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夏大一统时期“短命王朝”的规律性认识

一、“短命王朝”在华夏历史中的共同现象

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形式上有几个有名的短命朝代。比如秦、隋、民国。

如果对“短命王朝”作为一个观察目标，进行略微综合分析，就能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共同现象：

1、这三个短命朝代都有一个共同性，就是紧跟他们下一个朝代，都是华夏历史上极其强大的朝代：

秦之后有汉

隋之后有唐

民国之后有新中国

2、站在丝绸之路的角度：这三个“短命朝代”之后的强大朝代，都在引发（参与）丝绸之路核心样式的转化

秦-汉之后打开了丝绸之路大时代，汉开启了陆上丝路的时代

隋-唐逐步转向了海上丝路时代，唐后期丝绸之路核心通道转向海上

 民-新中国赶上了网络丝路大时代，新中国在进入21世纪之后，参与并逐步进入网络丝路第一梯队。

3、站在封建贵族制度的演化角度： 

秦-汉是秦之前以华、夏两族千年世袭贵族体制逐步消亡逐步转化到汉末开始的门阀、世家（贵族）制度。 

隋-唐时期则是门阀世家（贵族）制度发展到顶峰，逐步消亡并转向士大夫（寒门贵族）制度。 

民-新中国则是传统士大夫（寒门贵族）制度瓦解，进而走向贵族制度彻底灭亡的新时代。

二、“短命王朝”这三大现象其实是华夏文明生产力不断发展下，阶段性跃升的结果。

“短命王朝”作为生产力阶段性跃升现象，在丝绸之路视角的转化下，呈现的最为明显。

汉朝打开丝路通路，华夏先进生产力从以往服务自身及周边东亚地区族群，向世界岛各个族群范畴扩展，这是生产力巨大进步。

而唐海上丝路的展开，船运显示的运输量的巨大增长，直接呈现为生产力的极大提高。

而新中国在进入21世纪，国际贸易数量及质量的巨大增长，以及在网络信息技术支持下呈现出的崭新的面貌，显示为生产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种丝绸之路方式的巨大变化，不仅仅以为生产力的跃升，也意味客观需要利益结构的巨大调整变化。而这种调整变化，必然形成华夏社会内部巨大的动荡。

这种巨大的动荡引发的自我变革，必然呈现出两个明显的阶段，

自我变革初始阶段（变革不彻底阶段）

自我变革完成阶段（彻底变革阶段）

这种变革的双阶段现象，在东西方都有，这呈现为一种变革过程的普遍性规律：

比如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自我变革的早期阶段就是英国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革命不彻底的变革，以及之后法国大革命的彻底变革阶段。（欧洲原子论世界观形成性恶论文明类型，所呈现出的政治结构的碎片化，使得不同阶段的变革产物都凝固在不同的政治行为体中（比如变革不彻底产物的凝固物——君主立宪制，以及彻底变革产物的凝固物——共和制））

而华夏文明基于整体论世界观下的向善性文明类型，形成的大一统历史现象（变革不彻底形态不会在大一统历史趋势中停滞凝固，被大一统生产力进步趋势的推动下，呈现为短命王朝现象），就表现出为短命王朝与强盛王朝的连续产生。

三、在人类私有制时代，以私有财富为核心抓手，在社会组织形态中呈现出一种顽固的人身依附性现象

因为人必须依靠物质财富才能得以生存发展，而物质财富因为私有制而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大部分的平民为了自身生存，必然对私有财富的所有制度中掌握财富的那一小部分人，进行某种形式的依附性存在。

因此人类至今的社会组织结构都很大程度呈现出人身依附性状态。即便我们崇尚自由平等人权的今天，人类还是处于现代依附形式中。私有制所产生的必然的人身依附是限制人类彻底的自由解放的最后堡垒。（这个堡垒从以往的人身依附，宗教依附，发展今天人们对资本依附的最后历史阶段）

在人类私有制时代，人身依附的具体形式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呈现出阶段性不同的样式：

从最宏观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观察政治制度的变迁；而在具体依附形式上，我们可以通过贵族（贵族即社会主要私有财富集中后被持有的持有人。从这个角度，今天长期大规模长期持有社会财富的资本持有人群体，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贵族异化表现形式）形态的变化来理解这种历史变化过程。

