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神论史》连载50——欧阳修对天人感应和《河图》事件的质疑

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第十一章 宋元时代的无神论思想

一、欧阳修对天人感应和《河图》事件的质疑

欧阳修不仅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他还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对各种鬼神迷信现象持有清醒头脑的优秀思想家。其重要表现，就是他对天人感应和《河图》事件的质疑。

唐宋时期的散文作家，历来有所谓“八大家”之说。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和苏氏父子三人，即苏洵（老泉）、苏轼（东坡）、苏辙。宋代六人之中，欧阳修是最早的一位，对其他五人几乎都有所帮助。《宋史》载，欧阳修于庆历三年，就已经“知谏院”，十多年后，嘉佑二年，他见到曾巩的文章，很是惊奇：“（欧阳修）见其文，奇之。”（《宋史·曾巩传》）这一年，曾巩考中进士。曾巩和王安石是朋友，王当时默默无闻。“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宋史·王安石传》）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刚到京城，“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宋史·苏洵传》），从此为天下人所知。苏轼参加嘉佑二年的考试：

嘉佑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宋史·苏轼传》）

欧阳修，可说是北宋时代的文坛领袖。他的《醉翁亭记》，至今脍炙人口。

欧阳修还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曾著《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这两部书，都列入二十四史。他对天人感应思想的质疑，就在他编撰史书的过程中。

《新唐书·五行志》的序言中，他指出，依照天人感应理论，如果“政失其道”，就会“三光错行”“阴阳寒暑失节”，自然灾害频发，“民被其害”。历代史书的《五行志》，记的都是这些灾异现象和政治失道的一一对应关系。但是他发现，这种对应关系，往往有“推之不能合者”。于是他发出疑问：“岂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

他说，孔子说过，君子应当畏天，这是正确的。但是从董仲舒以来，那些讲灾异的学者，却把孔子的指示引向荒谬：

（他们）莫不指事以为应，及其难合，则旁引曲取而迁就其说。

其结果呢，即使父子之间，比如刘向和刘歆，说的也自相矛盾。这就说明，这种“指事以为应”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从汉代以来，却无人批判他们。这是令人叹息的。

他认为，孔子作《春秋》，只记了灾异，却不言事应，是态度慎重。因为天道远，难以测知。君子见到天变，知道这是上天的警告，于是就恐惧修省，这是正确的。但是一定要推出是应什么事，这就有符合的，有不符合的。假如不符合，就会使君子懈怠，认为是偶然现象，不再畏惧。所以，董仲舒以来讲灾异的，都是“为曲说以妄臆天”。这样的学说，不可再往下传。

所以他的《新唐书·五行志》，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也就是说，只记载有什么灾害，不再说明是因为什么事。

从这些辩论看来，欧阳修是在维护孔子所说的、正确的天人关系。实际上，他就是在批判自董仲舒以来的天人感应学说。反过来说，他虽然批判自董仲舒以来的天人感应学说，但是他毕竟是个儒者，要他根本否定上天对人行为的关注和反应，是不可能的。从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三人讨论天人关系以来，这是直接批评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第一次发声。

他在《新五代史·司天考》的序言中，继续对天人感应发出质疑。他说：

然则天果与于人乎，果不与于人乎？曰：天，吾不知，质诸圣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此圣人极论天人之际最详而明者也。

其于天地鬼神，以不可知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

在这里，他采取了不可知的态度。而历史上的不可知论，从来都是否定鬼神现象的第一步。

他说，贪心的人多祸，安分的人多福。鬼神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人的祸福是怎么来的。天地鬼神果然“与于人”还是“不与于人”，因为不可知，所以常常是敬而远之。鬼神的道理，其实和人事是一样的。那么，我只要办好我的人事就可以了：

人事者，天意也。《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未有人心悦于下而天意怒于上者，未有人理逆于下而天道顺于上者。”（《新五代史·司天考二》）

这种天意服从人事的主张，是中国古代社会在有神与无神问题上最为清醒的结论。这实际上就是说，那些所谓灾异，是可以不必理会的，我只要做好我自己的事就可以了。

说欧阳修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的态度最为清醒，是因为宋代朝廷上，董仲舒以来的天人感应理论，仍然居于主流地位。庆历七年，就因为春旱罢免了宰相贾昌朝，其他朝臣，都降职一级。并且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董仲舒以来的天人感应理论，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然而欧阳修对待天人关系的态度，开辟了整个宋代对待天人感应问题的新篇章。这个态度就是：灾异是上天对人事的谴告，但不一定是针对某事的谴告。所以遇到灾异，人们，首先和主要是君主，应该全面检讨自己的行为，改正错误。

欧阳修头脑清醒的第二项表现，就是否定《河图》《洛书》的存在。

从汉代以来的《河图》《洛书》，因为所记是“易代之徵”，所以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不只一次发挥过自己的作用。到了宋代，起初与辽国对峙。军事上不能取胜，而且总是稍处劣势。宋真宗觉得屈辱，他希望用一件大事，能够在政治上压制辽国。于是佞臣王钦若劝宋真宗造天书，并且对宋真宗说，你以为历史上那些《河图》《洛书》是真的吗？你造一个天书，只要自己相信，别人也会信以为真。而所谓《河图》《洛书》，就是出自黄河和洛河的天书。宋真宗听信了王钦若的主张，于是造天书，搞封禅，热热闹闹。这些活动，并没有起到震慑辽国的作用，倒是把自己搞得民穷财尽。以致从那时起，儒者们就谈封禅而色变。宋真宗死，有人问天书怎么办？宰相王曾说，天书是先帝的，就让它随先帝去吧。王曾埋葬了天书，也埋葬了古代对天书、包括汉代以来的《河图》《洛书》的信仰。

传统的《河图》事件是如此的荒唐，对于北宋儒者，已经是清清楚楚。然而却有人又造了一些黑白点阵，说这才是《河图》《洛书》。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反对者也不是否定《河图》的存在，只是说，未必是这个样子。在这个问题上，只有欧阳修发出了最清醒的声音。欧阳修著《易童子问》，坚决否认《河图》与八卦的关系：

《河图》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受之而已，复何所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须人力为之，则不足为《河图》也。

因此，所谓“则《河图》画卦”，乃是“曲学之士”的“曲为之说”。他甚至否认《系辞传》是孔子的作品。认为《系辞传》“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其中的“子曰”，并非指孔子，而是古代对老师的一般尊称。

他在《廖氏文集序》中，甚至指责《河图》是“怪妄之尤甚者”：

自孔子没而周衰，接乎战国。秦遂焚书，六经于是中絶。汉兴盖久而后出，其散乱磨灭，既失其传，然后诸儒因得措其异说于其间。如《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者。

在中国古代，这可以说是唯一否认《河图》、《洛书》真实存在的声音。

欧阳修批判董仲舒以来的天人感应理论，主张“天意服从人事”，斥《河图》是“妖妄之尤甚者”，都是中国古代无神论史上的重要事件。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继承欧阳修的，首先是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事件。