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印度未来十年对外战略究竟怎么摆？这回终于有人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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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2021年底，印度学术界、战略界和前政要发布重磅报告《印度的权力之路：变动世界中的战略》，旨在指导印度未来10年的外交战略实践。本文是记者对报告作者之一阿基特·拉纳德（Ajit Ranade）的深度访谈，采访内容极具洞察力、敏锐性，还可以发现拉纳德具有印度学者身上罕见的不吹牛、不自大、不狂妄特质。例如，拉纳德反对为博得虚名而在外交上大肆出击，反而主张“经济增长才是最好的外交策略”。再如，拉纳德也没有重弹印度市场大、潜力高的陈词滥调，反而强调印度必须正视自身经济发展的缺点弱点，并通过“韬光养晦”更好利用中国来发展自己。无疑，拉纳德代表了印度核心精英圈的观点，这与媒体上常见的狂妄论调差异明显，参考价值、研究意义都非同寻常，南亚研究小组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阿基特·拉纳德，图源：Scroll.in网站

2012年，一些颇具名望的印度知识分子和政府决策者联合起草了一份名为《不结盟2.0》的报告并将其出版成书，试图“找出未来十年指导印度外交和战略政策的基本原则”。该报告引发了大量争论和批评，这绝不仅仅因为其尼赫鲁式的标题，还因为其内容本身。

近10年之后，一些当年参与撰写《不结盟2.0》的学者与几位新学者又在2021年完成另一份举足轻重的报告——《印度的权力之路：变动世界中的战略》。这份报告目标在于“将注意力集中到印度的战略思想上，并讨论印度面临的艰难选择”，并提出在当今世界，印度“内外部环境正受到‘地缘战略板块变化’的影响，这要求印度以更开阔的视野重新思考和调整其战略”。

这两份报告有诸多不同之处，当前这份报告除了更关注“中国威胁”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外， 也更加关注经济决策为印度向外投射权力起到的基础性和前提性作用。

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经济学家阿吉特·拉纳德，在采访中谈到这份报告的几个结论，包括：为什么印度政府在保护主义和权力下放问题上可能采取不同政策？为什么印度需要在涉华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

➤记者：我们从10年前的《不结盟2.0》谈起。2012年您没有参加撰写那份报告。当时您怎么看待那份报告？

➤阿基特·拉纳德：《不结盟2.0》本质上重申了印度2012年前已奉行近30年的外交政策传统原则。这些原则伴随印度走过海湾战争、印度国内经济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印度1998年的核试验及制裁、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9·11事件及其长达20年的影响余波，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不结盟2.0》基本可以算是一本外交政策手册，只是变着法子重复强调“不结盟原则”的重要性。而在《印度的权力之路》中，我们某种程度上用“战略自主”一词代替了“不结盟”。

我认为《不结盟2.0》中一些原则仍然适用——即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联手，更好追求国家利益，而不是被联盟承诺裹挟或被嵌入到某些阵营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所提的“战略自主”与“不结盟2.0”一脉相承。

我个人认为，“不结盟”一词具有负面含义，就像非政府组织一样，两个词都以否定前缀打头。但我认为在选词用词上最好更加肯定积极，所以“战略自主”的提法优于“不结盟”。

我们所处的世界究竟是“单极世界”还是“两极世界”迄今仍未明确，印度仍然有机会。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为印度加强战略自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印度可以根据自身能力自主决定施力方向，并为本国公民创造更多机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战略自主，与“不结盟2.0”相比，既存在一些连续性，但也有所区别。

➤记者：这份报告的撰写小组是怎么成立的？

➤阿基特·拉纳德：撰写小组背后有一个逐渐组成的有机过程。我们并没有说：“来，让我们组成一个小组，开始工作。”其实，多年以来的交流让小组成员之间彼此熟知，因此我们只是开始头脑风暴、集思广益，小组就自发形成了。我们意趣相投，都想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

