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头一样的导演职场，梦想太奢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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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这里是我们的新栏目——《看鉴人物》，回到你的世界，分享你的故事。我们将持续关注你我身边的真实人物，听TA讲述你与你的生活故事。这里是自我独白的时间，也是遇见世界上另一个我的空间。
我们的第六位人物，是一位导演，杨翼，因为梦想成为家族里的另类……
杨翼，87年陕西人，从2012年的电影处女作——院线年代片《死了都要爱》（后更名为《爱的誓约》），至今，在导演这一行里已经干了十年了，拍了2部剧，10部电影，1部纪录片。
没红过，但也有自己的公司，没有影视拍摄项目的时候，接一些广告片、MV之类的商业服务项目，虽然疫情影响了不少企业的生存，但他的公司还活着。
梦想燃起的那一年
我的热爱和我的挫败
2005年，由于家中变故，大一的杨翼肄业了，想办法谋生计，QQ上认识的一个制片人让他来北京给自己做助手。“其实就是一个学徒小助理，每天就吃住在公司，也没有工资，每天跟着剧组去拍戏，时间长了就耳濡目染，诶，这事儿挺有意思。”
当时的那种向往，那种从心里燃起的热情，他依然清楚记得，“哇，这导演真酷啊，一个人在现场，所有人都要听他的。”
有了想做的事，就要去学习，2006年回到家的杨翼，重新考试，这次报了导演专业。
家里也从来没有人做这一行，父母都是传统家庭，还是希望他能读工商专业。但最后父母还是尊重了他的想法，只提了一个要求——“学这个专业可以，但不能做一些伤风败俗的事儿”。
“他们就觉得我会不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影响，去拍那些成人片，我就说‘怎么可能呢？’”
就这样，杨翼学起了自己喜欢的导演专业，从电影史，到制作、摄影、视觉传达，甚至表演，一步步学了下来。“它教会了我很多理论基础，告诉我这个摄像机，这个镜头应该怎么用，什么样的景别表达什么样的情绪，导演怎么样去跟你的工作团队去沟通，你（作为）导演的工作跟哪些步骤，它是一个很基础，很流程性的一个东西。”
杨翼最喜欢的拍摄题材是惊悚、悬疑推理类。
杨翼身兼编剧与导演作品
最喜欢的一个导演，是拍《燕尾蝶》《情书》的岩井俊二。“他是我做这个行业的一个开始吧，一个初心，也是未来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归宿，我希望有一天能有这样的机会拍一些真正地去探索人性啊，去讨论现实生活，讨论政治的东西。”
图片来源于网络
“身为影视行业创作者，我们要通过影视作品讨论生活，讨论现实，但很多是不被允许讨论的。”
四五年前，杨翼拿到了曾在全亚洲地区掀起“恐怖”热潮的《午夜凶铃》的中国大陆地区改编权，是自己热爱的题材类型，又是一个不错的影视IP。
当时的杨翼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然后我们花了很大的经历，很长的时间去把它改编成一部符合中国人观赏习惯的《午夜凶铃》，拍完后，结果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未能上映。”
众所周知，这类题材面对的审查是最为严格的，夹杂凶杀、暴力、恐怖、鬼怪、灵异等内容的都必须删减修改，据不完全统计，有将近70%的片子倒在了这里。可以说，一部片子想要上院线，过审要比内容精彩更为重要。
实际上，《午夜凶铃》是日本作家铃木光司所著的科幻小说，从根儿来说它属于科幻惊悚题材。“我们改编的时候也用了这个科幻元素，讲电信诈骗的一个故事。”
面对这样挫败，杨翼更多的是无奈：“那只能自己劝自己，因为你没有任何力量去反驳，去给自己辩解，你做不到，你连一个对话的一个途径都没有，你也不知道谁不允许你播，你也不知道那些评审意见是谁给你的，只能接受。”
拍了一部恐怖片
送给我的妈妈
关于为什么会喜欢惊悚、悬疑类题材，杨翼笑称是祖传。
“我妈妈是一个恐怖片的忠实铁粉，她看过的恐怖片比我还多，就很多那种小语种国家的恐怖片儿她都看，然后她都能找到片源，比我厉害。”
知道母亲喜欢这个题材，刚好接手了《疑魂》（原名《泰国疑魂》）这样一个项目，杨翼很兴奋，“我说妈我送你一个礼物，她说什么呢？我说保密。”
杨翼和母亲（左）的合影
整部片子从拍摄制作到上映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上映的当天，我就跟我妈特意打了个电话，我说我送给你的礼物现在可以收了，然后她就看了，说哎呀，挺好挺好——”
