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怜悯”刘鑫的报道,还是冒出来了!

执笔/李小飞刀

随着法槌落下,留日学生江歌遇害案尘埃落定。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有关此案的判决书,被舆论肯定为追求法律公正、守护社会道义的样本。

同时,更多案情细节也随着判决书的公布曝光在公众面前,被告人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的所作所为再一次受到舆论大范围的批评。

但争议并没有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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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院认定的事实看,刘暖曦无论是在已经预知到侵害危险的情况下,没有将事态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告知江歌,并阻止江歌报警;还是先行一步进入公寓,并出于保障自身安全的考虑将房门关上并锁闭;还是事后在节日期间有意向江歌母亲发送“阖家团圆”“新年快乐”等信息、并通过网络方式发表刺激性言语,都是彻头彻尾的自私驱动。她在案发后做的大多数举动,包括辩白、抹黑、秀生活、装可怜,无非是企图在法律上脱罪,从道德上去耻,没有什么值得怜悯、情有可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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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今天,一篇某采访过刘鑫的媒体记者所撰写的手记,《我采访过的刘暖曦:也许我们无法抵达一个被审视的灵魂深处》上了热搜。

尽管法院已经做出了判决。但在这篇手记看来:江歌案的复杂不仅在于真相难明人心叵测,也在于道德评判的边界之模糊。

手记回忆,虽然和刘鑫的初次见面只有短短三小时,也让人对她产生了一定的理解和怜悯,包括她的恐惧、懦弱,她的自私和矛盾,她对江妈的怨恨,甚至她的谎言。在当时看来,刘暖曦不过是一个具有人性弱点的普通女孩,甚至一度担心网络暴力会把她逼上绝路,为此还试图劝说过江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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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记表示,至今仍愿意相信,刘鑫带有某些悔恨的诚恳。究竟是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就像“我们永远无法抵达一个被长期审视的人的灵魂深处,是否也经历了一场自我拷问的阵痛”。

就像我前文所述,刘鑫在案发后言语刺激江母,无非是企图在法律上脱罪,从道德上去耻,把自己极端自私的行为合理化。而一家公共媒体进一步试图与她“同理心”,是从更大的社会层面帮助她“去耻”。

这样的事情,让我想起14年前的“范跑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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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那场灾难来临一刻,汶川的教师队伍中诞生了很多英雄,比如为救学生反身上楼将学生护在讲台下、后脑被砸的凹陷下去的谭千秋,有用后背挡住水泥板的瞿万容。

而同样身为教师却在地震后丢下学生第一个冲到操场,又原地等到学生陆续下楼的“范跑跑”,毫无疑问是逃兵。

小时候,我常常疑惑,早年参加革命,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祖父一辈,为什么从来不谈自己的革命经历。

后来我通过其他前辈的回忆才知道,他们那一代人,普遍很少谈及自己的革命“贡献”,他们认为,相对于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是“侥幸”活下来的人,没有值得骄傲的“贡献”可言。

我知道了他们的这个想法后,心里常常难过,他们都是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不是“逃兵”,这是多么高尚和耻感和荣辱观,他们以不能为他人献出一切为耻。

而“范跑跑”这个真正的逃兵,为了脱罪和去耻,在天涯论坛上发了一篇帖子,称自己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他的女儿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他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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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来不过是一种诡辩,但被当时的公共媒体发掘,进一步扩大到舆论场后,就将个人的诡辩变为社会辩论,从而吸引了一些声音从社会层面为其脱罪,将整个社会道德底线和耻感底线进一步模糊化。

比如,当时有评论说,“范跑跑”的诚实让我们很为难,既要赞许其诚实的可贵,又要谴责其对“争当英雄”传统美德冲击。这怎么办呢?难道为了维护传统美德的尊严,而把范美忠的诚实一块谴责?这也不行!因为诚实也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有专业评论员发文章说,“范跑跑”暴露了自己真实的想法,暴露了自己人性幽暗的一面,这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可以促使我们反省人性、反思道德、完善自身的机会。可就是这样一个极好的反思资源,却被伪道学和网络愤青们当作了一场竖贞节牌坊的道德批判运动。

有媒体先是刊登文章说,北大开除毕业生“范跑跑”是不对的,应该坚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价值立场,以母校的身份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学生一边、以自由堡垒的身份坚定地站在自由一边,为学生争权利,为自由争空间,拒绝行政权力干预教育自治,拒绝以言治罪。

随后又刊登文章《谁都没有以命换命的义务》说:“不认为教师有牺牲自己的生命挽救学生生命的义务……“《教师法》再修改,也不可能写入让老师牺牲自己生命来保护学生,只能更加明确强调老师保护学生的义务。”

还有媒体总结:“范跑跑”检验了一下中国当下的道德观,我们发现,其实还是“圣人化”。

上述这些放大了恶的言论,是更大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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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不应该以自私为耻?

天性和本能是不是就是天生正义的?

道德和义务压制了个人自由吗?

庆幸的是,14年过去,“范跑跑”式的诡辩已经被大多数人识破,失去了掀起公众辩论的力量。像“被审视的灵魂深处”这样的文章,也被批评上热搜,是舆论场进步的一个见证。

自由、人性,不管装饰上什么样的辞藻,诡辩本质就是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是对集体、道德以及其他规范的天然警惕。

西方的确是由这样的价值观构建起来的:承认人的本性是自私、利己的,人应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首先去满足自身的利益和欲望。

过去有一部分人认为,个人主义和人性自私是西方实现工业文明的秘密,他们将这一套东西拿来,给整个中国社会“去羞化”,贬低高尚者的神圣,抬高卑鄙者的地位,把中国人的人性与道德对立起来,让道德至于人性之下。

以此,来制造一个“没羞”的时代,好让一些人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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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这十几年的发展变化,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中西方从国家到社会的全面对比,把真相揭开。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从古至今,我们就是一个被道德感召和凝聚起来的民族,会在那些舍身为人、大公无私者面前热泪盈眶。个人主义不是现代文明的秘钥,也不比道德理想更高明。

明确这一点,是我们道德自信、价值自信的来源所在。

让我们再读一遍江歌案判决书中的这一段:

“本院认为,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司法裁判应当守护社会道德底线,弘扬美德义行,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

让我们守护住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让每个人不必视他人为不可测的危险,让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里都能感受到安全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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