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青年的困境与机遇

文 | wzz

在扩招之后二十多个年头之后，今年的高校毕业生数量将超过1000万人，笔者也是其中一员，度过了大学四年，面临毕业，在提交毕业设计稿件之后等待答辩时写下这些文字。这也是我在新潮投稿的第三年，我写了一些描述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文章，集中在世界体系理论对国际问题的分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尝试串联之前写下的文字，对我在新潮的这些投稿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也是对我这六七年的理论学习、实践和所见所闻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以求描述、分析一些当代青年会面对的共性问题。

从近几年青年思想流变说起

在2016年，众多互联网平台，特别是知乎，普遍能看到的是崇尚个人奋斗的氛围。对国企、政府、事业单位工作的态度则往往是：要跳出舒适区，我从那里跳了出来，收入翻了xx倍，而互联网企业的996工作制则被认为是多劳多得（实际上是计件工资），年薪xx万远比劳动时间和个人身体健康重要。经过一番考古，笔者找到了一个历史遗迹：www.zhihu.com/question/37050422

那时候我才刚刚拿到堪用的智能手机不久，刚有了知乎账号和微信号，那时知乎看起来是多元的、丰富的、精英的、有深度的，带着对知乎和微信这两个新奇事物（对我来说）的兴奋，我一天可能会发上十条朋友圈，一半是知乎内容的分享。

幸运的是，在精英化的知乎，我也遇到了一群坚持左翼立场的人，特别是沉思录的多位前辈；那年暑假，我读完了一本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十一的时候，读到一个知乎回答，答主阐释了共产主义是在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自由，并推荐看到那个回答的人真的去看一看《共产党宣言》，然后我就真的去读了。这个回答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因为在之后，这样的回答成千上万地出现，但我仍然记得，在2016年时，这样的回答会受到评论区的围攻。

那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英国脱欧，另一件是特朗普上台，这二者和《21世纪资本论》的畅销似乎都不是偶然的，并一同展现了一个微妙的图景和不祥的预兆。还有一些小事，包括七月份针对埃尔多安的政变失败、蔡英文上台、朝鲜进行氢弹试验、里约奥运会的不少插曲（这揭示着巴西的困境）等等。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轰轰烈烈的贸易战、中兴事件、华为事件。里约奥运会的两年后，巴西国家博物馆发生严重火灾，又过了一年，巴黎圣母院也被烧了，世界进入了一个周期的衰退阶段，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人们珍视的事物会一件件毁灭。

到2019年，舆论情况也开始发生变化，3月27日，一个名为996ICU的网站出现在GITHUB上。同年4月11日，马云在阿里巴巴内部交流中对员工谈及近期备受争议的996工作制，马云称，“今天中国BAT（百度、阿里、腾讯）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在此之后，996工作制在舆论中受到大量抨击，马云等一批企业家的风评也逐渐下降，亦有相当数量的人视其为敌人。

当年12月，华为也闹出了251事件，人们对华为的态度开始变得微妙，一面是作为民族企业的代表受到美国打压，另一面是打压员工的黑心企业。也有人说此事另有隐情，但不管怎么说，舆论之所以会呈现这种样态，是因为舆论大环境认为，狼性也好，996也好，虽然能换到更高的工资，但也不再值当了。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具有较大话语权的群体开始“左转”，我们可以列举一些现象来说明这个情况：怀念毛主席的人增加了，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剥削、资本家等概念也被反复提及，阶级话语逐渐增多，非常可惜的是，这些概念和话语总是被误用的。而在2020年，当新冠疫情到来，正常的生产生活被打乱时，在国企、政府、事业单位工作则开始被认为是稳定的、有保障的、生活水平高的。

这样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想引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两段论述：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而以知乎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的舆论风向问题，代表着青年有怎样的思想流变以及怎样发声，而这实际上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青年学生和毕业生的经济问题的反映。在较为严格的定义下，小资产阶级被认为主要是：自耕农和手工业主。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主席认为，“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也是小资产阶级。

2016年到2020年间，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无疑是房价的剧烈上涨、2018年房价被逐步锁死，2019年房价开始阴跌。在民族国家的上升期，小资产阶级会追求自己持有的资产增值，并且将所有的资产增值视为个人奋斗和个人选择的结果，特别是房地产，而忽视了这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也是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农民工的血汗。

