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司登,奋斗了十八年才和Burberry一起喝咖啡

有哪个服装品牌,当年你爱搭不理,现在你高攀不起?

好像没有吧?因为大家的收入是螺旋上升的,上学时再土再抠,等工作有了钱,买衣服的品位和价格肯定是往上走的。

而服装品牌,一般都是调性和价格向下的,君不见当年的真维斯、以纯、佐丹奴都沦为地摊货了,谁还能逆袭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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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真有,你看看波司登。

“登峰”系列羽绒服,售价11800元

确认过眼神,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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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服装的品牌和价格成型都是时间积累的产物,所以,波司登敢逆袭到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价格空间,一定有值得探究的深层原因。

不要小看服装工业,它是最没有技术含量,却最需要国运加持的产业。一件羽绒服的背后,是中国的现代工业和三代婴儿潮,在全球化洪流中的跌宕起伏、上下求索和宿命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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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件羽绒服里,你能读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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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研究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时,会发现他们基本都是50后,而且从事的大都是衣食住行的行业。

比如生于1952年开元酒店的陈妙林,生于1954年农夫山泉的钟睒睒,同样生于54年万达集团的王健林,生于1958年恒瑞医药的孙飘扬,生于1956年海天味业的庞康。

同样还有1952年,出生在苏州常熟康博村的高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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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现象后的根本原因,第一是因为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俱兴,从1950到1958年,中国迎来了第一波婴儿潮,每年的出生人数平均高达1500万人。

人口基数大,成才的自然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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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因为我们薄弱的国民经济和工业基础。教员当年说,我们只能造桌椅板凳、茶水茶壶,把麦子磨成粉,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台拖拉机都不能造。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们只能从最简单的基础加工业做起。

高德康就是在这种物质极其匮乏的大环境下,拉着11个农民和8台缝纫机成立了村里的缝纫机组。

不得不说,50后企业家们的大局观和责任感是后无来者的,高德康在文革尚未完全结束的1976年就办这个事情,是冒着身家性命危险的,但解决村民们吃饱穿暖问题的朴素追求和担当意识,压倒了个人的安危荣辱,让那代企业家们能迎难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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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高德康是幸运的,因常熟在长三角核心位置,缝纫机组能接到上海大工厂的订单,代价是他骑着自行车,喝着凉水,啃着干粮,以时速30公里的疯狂速度往返200公里奔波拉货。

真正改变了这个缝纫机组命运的是1992年的邓公南巡,东方风来满眼春,满地都是干事创业的激情氛围,当年11月,这个村办服装企业注册了品牌“波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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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那一代企业家的成长历程,洗脚上田、白手起家,在村办和乡镇企业的手工作坊中敲打出未来的世界500强。

在那个时期,类似波司登这样的村办和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崛起,他们被称为“苏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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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工业之所以考验国运,是因为他需要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广阔的市场,而年富力强的高德康,在世纪之交紧紧地抓住了第二波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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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2到1973,中国的第二代婴儿潮喷涌而出,人口出生率高达3%,10年全国共出生近2.6亿人,在《俞敏洪是条好汉,但终归输给了周期》我们讲过,俞老师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90年代,60后正是30多岁的消费主力军,他们穿着喇叭裤,听着录音机,穿着溜冰鞋,逛着百货商场,和那些只贪图便宜,只需要解决有无问题的父辈们完全不同。

他们要的是牌子、款式、质量,认同的是报纸、电视、广告。

于是深受上海文化熏陶的高德康带着十几位裁缝设计了30多款产品,从颜色、面料、款式、版型、工艺上都力争“洋气”,完成了中国羽绒业第一次从“厚、重、肿”到“轻、薄、美”的升级,而且,他竟然还请了模特来拍摄广告和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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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当年还穿着军大衣和棉袄当御寒衣物的年轻人,绝对是降维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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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而且,他竟然还请了广告公司和咨询机构来做营销策划。

