可能在事后被康有为灭口，承担杀死太后，陷皇帝于忤逆罪名的责任。

在康有为等人游说军官、调集江湖武士的时候，太后和皇帝都不知道这些维新党人准备血洗颐和园。慈禧从颐和园返回北京城，训斥光绪，但仍允许光绪处理日常政务。袁世凯（和其他可能被游说的军官）暂未执行这个风险极大的指令，却也没有第一时间站队，而是返回自己的军营，准备观望投机。毕永年等人到达北京，发现没有下手机会暂时等待。

慈禧此时仍然依照此前的计划，抓捕康有为，结果抓到了康广仁等人，逐步了解政变方案。同时袁世凯也意识到皇帝已被太后控制，向荣禄和慈禧坦白谭嗣同曾拉拢自己，慈禧（和光绪）都大惊失色，决定不经审判杀死戊戌六君子（避免把责任牵扯到皇室），追杀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到此结束。

总之，戊戌政变之所以如此惨烈，不是因为维新派全无反抗，恰恰是因为康有为胆大包天，企图利用信息差驱动各路人马杀死慈禧，造成太后欲废帝，光绪已弑母的既成事实，从而全面推进变法。虽然事实证明康有为小看了各路人物，但能把天下英雄折腾到这一步，也绝不能把康有为看成懦弱无能的空谈书生。

三 变法实情

1. 书生窃国

回顾戊戌变法不难发现，康有为无论作什么事情，核心操作绕不过一个“骗”字。从公车上书到变法再到海外流亡，他向不同的方面贩卖不同的个人形象，尽可能在人群之间制造信息落差，博取各种支持。这些事实一旦被后人揭开，人品被嘲笑也是情理之中——虽然康有为的行事风格未必就比他的对手更难看。

不过，历史课本和我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都不是给读者介绍朋友，而是想探寻变法领导人的真实历史地位。所以，与其纠结康有为是不是圣人，不如认真分析戊戌变法到底要作什么，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什么遗产。

康有为给皇帝设定的政治目标，在他自己的文字中说的很清楚：

职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治谱而已……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

日本俄国都是邻国，以“地理上靠近”的理由，要求学习这两国，理由比较充分。而日俄两国的经验，又分取不同方面——“彼得之心”，是坚定的决心；“明治之政”是日本的政体模式。归根结底还是要学日本。

在送呈光绪的《日本变政考》书中，康有为不断提醒光绪，明治维新之前，天皇完全是一个礼仪性职务，日本是一个弱国。天皇通过变法成为真君主，日本通过变法成为强国。这对大政必须禀报慈禧，内政必须考虑洋人，管理地方必须考虑督抚兵权的光绪来说，几乎所有需求都得到了满足，没有不从的道理。

日本外有英美之祸，内为将军柄政，封建满国，人主仅以虚名守府……

帝者守府，而武门握权，列藩拱拱，其孝明天皇欲作诗而无纸……

然而，日本变法到底意味着什么？皇帝在新政体中是什么地位？康有为并没有对光绪细说，只是不断地告诉皇帝，学日本，十年时间创造奇迹，之后你就是千古圣君：

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室而照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皇上举此经义，行此旷典，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纾财，共赞富强，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至集会之士，仍取上裁，不外达伶俐目，群策群力，稍输下情，以便筹饷。佣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

稍加考察19世纪的日本史，显然康有为对皇帝使出了自己惯用的手法——制造信息落差，因为无论在明治维新前，还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天皇都是一个礼仪性吉祥物，区别只在于维新后花钱略微宽裕罢了。

从法律上说，光绪在《明定国是诏》中企图模仿的明治天皇御誓，第一条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即天皇再神圣，也要让“公论”来执政。1886年9月，伊藤博文与34岁的明治天皇达成“机务六条”协定，从此，天皇如果想对政务发言，必须先得到首相的允许；天皇如果发布命令，必须有对应的国务大臣副署才能生效；如果政府需要天皇发表意见或讲话，天皇没有拒绝的权利，就算生病也得允许高官拜见，批准政策。即天皇既不能主动干政，也不能消极抵制法案。