如果将时间尺度进一步拉长，对大学生群体来说，近二十年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扩招，从2000年1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猛增到800万以上，这意味着大学生群体的工资当中并不再包含稀缺溢价和垄断溢价，在政治经济学中，这被视为和地租相近的收入组成部分。

2000年1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是相对稀缺的，能过舒服的日子，而800万以上的大学生就不再稀缺了，逐渐退回无产阶级；2016年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程序员们是稀缺的，未来有一天，随着教育的发展和互联网行业发展的放缓，程序员会不再稀缺，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风险。这就是所谓内卷，内卷一直存在，在过去，工人和农民面临着严重的内卷，但在最近几年才卷到了大学生头上。

因而对相当多握有人力资本的人来说，他们的人力资本和“以工资形式展现的地租”正在不断流失和下降，这也使得一些人急切地试图将“以工资形式展现的地租”转化为确实的土地即商品房，这和16-18年的房价上涨互为因果，16-18年的房价上涨无疑刺激了小资产阶级的神经，小资产阶级预支30年的购买力，也切实地支撑了房价的上涨。

他们在16-18年着急把自己卖出去，使得996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共谋成分”，同时，现有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如劳动仲裁等，实际上需要劳方当事人主动提出，因而在共谋之下，非法行为长期存在。而房价开始阴跌时，早点把自己卖出去就失去了一个动力，健康和更长的职业生涯开始被认为是更重要的。

可以看到，在农民生活境况困难的8、90年代（废除农业税之前），大学生没有发声；在国企工人生活境况困难的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1997年大下岗），大学生没有发声；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面对着极差的劳动环境时，大学生没有发声；但在精准扶贫逐渐取得成功，普通劳动者境遇逐渐好转，不过资产价格逐渐趋稳甚至阴跌而影响到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效费比的2019年，小资产阶级迅速转向，开始“认同自己的劳动者身份”并抢夺工农大众的话语权。这只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的表现而不是真正认同自己的潜在无产阶级身份。

现代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接下来，我将更加详细地说明近现代的小资产阶级是如何重新产生的，又是怎样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威胁的。

在《垄断资本与工人贵族》这篇文章当中，我们分析了欧洲垄断资本和小知识阶层——新的中间群体是怎样互相影响的，并指出，这导致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无产阶级互相倾轧的惨剧以及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才是恩格斯和第二国际原则的真正继承者。

需要补充的是，由于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被外力强制裹挟的，至二十世纪初，《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完全确立。之后不久，科举在中国被废除，旧的知识阶层和官僚体系受到冲击，出现了大量家道中落但仍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旧知识阶层家庭；同时，新式学堂大量出现，这些家庭仍有经济能力和意愿支持子女接受新式教育，鲁迅、周恩来等皆有这样的背景，从家庭和经济背景来看，1919年的中学生、大学生都在小资产阶级的范畴之内。

在一战中，欧洲帝国主义的斗争使得他们暂缓了对中国的直接侵略，但地处远东的日本则有所动作，在经济上，这激起了中国的国货运动，欧洲帝国主义也放松了对中国的倾销和资本输出，一些民族企业得以在夹缝中生存。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在政治上却要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这意味着中国仍旧是一个面临着深重灾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经济上也面临着经济入侵狂潮的再临。学生们意识到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可能给小资产阶级足够的体面岗位，未来没有希望，愤怒的学生最终发起了运动，这一方面是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的一种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五四运动的重点就在于救亡图存，起初这是小资产阶级救亡图存的努力，而随着工人声援学生并参与运动，五四运动也代表着无产阶级救亡图存的努力，国家危亡使得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文化运动也使得无产阶级一定程度上知识分子化，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先进分子意识到自身无产阶级化的必然趋势，认识到自己和工人阶级同呼吸共命运，开始主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从此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也正要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所在。

同样是在《垄断资本与工人贵族》这篇文章当中，我进一步分析了当代全球垄断资本和发展中国家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当代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产生的环境和其面对的社会历史运动状况与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受消费主义、科学管理宰制，被国际垄断资本俘获的程度更深，也更难有所觉悟：

