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虎打到自己头上,中纪委:我疯起来连自己都打!

临近年关,除了疫情相关的新闻时时牵动着异乡打工人的心外,最频繁弹出的,当属各地“大老虎”落网的消息:

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何兴祥,滥用金融审批权,造成重大风险,利用职务之便在贷款融资等方面谋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云南省文山州委原副书记、州长张秀兰,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私自从事营利活动,还在疫情期间,致使抗疫物资长期闲置;

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勾结资本,配备警卫,大搞权钱交易,他的妻子在银行挂职,几千万如流水一般流入二人的账户;

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甘荣坤,违法干预、插手司法活动,以案谋钱,甚至长期沉迷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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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荣坤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的人: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希斌,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谢计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李莅等等。

还有一些早就被“双开”的人,他们的案情也有了新的进展,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任华,经法院审理查明,从2007年到2020年,敛财4715万元;

官方通报中,任华“大搞迷信活动”,接受高档美容等奢靡消费,违规出入私人会所等,最终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

从司法厅到信访办,从宣传部到政法委,变了的是贪官的名头,不变的是贪官的本性。

他们的落马,让人民群众叫好连连,可谓大快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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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华

在众多审查、落马的贪腐官员中,有一人“独具一格”——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原常委、自治区党委巡视办原主任吕玉波。

其他人是知法犯法,吕玉波则是执纪违纪。

1991年,大学毕业后的吕玉波入职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在纪委工作了30多年,先后担任自治区纪委研究室主任,自治区纪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等一系列职务。

除此之外,他还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担任纪委新闻发言人,通报批评各层级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介绍腐败等作风问题的整治情况;在宣讲报告上,讲解党内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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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纪委?自然是监察、管制官员违纪行为的人,但他身为执法者,却行不法事。

2021年12月,吕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停职审查。

在他的双开通报中,显示其毫无敬畏之心,肆意敛财;与他人串供并伪造、转移、隐匿证据;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说白了,就是名副其实的“内鬼”“灯下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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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监督纪委问题,一直都是反腐问题的焦点。

2014年3月,中央纪委成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专门负责对纪检监察干部的监督执纪问责。截止目前,全国省级和地市级纪委监委都设立了干部监督室,来整治“灯下黑”。

2021年1月到11月,全国纪委监察系统共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纪检监察干部2.4万余人次,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的2600余人,移送检察机关的90余人:

1月15日,湖北省巡视组原副组长黄学军落马;3月黑龙江第九轮巡视中,出任巡视组组长的原巡视专员于保国投案自首;5月11日,中央纪委原派驻国家烟草专卖局纪检组组长潘家华被查;7月,河北省纪委原副书记马玉蝉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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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通报,都是一板一眼,诸如“收受大额财物”“以权谋私”等等。许多细节我们还都需要进一步的报道,才能了解这些人究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多少损失。

不过,尽管还没有明确的数字,但从过去的案例中,我们还是可以判断出问题的严重性:

张化为,原中央第十一巡视组组长,原中纪委第五室主任,直接或间接收受他人给予的字画、金条、玉石、珠宝首饰等财物,共计3284.93万余元;

魏健,原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非法收受他人财物,金佛,玉镯,金条,雕刻过的象牙,成捆的人民币、欧元、美元,以及数不清的银行卡和礼品卡……共计折合人民币5415.994483万元;

袁卫华,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处长,通过“卖案情”牟利,从官员手中“换”取工程项目,然后转给其父的工程队,11年间承揽到总金额超过10亿元的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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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收受贿赂相比,更可恨的是他们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违法行为,利用职务之便,将调查的相关消息,提前透露给被调查的人,相互串供、否认罪行,妄图以此纷纷逃避制裁。

最知名的例子,当属甘肃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副省长虞海燕落马一案中,就至少有两名中纪委成员与之勾结

虞海燕,出生于1961年,1982年毕业后进入钢铁行业工作。1985年,从新疆钢铁公司调到酒泉钢铁公司,从那起踏上了自己的漫漫从政路。

1985年到2002年,27年间,虞海燕从一个普通工人,升迁到了正厅级干部。其任职期间,可谓八面玲珑。酒钢一名离休干部说,早年虞海燕“做人做事确实很有一套,社交能力强,既能讨得领导欢心,也能照顾多数同事的感受。关键他很识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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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在官场上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的是善于打好人际关系,缺的是功利目的过于直白。

2011年后,虞海燕被任命为副省长、甘肃省委常委。据称当他得知自己即将晋升时,不无得意地称“终于熬到头了”