从实践上看，如果不经首相（维新元老）允许，天皇自行展露“半神”的身份，不是被军政元老训斥，就是被定义为“神经衰弱”，甚至会被威胁生命。戊戌变法前后，日本提出了“天皇机关”说，主张天皇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实际上否定了天皇的神性。1917年裕仁太子选妃，山县有朋差点连皇室的婚姻决定权都要剥夺。回头再看光绪的生活，所谓“帝后冲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慈禧替光绪选择皇后。要是光绪知道天皇选妃也要看政客的脸色，实际行政权还不如自己，怕是根本就不会考虑学日本变法吧。

总之，在康有为的规划中，加强君权根本不是他的目标，只是因为海外流亡时要抬高自己的地位，吸引华侨和外国政府的注意力，康有为才不断强调自己的忠君立场。如果戊戌政变的结果是康有为侥幸成功，他和光绪的关系恐怕会像1991年的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在失去共同敌人后立刻转为对立——刚刚“弑母”的光绪未必占优势，康有为倒是可能借此实现做中国伊藤博文的梦想。和十几年后的袁世凯相比，康有为才是真正的“窃国大盗”。

不过，和袁世凯不同，康有为并没有自己做皇帝的打算。因为从头到尾，他推动的变法都指向一种新的制度，这个制度并不需要皇帝。

2. 下士闻道

百日维新中，最重要的人事变动当属“军机四卿”的任命。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个官员被授予四品军机章京职务，直接进入清朝最高决策机关。很多历史、文艺作品将这一任命视为光绪抓权，用年轻人架空原有军机处。然而，从近年茅海建先生等人的考据来看，“军机四卿”虽然的确得到了军机章京的任命，但从头到尾都未插手日常政务，而是专心处理一种新出现的工作——处理士民上书。

按照清朝体制，普通人乃至普通官吏都不能直接和中央决策机构发生关系，更不要说和皇帝随时通信，只有“大”臣才有资格直接给皇帝上奏折。这些大臣包括各部长官，各省总督巡抚，各地提督，也包括一些重要的二级职务，全国不过数百人，实际根据惯例，只有不到100人经常使用这一特权。在维新变法前几年，康有为和康有为的上书就是被这明暗两条规则挡在了皇宫之外。光绪接见袁世凯，为显示恩宠也特别赐予了“专折奏事”的权力。

 然而，继光绪特批康有为上奏权之后，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光绪又向全国士民开放了上书权，理论上任何人都有权通过军机处给光绪提建议，批准后实行。虽然实践中基本上是“士绅”而不是“士民”上书，但全国有功名的官员和儒家知识分子少说也有几十万，和原来拥有上奏权的几百名高官相比是个天文数字。即便大多数举人秀才还没反应过来，但军机处收到的信件已经因此暴增。“军机四卿”的任务就是负责处理这些新增上书，拿出意见后送光绪御览。

朝廷振兴庶务。不厌讲求。所赖大小臣工。各抒谠论。以备采择。著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各于直日之日。由该堂官轮派讲读编检八员。中赞二员。科道四员。随同到班。听候召见。俾收敷奏以言之益。其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著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书言事者。著赴都察院呈递。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用副迩言必察之至意。

——光绪明发上谕

对于光绪和康有为推动的新局面，部分高官非常不满，经常拒绝替下属上奏。七月初五日，礼部主事（和之前的康有为同级）王照（不是明显的维新派）上书，建议皇帝和太后出国考察，礼部尚书（满汉二人）觉得荒谬，拒绝代奏。王照随即弹劾礼部尚书，要求获得皇帝许诺的权利。光绪得知后，果断撤掉了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同时把王照的品级提升到三品，显示自己的变法决心。

前面提到过，此举引发了慈禧的警惕性，变法运动由此进入转折点。但放下策略问题不谈，仅就光绪对“上书言事权”的重视来看，保障士民上书权是变法的核心政策，比那些空泛的新政重要的多。

为何变法的重点落于“上书言事”？从权术的角度说，这一操作似乎并不合理，因为康有为自己刚刚获得“专折奏事”的特权，不应主动让特权贬值。更不应该用四个军机章京的宝贵名额去处理中下层官僚的上书。

然而，虽然康有为一向自信，但也没有疯狂到靠几个军机章京就想把大清官场翻过来，更何况四个章京中，思想上认同康有为的只有林旭和谭嗣同二人。在康有为眼里，自己和四个军机处成员的核心任务非常明确——掀起中下层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参政浪潮，为变法提供真正的社会基础。

康有为流亡海外后，回忆自己和光绪的对话，有这样一段记录：

康有为：“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

光绪：“奈掣肘何?”