➤记者：选择在此时发布这份报告有什么特殊考量吗？很显然，我们刚刚经历了疫情大流行，进入了21世纪第三个十年……撰写小组有什么具体的日程安排吗？

➤阿基特·拉纳德：最近发生了许多事。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发布这份报告。报告的引言部分开宗明义：“印度战略思维背后的指导性假设是一种独特的权力概念。印度世界性影响力的根本来源是它树立的典范。”

如果你关注印度的软实力，或者印度的全球力量投射，那不一定是因为印度的军事进步、科技进步，甚至不是经济实力上升。上述因素固然重要，而印度也正在努力成长为全球瞩目的超大规模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标准，印度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在力量投射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正是印度树立的全球榜样，构成我们影响力的来源。我们是一个多元的民主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宪法堪称典范。印度国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繁衍繁荣已超过70年。而这种成就取决于四大支柱：一是经济增长；二是社会包容——政策侧重于这一点，无论是通过权利范式还是通过社会支出；三是政治民主；四是忠于宪法价值观。我们认为，当前正是重申印度模范力量的适当时机，这是我们写作这个报告的重要动机。

其次，从时间上来看，2017年的洞朗事件三年之后，中印军队2020年又在加勒万河谷地区暴发冲突。在这之后，我们开始聚首探讨，这可能是另一个使小组成型的因素。

我现在的发言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不知道其他组员是否同意。我曾经认为，印中关系在不同领域可以区分对待：贸易、投资、商业是一方面，边界争端，以及军事问题是另一方面，两者一分为二。我过去也相信印中可以在发展密切经贸关系的同时，努力合作解决很多问题，不仅有边界问题，还有跨界河流利用问题，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合作、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核不扩散体制改革等印中享有共同利益的问题。

我坚定地相信应该区分文明、政府、人民。对于印中关系来说，这是三码事。两国人民的接触不应受制于政府之间的小冲突或分歧。文明方面，我们一直说中国和印度是同一时期诞生的现代民族国家，但同时也都是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人口加起来占人类总人口40%，但是我们对中国，以及中国对印度的了解还很少。我们根本没有设立汉语奖学金，不论是语言方面，还是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我们都对中国所知甚少。

我过去相信能够区别对待印中关系的不同方面，但自2017年以来，跟我持相同观点的人越来越显得孤掌难鸣。我现在仍然认为，我们需要扩大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扩大两国高校学生、教师之间的交流，并增加奖学金设置。但洞朗事件发生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同样反映在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与特朗普政府以及拜登政府的关系上。围绕中国话题，我可以喋喋不休的谈几个小时，但是考虑到当前的情况，考虑到中国比《不结盟2.0》时代已更加强大，再加上疫情因素，此时发布这份报告是最合适的。

➤记者：报告作者之一是印度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我很好奇，您认为报告的预期受众是谁？你期望莫迪政府阅读这份报告，并直接回应吗？

➤阿基特·拉纳德：撰写小组有两位同仁已从政府退休——夏姆·萨兰（Shyam Saran）和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来自军队的普拉卡什·梅农（Prakash Menon）中将也退休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退休之后，他们所说的话就不重要了。

完全与印度政府无关的还有亚米尼·艾亚尔（Yamini Aiyar）、尼廷·派（Nitin Pai）、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斯利纳思·拉加万（Srinath Raghavan）和我本人。是的，我们希望政府内部的人能读懂这份报告，但它不仅针对政府，而是同时面向广大人民——学者、思想家、其他行业的决策者、各界的意见领袖。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份报告，对其发表评论，给我们反馈，与我们讨论并发表不同意见。

➤记者：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这份报告的经济部分，您在这一部分也发挥了主导作用。报告指出印度经济面临的四大风险——税收政策频繁变化、政府对私营部门检查权过大、不平等加剧、保护主义。您认为以上哪些是政府决策者也在关切的风险？

