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当代“社会主义科幻”《中国2098》

  作者:齐世穷      

图片均来自李焕宇:《社会主义科幻宇宙!<中国2098>完整版发布》,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2_04_29_637454_s.shtml。

       在万马齐喑的今天,《中国2098》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流浪地球》的成功说明,我们早已厌倦了好莱坞的庸俗科幻,厌倦了跨国资本的意识形态控制。《中国2098》大胆地设想一个新的社会,设想新的世界秩序,在那里,帝国主义战败了,计划经济通过计算机建立了,生产力也大大发展了,人们在东海建起大坝,从月球、土星获得资源。这实在是令人感动的场景,这也是笔者做梦才敢想到的伟大时代。一些朋友评价说,这是“大基建朋克”、“人民朋克”,是“社会主义科幻”,那么事实是这样吗?我们将进行同志式的批评。

首先,我们要先认识作为一种文艺形式的科幻。玛丽·雪莱在1818年所写的哥特式小说《弗兰肯斯坦》中对人类、科技与自然三者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此科幻开始在文学创作中出现。凡尔纳在《海底两万里》中的鹦鹉螺号是开拓时代的乐观想象,尼摩船长则是殖民体系的受害者,两者都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二十世纪三十到六十年代,黄金时代科幻作为美国及所处世界的倒影出现,科幻文学的定义与范式也随之形成。紧随其后的新浪潮运动是对旧秩序的叛逆。而赛博朋克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尤其是个人电脑普及的回声,则至今与我们同在。

通过粗略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科幻是一种随工业化而诞生、发展与成熟而发生变迁的文艺形式。科幻作家们通过尼摩船长表达对殖民主义的反思与抗议,通过描写未来世界表达对现实伦理问题(如种族与机器人等)的担忧,通过展现边缘人对“高科技低生活”的袭击。它是资本主义的一面哈哈镜,或褒或贬,或明或暗,或夸张或写实地展现乃至批判资本主义。  

然而正如你我所见,今日的科幻文艺往往诞生于公认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因此他们的批评往往难以踏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容忍范围,甚至沦为文化霸权的又一附属品。我们不否认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创作者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现状来进行文艺创作。以彗星撞地球,地球陷入末日危机为主题的科幻电影《不要抬头》中对美国政治的讽刺与批评鞭辟入里,让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引起反思。但它所呼吁的只是拨乱反正,复活一个比现在更为理想的美国议会政党政治。但这在当代美国是可行的吗?而这一运动又该由谁来组织呢?更不必说漫威“科幻”是美式“普世价值”与庸俗唯心主义的前驱,而《星际穿越》则赤裸裸地鼓吹美国传统中产阶级价值观。归根结底,即使是那些较具有批判性的科幻,大多也只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

因此,我们必须向科幻作者与读者提出以下这些问题:一九八四在大洋国如何地实现?反叛的黑客是否能撕破被垄断公司包围的天空?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又该由谁来畅想?如果上述问题确实是一种问题,那社会主义科幻的价值就不言自明——当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垄断的科幻恰恰是对未来的扼杀。使科幻文艺带上历史唯物主义的色彩,是可能的,也是使科幻更具批判性的一种方式。

那么中国2098是否为社会主义科幻呢?作者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想象,是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呢?  