康有为：“……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皇上欲变法，唯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

从各方回忆看，对话内容本身未必真实。但即便对话是康有为编造，其变法路线图也非常明显——“擢用小臣”，依靠中下层官僚-知识分子来推动变法。

“小臣”多，“大臣”少，不可能把所有下层官僚都“擢用”为上层。但是，可以给他们足够的发言权，自发推举出代表主持变法，保护他们未来的可能收益，从而创造一个支持变法，也从中得益的阶层。变法前康有为参与（或组织）公车上书，办《时务报》宣传变法思维；变法中授予普通士绅上书权利，派四军机章京专门处理士民上书，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王照因上书被升官后，全国上书如雪片般飞来，四章京应接不暇。

从各级官僚的上书内容看，的确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了康有为此举的意义，因此除了直接对变法本身提建议，颇有几份上书直接提出了新型政权的组织方式，希望把上书权扩大为参政权。比如说有人建议，州县官任满，应有地方士绅打分评判，决定是提升还是降职。康有为的同年状元骆成骧甚至提出在中下层官员和有功名的读书人中选议员，选举宰相和内阁，再由皇帝决定执政团队名单——这个骆成骧在辛亥革命后作过四川临时议会议长。

可见康有为的计划的确激发了中下层官僚士人的参政热情和改革意识。如果这个进程再延续两年，变法局面会有新的变化。

3. 封建末日

我们常说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所谓封建，就是自上而下，按层次分配权利，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都由自己的阶层确定，并把大多数权利和义务传给子孙。在管理层面，每个人只对自己头顶上的封建主负责，不必考虑全局，也不能越级负责。

中世纪西欧和日本是典型的军事封建社会，贵族割据，封地世代相传。而中国拥有一个半封闭的广阔空间，形成了一个貌似跨越阶层的儒家科举官僚集团，“封建”特征就不那么明显了，历史上也的确不乏寒门书生变成顶级权贵的案例。所以很多人否认秦汉以后的中国是封建社会。

但是，从整个国家来看，中国古代社会的分层和权利世袭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州县的办公吏员，军官乃至相当一部分士兵都是世袭，就算在儒家官僚中，权贵家庭中举的概率也远高于普通人家。科举制的流动不仅没有改变社会总体上的层级，反而成了稳定社会层级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内部上下结合的粘合剂。所以，皇帝管理国家也必须分层控制——小臣对大臣负责，皇帝只和几百（十）个有上奏权的大臣交流。小臣实在要上奏，必须由管理自己的大臣代奏。康有为早期上书无门，就是受阻于这一秩序。

在农业社会，这种金字塔式的社会制度自有其合理性——经济相对停滞，社会分工相对简单。所以，社会分工主要体现为阶层差异，只要每个阶层各安其位，就能实现农业社会最高的目标——稳定。

然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了。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日本击沉了北洋水师，藩国纷纷被占领，中国社会已经没有用停滞来换取稳定的选项。只有发展现代工商业，建立与之相配的社会制度，才有可能不沦为列强的殖民地。

哪个阶层最适合来完成这一任务呢？

就当时中国的情况看，大官僚大军阀占有最多的农业剩余，甚至还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受益（英国人掌握的海关一方面打击中国工商业，另一方面给中央官僚提供稳定税收），肯定不是主动求改变的阶层。即便是渐进改良，当工业社会必然会产生的波动和风险到来时，这个阶层的本能反应必然是退回旧制度，所以变法不能指望他们。

