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龙：改革开放与中国五年规划体制转型（上）｜国情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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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8年11月27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16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就“改革开放与中国五年规划体制转型”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长聘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周绍杰作点评。

本文根据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鄢一龙副教授本人审定。全文约1.9万字，分上下两篇，本期推出上篇。

今天讲座主题是改革开放与五年规划体制转型，主要是和各位共同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五年规划根本性质、管理体制与编制体制的转型，并基于这种转型探索能够有效解释实践的新理论话语，提出公共事务治理规划、目标治理、集思广益型决策的解释。讲座基于我们的两项研究，一项是我2013年出版的《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另一项是王绍光和我在2015年出版的《大智兴邦：中国如何制定五年规划》。

进入主题之前，我先交代一下我们的方法论。近代以来的中学西学体用之争延续至今。我们倡导的方法论既不是西学为体，也并非中学为体，而是实践为体。我们的研究，不是从文献出发，而是从事实开始，先要经历一个“事实浸泡”过程。“事实浸泡”为何重要？任何理论概念，本质上都是关于现实世界的一个抽象的摹本。如果缺乏对于现实世界深刻的整全的认识，再精巧的理论必然也是失真的。我们通过参与发展规划政策研究形成理解，并与已有理论对话，提出我们的假说，再进行实证。[①]

一、国家计划体制失败了吗？

▌1、国家计划失败论：检验与反思

我们正处于第13个五年规划期，今天中国五年规划已经获得高度认可，很少人会主张废除五年规划。90年代的主流看法和理论却并非如此，当时盛行的观点是“国家计划失败论”。

1996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从计划到市场》对国家计划体制给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宣判，认为国家计划因为其深层次的低效率的问题，本质上并不可行。报告还分析了计划体制的几个方面问题，包括：计划制定者无法得到足够的信息，以替代在市场经济中由价格所传递的信息。随着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计划基本上成为一种个人化的讨价还价的过程。计划体制已经被证明对于工业不利，对于农业更不利。对于个人积极性的压制，要求实行一套严密的控制措施。[②]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更是贸然抛出了“历史终结论”的观点，认为：采取计划机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败，历史已经终结，人类社会只有资本主义一途，别无选择。[③]既便像斯蒂格里茨这样的“左翼学者”，同样也认为：这样的计划只能集中在一个非常“局部”的水平时（例如城市规划、企业规划）才是可行的，而全国性的计划框架是不可行的。[④]

可以说，当时西方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就是国家计划体制已经失败，前途是什么？就是1996年世界银行报告标题开宗明义提出的“从计划到市场”。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就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接轨。

我们可以把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转轨国家，即与资本主义体制接轨的国家，另一类转型国家，即在借鉴西方体制的同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自主推进改革的国家。经过20多年的实践检验，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以人类发展指数来看，转轨国家要么是停滞之后再缓慢增长，要么是先下降后恢复。相反，转型国家中国与越南则是持续上升，而且中国是持续快速的上升。（见图1）

图1: 转轨（型）国家HDI变化情况：（1990-2007年），根据UNDP ：HDItrends (1980-2007)数据整理。可获得数据的转型国家20个，其中第一组别为停滞上升型，包括5个国家：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克罗地亚；第二组别为下降恢复型，包括12个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第三组别为持续上升型，包括中国、越南两个国家。

当时西方学者有一个看法认为转轨过程会经历痛苦的泪谷[⑤]，还有一个词叫“休克疗法”，为了恢复健康，得通过短暂休克进行治疗。事后来看，我们发现这个“泪谷”非常之长，有许多的转轨国家的人均GDP20年后还没有恢复到转轨之初的水平，像俄罗斯等国家十几年才恢复。(见图2)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中国跟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对比关系发生了沧桑巨变，许多方面中国已经后来居上了。这也深刻地证明了“道路决定命运”，选择什么道路，就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

图2:转轨（型）国家人均GDP变化情况：(1989-2010年,1990年国际元计算)，数据来源：Bolt, J. and J. L. van Zanden (2013).The First Update of the Maddison Project; Re-Estimating Growth Before 1820.Maddis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4.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反思所谓“国家计划失败论”的观点。剑桥大学诺兰教授认为，前苏联转轨的一个教训是把指令经济的和国家计划混淆了，在取消指令经济的同时，也把计划给取消了。而中国成功之处在于是把这两者给分开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同时保留了计划体制本身。他认为好的计划应该能够识别出特定国家所发生的独特市场失灵，并提供灵活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来解决。[⑥]