1995年的夏天,波司登带着全新的VIS体系和包装,玩出一把让竞争对手瞠目结舌的营销战略:反季清仓。在大热的夏天卖羽绒服,而且要商场拿出最好的位置和营业员来带货促销。

这是一个把梳子卖给和尚的案例,它的后续手法还包括在央视、机场和飞机上打广告,在黄浦江畔的巨型霓虹灯上放品牌形象——1995年底,波司登成为羽绒服的行业销冠和代名词,成为战略和营销界的一代经典。

就在波司登夺得销冠的那一年,比尔·克林顿连任美国总统成功,他连续地给了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让这个古老的国度全面地进入了全球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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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受惠的就是轻工纺织产品,波司登的产品在美国、俄罗斯等市场接连大卖,成为首个进入瑞士的服装品牌,2002年,更是作为外交礼品赠与俄罗斯、芬兰等多国领导人。

在进入国际市场和国内品牌战略的双重加持下,波司登的产线三班倒都跟不上订单,业绩连年高速增长,2006年,实现年销售收入106亿元,2007年,成功在香港上市。

到今天,波司登的官网上都还挂着畅销全球72国的标语,虽然这种凡尔赛对营销没什么促进作用,但那代表的是一个激情澎湃、热火朝天的年代,是老一代波司登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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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优、部优”,“产品畅销欧美”,是那个年代企业家们念念不忘的潮流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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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界有句俗话说,世界上最浪费时间的事就是给年轻人讲经验,该走的弯路其实一米也少不了,后发追赶的中国企业家一样未能幸免。

2007年的波司登,在连续13年统治着中国羽绒服行业之后,已经“拔剑四顾心茫然”,于是想要跨越羽绒服这个靠天吃饭的品类鸿沟。

适逢2008年的“四万亿”的出台,到处都是浮躁和热钱,波司登也启动了“多品牌化、四季化和国际化”的转型战略,向男装、女装、童装、潮流服饰、股权投资、商业零售、房地产等多个领域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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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波司登的门店数量达到了14432家,还斥巨资3亿元在英国买下一栋楼,吹响了进军海外市场的号角,还在伦敦高调开设了海外高端品牌旗舰店。

不止是波司登,很多浮躁的企业都在四处开花,海信在搞房地产,王健林在买足球和酒店,许老板开始捣鼓粮油和矿泉水,他们都自认为有光明的未来。

然而,2012年前后,已经是1979-1989的第三代婴儿潮的消费期,这代人受益于大学教育的普及和全球化视野的开启,消费观早已与父辈是云泥之别,但波司登因为精力分散而在他们的审美、偏好和产品力上缺乏投入,逐渐沦为中老年品牌,羽绒服的基本盘被Zara等一众国外快时尚抢占。

更关键的是,2013年是中国房地产的顶峰,60后、80后的两代婴儿潮红利消退,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入存量时代,向多元化和全品类要效益,根本就不是服装企业的能力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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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轮地产周期,2013年是顶部)

于是从2013年起,波司登陷入了长达4年的至暗时刻,股价一泻千里,2016年更是跌到了0.14港元,险些变成了仙股。

但50后的优势就在于能够认清现实并敢于自我革命,就在王健林大笔甩卖资产为当年轻狂买单时,波司登也开始收缩、清仓,仅2015年就关掉了5133家门店,回归主业、转型线上,聚焦做好羽绒服,骨折式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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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已经是85和90后当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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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前60-80一代对欧美和国际大牌有着天然的迷信不同,85和90后为主的“Z”世代,对羽绒服早已超脱了保暖、质量、款式、品牌的要求,而是要潮、要时尚、要高端、要考究、要有功能,要有故事。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加拿大鹅,虽然款式和版型并不符合中国人的身材,但加拿大冰天雪地的品牌想象,北极圈科考队和巡夜人员的传奇故事让人欲罢不能,就连马老师,也弄了一个小号的穿着。

呃,其实那是女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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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鹅能干的事情,波司登为何不能干?大王在《中美博弈,本质是石油和锂电的战争》讲过,中国唯二不被别人制约,反而能卡老外脖子的,就是新能源和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专精特新,本来就应该先从最简单的轻工业开始。