从两年后的义和团运动看，底层人民缺乏现代知识，也缺乏动员，暂时只能发动纯破坏式的运动，对帝国主义和衰落的封建制度作消极抵抗，也不能开启新时代。

至于本应作为变化主力的新兴工商业阶层，在19世纪末还只是农业社会汪洋大海中的孤岛，根本没有力量去推动变革。

排除法做下来，唯有下层官僚-知识分子既有一定知识，又相对不满现状，适合发起工商业，或是组建新型官僚机构，充当变革的社会基础。所以康有为反复建议开议院、把皇权和下层官僚的积极性结合，“上下同心”，塑造一个新型政权。

当然，下层士人也是统治阶层，也是旧秩序的受益者。尤其是中国特有的科举制给每个读书人都分配了一点向上的希望，比其他国家的封建制度更稳定，如果危机不够严重，他们并不会赞同变法。但在康有为的时代，鸦片战争以来积攒的社会危机已经蔓延至全社会，科举制作为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粘合剂，效果越来越差。

从数据看，清朝200多年历史，在太平天国战争前只有3.5万人花钱买官，属于非主流。但19世纪最后30年有50多万人花钱买到了官身，占了4-7品中低级官员的2/3。再加上军功授官，高官子弟荫庇得官，留给科举胜利者的位置连1/4都不到。在这个背景下，康有为这种排名考前的进士还可以指望有一个体面位置，下层的举人、贡生阶层却几乎丧失了上升通道。乾隆年间，每6年一次“举人大挑”，会选出近千人直接做官，到了戊戌变法前夕，不仅间隔大大延长，每次被选为一等（直接得官身）的举人也只有300出头。社会变革是否会废除科举制，对于这些中下层士人来说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所以，康有为对中下层读书人宣传变法，给他们发言权和参政权，要求他们支持自己建立一个新制度，的确是一个兼顾了正确目标（为新社会提供社会骨干）和手段（为破坏封建官僚体系提供力量）的合理方案。后来立宪派参政乃至辛亥年各地组建省级政权，基本上是沿着康有为提出的路线往前走，也很大程度上因为康有为等人发起的结党、参政、办报等风气而加速。所以，尽管戊戌变法半途而废，尽管百日维新期间的具体政策大多没有落实，我们依然要说戊戌变法是一场顺应历史潮流的运动，康有为是一个重要的正面历史人物。

一曰下诏求言。破除壅蔽，罢去隐讳，许全国言事之人到午门递折，令御史大夫轮值监收，谓之“写信处”，如汉公车之例，皆没必要由堂官呈报，亦不患上以背碍阻格，永认为例。若言有可采，温旨褒嘉，或者令召对于，霁颜扣问，庶辟门明目，洞见万里。

二曰开门集议。令全国郡邑十万户而推一人，凡是有政事，陛下文虻御门，令之集会，三占从二，当即颁行，其省、府、州、县咸令开设，并许受条陈，以通下情。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

当然，如果康有为真把这条路走通，从日本的案例看，大清国不是改朝换代，就是被新“下士”政权架空，只剩一个帝国的虚名。后来给维新派定罪时，最主要的罪名正是“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所以，嗅觉灵敏的慈禧在得知康有为有明确造反行为之前，就凭自己的直觉果断叫停变法。而即便光绪罢黜礼部六堂官时慈禧不出手，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大官僚、大贵族也很快会和维新派发动的中下层士人正面碰撞，康有为多半还是得当钦犯。

四 必败的棋局

1. 中日对比

自从谭嗣同人头落地那一刻开始，中日变法的区别就成了最重要的历史话题，120年来热度从未减退。我虽然只想为教科书写几句注解，到文末也想来凑个热闹。

所谓明治维新，简单说就是封建制度在腐化下行周期碰上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下级武士（侍）生计艰难，没有出路，集合起来寻求自救方案。多次碰壁后，下级武士决定让旧贵族集团（将军藩主）靠边站，捧出天皇做旗号，建立适合工商业发展的近代政府。而无论是推翻幕府阶段，还是后来摸索现代社会模式，这些受过教育、熟悉日本底层社会的中下层武士都是绝对主力，在维新后继续领导日本数十年。