➤阿基特·拉纳德：首先，这份报告主要关切印度的外交政策立场。然而，有一种看法认为，印度不需要什么外交政策，而确保国内经济8%的经济增长就是最好的“外交政策”，更早的时候这个数字曾是10%。稳健、持续、包容性的高速经济增长能为强有力的外交政策提供重要先决条件，助力印度投射软实力或硬实力。

因此，印度外交政策强弱实际也与国内因素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思考——首先，印度有可能达到更高的经济增速吗？这种增速可以持续吗？其次，如果能达到更高经济增速，我们怎样维持它呢？

目前，尽管过度消费者主义和环境方面的问题也很重要，但目前我们要避免被这些问题分心。我的意思是，我们要特别关注增长，尤其是包容性的增长。一旦我们接受这一点，我们就承认了增长必须由私营部门主导，政府不可能成为增长的领导者——政治主导经济增长不是我们的模式。

这意味着什么呢？非政府部门的投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人们收入增加和国内购买力提高，消费也会推动增长，但在私人投资成为主导力量之前，我们必须依靠出口市场。要增加私人投资，我们就需要创造条件以激发投资者的热情和信心。

投资者所追求的不一定是低税率、低利率，而是一个具有连续性、可预测性、稳健性的政策框架。例如，我们引进一些像亚马逊、沃尔玛这样的跨国大型电商公司，但他们到来后我们却改变管制这些公司的规则。你完全可以说这些公司的遭遇绝不仅仅发生在印度，也会发生在欧洲、中国、美国，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些企业带着某些稳健的预期赴印投资，但他们却发现这些规则没有可预期性。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安得拉邦在太阳能领域获得了2.5万至3万亿卢比的投资，其中大部分投资来自外国公司，包括法、英等国的公司。太阳能投资的工作原理和盈利方式主要依靠收取未来的电费。因此，企业在前期投入2.5万亿卢比后，在希望通过签署购电协议，靠未来收取电费盈利。

在安得拉邦，当本地政府更迭后，他们要么审查，要么直接取消所有购电协议。这引起投资者严重恐慌，其中一些人不得不到总理办公室寻求说法。我不知道这个政策现在怎么样了，但这种朝令夕改的例子绝不鲜见。

第三个风险是不平等，这在全球都众所周知。在过去七八十年中，我们看到，当不平等超过一定限度时，就成为阻碍新投资的桎梏，因为人们担心法律、社会秩序出现问题，危及他们的投资安全。但这个限度具体在哪里，可能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社会的情况。

还有一大风险是保护主义。我们坚信，要推动印度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致力于扩大开放。首先，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在我们达到人均收入5000美元至10000美元这样的国内购买力水平之前，我们将不得不依靠外部购买力。否则，经济如何增长？

出口导向型增长是关键一招。在全球价值链体系内，印度不能一边设置高进口关税，一边又想扩大出口，这必将难以为继。印度需要致力于更高水平开放，这意味着低关税或中等关税——当然不是说一定要零关税。而且，维持关税率稳定也很重要。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实际上提高了三四千种不同海关编码商品的关税。尽管目前全球普遍存在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但印度的保护主义倾向危害尤其大，可能损及自身出口导向型增长。

第四个风险在于，虽然我们已经取消了长期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许可证之治”，但取而代之的却是政府机关对私营部门肆意妄为的“检察权之治”。在这个问题上，印度政府也正努力自证清白。“检察权之治”无处不在，这意味着虽然人们创业投资不再需要许可证，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合规性检查。这或许是一个微不足道事情，但由于这些检察员被鼓励去查出每一处违规，所以当检查员来到某家工厂时，即使工厂很小，检察员不“发现”违规就不会离开。也就是说，政府对私营部门肆意妄为的“检察权之治”还在蔓延。

