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冤案能有多离谱？官员落马，甚至惊动雍正，仍不得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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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作为距今最近的一个传统朝代，不少重大事件都以官方或民间的多重渠道流传至今，其中自然不乏一些离奇的事件，就如经常作为戏剧原型的清朝十大奇案。而当我们看到这些奇案的时候，或许会好奇——清朝的司法程序到底是怎样的，为何会出现这么多的奇冤之案呢？今天，就让我们从十大奇案之一——麻城涂氏杀妻案入手，去一睹真实的清朝司法程序。
一、涂杨氏的失踪与杨五荣的指控
案件发生在雍正八年（1730年）的湖北麻城县，涂如松与妻子新婚一年多，正月妻子涂杨氏回家省亲，直到二十四日才由她的兄弟杨五荣送回到涂如松家。当天夜里涂如松说妻子失踪了，叫上邻居到处寻找，还到杨五荣家询问，但仍没有找到妻子的下落，无奈只得报官悬赏查找。而涂杨氏的兄弟杨五荣却控告涂如松谋杀了自己的妹妹，案件便由此开始。
二、调查陷入僵局，两任知县被参
当时麻城县令名叫杨思溥，接手了这个案子，但一番调查未果，并没有找到涂杨氏的尸体，再加上涂如松的母亲频繁上诉，涂如松最终还是被释放了，而案情也一直没有进展。当时的司法程序出于效率考虑，需要官吏在一定期限内完成案件，否则会接受处罚，因此杨思溥便因此案而被参去职位。
接替他的是试用知县汤应求。履职之后，汤应求认为是生员杨同范唆使杨五荣诬告，于是开出高价悬赏查找涂杨氏，同时事情也有了进展。有人报称在赵家河沙滩有流浪狗刨出了一具尸体，但由于天气原因，汤应求并未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而当他到达现场时，看见的却与发现人报称的有所出入。此时，杨五荣趁机借尸上控，认为这是涂杨氏的尸体，但根据当时的仵作所验，尸体有发辫，应当是男尸，因此汤应求建议滴血认亲。
由于杨五荣不服汤应求的检验，上级黄州府向臬司提议另外委员进行《洗冤录》中的滴骨法验亲，但被巡抚否决，而是委派了两位知县高人杰、李作室去确定尸体的性别，得出尸体的性别为女，当即认为是涂如松杀妻埋尸。而上级黄州府护理蒋嘉年认为案件疑点太多，四次驳回通详，并亲自检验尸体，却得出这是一具男尸的结果，案件便一直争执不下。
洗冤录
因为案情一直争执不休没个结果，高人杰、李作室也被上级指派的两位他省知县畅于熊、汪歙代替继续负责这个案件。但遗憾的是，两人非但没能取得什么突破，反而因为疏忽使尸体被洪水冲走，只剩下了八块遗骨，案件到这里失去了物证，各方的争执又导致案件迟迟不能了结，汤应求也被雍正皇帝亲自降职革免，两位代替验尸的知县也只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三、冤案的定案与真相的浮现
新的负责人邹允焕和黄奭中接手了这件棘手的案子。这时候，因为一直有争论的汤应求和熊于畅、汪歙三人都已经或被参革，或回原职，无法左右这件案子的判决了，有争议的问题自然也不再是问题了，因此新的负责人邹、黄二人直接做出拟判认定涂如松杀妻埋尸，并且最终上奏皇帝，雍正皇帝当即下御旨将汤应求和涂如松秋后问斩，两人性命危在旦夕。
雍正
所幸当时麻城县的新县令陈鼎新到任，求雨不成，偶然间听到有人说是县里有冤情所致，因此派人密访，结果在杨五荣的家里发现了涂杨氏，这才还原了事情的真相：
事发当天，涂杨氏与涂如松吵架，吵完之后便去寻找与她有奸情的冯大，而杨五荣则误认为她被杀，因此去控告涂如松。然而就在杨五荣控告涂如松杀妻之后，妹妹杨氏竟然回到了家中。当时对于虚假控告有着严厉的惩罚，为了逃避惩罚，杨五荣把妹妹送到堂兄杨同范的家中藏匿，直到听说案子完结之后才把她接回家。
但真相并没有这么快得到伸张，时任湖广总督臣迈柱因为案件此前的审转过程都是经由他手，所以他对这个真相百般掩饰，跟湖北巡抚吴应棻发生了冲突，直到乾隆下令让他们两个去职回京，并指派史贻直处理案件，真相才真正大白于天下，这便是清朝十大奇案之麻城涂氏杀妻案的始末。