康有为在中国发起的变法，背景、手段、目标都类似于日本明治维新，都是在封建末世应对帝国主义压力，都是发动统治阶级下层以“勤王”的名义建立新秩序，都希望借此消灭封建等级，发展工商业富国强兵。当然大家都知道，结果完全不同。

中日国情区别很大，许多差异都可以用来解释日本的成功和中国的失败。有人说日本幕府并未真正统一全国，所以反幕府势力可以在西南藩国积蓄力量，利于维新；也有人指出日本国小力弱，武士集团危机感较深，容易达成维新的共识，而中国士大夫始终抱有天朝上国的傲气，不愿学习西方；还有人认为日本在变法前已经有足够发达的工商业，便于向西方社会转型。

本文不打算去讨论这些观点的对错，也不想一一列举所有观点。但前面提到过，中日两国都企图动员统治集团的底层支持变法，因此我想提醒读者，两国统治集团“底层”的定义和职能完全不同，这很可能是影响变法成败的重要因素。

日本的“武士”或者说“侍”覆盖的阶层和职业非常广泛，上到占地398万石的幕府将军，下到年收入三四石的各藩步兵乃至文职办事员、技术工人，所有“体制内”人员都属于“侍”，理论上适用同一套价值观，接受类似的教育。所以，社会出现危机时，最先求变的武士，就是兵卒、乡士、小吏以及他们的子弟。这些人身上带着统治阶级的自觉，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又在统治阶级内部承受了最大的压力，所以有变法的主动性，而且容易相互团结。

中国的统治集团完全不同。文官和武官、官员和胥吏、军官和兵卒都不是一个阶层，也缺乏共通的价值观，而变法的思想动员基本限于儒家士大夫团体，武官只能是工具，胥吏和士兵根本没有资格“咸于维新”，当然缺乏变革动力，也很难团结潜在的变革力量。梁启超做主笔的《时务报》最大发行量一万多份，基层的胥吏（包括没编制的临时工）和士兵可能根本就没听说过变法二字，又怎么可能支持康有为？

总之，粗略地看，康有为企图动员的中下层士大夫，即便在中国统治集团内部也不算真正的底层。由于有胥吏和兵卒阶层做缓冲，这些士大夫对社会危机的认识远不如日本下层武士深刻；在组织军队、改造基层方面更是完全输给日本维新武士。所以，虽然在康有为等人的策动下，他们产生了变法倾向，但既没有主动站出来维护变法派，也没有能力对抗原有的统治秩序，导致戊戌变法一败涂地。

对于这一点，清末士大夫阶层自己也有所思考。戊戌变法期间开放士民上书，底层士大夫阶层最主要的话题之一就是改造胥吏阶层。或建议增加工资，把他们正式纳入统治集团；或建议裁撤胥吏，用过剩的士大夫阶层取而代之。但上千年的惯性难以更改，直到辛亥革命，清朝也没有触动胥吏阶层。

另一个问题是文武殊途，大多数旧军队在文化上和儒家士大夫格格不入，普通士兵更是对所处的时代毫无概念。所以维新派只能威逼利诱袁世凯等高级军官，希望借助他们的投机心态来赢得政变，失败当然是大概率事件。到了20世纪初，清朝废科举，练新军，吸引了一大批秀才级的知识青年当兵，制造了类似于日本维新的环境，军队很快就产生了推动社会变革的积极性——之所以由湖北新军引发辛亥革命，就是因为士兵文化水平高，在文学社等革命组织下，对社会变革产生了向往和需求。

2. 历史的厚度

 “变法”意味着统治集团的自我革新，动力一般来自于统治集团的下层。和日本相比，中国封建社会规模大、历史长、遗产多，所以统治集团比日本复杂。康有为企图动员下层士大夫支持变法，方向虽然没错，但限于中国的具体条件，并不能复制明治维新的成功，反而触怒了一大批对危机不敏感的士大夫。变法因此失败，中国旧统治集团永久丧失了自救机会。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戊戌变法的历史地位，因为这的确是中国传统社会最积极的一次现代化转型尝试。由戊戌变法带动的办学、办报热潮是中国接下来历次变革的文化前提。而变法失败，恰恰提醒中国人寻求更激进，更靠近底层的现代化模式。最终，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主动和底层工农结合，发动革命，批判整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把中国送进了现代化的大门。中学历史教科书这一节的总结很精辟，不妨回头再读一遍：