科尔奈被视作计划经济一个重要的批判者，他在2006年的自传中也开始反思：

“‘共产主义’体系的失败导致计划理念被污名化，我对此感到十分遗憾。……也许有一天，当人们对‘共产主义’体系下旧式计划体系的可怕记忆消失后，计划理念会再度复兴 ……让我提出一个看似不合时宜的建议：实行中长期规划。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那种已被证明失败的指令性计划，而是类似法国一度使用过的那种引导性计划的改进版。”[⑦]

▌2、中国计划体制绩效

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现在是第13个五年计划（规划）。我们对已经结束的12个五年计划（规划）的目标实现情况进行了评估。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很突出的特点：第一，总体而言，能够实现国家目标，虽然其中有好有差。第二，改革开放以后总体上要比改革开放之前计划完成情况要好，而且完成率趋于上升，“十一五”规划22个指标完成了20个，“十二五”规划24个指标完成了23个。（表1）

表1: 历次五年计划的目标完成情况评估

说明:“二五”计划是根据1958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修订的《中央批准第二个五年计划意见》中的第一方案（低方案）规定的指标值计算。

也许我们觉得，有目标就得实现是再正常不过的。有时我们对自己国家的体制可能也是身在庐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

我们来看一看美国人的评价。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James McGregor评价说：

“我们要学习中国的五年规划，中国有五年规划，一步一步地把国家推向前进。”

这里面谈到规划体制的一个优势，我们有规划目标，我们能够实现。奥巴马当年国情咨文提出很多目标，包括修建高铁，削减财政赤字，提升清洁能源比例等，基本上都难以实现。为什么？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就说过，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中，提出目标只是传达一种大体上的愿望而已，中国是一个言必行的国家，一旦制定了目标，它就会信守承诺，直至最后完成目标[⑧]。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恩格尔的评价更经典，他说当中国在为下一代人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美国人只是在为下一次选举进行规划。（While China is making five-year plan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Americans are planning only for the next election.）这又说出了规划体制的另一个优点。因为我们有规划，我们可以站得高看得远，可以做很长期的事情。

比如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个目标不是今天提出来的，而是一以贯之。1964年我们就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即建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又提出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今天把这个目标提前15年，2035年就实现这个目标，同时又提出2050年要实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化强国。中国能够几代人都持续追求现代化目标，每个五年规划迈上一个台阶去逐步实现现代化目标。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眼前可能看不到明显收益，但是下一代人或者后几代能够享受红利。毛泽东同志他们那一代人通过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共同去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体系、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以不变价格计算的1978年相当于1952年的倍数，全国居民消费水平仅仅为1.8倍，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为4.71倍，工业总产值为16.6倍[⑨]。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这个“毛泽东红利”。由于具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完整的工业产业体系，在全球剧烈竞争的环境中，就可以无需仰人鼻息，而是能够推进开放的同时保持高度的自主性，有条件去巩固提升全球制造业中心，供应链中心的地位，最终成为全球创新与创造中心。[⑩]

▌3、“三个谜题”

中国五年规划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三个谜题。当然这三个所谓的谜，是从西方理论的有色眼镜来看，觉得不可理解，不可思议。

第一个谜题：市场经济是否可以有国家计划（规划）？如果可以有，那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计划。

第二个谜题：中国的国家计划体制依靠什么机制来实现目标？或者说，计划管理体制是什么？

第三个谜题：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能够制定高质量的国家计划呢？国家计划的决策机制是什么呢？

今天的讲座主要是尝试来解答这三个谜题。

 二、新型国家计划：

公共事务治理规划

我们尝试回答第一个问题。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为什么会需要国家计划呢？

▌1、分散性知识vs.整体性知识

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去理解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失败？对计划经济有各种批评，包括：激励不相容、自主性不足、官僚化、信息不对称等。其中一个重要的批评是哈耶克提出来的。

哈耶克认为集中的国家计划不可行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活动的关键信息是分散性地存在，