1、分封贵族模式向门阀、世家贵族模式的转变

比如秦汉以前的世袭千年的贵族身份传承，社会财富集中在反应这种贵族存在的分封制世袭贵族手中。随着生产力进步带动的私有制形式的进步， 政治体制等领域呈现出郡县制对分封制的替代。分封制下的贵族形式逐步瓦解。这就是秦朝贵族体系自我变革瓦解的过程。由于是旧贵族自我变革，最终变革剩下的还是旧贵族，因此这种变革是无法实现彻底性的，这是秦短命的重要原因。

随着秦汉历史转换，分封贵族消亡，随着汉朝建立，逐步形成了大一统帝王王朝下的新的贵族形态。而且这个新贵族形态，在汉末后，逐渐形成了掌握地方巨大社会财富的豪强为中心的新依附组织形态——门阀、世家。随着中原农耕族群与北方南下的游牧族群激烈冲突博弈，门阀世家贵族模式逐渐成为应对这种激烈冲突的贵族形式。

2、门阀世家贵族模式向士大夫（寒门贵族）模式的转变

但是随着隋唐时期，随着胡汉之间逐步从偏向对抗转向偏向合作。社会隋朝开始逐步安定，生产力发展，中国南方领土的开发，路上丝路打通后华夏文明活动范围扩张及利益的扩大，使得这种新贵族体制（大量新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世家门阀手中日益阻碍历史发展）日益不适应新的环境。所以隋的短命在某个视角就是世家门阀自身企图适应时代变革而不彻底的革新（隋朝宇文氏与李唐都是关陇集团成员，隋宇文氏为了对抗其他世家，大量启用寒门人才，本身就是一种世家贵族形态对自身的不彻底变革。世家贵族形态，在武则天时期大量启用寒门精英以及在安史之乱之后长期不断消弱贵族力量，基本到北宋之前，才被彻底瓦解）。到宋开始，随着世家贵族形态的瓦解，贵族形态发展为寒门贵族模式，也就是士大夫阶层。

从北宋开始，华夏贵族模式正视进入寒门贵族模式。其标志就是全面科举制形成的士大夫阶层。这是华夏生产力发展，丝绸之路从陆路模式向海路模式转化，带来的庞大海外财富，大量惠及原先底层民众带来的必然结果。海洋冒险活动给更多平民获得巨大财富的机会，在政治制度和贵族模式上就呈现为科举制大量从底层（寒门）民众中选拔精英，进而上升到统治阶层，这些政治新贵就成为财富新贵们的政治代言人。

这个模式在明清达到成熟状态，并在进入工业革命的欧洲列强对华的入侵及冲击中，日益呈现出落后性。并在与西方列强对华的入侵过程中被严重冲击。

3、贵族模式的改变历史，呈现为日益向下层民众下沉的泛平民化趋势

我们看到，从分封世袭贵族到士大夫阶层。社会组织形态，都是一种非常直接的人身依附的形式。先秦民众依附世袭贵族，汉以后民众依附世家门阀，宋以后民众依附士大夫为代表的大家族的宗族宗法。

贵族模式的转化基本都还呈现为对人的直接依附。但是就如上面描述的这个历史变化。这个依附的对象（贵族），贵族代表的群体（来源）是社会层级中依次向下的:分封贵族千年世袭，是长期的高层精英。世家门阀更多是社会地方豪门势力（社会中层）演化出来的；而到了宋以后士大夫阶层，更多从基层组织中产生。

我们看到了贵族模式整体的演化趋势是从高到低的泛平民化。

因此清末实践的巨大失败，不仅意味着士大夫阶层无法有利实践。更表明了私有制时代，对人的直接依附历史阶段终于到了必须灭亡的地步了。（贵族出身由高到低，最终消亡（人对人的直接依附模式的消亡））

4、对人（传统意义的封建社会贵族）的人身依附向对资本（以掌握社会私有资本的人）的人身依附的历史转型

民国消灭帝制，从而象征性的消灭了对人的直接人身依附的贵族模式的消亡，而进入了私有制模式最终的阶段，也是贵族形式的最后阶段（资本主导社会的历史阶段，以及依此形成的人对资本的人身依附阶段。（依附模式就从人对宗族宗法的依附，变成现在人对“单位（私有资本）”的依附。贵族阶层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变成掌握资本的资本家们。人们不再是贵族的子民，而成为依附资本家的雇工。））华夏士大夫阶层，在对人的依附消灭之后，原本因转化为资本家形式。但是基于清末历史事实，民国羸弱的政治实践，无法推翻自身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西方列强、士大夫（地主）阶级，以买办为主体的资产阶级这三类群体结合成相对落后的“新贵族”模式，他们无法带领华夏社会走向新的私有制历史阶段，无法将这些落后的制度和贵族模式变革成先进的组织模式和政治体制。他们无法完成自我革命，更别说在近现代华夏巨大历史灾难中完成自我扬弃，将华夏社会拉出命运的谷底。