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优点和缺点几乎是一回事——提纲挈领，不及其余。历史脉络本来应该是在丰富的史料中逐步归纳总结出来的科学结论，但为了尽快让学生建立历史概念，课本上满眼都是概括性文字，只展示最基本的史料，用粗笔描出历史主线。所以，一旦学生对历史产生兴趣或怀疑，很容易就被拿出“鲜活史料”的文章带偏立场。

具体到戊戌变法问题，现在的网络文章有两个错误倾向。

第一个是用现代国家主义去概况历史，不喜欢分析各阶级，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大而化之地谈如何“拯救大清”，一旦发现维新派缺乏落实政策的能力，就否定整场运动。显然，如果预设“是否对大清有利”的立场出发，戊戌变法绝对是一场邪恶的叛乱。

但实际上，戊戌变法企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恰恰是“什么是大清，什么是中国”。在这个问题得出明确答案之前，分析具体政策没有什么意思。维新派的回答是，用封建秩序定义的那个大清必须灭亡，甚至几千年来的封建道统、法统也濒临崩溃，只能以“下士”阶层为基础，重建权力体系和国家。后来常说的“中华民族”，正是戊戌骨干梁启超制造的概念。理解这一点，才能正确理解戊戌年的历史主线。

第二个错误倾向是以个人道德去批判历史事件，自以为揭穿了伪君子，就能否定整场运动。然而，康有为的身份并不是身边要借钱的同学，而是策划重大历史事件的政治人物，用私德去评价这种政治人物，本来就很可笑。用他自己宣扬过的“圣人”标准去衡量变法自身的纯洁性，去嘲笑晚清进士的历史局限性，历史观真是连《三国演义》都不如了。

戊戌年的道德争议，主要集中在康有为这个领袖身上，其他人物的形象相对正面，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对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的评价。

前面提到和康有为一起被召见的张元济，他在戊戌政变后去上海谋职，后来做过交通大学校长，主持过商务印书馆，为20世纪前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式教材，1949年还登上城楼，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考虑到张元济多次纠正过康有为的错误言论，他对康有为的看法应该说得上公正客观：

“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

戊戌变法后很快和康有为反目成仇的梁启超，对自己这个曾经的老师兼政治盟友，给出过更给力的评语乃至盖棺定论：

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既有时势，何患无应此之英雄？然若无先此之英雄，则恐所谓时势者渺不可睹也。

……康南海先生者，先时之人物也。如鸡之鸣，先于群动；如长庚之出，先于群星，故人多不闻之不见之。且其性质亦有实不宜于现时者乎，以故动辄得咎，举国皆敌。

……大刀阔斧，开辟事业，此先生所最长也。其所为之事，至今未有一成者，然常开人之所不敢开，每做一事，能为后人生出许多事。无论为原动力，为反动力，要使之由静而之动者，先生也。先生者，实最冒险最好动之人也。

尝有甲乙二人论戊戌维新事。“乙曰：康有为亦寻常人耳，其所建白，吾皆能知之，能行之。甲曰：然则君何为不为？乙曰：难也。甲曰：知其难而为之，此康有为所以为康有为也！”

……要之，世人无论如何诋先生，罪先生，敌先生，而先生固众目之的也，现今之原动力也，将来之导师也。无论其他日所成就或更大与否，即以今论，则于中国政治史，世界哲学史，必能占一极重要之位置，吾敢断言也。虽然，此非先生之所期也。先生唯乘愿而来，随遇而行，率其不忍人之心，做一事算一事，尽一分算一分而已。顾吾中国不患无将来百千万亿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哲学家、大教育家，而不可无前此一自信家、冒险家、理想家之康南海。吾安得不注万斛之热血，为中国为众生表感谢也！海天万里，先生自爱。

——《南海康先生传》

虽骤起而卒蹶，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一章。

——《祭康有为文》

谨以此文为戊戌年收尾。

 马前卒工作室  2019 02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