清朝巡抚形象
四.冤案形成的原因
从冤案的始末，我们得以窥见清朝司法制度的一斑：一件案子不仅需要地方的县令进行审理，同时还需要交由府、臬司、巡抚、总督乃至皇帝进行审转，如此严密繁复的司法程序，为何还会导致这样的奇冤大案的出现呢？这就要对司法制度进行深入的分析了。
清代对于命案的审转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分为通秉、通详和拟判。通秉为案件勘验后递交给上司的报告，但较为简单，通详则是通秉的进阶版，比通秉更为详细，而最后的拟判则包括案件始末和判决。
通详在这里仿佛并不起眼，但它往往决定了案件之后的走向，据雅尔图《为通饬详谨盗案以免冤纵事》中写道，州县官“拘泥前报，逼取供招，承审者以为供与案符，自然情真罪当”，可见通详对案件走向的重要性。
在高人杰、李作室的通详里，两人捏造了涂如松和涂杨氏打斗的事实，称两人因涂杨氏不尊母亲而打斗，涂如松手持纺线车不小心打中杨氏的孕肚致其死亡。
纺线车
更离谱的是，两人甚至补充出了涂如松埋尸的过程，称他雇人帮忙抬尸埋尸。可笑的是，他们在通详中提到的那个帮忙埋尸的人中有一个年老眼瞎，另一个竟然还是个跛子，且都距离涂家很远。当面对质疑时，也只能给出“当其抬尸之时，其目尚明，其足能步”这样难以令人信服的解释。
但两人也有高明之处，在拟判中，他们指出一位“证人”赵当儿撞见涂如松抬尸，进行勒索，未能得逞之后报告给杨五荣的堂兄杨同范，从而使杨五荣得知，但后来赵当儿因为涂如松给钱而改口。这样一来，赵当儿就成为一个无法突破的“证人”了。
后来的邹允焕和黄奭中两人因为前人通判的缘由，自然容易先入为主认为涂如松杀妻是事实了，并且还“自觉”地优化了前人通判中的不合理之处，重写了通判，让它更容易被信服，而上级面对认真修饰过的文书，自然是发现不了什么毛病了。
但事情还有疑点，即为何高人杰、李作室二人四次通详被驳回却仍然不改判而是尽量完善呢？难道是他们有什么不可置疑的证据吗？了解事实真相的我们自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原因在于清朝的司法责任制度。
大清律例
清朝的司法责任制度对误判有非常严厉的惩罚，其中有一条“官司出入人罪”，出罪指有罪者判为无罪或重罪者判为轻罪，入罪则反之。且又根据误判者有意或无意分为四等：故出人罪，失出人罪，故入人罪，失入人罪。汤应求也正是为此判处死刑。根据这条法令，高、李二人应当处以失入人罪，需要减官三等，于他们而言就是直接炒鱿鱼了，好不容易到手的官位，他们自然会尽一切力量去保住。案件中另外一处令人疑惑的地方——上级一直委派官员查案而非亲自查案，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不想承担误判的责任。
除此之外，案件中还有最让人想不通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湖广总督臣迈柱在知道真相之后仍然百般掩饰，不愿意承认事实。明明他与诬告者杨五荣和案件审理者非亲非故，为何却替他们说话呢？其实，他是在帮自己说话，这便是清朝司法中“同职连坐”原则使然了。对于误判，除了司法官需要承担责任以外，其他参与案件审理的官员也需要受到相应的处罚：以吏典为首，首领官、佐贰官、长官依次减一等处罚，这便是清朝司法制度中的“同职连坐”原则。为了不受罚，只有昧良心了。
文史君说
有以上两个制度的存在，一旦产生误判，参与审理的官员大多都倾向于明哲保身，将错就错，因此像麻城涂氏杀妻案这样的冤案自然也就层出不穷了。麻城涂氏杀妻案这一冤案只是类似冤案中被翻案的一个个例，像这样的冤案在清朝必然远比想象的多。
参考文献
史志强：《冤案何以产生：清代的司法档案与审转制度》，《清史研究》2021年第1期。
王慧：《论清代司法官吏司法责任制度》，山东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作者：浩然文史·聆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