➤记者：您认为短期内这些风险是否有可能降低？印度政府是否也看到了这些风险？

➤阿基特·拉纳德：我希望印度政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这些风险势必损害印度经济。不只是我这样想。即使忽视疫情的影响，投资占GDP的比重直到2020年为止仍处于停滞甚至下降状态。2015年至2020年，印度出口累计增长为零。而同一时期，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韩国、孟加拉国等国的出口都有所增长。我们不能以全球市场增长停滞为借口逃避自己的责任！

比如，我们在服装出口领域落后，不仅是考虑到比例问题的相对落后，而且对孟加拉国和越南等体量远小于印度的国家来说，我们在绝对总量上也处于落后地位。以美元计算，我们的服装出口低于这两个国家，但实际上他们是后来居上、逆势反超。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有些人认为，我们已经推进改革，从长远来看将得到回报，如推出破产法、改革商品服务税、推出“速度的力量”（Gati shakti）总体规划。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好处将在未来几年出现，这是希望所在。

一些知名投行机构如杰弗里斯（Jeffries）、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甚至是印度信贷评级信息服务有限公司（CRISIL research）的报告均表示，印度已准备好重振其资本支出周期。2021年，印度出口将迎来大幅增长，达到4000亿美元，较去年增长37％至40%。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同样也在蓬勃发展，而如果中美出口合起来增长6%，就相当于印度增长60％，因为它们体量相加是印度的10倍。

因此，如果世界经济蓬勃发展，我希望印度不仅在2021年能保持高增长率，而且更要维持这种高增长率。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妥善处理我们上面提到的四个风险。

➤记者：我注意到印度政府似乎采取与报告建议完全不同的策略——加强保护主义、加强政府对私营部门监管、分散权力等。您认为这只是反映了不同的经济意识形态吗？还是说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这其中的政治经济学？

➤阿基特·拉纳德：第一，我们的确需要理解保护主义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道理。诚然，印度国内有一群人其实就是保护主义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影响力颇高，但我认为，说到底保护主义对印度来说弊大于利，每个人其实都是保护主义的受害者。对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参照别的国家，只要回顾印度自身历史就可以。但是，我不知道政治经济学原理能否揭示既得利益者的算计。

第二，我们所说的开放并不等于零关税开放。根据经济理论，引入外部竞争有助于优化内部效率，因此适度关税会给消费者和生产效率都带来巨大益处处。但是，如果把关税率从5％到0％或从5％降到2％、3％，这会把利润从印度国内转到国外竞争对手。因此，关税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其实不大。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且学术导向的观点，但我们必须向政府表明意见——印度需要致力于贯彻稳健、适度、总体较低的关税水平。我不知道政府为什么还在摇摆不定，但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有些国家维持了较高关税，而印度因此对降低税率非常犹豫。但其他国家的这种做法并不适合印度。

例如，对特朗普来说，提高关税是提升他在美国中部支持率的选举策略，也是应对工作岗位向海外流失焦虑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策略只适合美国和有类似情况的国家，甚至不包括欧洲，印度的情况更是与此大相径庭。

我们必须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看问题。我认为印度务必坚持开放，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印度退出RCEP并非正确决策。此外，在关于RCEP的会议上，人们总爱谈论贸易增量是多少，以及印度如何与RCEP内的10个东盟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但关键问题不在于贸易，而在于全球价值链和跨国投资。如果出现一个新的投资机会，五六个都国家可以获得这个机会，但印度却没有任何机会。跨国投资者在把价值链任何一个环节转向印度之前一定会迟疑再三，因为他们担心印度海关边界过于复杂繁琐，严重阻碍产品跨国流通。

印度制定经济政策应该更具前瞻性。莫迪政府不应只对中国将入主RCEP的事实做出“膝跳反应”式的回应。我们对中国的看法总是很具防御性，而从不处于主动进攻地位。印度不愿承认，中国现在不是全球第一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消费者支出高达6至7万亿美元，许多国家因此设法对华扩大出口。为什么印度不能对华加大出口力度？为什么我们不能寻找打入中国市场的突破口？