“跨国资本集团除了在国内制造了一个工人贵族中间群体，也会在各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并不断再生产出类似的结构，笔者曾听家里长辈提及，2000年左右，清北中科院的数学专业博士生，毕业后有机会在宝洁等国际巨头的中国分部谋一个数据分析岗，年薪30万，当时北京北三环的房价在三四千。由此，也不难解释为什么这二十年来会有那样多的对跨国垄断资本感恩戴德的人。”

这些发展中国家依附于跨国垄断资本的工人贵族，消费习惯上也如前文所述受国际巨头改造，倾向于购买跨国垄断资本提供的消费品，这实际上也有助于先发国家限制后发国家积累，通过赚取利润和资本项回流避免较大的逆差。东南亚一部分国家近年来的困境也与此有关。实际上也可以说明，川普对中国巨额顺差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其一是，这些出口主要是以美国为主要基地的跨国垄断巨头赚取利润的工具；其二是，跨国垄断资本也在中国赚取了极为可观的利润。”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家位于常州的服装生产企业的产品，只有经过迅销公司的运作、设计等环节，才是优衣库的衣服，而不是某个杂牌，可以看到，跨国资本实际上能够决定全世界范围内，相当一部分最终消费品该如何设计、如何生产、如何销售，也控制了相当一部分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

对上述这篇文章需要补充的是：和一些小业主（如经验小吃摊、小吃店，这些人反而在认知上更接近传统工人阶级）不同，当代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贵族群体，面对着的最大的困境就是，他们实际上不掌握完整的生产资料，而商品房也和耕地不同，也不会产出粮食，他们还是面对着手停口停的现实。

如果失业，往往会面临卖房或者挨饿的两难选择，这是当代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贵族群体面对的最大威胁，也是“财富自由神话”在这一群体当中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原因，这代表着一种现实的不可能性，因为目标的遥远而越发狂热，因为威胁的紧迫而越发狂热。

对有两套以上住房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来说，他们则可以将一套房出租，实质是小地主，房租实际上意味着对一个劳动力所得工资的相当大一部分的攫取，这代表着同样是城市小资产阶级，房主和房客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

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实际上展现的非常充分，在楼市当中，有一句俗话是“买涨不买跌”意味着他们更看中的并非居住，而是资产增值，另一方面，共有产权房的弃购也是一个证据，即去除金融属性后的房屋对他们来说并无吸引力。这就会使得很多人对房价的上涨或下跌持有矛盾的态度，大涨的时候骂，阴跌的时候也骂。一个人在双重标准的时候，总会有一个统一旦不能明说的标准，实际上是“我希望我买的时候房价便宜，但我买之后最好涨上几倍。”

“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想要跳出这一思想的囚笼，则需要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关于房价和地租问题，我写了一篇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文章：《北上广深不能再扩张了》提到：“城市建设的投入主体是地方政府，享受级差地租II的则主要是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房主，地方政府获取的土地出让金往往又投入到土地改造当中。而在城市进一步向外围扩展后，地方政府仍然需要在市中心投入资源以维护和扩建基础设施，而土地出让金则主要来源于城市外围土地的出让。可以说，城市建设的投入主体与收益主体是分离的。”

中国的房地产资产价格上涨，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是大学扩招后产生的大学毕业生大量涌入城市的必然结果，是对地方政府改造土地投入产生的级差地租第二形态的套利，也是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农民工的血汗。这样的城市化进程是不可能再次复现的，“我希望我买的时候房价便宜，但我买之后最好涨上几倍”的期望也必然落空。

同时，城市建设的投入主体与收益主体是分离的，如果想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寻求灭绝性的房地产税收政策，即“全部房产涨价造成的交易所得应归属于国家——涨价归公”。或者说，房地产本应当是完全国有化的。当然，考虑到现有的资产价格泡沫，这种政策无法直接实行，但应循序渐进达到这一结果。