“经济系统赖以有效运行的，偏好、价格衡量、技术、资源供给等各种‘本地知识’、情境知识（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分散性地存在于各种经济机构中，这种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11]

他认为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中央计划者计算能力不够，如果仅仅是计算能力不够，可以用计算机、超级计算机，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数据是分散存在地，无法被集中的掌握。这一点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清华大学东门的一个面包店。每天该生产多少面包只能由面包店店主自主决策，原因在于决策相关的一些关键信息，包括顾客的偏好、客流变化、材料成本、价格趋势等等这些信息只有店主才掌握。假如由国家指令规定生产数量，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或者面包生产太多了，但是没有那么多顾客，它就坏掉了。那么店主经常会采取的一种策略是什么呢？就是尽量的压低产量以避免过剩，计划经济时期的短缺经济与此密切相关。

我们可以看到计划经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的计划经济都很成功。苏联的“一五”、“二五”计划取得辉煌成就，推动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新兴的工业国，而当时欧美经济正陷入大萧条。中国的“一五计划”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计划指标完成率达到了84.4%，而且大部分是超额完成，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是随着经济规模变大，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会很严重，各国的计划经济都出现了效率下降问题。

哈耶克批评的问题在于他忽略了另外一种类型的知识，除了他所说的分散性知识，整体性知识对于经济社会活动也具有高度重要性。整体性知识就是指反映经济与社会整体状况、长远状况，以集中、系统的方式存在的，并能够为中央计划者加以运用的知识。我们还以面包店为例，除了之前说的那些分散性的信息，气象等公共信息可能也是重要的。碰到天气变化的时候，店主也可以根据这个公共信息来判断他的顾客增加和减少。这是在微观层面而言，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宏观层面运作，这种整体性的知识非常重要。例如，我们为什么要全面放开二胎？未来可能还要进一步鼓励生育？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已经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这意味着，中国迟早要进入总人口负增长阶段。为什么要提出减贫与节能的目标？除了对目标预期追求之外，同时也是基于国家长远整体发展状况的整体性知识，我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长期生产的就是这一类的知识。（见表2）

表2. 分散性知识与整体性知识比较

企业也需要有计划。为什么？就如同我们经常说的“家有千件事先从紧处来”，企业追求的目标多元，而资源却是有限的，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计划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国家治理也是如此，国家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先解决哪个问题？如何解决？国家公共治理事务纷繁复杂，先推进哪一项？如何推进？都需要有好的国家计划加以统筹安排。国家需要像企业一样去做计划，它需要像企业一样制定特定时间段的公共产品的数量、目标，以实现这个目标。换而言之，就是如何利用规划来有效运用整体知识，以便更好地推进公共事务治理。

哈耶克的理论有意无意忽略了整体性知识的应用，而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之所以需要国家计划，原因在于假如我们把市场体制视为运用分散性知识的体制，那么，国家计划就是应用整体性知识的一种体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运用体制，可以相互补充，使得经济社会运行效率更高。

▌2、从经济计划到公共事务治理规划

如果将今天的中国五年规划跟计划经济时期的五年计划比较，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国家计划不再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而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总体框架。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划，绝大多数都是实物量指标，包括钢、煤炭、原油、粮食、棉花等实物产品的产量，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取消了实物量的指标，到“十五”计划以来就完全取消了实物量指标，今天五年规划的指标都是宏观量指标。

第二，计划内容从经济建设为主到涵盖国家发展各个方面。计划经济时期计划主要集中在经济计划，虽然也有一些社会建设方面的内容，但不是主要的。改革开放以来，计划覆盖内容不断拓展，“七五”计划将五年计划名称由国民经济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十一五”以后又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但是仍是不能涵盖其实际内容，今天的五年规划，实际上包括是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发展规划。建议“十四五”进一步将五年规划名称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第三，计划指标从经济类为主转变为非经济类为主。“六五”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类指标与非经济类指标是六四开，经济类指标占60.7%，非经济类指标39.3%。而到“十二五”经济类指标只占到12.5%，“十三五”规划只占16%，绝大部分的指标是教育科技、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非经济类指标。即便是经济类指标，也是经济增长相关的宏观量指标而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实物量指标，包括经济增长、就业、经济结构等。（见表3）

