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了解的外籍劳工真相

很多故事,似乎总与“逃”有关,而“逃”的背后是欺骗、剥夺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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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平安夜,阿冀的母亲在印尼离世,消息传来,我想起了这位慈祥老人的样子。那时她摸摸我的下巴,再轻拍自己肚子,意思是问我“吃饭了没”。

我也想起上一次见阿冀时,铁窗内他的脸,沉默而忧伤,那时母亲已经病重,而阿冀已在狱中服刑10年,自高中毕业从家里逃走出去工作后,他已有16年没见到母亲了。

阿冀是海上喋血案的印尼籍犯人,在台湾服刑。他是一名境外渔工,因为不堪忍受打骂虐待而杀死了台湾船长,在茫茫大海上逃无可逃,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就是服刑,刑期20年。

而他本来是到台湾去追寻更好的人生的,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平安夜后的26号,台媒报道了4个越南大型旅行团抵达高雄后,152名旅客集体脱团逃逸的事件,“假观光真打工”再次登上各大版面。这是台湾“观宏专案”后脱团人数最大的一宗案子。

“观宏专案”是东南亚国家优质团客来台观光签证作业规范的简称,指印度、印尼、越南、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等6国的人民,可透过参加台“交通部”指定的旅行团或企业赞助申请去台湾旅行的签证,为“新南向政策”中的一环。

越南“旅客”脱团逃逸有点类似来到大陆的“洋黑工”。“洋黑工”是通过旅游签证或者偷渡滞留打黑工的外籍人士,他们多来自越南、缅甸、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非洲。这是由于部分地区劳动成本上升,劳力密集型产业浮现缺工现象,而外籍劳工廉价好用、便于管理的特点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于是人蛇集团做起了从境外找工到入境工作的“一条龙服务”。

这些逃逸越南“旅客”被谴责的同时,常年协助外籍劳工的机构发文打开了这起集体脱逃事件的一个切面:被骗。到台湾后中间人失联,原本承诺的工作也没着落。他们也想过通过合法渠道留在台湾工作赚钱,但无奈中介费太高,听人说可以交少量的钱就能留下打工,便集体脱团逃逸。

同样是“逃”,台湾还有另一群在逃的东南亚打工者,他们被称为“逃跑外劳”。不过“逃跑外劳”性质上与此不同,指的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台湾雇主而自行离开,然而这在台湾却是违法行为。“逃跑外劳”的成因也更复杂,但同样指向在台湾工作所要支付的高昂“中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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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港,一位渔民在清理渔网,大概4天后,他们将出海。

  谁是“逃跑外劳”?

东南亚外籍劳工通过合法渠道进入台湾工作,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原雇主而变成“逃跑”的“非法”状态,在台湾被称为“逃跑外劳”。警察抓捕逃跑外劳的新闻不断,而近来被广泛讨论的是以下两起命案。

2017年8月,27岁的越南籍逃跑外劳阮国非被举报偷车,因为拒捕,最后身中9枪而死。过程中虽然阮国非疑似精神异常,但他全身赤裸,不可能藏有攻击性武器,当时的状况警察是否执法过当?

2018年4月,另一名越南籍逃跑外劳黄文团在警察的追捕中头部被防暴网枪击中,同时双手被带上手铐。黄文团趁警察不注意逃离,数天后暴尸阿里山。

被枪杀,被追捕而流落至死,直接原因只是因为他们违反了与雇主的民事契约,触犯行政法规。即便被抓,最严重的法律后果不过是罚款和遣返。而且“逃跑外劳”在台湾的犯罪率其实很低,但却长期被“罪犯化”

然而,劳雇关系总有合适不合适,为什么离开原雇主会从“合法”变“非法”?

这是由于台湾的《就业服务法》规定:外劳不可自由转换雇主,除非有“不可归责于受聘雇外国人之事由”,例如原雇主破产歇业或不支薪,照顾对象死亡,劳工受雇主虐待等原因。 

“不得自由转换雇主”的规定意味着劳工从合约开始的那天起,就被绑定在雇主名下,在劳动力市场丧失了择业的自由。

“不能自由转换雇主”的规定带来很多问题,当外籍劳工被不当对待又无法举证时,他们会选择逃跑。而外劳一旦逃跑,便失去了法律保护,只能东躲西藏,被不良中介控制,生病无法就医,权益受到损害无处申诉。

资本趋利避害,资本也擅长诡辩:外劳是自由选择来台工作的,不满意可以回去,逃跑也是他们自由选择的结果。

然而,外劳逃跑其实是个结构性问题,而且外劳并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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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30日,台湾,米粉工厂作业环境闷热,面临请不到本地员工窘境,只好仰赖外籍劳工协助。

  中介费大山  

外籍劳工去台湾工作前,先要支付一笔高昂中介费,这笔费在8到15万台币(约1.8到3.3万人民币)之间,越南的中介费在各个移工输出国位居第一,超过18万台币(约4万人民币)。

中介有两种,一种是外劳母国的中介,一种是台湾的中介。这笔高额中介费在母国支付,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到台湾中介手中,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因为台湾作为移工的输入方掌握绝对话语权。

