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先生对话

刘先生云：余英时顶级的史学研究水平和对GCD的愚不可及的偏执，几乎让人怀疑其精神人格分裂。

我答曰：我是认真读书的，他的这个“顶级”顶在哪里？1950年代初，抹黑郭沫若造谣《十批判书》抄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1950年代末，私自出版陈寅恪《论再生缘》将之解读为身陷匪巢不得脱的苦情表达；1960年代，骗取费正清信任后以一种比美国人还美国人的态度投身冷战宣传；1970年代，认为中共出自于中国传统中的“边缘知识分子”，袭用霍夫斯塔特本来用于描述美国社会生活的“反智主义”一词描述中国历史；1980年代，曲解陈寅恪诗作用作砸向中共的一块砖头；1990年代，逐渐抛弃国民党而为台独呐喊、站台；2008年后，余英时见反G大势已去，将最后一抹希望放在台独势力身上，寄望其能够负隅顽抗到底。他对中国（大陆）没有乡情，对中国（大陆）人没有同情，如果能用于反G便加利用（如“研究”顾颉刚日记），如果无法利用便阴阳怪气（如对钱锺书的态度）。都说新中国没有史学，只有意识形态宣传，是实用主义，而文革中的影射史学更是对史学尊严的践踏，那么余英时出于反共目的“研究”史学又好到哪里？

对比何炳棣、黄仁宇，无论学术水平还是中国情怀，余英时不过是云下之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