表3：各五年计划（规划）不同类型量化指标比例（“六五”-“十三五”）

总之，中国的五年规划已经由经济计划转型为公共事务治理规划。当然，这并不意味没有经济的内容，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宏观稳定、优化经济结构本身也是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3、计划与市场：从替代到互补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市场经济同时实行国家计划，会不会影响企业的自由选择呢？未来专家奈斯比特夫妇对中国的规划有个评价说的很到位：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12]。我经常用的比喻是顺磁性，这是一个物理学上的概念，是指我们磁体中无数小磁针，小磁针指向不同的方向，外面给一个磁场之后，这些小磁针并不会全部指向磁场方向，指向还是四面八方。但是在概率上会有更多的小磁针指向外部磁场方向。当外部磁场越大，指向磁场方向的概率越大。如果我们把小磁针比喻成企业，把外部磁场比喻成规划。规划对企业起的作用，并没有干预企业的自由选择，而是使得企业在自由选择的同时，能够形成合力，规划的力量越大的时候，合力也越强。

此外，考虑规划和市场关系的时候，仅仅从国家对市场赋权的关系的视角观察是不够的，一个更重要的视角是赋能，赋能是一种正和视角，而不是零和视角。赋权是允许个体追求自身的梦想，而赋能则是帮助个体去实现自身的梦想。规划一定程度上也是给市场主体赋能，也包括给个体去赋能。从赋能的视角看，规划不但没有限制企业的自由，反而扩展了企业的实质自由。因为有了规划，企业就能够参与其中，有助于实现企业自身的目标。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李淯（Ann Lee）就认为美国应该学习中国制定规划，让企业高管们参加到中长期规划中来，而不是深受混乱的政策信号之苦。[13]

图3：规划与自由

中国公共事务治理规划能够跟市场机制有机结合，与市场机制一样，既是信息运用机制，也是资源配置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发挥三个方面的功能（表4）：

第一，规划对于公共资源配置具有约束性功能。

国家规划有约束性指标是政府履行职责的依据，规划制定的目标，任务与工程需要国家使用公共资源去推动完成。约束性规划使得政府能够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

第二，规划对于关系公共利益的混合性资源配置具有引导功能。

混合性产品虽然企业、个体是生产主体，但是具有国家战略意义，需要国家战略引导。例如通过规划引导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开发和产业结构调整等。

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制造2025》规划，制造业发展的主体当然是企业，但是规划制定了国家制造强国的路线图，并配置了相关资源，这将有力地引导企业、科研机构与个体的行为，形成战略合力。

第三，规划对于社会资源配置具有信号功能。

五年规划的信号功能稳定了社会的预期，例如十三五规划出台之前，社会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前景看法很不明朗，规划一公布不低于6.5%的年经济增长率，就很大程度稳定了市场信心，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没有未实现的。

表4 市场经济体条件下规划的三个功能

五年规划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定位也发生了持续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上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的“九五”计划。“九五”计划提出，计划总体上应该是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指标总体上是指导性和预测性。有一种看法认为，我们说五年计划为什么会改为五年规划？是为了更适应市场经济。事实上并非如此，起草者的本意是“‘规划’”一词起源于绘制或校正圆形的‘规’，其含义中的空间和图形色彩更浓一些”，以突出五年规划的空间布局功能。[14]市场化导向最强的应该是“九五”计划与“十五”计划。改革导向是弱化计划对市场主体的干预，而将其仅仅作为宏观层面的引导工具。但是在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个计划失控的问题，我们对“十五”计划评估，发现“十五”计划实施出现了四个偏差：第一，产业结构调整偏离计划。第二，就业结构调整未达到预期。第三能源需求与能源结构目标未实现。第四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为实现，“十一五”规划反而是对于激进市场取向改革的调整，重新强调国家的作用，更恰当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指标类型划分为预期性和约束性，首次界定了公共服务领域。“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除了是对市场主体的引导作用之外，同时还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依据，“十二五”规划基本上延续这两分法。“十三五”调整为三分法：一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导向；二是政府履行职责的重要依据；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和我们前面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三个功能差不多。