任职后,就有不少酒钢集团的老部下慕名而来,据报道多达100多名。表面上看,他宣称这是要推进工作,大力培养年轻干部,实则大家有目共睹,是在培养他的个人关系网。这些在他安排下升官发财的人,很多都不符合调任条件,并且帮他做了不少坏事。

比如他的秘书金晋哲,就是他在酒钢的老部下,为他鞍前马后,培养关系,在职期间收受贿赂2000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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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委市政府的定点接待场所,位于兰州金城山庄3号楼,一般用来接待公务人员。虞海燕等人花重金在这里进行了一番豪装,作为秘密据点,来探讨“私密话题”。为了防止被偷听监视,他还安排了市公安局的人来排查电子设备。

有了接头地点,在这栋楼里发生什么也就不奇怪了,在这里,虞海燕经常和自己的下属,或者“朋友们”吃饭。

明玉清,中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原副主任,在纪委机关工作了27年,可以说是中纪委的老人了。在职期间,他先后负责与西南、西北等地区联系。

明玉清有一个儿子下海经商,工作活动的地点就在甘肃。为了给儿子拉生意、拿项目,明玉清主动找到了虞海燕,想让他利用职权帮帮儿子。

此举正合虞海燕的心意,他想找人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于是二人一拍即合:虞海燕给明玉清儿子发财,明玉清给虞海燕“平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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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央巡视组对甘肃展开巡查。巡视组到达甘肃时,早已从明玉清口中探到风声的他,提前销毁了不少证据。

不过,巡视组也是有备而来,因为接到了许多相关人员的举报信息,所以巡视组还是找到了不少证据,比如抓捕了一名虞海燕的手下。

但因为有明玉清在中间周旋,甚至帮他销毁了不少有力证据,所以这次,虞海燕没有被查出什么有力的罪证,只能不了了之。

尽管如此,虞海燕还是提心吊胆,甚至要靠安眠药入睡,因为明玉清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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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日,已经退休了8个月的明玉清被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立案审查。他被举报与多名领导干部、商人老板关系密切,与他们频繁出入酒店,大吃大喝,进行权钱交易。明玉清的儿子、弟弟等多名亲属和特定关系人,都通过明玉清的权力,获得了巨额利益,收受财物上千万元。

从中周旋的明玉清被查,虞海燕的劣行随时有可能揭开,在劫难逃。

没多久,中央第三巡视组开始了第二次巡查,彼时的虞海燕已经是甘肃省常务副省长了,但恶果累累的他惶惶不可终日,开始安排下属打探巡视组的工作内容。

很快,虞海燕就收到了消息,被审讯的明玉清交代了二人之间的利益往来,他的犯罪事实正在一一浮出水面,抱有侥幸心理的虞海燕开始毁灭证据,先是转移贵重物品,又给和自己有勾结的商人们通风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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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海燕的妻子回忆,那段时间里,虞海燕整个人都陷入了恐慌,常常在家中把跟一些商人老板的合影剪掉,冲到下水道里,甚至堵住了马桶。

在和商人们串供后,虞海燕把自己的手机泡到了醋里,天真以为这样就能把里面的东西全都毁掉。

不过终于,在证据面前,虞海燕还是落网了。

2018年7月18日,虞海燕一审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处罚金600万元,并追缴其在职期间受贿所得财物60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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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虞海燕被审查过程中,另一名中纪委的内鬼也浮出了水面,吴文广,中央纪委原第九纪检监察室正处级纪检监察员

吴文广的落网,得益于中纪委实行的“一案双查”制度。所谓“一案双查”,就是在查办案件的过程中,既要审查干部违纪违法的问题,又要看在执纪执法的过程中,是否有违纪违法的行为。

这一查,就发现除了明玉清外,吴文广也是虞海燕的“内线”。

2014年,中央巡视组在对甘肃省的第一轮巡视中,就接到了关于虞海燕问题的举报。由于举报内容不具体,中纪委决定先按照程序,对虞海燕进行函询。

虞海燕写好回复材料后,就找吴文广这个内行先过目,让吴文广给他看看表述内容是否得体,材料是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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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吴文广的帮助,但虞海燕没能蒙混过关,于是中纪委开始对虞海燕展开初核。

吴文广作为初核工作组成员之一,用各种手段从中搞破坏,比如把初核问题透露给虞海燕,让虞海燕时刻掌握初核的审查过程和内容,好对抗审查。

不过,吴文广的愿望还是落空了,虞海燕落马后,他也没能跑了。

纪委机关发现他和多个商人来往密切,巨额财产也很可疑,很快对他进行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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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郊区有一个会所,名叫玉泉三号,一个名叫巩传海的商人,是这里的投资人之一。吴文广经常在这里请人吃饭,而巩传海则心甘情愿为其买单。