首先,大基建朋克很难说是典型的科幻朋克。朋克(punk)一词最早出现在二战后体制僵化、经济滞涨、福利国家体制将倾的英国。反对摇滚商业化的异见者开始默默反抗旧秩序。而SEX PISTOLS(性手枪)乐队在1977年发售的第一张专辑GOD SAVE THE QUEEN中,用行动直接攻击英国正道世界的最高代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不含糊地表达了英国人对现状的强烈不满,从而开创了朋克运动的先河。自此以后,叛逆的朋克精神出现在摇滚乐乃至其他文化领域。科幻朋克,则起源于在《神经漫游者》中的“赛博朋克”。无论是最早的这部作品和近年热度很高的《赛博朋克2077》,还是其间出现的一系列被定义为“赛博朋克”式的科幻文艺作品,它们的故事都大体类似:一个掌握核心科技的边缘人(或者团体)展开了对统治世界的企业巨头的反叛。这一风格脱胎于反对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新浪潮运动,但“朋克”更倾向于打造一个某种技术发展到极致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高楼大厦与贫民窟比翼齐飞,物质刺激与精神萎靡和谐共存。而骇客等少数人的行动则代表了资本主义世界人民对当代世界自觉的反思与反抗。随后将生产力发展凝固在一种形式和一个时代的复古未来主义的蒸汽朋克、柴油朋克和以及真空管朋克与原子朋克(与冷战中的苏美两国紧密相关)也或多或少地表达了这种批判精神。中国2098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俯拾皆是。作者通过想象一个新社会来批判旧社会,但是他画刷下对于新社会的想象被旧社会的重力严重束缚,无法自由地飞翔,从而沦为了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在这部文艺作品中,并不存在关于人民对腐朽秩序的不满与反抗的正面描写,只见一句“后来他们的帝国在革命浪潮下土崩瓦解”(见《中国2098:祖辈的遗产》,我们只能看到剧烈变革后尘埃落定的秩序井然(见《我第一次出国旅游》)。人民变为一种被镶嵌在话语中的抽象符号,这里的主人翁与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下被沉默的大多数有何异?因此部分网友称其为“大基建朋克”或“人民朋克”是不恰当的。   由此,我们应进而提出一个疑问:中国2098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这就要从塑造中国2098世界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讲起。据作者上传的该系列第一幅画作《俯瞰东海大堤》(2020-06-15)中老七的自白可知这个世界的历史概要:     

“从本世纪40年代初一直到2056年,虽然国际社会笼罩在碳中和失败的阴影下,但是得益于可控核聚变技术的成熟商业化,全球秩序还是在醉生梦死和水深火热之间勉强维持着平衡;在国内,人民被不间断的胜利持续鼓舞着: 30年代初——突破封锁实现伟大复兴,40年代初——实现人类首次商业聚变发电,50年代初——开始建设木星基地……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之前的一切都随着56~58年的全球洪水结束了。 ”

看到此处,笔者情不自禁地对以下三个重要方面提出疑问:  第一,帝国主义如何灭亡?  据《中国2098:祖辈的遗产》(2022-04-29)可知:  

在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结果“他们在败退中幸存的和没有出动的舰只,最后都龟缩在自己基地的港口内,当谈判结果传来后,拒绝接受失败的顽固分子打开了通海阀;后来他们的帝国在革命浪潮下土崩瓦解”。 

 据《中国 2098(7):我第一次出国旅游》(2020-06-15 )可知:  

社会主义性质的美国People's Union of America成立于2068年。  

其间三十年,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又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政权在其作品中非常含糊不清。当然,目前并不存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欧美无产者不能完全参考“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与“新民主主义”等经验,因为中苏两国从未建立在真正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但社会主义者还是应当勇于想象与论述一个发展自资本主义但又在克服它的新世界。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输出革命”固然是一种非常重要诱导性的外因,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还是各民族地区与国家内部的先锋队与无产者。在作者的故事中,只能看到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际,与帝国主义之间打了一仗,随后大家就各自进入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须知,社会主义一般是社会革命的结果,作者在想象的历史中,略去了大战后的革命运动,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更令人疑惑的则是所谓的“海殇”。从走出“河殇”的洋奴哲学的角度,这当然是酣畅淋漓的报复。但这样的报复却并非社会主义的,“剖析海洋文明劣根性”的“海殇”是反转的“河殇”。作者弄错了对比的对象。既然在想象的世界中,我们的国家击败了帝国主义,并使得他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那么,欧美的无产阶级大概也不会用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形成的“大河文明”与在资本主义中“海洋文明”进行比较(这一模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而是应该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来比较。只有这样,才能更突显它作为社会主义科幻的主旨。如果只用“海殇”来分析资本主义的问题,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就落入了后殖民主义的陷阱。在恶毒诅咒帝国主义的同时,他们不自觉地认同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精神欧洲人,导致死去的明儒统反而统治了活着的满人。  

第二,资本如何灭亡?  