对波司登来说,你要工艺是吧?上防水压胶。你要体感是吧?蓬松度800+。你要保暖是吧?充绒量90%。你要面料是吧?航天纳米保温材料。你要科技是吧?北斗定位的RECCO生命探测芯片。

你要时尚是吧?请爱马仕的首席设计师高缇耶,让英国皇室的双胞胎来当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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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故事是吧?欢迎中国登山界的传奇夏伯渝,他遭受截肢、患癌之苦,却从不言败放弃,花费了整整43年并历经五次挑战,在 69 岁高龄之时,圆梦珠峰。

这几十年,是波司登与他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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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至于什么主题巡演、明星秀照、小红书和ins种草,

什么迪士尼联名款、漫威合作款,万茜、肖战、安妮·海瑟薇带货,波司登样样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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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年时间,波司登就撕掉了“土味”标签,仅2018一年,它1800元以上价位段的产品就由4.8%提升至24.1%,件均销售单价大涨68% ,牢牢占住了1000元-5000元之间的市场空间。

2021财年,大鹅实现营收9.05亿加元,折合人民币46.5亿,而波司登则是135.17亿,是大鹅的三倍。

波司登主力价位卖1800元,大鹅主力价位卖10000元,但波司登58.6%的毛利率竟然和大鹅的61.3%不相上下,更以12.61%的净利率,远超只有7.7%的大鹅。

哦对了,加拿大鹅别看叫鹅,其实用的鸭绒,而波司登用的是高端的白鹅绒。

单纯从供应链、成本管控、上下游管理的财务指标上看,波司登从方方面面吊打大鹅,所以资本市场直接给出了正面反馈,波司登的股价已经从2018年底部的0.55港元/股,攀升到如今的5.6港元/股,三年内股价涨幅超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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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是中国强大系统工业集成和统一市场的力挺加持。波司登向人们证明了,中国的企业,只要是想踏实认真的做好事情,就一定做出事情,比如小米、溢达、华为、申洲国际。

而中国的年轻人也证明了,只要是他们想认可和扶持一个品牌,就一定能扶得起来,比如鸿星尔克、蜂花洗发水,波司登羽绒服。

在这种良性循环之下,波司登日益时尚、年轻、锐利,它的天猫官方旗舰店注册会员超476万人,同比增长超过160%。波司登以30岁以下年轻消费者27.4%的占比和总体16.59的营业利润率,和百年品牌巴宝莉并驾齐驱。

就连Burberry的首席设计师,也被波司登请来了设计出了羽绒风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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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2002年波司登进入西欧市场算起,

奋斗了十八年,波司登终于能和Burberry能一起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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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当珠江口的硝烟弥漫,鸦片战争的炮声响起时,当朝的道光皇帝和一干重臣怎么也想不到,英国人不远万里与满清开战,就是为了卖自己的服装和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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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并不复杂,英国的老板要卖自己的睡衣,英国的工人要涨自己的工资,英国的资本家要拉自己的股票,英国的年轻人要追求自己的未来。

服装工业虽不起眼,但却消纳大量的就业并提供丰富的产值,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工业大国的底气。

关于均匀和保暖的追求,是中国人刻入基因的记忆,无论载人火箭再怎么仰望星空,都需要丰衣足食来脚踏实地。

从这个角度上说,波司登就是中国轻工和现代企业的写照,它起源于担当,创立于微末,崛起于那个干事创业的火红年代,高光于那个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

它奋发过、骄傲过、困惑过、迷茫过、辉煌过,困顿过,清醒着、追赶着,最终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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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波司登是奋斗了十八年,才能和Burberry能一起喝咖啡,

那么从1842年的《南京条约》算起,奋斗了一百八十年,中国服装工业终于和大英帝国平起平坐。

抚今忆昔,感慨万千,想必未来老外入籍中国的汉语六级考试,会有一道这样的阅读理解:

过去,你得混成啥样子,才穿波司登?

现在,你得混成啥样子,才穿波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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