➤记者：您已经多次提到，我们的经济决策是被动而非主动的。您认为是否存在“莫迪经济理论”或者“莫迪经济学”？推出废钞令、商品和服务税改革、供给侧干预、退出RCEP……您是否认为这些政策背后存在一以贯之的“莫迪经济模式”？还是说大部分经济政策只是被动的权宜之计？

➤阿基特·拉纳德：首先，莫迪政府应该更致力于对外开放。我希望莫迪政府认识到开放符合印度利益。尽管这已经是老调重弹，但过去四五年里，印度平均关税率不降反升。

其次，国大党领衔的团结进步联盟执政期间扩大印度民众的权利范围——食物权、教育权、信息权等。这令一些人感到不安，因为扩大权利范围显然也会推高财政负担。但是，我们所做的是，表面上莫迪政府不利用权利范式攫取政治红利，但事实上莫迪政府也在这么做。当莫迪政府说“人人有电用、有自来水、有网上、有煤气”的时候，这和国大党讨好民众的做法没有区别。这些举措本质上都扩大了国家对社会的承诺和负担。

我个人更乐见莫迪政府重组财政投入的投资组合。鉴于当前印度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国有资本应该从不合适的领域撤出投资和资源，并将其重新部署到教育、卫生等更需要投资的领域中去。因为这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除了扩大开放外，印度政府还应该致力于使国家和政府在印度人力资本积累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莫迪政府应该更致力于扩大权力下放。这不仅是莫迪政府的问题。之前，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权力下放有多重要，因此就没有下放权力的实际举动，连地方邦政府也是如此。

在这一领域，我们提出的问题包括选举制度改革。印度有立法机关和人民代表，但这些机构到底有多大代表性呢？在候选议员、已当选议员，甚至内阁部长中，有严重犯罪记录或嫌疑的人占比越来越高，指控包括谋杀、谋杀未遂、强奸、绑架、勒索……这些人如何能代表印度人民呢？说“人民选举了他们”这种废话没有任何意义。印度需要制定一些“供给侧”措施，比如制定法律，排除任何身负严重刑事指控的人员参加选举。

➤记者：在这份报告中，以及在2021年您与维杰·凯尔卡尔（Vijay Kelkar）、班浩然（Gautam Bambawale）等人合著的一篇关于中印竞争的文章中，您都指出发展壮大自由民主的制度也是确保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

➤阿基特·拉纳德：首先，当投资者对政策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测性充满信心时，经济会蓬勃发展。但我们也要解决争端，这意味着独立、高效的司法程序。并不是所有的纠纷都需要上诉到商业法庭。应该强化庭外解决矛盾的机制，比如通过执行合同加以解决。因此，如果这些独立的机构的权力被削弱或侵蚀，这就成为一个特别值得关切的问题。

➤记者：如果要让政府按照您的建议制定经济政策，莫迪政府是否需要进行一场深度改革？

➤阿基特·拉纳德：我认为必须澄清的一点是，印度坚定支持自由民主和宪法价值观，致力于社会开放、权力制衡。我们坚信，政府最终必须被授予最低限度的权力，而且这一天很快会到来。印度还必须致力于选举制改革，提高透明度。

莫迪政府本着透明的精神引入一种叫选举债券的制度，但它实际上与公开透明的原则背道而驰。现在选民无法获知谁是政党背后的赞助人。资金透明度的关键在于获知赞助人和政党之间是否有潜在的利益交换。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事情。