据《中国2098(15):满怀深情望北京》(2021-09-25)和《中国2098:地木护航行动》(2022-04-29)可知:  

“在50年代,近地轨道空间正处在建设高潮阶段,其中很大一部分由西方私人航天公司负责,它们并没有在框架上修建能够为后续大规模殖民提供保障的基础设施,而是秘密为某些基金会和寡头团体建造了大量太空庄园和堡垒;在50年代末的全球洪水中,他们趁机‘做空地球’,大肆敛财;还向中产兜售自己太空庄园中的‘公寓’,最后当然没人能入住,这些自以为有些本钱的可怜人不但进不了太空还失去了全部积蓄,但受害者里不包括早已禁止个人跨境交易的中国人。随着他们在太空庄园的胡作非为导致全球巨大的经济损失,各国政府联合行动,使用现在看来相当原始的太空军力摧毁了他们的藏身之处,终止了全球的经济灾难,救灾秩序得以恢复”,而在“全球洪水之后,这些公司大都倒闭破产”。  

据《中国2098(10):黄海边的海水淡化枢纽》(2021-07-29 )可知:  

“老先生年轻的时候也和我父母一样在沿海大城市的各大工厂(长辈称之为“大厂”)跳来跳去的工作,专门制作这种小软件,那时老百姓通过这些小软件来逃离现实,然而随后的现实就是海水入侵、大优化、大倒闭:那些之前在他们看来理所应当、亘古不变的东西就像沙滩上的城堡一样被顷刻间被冲垮了。在安置点修了几年电脑后,先生看到“红旗”(关于“红旗”的说明请参考下一部分)即将在全国投入使用的新闻,需要大量的程序维护公务员,他就和几个当时一起被优化的老同事报考了,全部顺利通过,在67年进了海水淡化厂……他曾对老六说‘我们这代人为资本奉献了青春,但最终还是和国家站在了一起;血,总要是热的’。”

必须指出,“血,总是热的”这一标语出现在这里并不合适。《血,总是热的》是宗福先、贺国甫创作的一部话剧 ,后改为电影。这部电影“以1979年中国经济体制急需变革为大背景,讲述了江南市凤凰印染厂厂长罗心刚冲破重重阻力,推进企业改革的故事 。”“血,总是热的”为坚定地改革派主角罗心刚在最后发表的演讲,他认为,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影响了我国的发展,因此必须进行改革。换言之,这是一部唱衰计划经济与集体所有制的电影。如果作者不是有反讽的用意,那么这个标语实际上与整个作品氛围不符。 

 回到作品本身。在《中国2098》内外私有制企业的灭亡主要出于自然环境与政治国家两股外力,唯独与人民群众无关。首先,为何将大洪水而不是阶级斗争当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毒药?这在实质上暗示了“计划经济也不过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是不看无产阶级主体地位等重要因素只从生产力角度出发,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与计划经济混为一谈的做法。作者无法看到“战时共产主义”是为保持俄国无产阶级的存在与专政而生,“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而生。而漫长的“新经济政策”又为农业集体化制造了哪些阻碍。顺着这个思路大胆猜测:随着生存环境逐渐变好,或许在2138年私有制企业便会逐渐恢复,上代人与下代人再次殊途?在这两个被省略的跨越过程中,人民群众只是生产力哪里需要哪里搬的一块砖。再者,作者把国家机器当做超然于市场经济的伟力,遗忘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把阶级专政的工具当成绝对意志的代表并赋予它绝对的正义性。这种从马克思退步到黑格尔的国家观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者来说无疑是可悲的。试问哪一个帝国主义不是垄断资本的打手呢?沙俄的英法投资,希特勒的德意志劳动阵线与小布什的石油皆为明证。它们何德何能,会做造自己反的明君?  

更令人不满的是,作者连相对温和的资本主义企业葬礼——“公私合营”都未敢想象,而是安排“红旗”通过天然优势在我的市场经济擂台赛打赢资本,这实际上是布哈林和平竞争思想的再现。我们必须要提出质疑,难道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只能倚仗天赐的良机,再通过市场能容忍的合法手段达到?这种幻想与社会民主党中间派在政治上对工人阶级的指望同出一辙:

“问题不在于你们现在是不是唯一的具有创造性的历史力量,不在于你们能不能彻底扫除有产阶级堕落成的那群当权强盗;问题不在于这是一个没有人能替你们完成的任务;问题不在于历史没有给你们缓期,因为目前的血腥混乱状态有可能将你们埋葬在资本主义的最后碎片之下。实际上问题在于,当权帝国主义强盗在昨天或者今天成功欺骗、强奸并拐走了民意,获得了51%的选票,而你们却只有49%。愿世界灭亡,议会多数万岁!”