现代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青年们的诸多困境

首先是经济困境，一个重点是欧美“中产阶级”的崩溃，我在《平台资本垄断的兴起与工人贵族的终结》这篇文章当中有一些论述：“工人贵族与垄断资本的结构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长期地用高工资收买工人贵族对资本来说也不是长久之计”“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帝国主义政府可能会直接下场打击工人贵族，如里根政府通过军队接管等手段，镇压美国航空管制员工会成员罢工一事”“永远记住一点，高工资绝对不是工人阶级赢得自由的最终途径。”

另一个重点则是，当代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在自身面临劳资关系尖锐，剥削率高时，经常使用危机理论，这是小资产阶级对左翼话语的误用，我曾在《资本魔咒：我们创造财富，我们消灭财富》和《苏联解体三十年，资本主义却活得很好？》这两篇文章当中介绍马克思的危机理论。

有人认为：“居民没有消费能力，中国经济就面临危机“我不生孩子，中国未来就没有劳动力可用”等等。或者干脆“中国经济药丸”。我们考虑这样一个情形：如果政府通过税收手段和再分配手段使工资和福利等于工人创造的价值，就不会有危机了吗？恰恰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会直接导致危机，资本没有一定的利润率保证，必然会有一部分资本直接退出生产，以求恢复“正常”的利润率，甚至或者出逃海外，去往其他国家，这个资本退出生产，利润率恢复或者资本外逃的过程本身就是危机。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其实只有：废除私有制，渐进的表现则是：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同时要击溃国际资本，扩展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在世界上的影响范围，提高其世界市场经济地位，阻止国际游资通过国际流动逃避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条件。对此，我同意新潮沉思录其他几位作者的观点：人民群众希望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诉求是正当的，不需要附加任何条件，无需拿“消费崩盘”“经济崩溃”等说法吓唬人。

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主要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西式民主的破产，在《美国为什么是新罗马？》这篇文章当中，我曾分析：“很多奴隶制国家并不是因为奴隶起义而灭亡，而是统治阶级即公民群体的衰朽所导致的。大奴隶主越是扩大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越是在消灭自己的同盟军，越是在瓦解自身的统治基础。”“当商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财富聚集，贫富分化，贵族被吸收进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货币所有者，并以成本较低的奴隶制经济排挤了大多数公民的小生产，公民日益贫穷，特别是无法负担武装，国家就被掏空了，再也没有足够的兵源，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同样的，对于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垄断资本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工人贵族，要看到：“罗斯福曾经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但在他之后）美国的“奴隶制”花样翻新，向内部引进拉美移民，作为服务业“奴隶”；向外部转移产业，作为工业“奴隶”。里根则更进一步，镇压工人，清除了意识形态对手在自身体内的影子，也毁灭了罗斯福的遗产。美国的公民群体，小资产阶级化的工人贵族和自耕农则一步步被消灭了。”

美国公民有民主和自由吗？也是有的，但不全面，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归根究底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和自由；就像你问希腊和罗马的自由民有自由吗？当然有，但只要奴隶制存在，自由民就有可能被排挤，穷困潦倒，只要还有一个人不自由，自由就是虚假的；马克思也强调“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其结果是，我们在一开始提到的特朗普的上台，我指出，特朗普的上台不是美国真正的民主的破产，而是旧有虚假的民主破产和真正的民主可能开始起作用的起点，即一部分美国人正在为自己的利益投票，而不是受大众媒体蛊惑而投票（从另一方面来看，特朗普通过互联网平台绕开了传统大众媒体），可惜，他暂时只是“路易波拿巴”。

在同一篇文章中，我也强调：在讨论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时，我们应该摆正自身的定位，即“刚刚成为自由民的奴隶”。要知道，即使是今天，以较为简单的口径去看，单位时间的劳动成果，美国人可以用一份换取中国的六份，在上个世纪，这个交换比甚至曾经高达几十倍。而这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全面扩展时的国际格局所决定的。

最近笔者也回顾了一下《底特律·变人》这款游戏。“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款游戏表面上描述的是未来，但也是历史的回声，勤劳的东亚人就曾多次排挤过美国的工业，拉美人也正在服务业中排挤过美国白人，就像非人的仿生人一样，包括我们在内的东亚人也曾被多次非人化，如日美贸易战时期的反日种族主义和近年来伴随着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的排华浪潮，对非法移民的仇视也是如此。笔者最初知道这款游戏也是因为沉思录其他作者的介绍和分析，可以参考：《我欲成人，在这资本主义世界》。

