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鼎臣回忆周恩来

1985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应邀出席中国致公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的爱国侨领，右一为中国致公党主席黄鼎臣。薛铁军摄

中国致公党中央名誉主席黄鼎臣老先生，1985年已是84岁高龄，当记者采访他与周总理的过往时，他表现得十分激动。

黄老回忆说：“抗战期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负责南方局工作，他从不放过同非中共人士接近的机会，有什么事情，都向民主人士通报，找大家商量。”

有一次，周恩来同志从延安返回重庆，他很快就把大家约到郭沫若同志家中。一见面，他就亲切地说：“各位朋友，我今天见到大家非常高兴，我们差点就见不到面了。飞机在秦岭上空遇到冰块撞击，险些出事。”听到这里，大家屏声静气，为周恩来同志大难脱险捏了一把汗。

周恩来同志用他从延安带来的小米、红枣煮成汤粥，请大家食用。大家一边吃粥，一边听他讲延安的情况和团结抗战的政策。他鼓励大家说：“现在我们的国家虽然很黑暗，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就是靠小米加步枪打日本鬼子和反动派，还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是充满胜利的信心的。在座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信心呀？”座谈中，大家向他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都耐心地一一作了回答。

周恩来看《新华日报》

周恩来同志对华侨工作一向很关心。抗战期间，在重庆，他会见过著名的南洋华侨侨领陈嘉庚先生和美洲侨领司徒美堂先生。周恩来同志向他们详尽地介绍了延安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情况，使他们深受感动，因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产生了向往之情。不久，陈嘉庚先生毅然决定亲赴延安参观访问。陈嘉庚先生感慨地称颂周恩来同志说：“祖国有这样的人才，这样的政治家，我们是有希望的。”

1941年冬，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在重庆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合影。（图源：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

周恩来同志会见司徒美堂先生时，由司徒美堂先生的儿子司徒柱担任翻译。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的黄兴先生的夫人也在座。会见后，司徒美堂先生感慨地说：“中共副主席周恩来先生的谈话，深以民族大义为重。其待人接物，也同国民党军政要人大不一样。周先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呀！”

皖南事变中被围攻的新四军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司徒美堂先生从美国打电报给国民党蒋介石，批评蒋不应该打击共产党、煮豆燃萁、残杀同胞，应当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抗战。同时，司徒先生还致电延安，对在皖南事变中遇难的新四军将士表示慰问。

黄兴夫人年老多病，当时在重庆当医生的黄冬经常到黄兴夫人的住处去为她看病。黄夫人经常对黄冬谈起周恩来同志，称赞周先生是“一位很好的人”。

在重庆，民主人士无论举行什么集会，只要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他都去参加。例如，为纪念十九路军上海抗战，重庆各界爱国人士，每年都要举行纪念集会。恩来同志无论怎样忙，每次都到会。他利用同大家交往接触的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团结了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使之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这正是周恩来同志同非中共人士广交朋友、真诚合作的目的之所在。

周恩来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同志担任国家总理，他虽身居要职，但仍十分谦逊，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就是大家对总理的共同印象。周恩来同志非常注意倾听非中共人士的意见，特别是少数人的不同意见。他的民主协商精神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1949年秋，黄老出席了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是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制订的。会议期间，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大家中午都不回住处北京饭店休息。饭后，大家就靠在椅背上，略事休息，下午接着开会。住在中南海的周恩来同志也和大家一样中午不回家。

在讨论成立中央卫生部时，黄老提出，主张卫生部的名称是否叫“人民保健部”或“人民保健委员会”。周恩来同志说：“也有别的朋友提出这样的意见，大家可以充分讨论，看究竟怎么叫法好。”通过讨论，大多数人认为，还是叫卫生部为好。这样，使黄老心悦诚服地放弃了个人意见。

黄老在卫生部工作期间，有一次，总理召开政务会议，黄老也参加了。大家于下午两点半准时到会，却见总理拿着小面包，边吃边喝茶，边主持会议，真可以说是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黄老深情地说：他非常想念总理，他常常在心里自言自语地说道：“总理啊，总理，您真是人民的好总理啊！”

1976年1月9日晨，总理逝世噩耗传来。正在北大医院住院的黄老和医护人员，都吃不下去饭。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一个个哭得眼睛红肿。黄老一着急，右耳从此就更聋了。他顾不得自己的病痛，从医院出来，去北京医院参加了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仪式，最后一次看望了敬爱的周总理，此时此刻，平素很少落泪的黄老，却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注：摘编自何林中的《感人至深的民主协商精神》一文）

— END —

文章来源 | 《周恩来和党外朋友们》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