两者在羞答答地表达对社会主义向往的同时,又赤裸地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敬意。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此被形式堂而皇之地取代。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组织与运作?  据《中国2098(16):需求就是指令,数据就是计划》(2021-09-26 )可知:  

“国民经济运算中心-全国总中心,是“红旗”系统的中枢和总部所在,位于北京通州;始建于2056年,建造期间经历了洪水等各种波折,最终在60年代中后期投入使用……如何理解红旗的工作呢?可以把它比作本世纪初那些模拟经营游戏的资源面板,玩家通过面板上的数据实时变化来决定游戏下一步的走向,而以当时的技术水平,现实世界中的经济数据是不可能实现这种同步速度的;现在,红旗收集的是全中国实时动态的经济和行政信息,并进行可视化处理,红旗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把政府的信息收集、传递和处理成本降到了0,而各级政府官员们则取代了游戏玩家的位置,他们执行政策,获得反馈进而优化后再执行,这中间的超低延迟带来的效益是惊人的,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船大难掉头”的问题,有了红旗以后,这艘巨轮的试错成本大幅下降。当红旗受到攻击和发生故障时,程序公务员就是最后的防线。”  

无论是OGAS还是赛博协同控制工程,如果单纯以生产力来定义,那么它们甚至不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部分——劳动力,而只是生产工具中的科学技术。沃尔玛与亚马逊的管理系统都是相当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未能为无产者所用而是用来控制无产者,从而严重束缚了劳动力的解放。前者比起后者,更具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是以无产者而非资本为目的而运作。更何况除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有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在管理者方面,我们只能见到温驯可爱的技术官僚,连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都看不到,更别提什么巴黎公社原则和鞍钢宪法了!公有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单位,实际上也承担着一部分政治职能,比如人民群众在所在企业中参与生产等方面的决策。但无论是从上面提到的这幅画作,还是《中国2098(12):合作社的粮食工厂》(2021-08-09)、《中国2098(19):我为祖国献氦三》(2021-10-18)还是《中国2098(20):合成淀粉大装置》(2021-10-29)等作品中,我们都难以从标语以外的地方发现公有制企业的这个功能。或许万能的“红旗”系统可以包办一切决策?但是“红旗”的数据恐怕还是从劳动者的实践中来,然后再被用于指导具体的劳动。脱产干部与人工智能都不可能单纯靠数据作决策,而是将其与身处一线的工农生产经验深度结合。我们希望能够看到这方面的想象力,毕竟中国的工人在五十年前就有了《鞍钢宪法》的想象力,我们没有理由退回到缺少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计划经济中去。

而建筑作为作者构建新社会的主要语言,已经有许多人在进行论述其优缺点,所以笔者就不再狗尾续貂。只提出一点想法:三十年代斯大林时期的新古典主义并不能完全与二十年代列宁时期的构成主义等前卫艺术完全割裂来看。前卫艺术的根本逻辑在于艺术领域的在野者对于社会政治与艺术体制的批评,是否定性而非建设性的艺术。十月革命的结束标志先锋队夺权成功,随后出现一个无产阶级的文化专制——社会现实主义是水到渠成的。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科幻之路尤为艰辛,创作者很容易就退回到非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因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不到位而退回到生产力修正主义。但在历史上,还是有一些经验可以供我们吸取,比如俄国革命者波格丹诺夫的科幻创作。  在1905年革命当中,他身为俄国境内组织和指导地下的党小组和网络的组织者,目睹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那种充满可能性的热浪让他就算意识到革命的不可挽回,也久久难以忘怀。  同时,19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工业化以及伴随而来的技术、交通和城市化的发展,为乌托邦畅想提供了现实的土壤。而城市下层民众对冒险故事的兴趣远远超过对理论论战与宣传的兴趣。