身为家中的长子，杨翼很感谢原生家庭给自己的空间。“我父母都还年轻嘛，他们现在暂时还不需要我尽孝，爸妈有姐姐和弟弟在身边，让我很少挂念家里的事。”
杨翼喜欢读历史，为了拍好这类题材，观看了大量同类型影片，走了很多地方，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民间传说。“其实因为大家对民俗都有印象，然后你把这样有印象的东西融入到一个恐怖的故事里面，会让观众更加相信你的影片故事。”此外，同类型网络小说，甚至短视频资料，都被他收集起来做素材。
关于这一类内容的创作，杨翼认为，“摒弃一惊一乍的音效和花里胡哨的色彩光效，认真地讲好故事，不要为了恐怖而故意恐怖，带着观众进入主角世界，认同主角的处境，就是做好此类型影片的一个好的开始。最重要的是，你的叙事结构得让观众相信主角的处境，要有一套戏剧内的逻辑自洽。恐怖的感觉来源于人的本能，对暗处的恐怖，对失控处境的恐怖，对暴力的恐怖，对未知事物的恐怖，了解人害怕什么，就在剧情中利用什么。”
然而，从2019年起，除了在网络电影上勉强还能看到几部恐怖、惊悚的，院线电影的排片表上几乎找不到它们的身影了。据第三方数据统计显示，这类影片也有鼎盛的时候，2016年院线上映量达90部，2017年减少了近一半，到2021年只剩6部了。
杨翼从专业角度解释了恐怖片、惊悚片、悬疑片的不同风格：恐怖片顾名思义是注重画面和情节营造出恐怖的感觉；惊悚片更多的是通过剧情或者惊险的环境建立紧张感；悬疑片则往往会跟恐怖结合在一起，恐怖悬疑，就是既有悬念，又有恐怖紧张的感觉。
就目前的市场而言，惊悚片的处境并没有比恐怖片好过，反而是悬疑推理题材因祸得福，坐上了市场与资本的“新宠”宝座。只是，国内市场的优势就是反应快，新的蓝海刚刚出现，就会被快速占领，但也因为这个优势，往往带来同质化过度消耗的后果。
如何应对愈来愈严苛的大环境，产出精良的作品？杨翼和自己的同行一样，不得不戴着镣铐跳舞。
待选包工头的生活：
一半可说，一半不可说
在杨翼看来，导演这个工作很像一个包工头。“你有一半的精力放在创作，然后另外一半的精力是放在你怎么样去跟你的团队去合作，去沟通，怎么样把你脑海里的那个画面用语言呈现出来，就是大家其实很多的工作时间和精力用在达成共识上。”
导演这个工作，不需要坐班，没有BOSS，没有KPI，看似自由自在，令人羡慕。
但要求会的东西太多了，有分镜头台本创作，现场拍摄指挥调度，熟悉制作的各个环节，包括摄像、灯光、剪辑制作等，还要给演员说戏，做表演示范，所以我们时常在影视剧花絮中看到导演躺在男主的怀中或娇羞或悲戚。
杨翼现场示范演戏
不仅如此，导演这个创造性的工作，要懂美术，懂音乐，懂文学，却仍然逃脱不掉“被挑选”的命运。
“为了获得一个机会，你不得不去四处推销自己的作品。我是一个挺宅的人，然后也有点孤僻，但是这个工作，你不得不去打开门去迎接各种人走进来，你得接待他们，然后跟他们去推销自己，然后去面对各种评判。”
工作中的杨翼
业内流传着一种淘汰机制，那就是会说话的、讨人喜欢的比内向的更容易获取资源。导演毕竟不是待字闺中的少女，不能干等着，为了获取主动权，为了不被淘汰，只能逼自己抛头露面，关于国内青年导演的调查数据显示，近半数的日均工作时长为8-12小时，甚至有21%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
除此之外，还要想办法给自己多加一个砝码，多争取一些话语权，于是杨翼开始写剧本，“这个故事是我写的，版权在我手里，你看上我的这个故事，那我需要我自己来创作它，我来拍摄它。”
尽管如此，自己拍自己写的本子，也并不轻松，每一次修改，都是牵一发动全身，备案、评估、立项，甚至后期融资、工期、场景，包括人力、技术、效率、营销等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拍摄现场武术沟通
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圈子里，杨翼摸爬滚打了十年，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但却不能对外说，“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不是想象中那么理所当然，有很多意想不到。这个世界是多样的，这个世界是复杂。”
闲下来的时候，杨翼选择用业余爱好去填补终于不用外出社交的时间，做做木工，听听有声书，自己研究做些好吃的，或者打羽毛球。
做木工的杨翼
在管理公司这件事上，他只要求按时间交活儿就好，“公司有一个编剧，一个女孩儿，我每个月给她发工资，但是我已经有一个半月没有看到她了。”