外籍劳工在母国往往要通过抵押房产田地或借贷才能筹到这笔费用,所以还没工作便先负债。而且这笔钱是非交不可,因为外劳要去台湾打工,必须经过私人中介,没有其它渠道。

到了台湾工作以后,外劳还要支付台湾本地中介费。第一年每个月缴交1800台币,第二年每个月缴交1700台币,第三年每个月缴交1500台币,3年合计6万台币(约1.3万元人民币)。

但外劳的薪资有多少?现在的产业外劳是2.2万台币(约4815人民币),社福外劳是1.7万台币(约3721人民币),薪资还要扣掉本地中介费、劳健保、食宿、体检、税收等各类名目。

2016年10月21日之前,台湾还有“外劳每在台湾工作三年必须回乡一日”的法规,这就意味着外劳每三年就会被再度盘剥,重新收取一次高昂的母国中介费。其后期限延长至15年,中介业的利益受损,便会私底下向外劳收取“买工费”。

外劳付了那么多钱来工作,还没赚钱就先负债,当然不愿意轻易回去。但是,如果在工作期间劳资关系破裂,又不能轻易转换工作,这就造成了他们非常窘迫的处境。

台湾引入的外籍劳工有两大块:产业外劳和社福外劳。产业外劳包括制造工、营造工和渔工,引入产业外劳是为了防堵80年代中期台湾产业外移的危机,为传统产业的“缺工”提供廉价劳动力。社福外劳包括看护工和家庭帮佣,为解决人口老龄化下长照资源不足的问题。

产业外劳面临的问题通常是薪资拖欠、超长工时、职灾遣返,社福外劳则会面临没有休假、性侵虐待、24小时待命等问题。在语言不通、资讯不对等的情况下,外籍劳工已经举证困难,更何况是家庭这样的密闭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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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台北一个公园里,一名印尼女佣在照顾一位坐轮椅的男性。

即便是举证成功,获得转换雇主的机会。但找工作的时间只有2到4个月,找不到工作还是要回去。明明错不在自己,却面临失业遣返风险。而工作机会掌握在中介手中,想要工作,请交钱。

只能逃跑。

逃跑外劳中有些有当地关系,以越南为主,因为台湾有许多越南配偶,外劳通过关系网滞留工作。有些外劳则遭到不良中介控制,有人赚到钱全身而退,有人则被强迫劳动甚至从事性交易。

中介制度加上“不能自由转换雇主”的规定,让外籍劳工在不得已的状况下只能选择出逃,而“逃跑外劳”也成为台湾社会的尴尬。

根据台湾“移民署”的数据,目前总计有5万多行踪不明的外劳滞留台湾。截至2018年11月底,外籍劳工总数已突破70万。而台湾自1992年开放引入东南亚外籍劳工以来,累积入台工作的人数超过500万人

如此庞大的数量,支撑着台湾的产业和长照(长期照护老人),做着台湾人不愿意做的“肮脏、危险、辛苦”的“3D行业”。但他们的劳动和生存处境,却没有得到合理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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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台湾劳工团体到”劳委会“声援泰国劳工。抗议的泰国女劳工高举「反奴」的标志。

  被禁用的手机  

除了结构性困境,外劳还会面临行动受限的问题。

2017年2月,高雄冈山一间食品豆干加工厂爆出软禁一名印尼籍劳工14年,另一名外劳6年。这个劳工原本去台湾当看护工,下飞机就被中介带去工厂并谎报逃跑沦为黑工。

这也许是极端案例,但没收手机和禁止外出是家务工常面临的难题,这是为了方便管理的一种手段。中介会提醒雇主:别让外劳出门,他们会变坏。别让外劳玩手机,他们才会认真工作。

即便不没收手机,不禁止外出,但外劳依然不“自由”。在台湾,家务工不受《劳基法》保护,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得不到规范,家务工24小时待命,无法休息。很多家务工能得到一个月一天的休假,但不能太晚回“家”因为有门禁,来自雇主的压力成为他们隐形的镣铐。

不仅是家务工,产业外劳住在工厂宿舍,也都要遵守宿舍规则和门禁。外劳一般周日放假,那时便能在台北的中山北路、台北车站等地看到大量来自东南亚的外籍劳工聚集休闲,仿佛真的置身菲律宾或印尼。当夜幕开始降临时,他们就像灰姑娘一样匆匆离去。

但外籍劳工没有南瓜马车。

全球化让跨界移动变得容易,亚洲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以及中东地区都开放引入东南亚外籍劳工,但底层劳动者依然很难从这种便利中获得向上流动的可能。

“黑工”和“逃跑”向来不是美誉,甚至有扰乱社会治安之嫌,让人心生恐惧。但其实不过是一群想要赚钱的人,试图改变命运而跨界移动。

阿冀之所以做境外渔工,是因为成为境外渔工所要支付的中介费最少。在印尼,没钱的人出国做渔工,而更穷的,只能做境外渔工。他们一去海上两三年,但劳动和生活条件毫无保障,试图逃离命运,却也逃不过命运。

作者为南风窗实习记者,在台湾学习4年,在长期细致地接触、访问台湾外籍劳工群体之后,出版报告文学著作《奴工岛》,书中揭示的外劳悲惨处境,震动台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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