➤记者：也许，可以换一种方式问这个问题，您认为报告所提建议中哪个最有可能实现？你认为报告中有哪些内容来自印度政府？

➤阿基特·拉纳德：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希望你还记得《不结盟2.0》报告建议对武装部队采取战区指挥的办法，而不是让三军各自有独立指挥系统。而现在建议已落到实处，印军设置国防参谋长一职。那份报告还建议，印度必须加大国防投入，这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加强印阻止战争能力，或者加强对外施压能力为运用外交手段创造空间。在这些问题上，印度都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我们的报告还就防止南盟（SAARC）进程被他国绑架裹挟提出具体建议。如果印度被排除在外，其他国家也会在南盟框架下照做不误。因此，印度千万不能抵制南盟进程。我个人认为，印度必须在某些方面与中国加强接触。

你的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希望我们的所有建议都被认真对待。2014年，莫迪总理在议会联邦院的首次演讲中提到，他致力于清理简化政治进程。他说印度拟设立“快速法庭”，让那些被指控严重犯罪的嫌疑人得到快速及时审判——要么洗清罪名，要么得到裁决。然而，我们迄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所以，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我想这就是这份报告的目的。我希望它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希望人们找出报告的缺陷，并反驳“这种提法不对，因为保护主义确实有意义。”

➤记者：还有最后几个问题。您是否认为需要纠正记者、经济学家、外行粉丝的一些误解？

➤阿基特·拉纳德：我已经多次重申，必须看看印度在疫情前三年、四年、五年增长的数据：投资的GDP占比停滞下降、出口增长累计为零、不良资产体量陡增、信贷增长无力……根据印度官方权威数据，经济增长已出现放缓趋势。我必须重申，很多指标不佳，意味着经济可能无法实现持续增长，这必须引起关注。

而现在，“疫情冲击”已经成为一切经济弊病的托辞。例如，疫情期间，印度出现大面积还款延期，因此大大恶化不良资产比率，现在这一数字已高达10%。

此外，股市也与经济脱节。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股市表现出色，就认为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光明。在某些方面，印度恰恰正是美联储过度施放流动性的受害者。

第三个误解是多年来我反复纠正的，即印度税赋负担重。实际上，印度税收的GDP占比全球排名垫底，尤其是直接税的GDP占比。在印度，把一切因素考虑在内，个人收入达到65万卢比以上才需缴纳所得税，但印度人均收入仅为15万卢比，这表明所得税起征点差不多是人均收入的4 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按人均收入的400%给予免税额度。在美国，人均收入是5万美元左右，但个人所得税起点是8000美元。因为印度不愿意改革优化直接税政策，因此推高了间接税负担，这导致印度最赤贫的社会阶层被迫承担不成比例的税收负担。

➤记者：您有什么书推荐给那些对您所涉话题感兴趣的人吗?

➤阿基特·拉纳德：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是雅什万特·辛哈（Yashwant Sinha）的《无情：自传》（Relentless: An Autobiography）。我希望人们不仅读经济，还要学习历史。作者曾多次担任印度财政部长，制定印度1990年联邦预算，早于曼莫汉·辛格的那份著名预算。虽然他是隶属于印度行政服务（IAS）的事务性官，但他却相当活跃。他没有获得太高的职位就结束了职业生涯，此后他全身心投入政治。

像辛哈这样的例子其实不少，某人从印度行政服务机构退休了，然后成为了政治家。《无情：自传》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他的很多作为和见解，因此人们应该阅读这样的自传，而不仅仅是阅读经济学书籍。毕竟，了解我们所处的真实发展环境非常重要。

本文编译自Scroll.in网站2021年11月6日文章

原标题为Interview: Ajit Ranade on why India can’t project power if it doesn’tacknowledge economic missteps

作者：Rohan Venkataramakrishnan | 编译：郭欣雨 | 审校：陈安澜 穆祎璠

受访者阿基特·拉纳德为经济学家，戈卡莱经济政治学院（Gokhale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副院长 

作者Rohan Venkataramakrishnan为自由记者和作家，曾任Scroll.in副主编，文章主要涉及印度政治、政策、历史等方面

本期编辑：叶维杰 陈安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