一个商人,和本无交情的处级领导一起吃饭,所求为何,不言而喻。

很快,吴文广和巩传海来到了甘肃,和虞海燕碰头。巩传海顺利通过吴文广向虞海燕打招呼,介入了兰州的一些工程项目。

但巩传海的公司实际上并没有实力做工程,他是为了顺利拿到工程后,再把工程转手“介绍”出去,从中赚取上百万元的中介费。

这些中介费,自然也有吴文广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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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打招呼、拿项目以外,吴文广还请虞海燕帮忙“捞人”,称自己有个朋友关押在兰州,希望能够取保候审,然后再无罪释放。

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朋友”,是吴文广办案过程中主谈的一名涉案老板,这名老板的家人找到了吴文广,希望能帮忙周旋,好处不菲。

虞海燕答应了吴文广的请求,并做了不少安排,尽量满足吴文广的要求。他曾叮嘱亲信金晋哲,一定要和吴文广搞好关系,因为吴文广很有用,级别太高的领导不好接触,但吴文广的岗位是具体办事的,能够得到自己最关心的信息。

双方各怀鬼胎,一拍即合。吴文广利用虞海燕的权利办事捞钱,作为回报,就得给虞海燕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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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为了强化管理,多次用这些案例来警示教育纪委成员,要求他们清理“朋友圈”。

所谓的朋友圈,不是真正的朋友,而是利益相关人员编织成的一张关系网,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把这张网当成办事途径。

中纪委制定了许多制度,比如工作人员离京必须报备,工作人员与地方领导干部之间不能有工作之外的私下接触。不过这些违纪之人,只把制度当成自己敛财的阻碍,抱有侥幸心理。

直到出事后,他们才明白制度的意义,但谁说不请他们究竟是因为做错了事后悔,还是因为做错了事被发现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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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害群之马的所作所为,抹黑了更多兢兢业业坚守立场的纪检干部们的辛苦工作。

湖南省邵阳市纪委副书记苏远刚,在接到扶贫房墙体开裂的举报后,立刻就奔赴现场、走访群众,很快就处分了9名相关责任人,修复了住宅;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纪委常委、区监委委员、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蒋雪原,在一线工作19年,从未接受吃请,2019年突发脑出血,倒在工作岗位上;

云南省临沧市纪委第三审查调查室副主任方游,带领村民做扶贫攻坚工作,被当地村民交口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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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央视播放了新一年度的反腐纪录片《零容忍》

《零容忍》共分为五集,选取了16个案例,展示了近期中央纪委的工作成果,比如中信银行原行长孙德顺案,中国科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刚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院长马林昆案等典型。

在众多案例中,当属第一集《不负十四亿》中,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政治团伙案最为引人关注。

大学毕业后的孙力军,一开始就跟着几个温州商人倒卖钢材挣钱;后来他的父亲找关系,安排他去卫生部门工作,他就琢磨怎么利用医药资源挣钱。

踏进公务部门的他,想的永远只有两个字,挣钱。他的所作所为,也都离不开“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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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钱,他拉帮结派,搞政治团体,形成关系网,官官相护;

为了钱,他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做他们的“黑伞”;

为了钱,他给不法商人开绿灯,从中收取大量财物……

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这些都是在他眼中“不值一提”的小事。

他还膨胀到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十五年规划”,争取要五年上一个台阶,并且在商人朋友之间吹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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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镜头时,孙力军表面说着忏悔,但面色红润,春光满面,丝毫让人感受不到他的悔意。

一桩一件恶事,从他口中云淡风轻说出,不像是悔过,更像是炫耀过去的所作所为。

不光是孙力军,绝大多数贪官在面对镜头时,都是这种状态,反复说过最多的话,就是“我自己没想到会落到这么一个下场”

但是,他们毁伤的不只是自己的人生,还有那些坚守岗位的干部们的工作和声誉,和勤勤恳恳生活的百姓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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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腐工作中,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纪委的监察人员如此,每个岗位上的公务人员也是如此。

对腐败的零容忍不分岗位,也不分官职,无论是知法犯法,还是执法违法,都必须受到严惩。

腐败问题不是朝夕形成,激浊扬清也绝非一日之功。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腐败现象就不会根除,反腐败斗争也就不可能停歇。

而在这场持之以恒的斗争中,有人永远在路上,有人注定要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参考资料:

纪录片《国家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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