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非虚构写作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文 | 叶伟民

昨天我的微信有点忙，来的都是两类问题，一类问人生，一类问非虚构，都随之转来一篇文章《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据说刷屏了，主创为咪蒙旗下团队。 

人生嘛，我自己也没活明白，谈不了；故事细节孰真孰假，我不及考究癖；至于文章，单说标题，如果我还当编辑，作者起这样七拐八弯的标题，是要拖出去打的，《寒门状元之死》不挺好？ 

后来，一位仁兄转来主创团队的一则声明，附了一溜表情包说—— 

“感觉是非虚构写作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他的潜台词是：你丫还混什么非虚构呢？那哪能啊，于是我把文章和声明都看了。一等一的车祸现场，完了还要碰瓷，扑在非虚构的车前盖上。

为什么非虚构容易躺枪？

这场对非虚构的甩锅，在声明的第一段已非常明晰。它是这么写的： 

文章不是新闻报道，这是一篇非虚构写作……在细节上，我们做了许多真实情况的模糊化处理。

“状元之死”主创团队的声明第一部分

“模糊化处理”得怎样，考究客们已经扒过了。我只想翻译一下这段，意思很明显——我们不是写新闻，别用真实要求我们，非虚构写作稍微虚构一下怎么了？没看到我有这么大的苦衷吗？ 

此时，非虚构若有知，一定已黑人问号脸：“What？Are you kidding me？” 

非虚构容易躺枪，主要吃了概念的亏。和很多舶来品一样，在中国，非虚构看着热闹，实则无甚大众基础。若非从业者，也不会有多少人在意其内涵及精神，文爽即可。 

非虚构写作肯定、一定、必须、只能遵守零妥协的“真实原则”，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虚构。在真实性的标准上，它和新闻报道并无二致。（当然，表现手法和艺术价值迥异。）

非虚构写作被偷梁换柱，甚至被高举为“虚构”的豁免牌，“焦虑贩卖机”们正是吃准了受众的认知不对等，浑水摸鱼大肆收割流量。什么时候蹭坏了，是无所谓的，总有新词换招牌。这年头，谁还纯情坚贞做百年老店呢？

这一点，专栏作家宋金波说得更形象，他在《<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是“权健式文字保健品》一文中写道—— 

《状元之死》与保健品一样，已然突破了“无益”与“恶”之间的界限。如果说，咪蒙及其团队以往的文字产品，因其鸡汤的性质，更接近于“无益”的话，那《状元之死》的仿真式诱导，特别是文末利用“慈善”欺骗读者，正在试图突破“恶”的边界。

非虚构的外衣到底有多香？

非虚构写作诞生至今已半个多世纪，在中国一度只在专业圈里打转。直至2010年，《人民文学》倡导“非虚构”，才有了点潮流的样子，但也只是敦促作家走出书斋，远离“二手生活”。 

那它是如何从一个高冷词成为LV复制品，满街满巷都想背一把呢？ 

从大环境看，非虚构写作在新世纪后的确登堂入室了，其中以2015年诺奖颁给了阿列克谢耶维奇为标志。要知道，非虚构作家在瑞典文学院历来不受待见，上一部非虚构作品登堂入室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了，它是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1953年诺奖）。 

我们看看阿列都写了啥？二战、古拉格群岛、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核灾难、阿富汗战争（苏联时期）……也是非常硬核了。这着实鼓舞了全球的诸多同行，包括遥远的中国，作家邱华栋称之为“非虚构文学的胜利”。

阿列克谢耶维奇

进入中国后，非虚构写作的批判精神一部分由现实主义作家继承，另一部分则被媒体借鉴，有了非虚构的分支——特稿。此后，非虚构的批判功能和空间逐渐被压抑，仅留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在自媒体时代迎来了“春天”。 

整个2016年，整个中国影视资本弥漫着“地理大发现”式的荷尔蒙，冲刷出一批非虚构作品，大多售出百万级影视版权。市场一度相信，非虚构写作的商业模式找到了。自媒体也追逐而至。 

但严遵非虚构“祖制”是违背商业规律的，意味着即使你有孙猴子一样的本事，也要在“真实”的头箍下办事。海量的采访、搜集、极其严谨的求证、写作，是不符合效率原则的，也是无法套路收割流量的。 

怎么办呢？“我有一个朋友”、“我的实习生”体出来了，吃准了一个灰色地带——我二大舅的事儿你怎么证伪呢？这是比“知音体”更高阶的形态，后者在重要篇目上尚基于公开事件，“新知音体”则解掉最后的底线。 

至此，非虚构写作的批判性、公共性、真实性甚至文学性，皆被聪明地悉数消解，成为爽文的外衣。然而，并没有人愿意承认，因为他们深知，虚构只能被人消费，非虚构才能消费别人。就像状元文那煞有介事的讲述主角家庭的结尾，引得看众纷纷想捐钱一样。 

说到底，这是个套路的世界。认真的人，却未必会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