而在我们的下游，国内还有广大西部同胞，国外还有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比我们受着更大的苦难，忍受着更深重的不自由，他们的不自由也是对我们自由的威胁，应当抛弃小资产阶级片面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对西式民主的追求，我们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

在《田园终结，资本内卷，我们需要新的道路》这篇文章中，我也分析了丁真代表的边缘人群体实际上长期被小资产阶级忽视，小资产阶级的所谓内卷在相当多的工人农民身上一直存在，但只有内卷到自己身上时，小资产阶级才会真正意识到问题的存在。

最后是小资产阶级阶级再生产的失败，在《北京教育，内卷高地》这篇文章当中有过较为详细的分析。这篇文章的标题起得并不好，应该改为”一线城市教育——小资产阶级阶级再生产的失败”之类的，也必须承认，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考生更为辛苦。这是两个层面的内卷，一种是家庭投入金钱资源的内卷，另一种则是考生个人努力的内卷。

教培的本质是试图通过较小的投入来套利较高的高校生均经费，在美国，这样的情况就较为少见，因为高等学校学费高昂，所以实际上无法套利。这种套利是一种赌博，经常的结果是投入了教培费用，但仍然无法取得较好的高考成绩，归根究底是选拔性考试中，人人都学等于人人都不学，过度投入甚至会直接造成阶级跌落。

润学不占据意识形态的高地

在文章最后，我想谈谈很多青年认同的“润（run）学”，即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生非常希望通过移民国外来脱离自身面临的困境，我认为，这种选择是不正当的，最终也会失败。原因如下：

西方现今较好的劳动保护、更高的劳动者待遇和更短的工作时间源自这些国家的企业具有世界市场垄断地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归根究底是大航海及殖民时代积累的结果，这也塑造了当下的世界体系，使得他们今天仍然可以攫取资源，也就是说他们的好日子是吃（已经死去的）原住民的，穿发展中国家的。详见：《通往发达国家之路，是你死我活的竞争》。

如前文所述，这种社会保障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代表着如德国社民党的错误路线，这收买了工人贵族，实际上最后支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无产阶级互相残杀的惨剧。并且，这种收买带来的保障实际上已经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弱化了，现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大量非正式就业。详见：《垄断资本与工人贵族》和《平台资本垄断的兴起与工人贵族的终结》。

另一方面，润学与反对润学的人有巨大的争论，但现实可能向着“润了也白润”的方向发展。

这源自中国对世界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详见：《中国能成为发达国家吗？》《美国互联网霸权仍在巅峰，但丧钟也已敲响》。

在我的毕业论文致谢当中，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此，我首先要感谢这个国家的人民。众所周知，中国头部院校的学费是非常低廉的，而在这些学校学习的学生获得的生均经费远超于此，差额的部分归根究底是来自于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经由税收和拨款两个中间环节转化而来。而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大学经费往往大量来自于普通学生的学费，这会使大量学生因学生贷款面临严重的债务问题。虽然更高一些的学费对我的家庭来说依然是可承担的，但毕竟低廉的学费能够让我以一种不过分依赖父母的方式完成学业；同时我深知，这种制度安排对家庭条件更差一些的同学非常重要。

此外，我曾使用的大型仪器设备和超算资源大量依赖于进口，购得这些设备所需的外汇是外向型企业的工人拧螺丝钉一个一个拧出来的，一件件衬衫缝出来的。这也让我时常有些惶惑，惶惑于这样一个问题：我的所作所为是否经得起检验，能不能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希望我没有辜负这些资源。”

因此，我想我的选择是：我不会选择移民或者说“润”，我会选择在这片土地上为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民战斗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

在我看来，当代大学生中，左翼思潮的兴起是一个和“五四运动”有一定共通之处但不同之处更大的过程，当代大学生同样面临着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化的趋势，这是困境，也是机遇。什么时候中国青年学生群体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潜在工人阶级身份，什么时候能够越出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认识到自己和亿万工人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左翼思潮”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才真正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国社会问题解决和中国社会进步的正义力量。

谨以此文写给我、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中国青年，希望我们能走出一条新路，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走出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