“其实在这个环境里，因为你现在很难看到希望，能开机的项目太少了，对于我们来说，好的就是无论有没有疫情，无论这个行业好与否，我们都可以先创作，因为我们创作出来的东西，总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商品，能够产生价值。”杨翼说道。
我和我的两个朋友
现实与理想的互相鼓励
有人说：一流导演挣的钱比二流演员少，二流导演挣的还不如三流演员，三流导演基本就是挣个辛苦钱。
《2019-2020中国影视行业青年创作者生态调查报告》数据显示，近四成的青年导演一年的税后总收入在20万元人民币以下，也有人曾经算过票房50亿导演的收入，数字并没有想象中震撼。
影视行业，自2013年以近28亿元的融资规模位居第一之后，确实热闹了几年，然而2016年起，电影市场就进入了“刹车期”，资本开始集中向头部项目倾斜，大导演有背书的如鱼得水，没出名的、没背书的举步维艰。
视频网站来了，网剧、网大给了一条新的出路；也有人像杨翼一样接拍广告这类商业活儿，只有极少人在坚持做电影、写剧本的理想使命。
为了调节自己，杨翼会找朋友互相鼓励。
“我认识的一个青海的摄影师，他主要拍那些地方的什么会议啊，婚庆啊，地方的一些小宣传片，他其实跟我是同龄人。但他对电影的执着就是很感动我，其实像我们现在拍戏顶多是先自己出钱或出精力，再写一个故事，然后做个PPT，然后你再去推销（给）这些融资。而他们不一样，他们觉得电影太崇高了，他们需要用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来做这个事情，而他们又要生存，所以他们那一波五六个人，有可能就是这一两年时间都在工作，接很多很苦的工作，然后挣点儿钱，都攒起来，用这两年所有的收入去拍一个短片。”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邻居。他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给别人，拿租金，拿自己的出租房子的租金去拍了一部电影，太厉害了，我在想我肯定做不到，没有这个魄力，但他就可以。对于他们来说，拍电影的，就像一场虔诚的朝圣，他们只是想要去做这个事儿，去把它完成，完成之后会怎么样，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重要。”
经历过现实毒打之后，杨翼知道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的区别，清楚梦想与工作的界限。对于杨翼而言，导演既是工作，也是事业，他靠它谋生的同时也热爱它。投身影视行业的杨翼，历经10年的磨砺，更平和，更包容，也更职业了，“我觉得电影不是一个人孤芳自赏，或者一个人独立拍出来的东西，它属于整个影视产业，是一个很具体、很庞杂的事情，不得不需要各方面的人和能力介入进来。”
工作中的杨翼
虽然他不能像上一代人那样，去追求“使命感”，也不能像他的两个朋友一样把这件事本身作为纯粹的精神信仰，但他依然向往有一天能像岩井俊二那样拍摄作品，因为在他看来，导演的社会价值使命，最重要的还是要对这个社会有所反思，通过作品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看法表达出来。
眼下来说，杨翼认为自己手里的作品最大的意义，也许就是留下属于当下语境的时代影像。
唯一可以安慰自己方式，就是导演可以“夹带私货”，“比如说你现在接了一个主旋律影片，大概有可能90%是主旋律的，有10%就类似于其中某一个很边缘的人物，那个人物才是你最想要表达的或最想要讲述的东西，就还是当成一种游戏吧，在里面加上一些自己的‘私货’，然后懂的人都会懂。同行看了之后都会觉得，啊，这个人是你特意加进去的。”
前路艰难，干了这么年“包工头”的杨翼仍然坚持着，用自己的方式在自我表达与环境要求的夹缝中，找新的出口。
谁都想专心自由创作，但现实是不得不考虑拍片子本身的成本，以及能不能过审，能不能收益。为了四处找钱，找合作方，内心的不舒服必须忍着，即使有了合作机会，也要多方考量，小心别掉到坑里。
即便如此辛苦，也依然不能回避的是，“我们国内的这种工作环境和工作人员的这种敬业程度，相比国外的团队差得很远，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要对自己的工作有敬畏。”
“这些年，从我个人内心来讲，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一种荣誉感吧，也可能是自我感觉良好，我就觉得我在做一个有创作性的工作，我能留下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