顺应了历史而无法完全顺应历史，这就是民国短命的根源。

四、华夏大一统“短命王朝”往往意味着历史重要变革初期的终结信号。

大一统短命王朝，本质就是生产力进步要求引发的与既有利益格局严重矛盾条件下，自我（主动或被动）变革初期，不彻底变革阶段的表现形式。

由于自己革自己的命，会出现大概率的不彻底性，导致最终变革的不彻底性。以及在生产力客观发展要求与既有利益结构的严重矛盾的激烈冲突。处于这个变革早期的朝代，往往呈现出矛盾的激烈演化冲突。

大一统短命王朝的前面历史，往往是长期动乱羸弱历史阶段：

比如秦之前的数百年春秋战国的混乱；隋之前南北朝长期战乱；民国之前满清末期长时期遭到内忧外患（尤其1860年盎格鲁撒克逊人引领欧洲列强打开了侵华历史）

华夏历史长期利益调整冲突形成的极衰状态，国运开始反弹，但是社会自我变革不彻底性，使得历史变革的进程无法停止，（由于文明的特质，华夏文明不能像欧洲文明能将某个阶段的变革形态凝固与特定的政治实体——比如君主立宪制）。因此在这个状态下形成的大一统朝代，无法持久（无法持久的原因有1变革没有彻底，还没达成最佳状态2变革过程没有终结，使得历史需要进一步变革3不彻底变革的统治阶层被需要继续前进的历史所抛弃），而呈现出的“短命王朝”规律性现象。

结论：

大一统短命王朝往往意味着这个变革初期的终结信号。

华夏历史在生产力关键跃升期早期，经过长期利益调整冲突形成的极衰状态，国运触底阶段建立的朝代，由于社会自我变革不彻底性，使得历史变革的进程无法停止， 因此在这个状态下形成的大一统朝代，无法持久 而呈现出的“短命王朝”规律性现象。

五、“短命王朝”规律带给我们以巨大的历史启示：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也带给我们以巨大的历史困惑（或恐惧）。

在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下，到达一定程度后，既有利益巨大结构性调整的历史客观要求。这种要求在华夏大一统历史阶段里，是以“短命王朝”形式表现出来的。但这是否意味，未来历史进入下一阶段生产力跃升期，华夏依旧无法避免通过长期动乱冲突来实现呢？

很显然，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短命王朝”是一种社会发展在华夏文明“大一统”历史时期，这个特定主体下的客观规律。那么当我们认识到，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与文明内部利益结构的现状，形成了巨大的结构性冲突，且生产力发展已经达到下一个跃迁的历史机遇时（比如路上丝路转向海洋丝路，以及海上丝路转向现今的网络丝路，以及未来网络丝路向下一个阶段模式转化时），有没有可能中国人能找到一种不需要历史长期动乱的惨烈痛苦来实现目的的方式呢？

暂时笔者还没能想到能和平完成利益结构变革的方式，这就是最让人恐惧和困惑的地方。

不过还是有好消息是，有两个新的现象呈现给中华民族以历史不曾有的抓手。

1、历史呈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其总体而言，哪个所谓“分”的历史阶段呈现出日益缩短的状态

春秋战国分了550年，魏晋南北朝分了360余年，五代十国仅分了70余年，而宋以后历朝基本都是紧密衔接的（尽管有很多动乱，但是朝代之间的继承基本是连续的）。这呈现出华夏历史现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时间段呈现越来越短，最终消亡的总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规律，现今已经接近于消亡）。

2、马列毛主义给我们历史上不曾有的抓手机遇：

公有制所有制形式形成的对私有资本本质的颠覆。资本因为是私有的，所以劳动者才不得不对资本进行依附，但是公有资本的所有权本质是每个公民的，所以公有资本下的劳动者不呈现“依附”的性质。

马列毛主义及共产主义理想形成的赋予华夏文明大同社会理想以可以实现的路径和工具。

华夏贵族制度从制度到意识形态价值观彻底灭亡的可能远景（消除人最后的人身依附状态——对私有资本的依附，从而打开人真正解放状态的历史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