此外,作为一名医生和政治思想家,波格丹诺夫着迷于生物体和社会之间、科学和社会组织和进程之间的系统类比。他的主要目标是提出一门关于组织的超级科学,使调节机制能够保持稳定,防止任何主要过程发生灾难性的变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这只有在集体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下才有可能实现。但他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当代科学和组织的发现来更新。  因此波格丹诺夫创作了科幻小说《红星》。在小说中,火星表现出了这种面相:它是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欧洲社会主义者的许多目标都在那里实现了。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共同财产;阶级冲突已经消失;不再使用货币;教育基于集体主义原则;经济是中央在计算机中心的帮助经过科学计划完成;艺术生活已经围绕整个社会的需要而重组,而不是围绕伟大的个人;政党和阶级也已经消失;暴力、战争和种族主义也同样不存在;医疗科学发展可以让人近乎永生;火星上的工人通过随时自愿转换职业来摆脱技术分工的僵化影响;此外,他们已经变得天生具有公平的心态和利他主义,他们已经放弃了来自资产阶级不必要的惯例,彼此真诚地对待对方。总之,火星社会似乎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仍在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地球人尤其具有指导意义。但火星仍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重重矛盾:许多工业都很危险,必须保持在地下;人口增长迅速,预计几十年内会出现粮食短缺甚至饥荒;自然资源迅速耗尽,作为能源主要来源的放射性物质也是如此,以至于火星人被迫破坏他们心爱的森林,环境进一步恶化;过于漫长的生命导致人们不得不自己决定何时在“自杀诊所”报到。劳动分工的消除增加了火星工厂的事故率,因为工人从一个工作场所转移到另一个工作场所,不断使用他们不熟悉的机器。殖民主义没有消失,火星甚至准备了殖民团去金星或者地球进行开发。 (《红星》相关内容见瞄一瞄中了:《幻想与革命: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和布尔什维克科幻小说的起源》与波格丹诺夫著,瞄一瞄中了译:《红星》。) 

这种不完美的背后是波格丹诺夫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即使在成功建成社会主义后,文明也会受到一系列问题的困扰。而他借口火星人指出,这些问题之所以超出人类的理解,是因为在地球,它们被其他更直接、更明显的问题——阶级斗争与组织形式所掩盖了。因此他断定: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人类才会看到前面还有一场更艰巨的战斗:无论是与人类自身,还是与物质世界。联想到毛泽东曾说,共产主义社会也有矛盾,可见《红星》想象之深刻。通过构想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作者歌颂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揭示了革命与革命缔造的社会作为人类历史真正开端的重要性。在这一方面,《中国2098》的作者有相似的认识,在作品最后,主人公老七发声:“巩固胜利成果从来困难而且未来充满不确定,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高警惕,跟紧队伍,在这场没有终点的长征中坚定前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长征当然是没有终点的,但我们希望作者不必隐藏“队伍”的面貌,不必只是通过“队伍”在生产力上的成就来展现他的伟大。  

结束了对作品的评论,还有一个问题有待我们思考,那就是共产主义者该如何构想未来的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迄今为止人类仍未建立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似乎距离社会主义革命也相去甚远。这不禁使人发问:社会主义科幻,或者说通过科幻这一文学题材拟构社会主义是否可能?尽管这个问题一时难以得到较为完善且令多数人满意的答案,但退而求其次,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应用于科幻文学是完全可行的。社会主义科幻文学的创作,也应该追求真实性、具体性和历史性,并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其与精神改造和教育工人阶级结合起来,写好典型情景中的典型人物和事物,而非一味的“标新立异”或“好高骛远”,呼唤某种神圣的天启或是绝对意志降临,乃至为生产力主义鼓噪,须知后者本身往往就是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的衍生品。

除了文艺创作的原则,在哲学上我们则应该坚持与实践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不能正确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那么新社会的想象家,就只能让超越人的实践的神秘因素代替革命成为新社会的助产婆。如此一来,对斗争的否定与忽视最终将使“幽灵”从想象中退场。而这样的想象,不过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貌把“社会主义科幻”拨乱反正,使其回到最一般科幻“内部批判”的道路上而已。

最后,对我们,对《中国2098》的作者,对自以为的共产主义者而言,我们都应该明白:幻想新世界,不过是为了唤醒改造旧世界的力量。我们终将把自己的文艺书写在人民的政治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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