接着我们讨论另外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类似前面说的科尔奈的看法，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型的规划，不过是类似法国等曾经实行的指导性的经济计划，或者是指导性的经济计划的一种改进版。我们从两个维度知识运用维度与产品提供维度进行分类比较，苏联式计划可能更强调指令性方面，同时它也有指导、引导功能。法国等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去引导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两种规划都聚焦在经济或者是私人产品的活动中，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五年规划是聚焦在整体性的知识运用与公共事务治理。这种类型的规划既超越了苏联，也超越了法国模式，是一种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新类型国家计划。不但对中国发展是有重要意义，对世界探索21世纪规划也有借鉴意义。（见表5）

表5 不同类型国家计划

▌4、公共事务治理规划的挑战

当然，我们这种国家规划也存在若干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不断地调整。

第一，规划体系如何进一步理顺。目前是分级分类规划体系，中央、省市县都有五年规划，有国民经济规划、专项规划、专业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等，存在着一个规划过多过繁的问题，以及不同类型规划之间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新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阐明了基本原则，即：国家发展规划的统领作用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的支撑作用。下位规划服从上位规划，下级规划服务上级规划。

第二，规划在宏观管理体系中的地位。我们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规划、土地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规划在其中的功能，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功能需要进一步明确。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中明确要求规划定方向，财政做保障，金融为支撑，其他政策相协调，构建发展规划，财政金融等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机制。

第三，规划与市场边界的动态边界。从理论上可以说，规划必须不越位、不缺位，但是规划与市场并没有明确的、固定的边界，而是需要根据实践不断动态调整，总的调整原则是市场规划各有分工，市场主要在分散性知识和私人产品提供领域发挥作用，而国家规划主要在整体性知识与公共事务治理领域发挥作用。同时规划需要弥补市场失灵，为市场主体赋能。

第四，个体规划与国家规划的关系。现在规划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大家觉得这个规划很高大上，但是离我们很远。未来需要探索利用信息技术，进一步强化国家规划跟个体规划、企业规划之间的连接，探索从微观到宏观综合的规划编制机制，以及宏观到微观赋能的规划实施机制。

第五，新的信息技术条件下，规划如何转型？有企业家提出可实行“新计划经济”。所谓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新平台经济，因为计划所需要的数据都集中在平台企业中，和我们说的国家计划是两码事。

与此同时，新的信息技术确实改变了知识运用的方式，我们还以面包店为例，以前哈耶克说的分散性知识的运用还是更多基于个体经验，但是随着移动支付出现，顾客偏好信息可以被准确的收集、储存与挖掘，不但增强了生产的预判能力，甚至顾客流信息能够提供商店的信用基础。换而言之，隐性信息已经显性化，看不见的手在数据时代已经被发现。

同时，这些信息技术的出现为原先我们说的没有办法计算的东西提供了条件，中央计划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计算能力不足的问题很大程度得到解决。在这样一个“去中心化”与“强中心化”并存的时代，如何推进新型计划将是一个巨大机遇与挑战。

总之，我们对第一个“谜题”的回答，市场经济之所以需要国家计划（规划），是因为经济社会活动需要整体性知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形成运用整体知识的规划，即公共事务治理规划，这种规划能跟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我们既有市场优势，又有规划的优势，形成了复合优势。

（待续）

[①]详细讨论参见鄢一龙：《中国话语的“一体三用”》，2014年9月12日，观察者网.

[②]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1-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③]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Summer 1 989): 3-18。又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④]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28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⑤] Ralt Dahremdorf,”Europe’s Vale of Tears,”Marxism Today,May1990,pp.18-23.

[⑥]彼得•罗澜：《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衰落—市场化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与计划》，第八章第二节，331页，隋福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⑦]Kornai,Janos, By Force of Thought: Irregular Memoirsof an Intellectual Journey(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6), p. 157.

[⑧]《中国“自下而上”推动低碳增长》，美国之音中文网，2011年3月29日，北京.

[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

[⑩]具体论述参见鄢一龙：《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第六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

[11]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1945），载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1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2]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61页，北京，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公司，2009.

[13]李淯：《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85页，章晓英译，北京，红旗出版社， 2012.

[14]杨伟民：《发展规划的理论和实践》，第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摄影｜于娟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旨在为老师和同学们提供一个交换思想、交流经验的平台，重点围绕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等方面的内容，着力打造国情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向外界传递中国话语、中国风格。

此讲座系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系列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