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回来了？

执笔/于海龙

2021年日本第49届众议院大选落下帷幕，自民党获得了意料之外的胜利。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众议院选举促使日本政坛出现新的分化重组，安倍晋三被推举为自民党最大派阀清和政策研究会的会长，使日本国内外惊呼“安倍晋三回来了！”。

时隔一年多时间，安倍晋三再次高调回到公众视野，“细田派”随之过渡到“安倍派”，清和会更是时隔30年再次更名“安倍派”。

清和会作为自民党最大派阀，其派阀领袖的认知将对日本政府的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安倍“回归”，会带来什么影响？

安倍走了吗？

2020年9月再次以“肚子疼”辞去首相职务的安倍晋三后真的“走了”吗？

其实，即便安倍晋三卸任离职，也依然保持着“退而不休”的状态，依然对日本政局产生直接影响，安倍晋三并没有离开日本政界。

安倍晋三保留国会议员身份。在日本政界，在国会能否获得议席是政治家的重要身份标识，而安倍虽辞去首相职务，但仍保留众议院议员身份，从理论上来说，安倍晋三依然以政治家的身份留在政界。

安倍晋三坐拥强大的人脉、出身。日本政界向来重视人脉、出身等因素，“世袭政治”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自民党内的“世袭政治家”更是比比皆是。

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叔外祖父佐藤荣作、父亲安倍晋太郎都是安倍晋三重要的政治资产，这种显赫的家世背景使他能够得到众多实力派政治家的提携。特别是岸信介、安倍晋太郎此前都担任过清和会会长，这使得安倍晋三在清和会内的影响力范围更大。

同时，安倍晋三作为日本宪政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内阁总理大臣，长期的执政使他在政界积攒了大量人脉，日本政界一度出现“党外无党、党内无人”的局面，这种一党独大的政局至今仍存。可见，安倍晋三即便卸任首相，仍能对日本政界保持着影响力。

安倍晋三对政界的影响力从菅义伟政府的内外政策和岸田文雄的当选即可窥见一二。

在自民党内，倘若没有派阀的支持，很难成为自民党总裁，更不用说当选首相。但安倍晋三为保持对政界的影响力，故推选无派阀人员菅义伟为自民党总裁，菅义伟随之成为日本首相。

菅义伟自然投桃报李，明确表示将继承“安倍路线”，菅义伟政府的内政外交也因此被视为没有安倍的安倍政策。当菅义伟政府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力而备受批评时，菅义伟因未能得到安倍晋三的支持而被迫表示不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

在202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前，日本媒体甚至将安倍视为派阀领袖而询问其支持对象。在选举时，虽然因清和会没有统一支持对象，使得安倍晋三支持的极右国会议员高市早苗未能当选自民党总裁，但安倍的支持还是使高市早苗获得清和会半数议员的支持。

其实，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并不能说明派阀在日本失去影响力，岸田文雄的当选与清和会和志公会两派没有统一支持的候选人密切相关，这使得两派议员因采取“自主投票”而分散选票。

特别是在最终选举中，支持高市早苗的议员大多选择支持岸田文雄，这才使得拥有宏池会稳定支持的岸田文雄成功当选为自民党总裁。而且岸田文雄内阁成立后，安倍晋三支持的高市早苗被任命为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保持着对岸田内阁的影响。

可见，即便在安倍晋三“离开”日本政治舞台后，他仍然对日本的政局产生深远影响，日本国内外对他依旧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难怪有日本学者将卸任后的安倍晋三与卸任后的田中角荣做对比。

安倍“回归”的影响

鉴于安倍晋三在菅义伟政府时期对日本政局的影响可知，随着安倍晋三成为清和会会长而宣告“安倍派”的成立，他将以更加“显性”的方式影响日本新政府的内政外交，日本新政府的政策将呈现出更大的“安倍色彩”，这从岸田文雄在年度预算、对外政策等方面率先拜访安倍即可窥见。

随着安倍的“回归”，日本政府的内政外交将受此影响而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第一、在历史问题上更加右倾化。

安倍晋三是典型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奉行修正主义，以此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而实现“国家正常化”。

他在任期间曾多次以公职身份间接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在2013年12月26日时更是直接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行为目的昭然若揭，引发中、韩等国强烈抗议。

此外，安倍晋三还多次对慰安妇问题的强制性、河野谈话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多次否定旧劳工问题的强制性，多次在历史教科书中美化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强化领土教育，安倍政府的历史修正主义使日本与中、韩等国间的关系受到严峻挑战。

安倍晋三卸任后，由于较少顾及日本新政府与中、韩等国的外交关系，其历史修正主义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多次公然直接参拜靖国神社，引发日本国内外和平主义者的大力谴责与反对。

随着安倍晋三当选清和会会长，他的修正主义行为将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日本国会内超党派的“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的人数以及直接参拜靖国神社的国会议员均有增加的可能，这对日本新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政策也将产生直接影响，日本与中、韩等东亚国家间的历史问题矛盾或将持续。

第二、在修宪问题上更加激进化。

修改日本和平宪法是安倍政府的重要政治诉求，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安倍晋三在其任内未能实现修宪目的。

随着安倍晋三当选清和会会长，他将进一步利用派阀势力，团结自民党内保守主义议员加快修改宪法进程，甚至与维新会、国民民主党等保守势力在修宪问题上的合作。

安倍晋三的胞弟岸信夫稳坐防卫大臣之位，积极提高日本安保武器性能、渲染“中国威胁论”，以实际行动进行修宪，必然有安倍晋三在背后的支持与鼓动。

而岸田内阁为维护其政权稳定性、确保明年参议院大选的胜利，需要积极拉拢安倍晋三为首的保守派国会议员、照顾日本国内保守势力诉求、顺应新民族主义情绪的呼声，在未来一段时期，在修宪问题上或将不得不更加右倾化。

如今，岸田内阁将“推进宪法修改本部”改为“推进宪法实现本部”就有考量安倍晋三等修宪势力诉求的因素，日本政府的修宪进程或将加快，日本国内外和平主义势力应提前做好相应准备。

第三、对华政策有更加保守化的风险。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各领域深度相互依赖，但由于受中日结构性矛盾、对华错误认知等因素影响，安倍政府积极宣扬“中国威胁论”，使中日关系面临严峻挑战。

作为曾长期担任外长的岸田文雄，深知平衡外交的重要性，这为岸田内阁积极推进中日关系恢复正常提供重要契机。因此，他在将强化日美联盟的同时，任用曾为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的知华派议员林芳正为外长，向中国释放出积极的信号。

但岸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将不得不受到安倍晋三及其亲信岸信夫、高市早苗等保守势力的影响，安倍政府曾长期渲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论”影响了日本国内的对华错误认知，将对岸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形成严重制约。

安倍晋三为实现其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修改和平宪法的目的，将继续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为其历史修正主义造势，“幕后操纵”的优势更是使他无需太多顾及日本外交实际情况，其政策诉求更多源于自身思想观念。

倘若安倍晋三访问台湾成行的话，将对“台独”势力产生激励作用，对中日关系、日台关系亦将产生深远影响。未来一段时期，日本对华政策有更加保守化的风险。

可见，与其说安倍晋三回来了，不如说安倍晋三始终都没有离开，只不过安倍晋三担任清和会会长的新职务为其发挥政治影响力提供更加便利条件而已。在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或将长期影响着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